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贵犯法，不与庶民同罪

——八议、官当与中国古代的特权法

东晋成帝时，卢陵太守羊聃脾气暴戾，为非作歹，滥施刑杀。在简良一案中，他徇私枉法，冤杀达180人之多。有官员向成帝上奏，称其罪当处死，但由于景献帝皇后是羊聃的祖姑，最后羊聃竟然免于一死。

南朝陈代时，建宁郡有个县令程滔犯了贪赃罪，本来被判处徒刑三年，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他以头上的乌纱抵掉了两年，又用金钱赎掉了剩下的一年，居然完全不用服刑。

类似的故事人们在历史书和戏剧中可能已经屡见不鲜，见怪不怪了。人们会认为，古代的官贵犯法，总能得到特别的优待，因为古代并不是一个依法办事的社会，宽宥和免除刑罚都是很随意的。但是，“官贵犯法，不与庶民同罪”，在中国古代其实是有法律依据的，这就是所谓的“八议”和“官当”。

蕴含“刑不上大夫”原则于其中的“八议”和“官当”制度都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如果说“准五服以制罪”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法特征，那么“八议”和“官当”则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特权法的性质。

▲古代审判

“八议”是封建贵族官僚中的八种人犯罪后，享有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制度。具体包括：一、议亲，指皇亲国戚；二、议故，指皇帝的亲密故旧；三、议贤，指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人，如其言行可供人效仿的贤人君子；四、议能，指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的人；五、议功，指为封建王朝建立过卓著功勋的人；六、议贵，指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以及有一定等级爵位的人；七、议勤，指为封建国家勤劳服务的人，如日夜操劳、恪守职责的将军；八、议宾，指前朝国君的后裔被尊为国宾的。上述八种特殊人物犯罪，司法官员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将他的犯罪情况和特殊身份报到朝廷，由负责的官员集体审议，提出意见，报请皇帝裁决，给予宽宥处理。一般情况下死刑均能免除，其他的刑罚则可以降等处理。

“八议”入律，始于曹魏的《新律》。同晋律一样，《新律》的编修者陈群、刘邵等也是当时的名儒。陈群出于颍川世家，自幼受儒家学说的教育，精通经典，主张崇德布化，其奏疏中动辄引用《周礼》《诗经》。刘邵长期执经讲学，对礼乐经典也有精湛研究。《新律》在他们的编纂下，吸收了不少儒家学说的内容，关于“八议”的规定就是儒家化最明显的标志。自《新律》确立“八议”制度后，隋唐又加以进一步完善，以后各朝都相沿不改。

“官当”，就是以官阶来抵当部分或全部刑罚的制度。也就是说，在封建制度下，有罪的官僚们可以用他们担任的官职作为交换条件，逃避或者减轻法律对自己的惩罚。“官当”作为一种制度最先出现在《晋律》当中，《晋律》规定免除官职可以折抵三年的徒刑。此后南朝时的《陈律》正式出现了“官当”之名，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意思就是说，官僚们如果被判四年或五年刑，可以用官阶抵当两年，其余的刑期还得服满；如果被判三年，可以用官阶抵当两年，余下的一年就可以用金钱来赎了。这正是被判了三年徒刑的程滔可以连一天刑都不用服的原因。但是《陈律》在规定以官抵罪时并没有区分官品的高下，后世的隋、唐、宋弥补了这一缺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明清时君主专制，皇权空前膨胀，法律不再有“官当”的规定，但官贵们犯罪实际上仍能享有各种优待。

“八议”和“官当”的出现，使对贵族官吏的犯罪处罚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以致使犯罪者完全逍遥法外，而这一切均是在合法的旗号下进行的，是封建特权法的典型反映。中国古代的法律是特权法，意味着其内容贯穿着不平等的精神和原则，按照人的不同身份、不同社会等级来确定其相应的法律地位。这是宗法等级社会的必然产物。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宗法关系为维系纽带的，各项制度的设计与运作都基于宗法观念而产生。而传统宗法观念的核心，即是认为社会成员有高低贵贱的等级区别，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每一等级的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不能逾越。这就是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来源。按照宗法等级制的要求，作为社会最上层的贵族和官僚，当然应该享有一定范围的、高于其他人的、专属于他们这一阶层的权利。礼的等差性和法的公平性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特权法这样一个怪胎。

封建特权法的出现，也是君主为了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君主的统治要能够维系下去，必须依赖一个服从与效忠他的贵族官僚集团，因此君主必须要采取一些笼络的手段，给予一定的优惠。将官贵们的特权用法的形式明文确定下来，无疑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