第五章 凯沃拉
三四
贝伊德鲁斯，德梅伊梅斯，阿杜莱克斯，梅杜戛因，阿蒂乃，佛菲克斯，乌圭苏斯，加迪克斯，索尔，快同你的鬼魂神灵一起来吧。
《皮卡特里克斯》，斯隆手稿
一三〇五，152
器皿破碎。迪奥塔莱维经常同我们谈起伊萨克·卢里亚的晚期喀巴拉派，塞菲拉的有序连接在其中失去踪迹。他提到造物是神灵吸气与呼气的过程，就如焦急的呼吸或者鼓风机的作用。
“这是上帝的大气喘病。”贝尔勃评论道。
“你试一试从无到有的创造吧。这种事一生中只能有一次。上帝吹塑世界，就如同吹塑一只玻璃酒瓶，他要收缩自己，才能吸足气，然后就发出那十个塞菲拉的光芒四射的嘶嘶声。”
“是嘶嘶声，还是光芒？”
“上帝吹气，就有光。”
“多媒体。”
“但是，要把塞菲拉的光芒收集在能够经受住其亮度的容器里。用于收集凯特尔、贺克玛、比纳的器皿能够经受住它们的光辉，而从赫赛德到叶索德，这些低级塞菲拉的光与气猛地一下发出，由于力道过强，器皿破碎了。光的碎片散布在宇宙，于是就产生了粗糙的物质。”
器皿破碎是一场严重的大灾难，迪奥塔莱维说，没有什么比生活在一个流产的世界更令人担忧的了。这是宇宙空间从产生时就有的缺陷，而知识最渊博的拉比也没能将这一切全部解释清楚。或许在上帝呼气和吐尽空气的时刻，在原始的容器里剩下了几滴油，一种残留物质，reshimu，而此时上帝则同这残留物一起传播。或者在某处的贝壳，qelippot，废墟的原则狡诈地等待着设伏。
“贝壳是一些滑头滑脑的人，”贝尔勃说，“他们是魔鬼般的傅满洲
医生的间谍……那后来呢？”
后来，迪奥塔莱维不慌不忙地解释说，根据“严厉审判”或凯沃拉，人称帕查得或“恐怖”，盲者伊萨克称在这个塞菲拉中“恶”显现，贝壳就真实存在了。
“贝壳就在我们中间。”贝尔勃说。
“你环顾四周。”迪奥塔莱维说。
“但它出来了吗？”
“与其说出来，还不如说回去了，”迪奥塔莱维说，“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回归’中产生出来的。我们的问题是要‘回归’，让亚当复原。然后我们就将万物重新构建在“角色”的平衡结构中，它们的面貌或者形态将取代塞菲拉。灵魂的升华犹如丝带，可以使虔诚的意愿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通向光明之路。世界也是如此，每时每刻都在拼《托拉》中的字母，努力使它摆脱可怕的混乱，寻获自然的形式。”
我现在正在这样做，在茫茫深夜，在这些山丘不自然的寂静中。但在那天晚上，在潜望镜室，我还被贝壳分泌出的黏液所包围，我发现在我周围有难以觉察到的蜗牛被镶嵌在巴黎国立工艺博物馆的水晶器皿中，在无声的冬眠中，同气压计和时钟生锈的齿轮混在一起。我当时想，如果器皿真的破碎了，那第一道裂缝就是在里约热内卢那天晚上举行仪式时形成的，但却是在我返回祖国之后爆裂的。那是缓慢的没有巨响的爆裂，这样，我们大家就都陷入原始粗糙物质的泥沼中，寄生虫在那里自生自长。
我从巴西返回之后，不再知道我究竟是谁了。我已近而立之年。在这个年纪，我的父亲已做了父亲，他知道他是谁，他生活在哪里。
我曾离我的国家太远了，这期间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而我却生活在一个难以置信的世界里，就连意大利的事件传来时都披上了传奇的色彩。在离开另一个半球前不久，当我即将结束在巴西的生活时，我坐飞机飞越了亚马孙森林上空，在福塔莱萨停留时偶然看到了当地的一份报纸。在报纸的头版上，一张照片跃入眼帘，我认识照片中那个人，因为他多年来常在皮拉德酒吧喝白葡萄酒。图片说明称：“啊，杀死莫罗的人。”
自然，正如我回来后所知，莫罗不是他杀害的。他面前假如有一把上了膛的手枪，为了查验一下是否能用，他会把它对准自己的耳朵射击。当刑事侦查队冲入房间时，他只不过正好在场。有人在那间房间的床下藏了三把手枪和两包炸药。他当时躺在床上出神，因为那是一九六八年劫后余生的一伙人为了满足肉欲集体租用的单人房中唯一的家具。要不是只有一张智利民谣乐团印蒂伊利曼尼的海报作为唯一装饰，简直像是单身汉小公寓了。租住人之一同一个武装集团有染，而其他人则不知道他们不知不觉中资助了一个罪犯的藏身之地。就这样，他们全都进了监狱，过了一年牢狱生活。
我对意大利近年来的事知之甚少。我离开时，它正处在重大变革的边缘，我几乎感到有愧，因为在“清账”的时刻我逃走了。我离开时，能从一个人说话的口气、玩弄的词句、引用的经典中辨认出他的意识形态。但当我回国后，就再也弄不清谁和谁是一伙了。人们不再谈论革命，人们引述‘欲望’，有的人自称左派，却常提起尼采和塞利纳；右派的杂志在为第三世界的革命欢呼。
我又去了皮拉德，但我感到好像是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似的。台球桌依然在，多少还是原先常来的那些画家，但年轻人的群体不同了。我得知老主顾中有一些人现在开设了先验沉思学校和素食餐厅。我打听有没有人开设翁邦达大篷。没有，也许我太前卫了，我重树权威。
为了满足老顾客的爱好，皮拉德仍然陈放着老式的电动弹子机，现在看起来像从美国波普艺术运动先驱利希滕斯坦那里抄来的样式，古董商批量购买的那种。有些更年轻的人聚集在弹子机旁一字排开的有荧光屏的机器那里。荧光屏上面飞翔着用螺栓相连的成群结队的隼，来自外太空的神风突击队队员，或者东蹦西跳、发出日语腹语的青蛙。皮拉德现在闪耀着阴沉的光芒，或许“红色旅”的信差也曾在“太空堡垒”游戏的荧光屏前逗留过，他们的使命就是招兵买马。当然他们理应放弃电动弹子球，因为腰间挂着手枪的人是无法玩的。
当我沿着贝尔勃的视线望去时，意识到他正盯着洛伦扎·佩雷格里尼。我模糊地明白了贝尔勃十分清醒地了解的一切，也就是我在他的阿布拉菲亚文档中所找到的东西。洛伦扎没有被指名，但显然同她有关；只有她以那种方式玩弹子球。
电动弹子球．doc
玩弹子球不仅要用双手，而且还要耻骨加以配合。玩的时候，重点不是在于球被吞进入口之前让它停住，也不是像右后卫发威那样将球踢向中场，而是要迫使它在上方缓慢地移动，那里闪光标的云集，弹子球从一处跳到另一处，毫无方向地游荡其间，但都是根据你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不要生硬地去弹球，而是要以一种弹子球觉察不到的温柔动作将振动传至外箱，这样机器就不会发出中止信号。你只能用耻骨去做，而且要用臀部的动作使耻骨摩擦机器，总是要克制住性高潮的到来。除了耻骨以外，如果臀部自然地摆动，臀肌就会以优美的姿态向前冲击，当冲力传到耻骨时，它已经减弱了，就如同在顺势疗法中一样：溶液摇晃得越厉害，药就越快溶化在水中，你再一点一点加水直至完全溶化，药效就更为明显。同样，一种微量的脉冲从耻骨传到弹子机的外箱，弹子机就会没有任何脾气地听从你的指挥，弹球就会逆自然、逆惯性、逆重力、逆动力规律、逆建造者欲使其瞬间即逝的那种机巧而动，机器就会面对动势处于迷惘状态，就可以玩得十分开心、忘却时间。但这需要女性的耻骨来完成，它在髂骨和机器之间不会有海绵体，不会有可勃起之物，只有皮肤、神经和骨骼，这些东西被牛仔裤包裹着，一种升华了的情爱，一种狡黠的性冷淡，一种对对方的敏感的无私适应，一种煽动欲望的兴趣，却并不过分为自己的欲望所煎熬：亚马孙女战士会使电动弹子球疯狂，因为随后会将它抛弃而获得提前的享受。
我认为当贝尔勃发现洛伦扎·佩雷格里尼能够使他得到难以企及的幸福时，他在那一刻爱上了她，但我认为他正是通过她开始发现自动机械宇宙的色情特征，机器就是宇宙体的隐喻，而机械游戏就如同护身符的召唤。他已经为阿布拉菲亚所迷，也许已进入到赫耳墨斯计划中去了。自然，他已经看到过傅科摆。洛伦扎·佩雷格里尼，我不知道她哪里短路了，竟向他许诺难以企及的幸福。
在最初的一些时日里，重新适应皮拉德的环境使我感到很吃力。逐渐地，不是每晚，在陌生的人群中，我重新找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劫后余生者的面孔，尽管由于我想弄清这些人的底细，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有的人是广告公司的撰稿人，有的人做税务咨询，有的人出售分期付款的书籍——以前他推销“切”的作品，现在卖有关草药、佛教和占星学方面的书籍。我这次重新见到他们时，看到有些人已长出几缕白发，说话也有点口齿不清了，手里还是拿着一杯威士忌，我感到还是十年前的“宝贝牌”，他们慢慢地品尝着，六个月才喝上一滴。
“你现在做什么，为什么你不在我们中间露面了？”其中一位问我。
“现在你们是什么人呀？”
他看着我，好像我离开这里有一百年了：“你去了市文化局，不是吗？”
我错过了太多的俏皮话。
我决定给自己创造一份工作。我觉察到我知道很多事，它们相互并不关联，但我去两到三次图书馆花上几个小时就能把它们串联起来。我求学写论文时需要有理论支撑，但苦于找不到这种理论。现在只要有知识就够了，所有人都渴望那些知识，而且最好是非现时的知识。还有大学，我回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位子可以安置我。教室里很安静，大学生像幽灵般在走廊里游荡，相互借阅草草写就的参考书目。我会编写很像样的参考书目。
有一天，一个临届毕业生把我当成了讲师（现在的教师同学生的年龄不相上下，反之亦然），他问我在一门关于经济周期性危机的课程中谈到的钱多斯勋爵写了什么。我告诉他，他是霍夫曼斯塔尔笔下的人物，不是经济学家。
那天晚上，我出席了老朋友的聚会，并认出了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人。他是在那家出版社不再出版发行法国通敌派的小说、而转向阿尔巴尼亚的政治书籍之后进入该出版社的。我发现他们仍在出版政治类书籍，但是在政府允许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们并未忽视好的哲学书，古典的那类，他补充说。
“那么，照这样说，”他对我说，“你作为哲学家……”
“谢谢，可惜我不是。”
“得了吧，你对你那个年代的事完全了解。今天，我正在审读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译著，遇到了一段引文，是由坎特伯雷的安塞姆写的。他是谁？我在《作家辞典》里也没有找到此人。”我告诉他，那是奥斯塔的安塞姆，只有英国人才那样叫他，因为英国人总是想与众不同。
我灵光一闪：我有了一个职业。我决定创立一家文化信息公司。
这好比知识的侦探。与其在酒吧和妓院里瞎混，还不如到书店、图书馆、大学研究机构的走廊里去。然后，在我自己的办公室里，腿跷到桌子上，手里拿着一纸杯威士忌，那是由街角杂货店的人装在纸袋中送上来的。接起一个电话：“我正在翻译一本书，遇到了某个——或某些——莫托卡莱明。我无法解决这一难题。”
你不知道，没关系，你要求给两天时间。你到图书馆翻阅图书卡片，在咨询公司给某人递一支卷烟，就能收集到线索。晚上，你邀请伊斯兰学者的助手去酒吧喝一两杯啤酒，那个人就会放松警觉，他一文不要就给你提供你想得到的信息。然后，你打电话给客户。“好吧，莫托卡莱明指阿维森纳时代的激进穆斯林神学家。据他们说，世界，怎么说呢，曾经是一种充满意外事件的尘埃，它凝结成形只是因为神的意志支配的一种瞬间的暂时行为所致。只要神一不留意，整个世界就会分崩离析，变成毫无意义的原子的纯混乱状况。这样的解释可以了吧？我为此工作了三天，接下来就交给您了。”
我幸运地在郊区的一幢旧楼里找到了带厨房的两居室。那原本是一家工厂，在楼房的一侧是办公室。改建后的套房都朝向一个长走廊：我的住所位于一家房地产公司和一家动物标本制作室中间（A·萨隆——动物标本制造师）。好像置身于三十年代美国的摩天大楼里，只要有一扇玻璃门，我就会感到像马洛那样神气。我在另一间房中放了一张沙发床，把办公室设在进门的那个房间。在两个书架上放了世界地图、百科全书，以及我逐渐收集的图书目录。一开始，我要违背良知，为失望无助的学生撰写论文。那并不难，只要抄袭前十年的东西就够了。另外，出版界的朋友寄来一些稿件和外文书让我审读，当然都是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有一点微薄的报酬。
但是我积累了经验和知识，我什么也不丢弃。我把一切都编写成卡片。我没有考虑将这些卡片存在电脑里（电脑在那时才刚刚进入商业使用，贝尔勃可谓使用电脑的先驱）。我编卡都是用手工，但我用软厚纸制成小卡片，创造了一种交叉索引的记忆方法。康德……星云……拉普拉斯，康德……柯尼斯堡……柯尼斯堡七桥问题……地志学定理，有点像那种挑战你通过五样东西从香肠联想到柏拉图的游戏。让我们看一下：香肠——猪——鬃毛——毛刷笔——矫饰主义——理念——柏拉图。很容易。就连写得一团糟的手稿也能像连环信那样让我弄出二十张卡片来。我很严格，同谍报人员遵循一样的标准：信息没有好坏之分，只要把一切都编成卡片，然后去寻求它们之间的关联。关联总是存在的，只要愿意去寻找就够了。
经过两年的工作，我对自己感到满意。我很开心。在这期间我遇到了莉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