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汉租天下最轻

夜读《齐东野语》，看到“汉租最轻”篇，颇多感触。

自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民几不聊生。余尝夷考，在昔独两汉为最轻，非惟后世不可及，虽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二年、十二年，至十三年，乃尽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是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1]

周密（1232—1298）是宋末元初的著名词人，也是记录野史的爱好者，是个有心人，他的著作包括《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人常说高手在民间，此言不虚，野史虽是野史，但是大多数是上乘之作，不仅补正史之不足，而且会让历史立体起来。

周密感叹从秦汉到两宋，汉代的税赋是最轻的。其实，不只是到两宋，整个封建时代，没有比汉代更轻的税赋了。汉代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个王朝，说它开天辟地，一点也不为过，中国几千年的经济政策，版图格局，甚至文化基因，都在汉代定了型，其后的唐宋不过是它的“升级版”而已。

宋朝诗人冯必大有诗云：“亭长何曾识帝王，入关便解约三章。只消一勺清冷水，冷却秦锅百沸汤。”[2]这是表扬汉高祖刘邦，一个小小的科长几曾知道帝王之道呢？可是他却知道入了函谷关后在咸阳约法三章，眼看秦末乱世，无法收拾，他用一瓢冷水就解决问题了。这瓢冷水是什么？于民休息，轻徭薄赋。

有表扬刘邦的，自然就有批评项羽的，谁让他们俩导演了“楚汉争霸”呢？宋代诗人钱舜选有诗云：“项羽天资自不仁，那堪亚父作谋臣。鸿门若遂樽前计，又一商君又一秦。”[3]啥意思？项羽只不过是另一个秦始皇而已，他要是上了台，只不过是秦朝的翻版而已，他是秦王，范增则是另一个商鞅。言外之意，人民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陈胜、吴广还会揭竿造反，反正换汤不换药。中国的儒生好生厉害，眼光够犀利。

周密在文中提到了“井田制”，说到底是一种早期的粗糙的“共产主义”，大锅饭，生产力比较低下，全靠人力。先秦典籍《穀梁传·宣公十五年》里记述道：“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土地国有，庶民耕种，先耕完公田，再耕私田，有点像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这种制度后来实行不下去了，逐渐被废止，原因很简单，因为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的变化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生产效率的提升冲破了既有的制度藩篱。反观我们时下的土地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已经大大解放了人力，还需要一家一户的小规模耕种模式吗？

商鞅变法后，土地完全变为了私有，国家机器如何运作？万里长城如何修起来？这就需要征税。征税多少算是合适呢？这可是一个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几千年来，靠天吃饭，民以食为天。税赋过重，则民不聊生，甚至揭竿而起，税赋过轻，则国家机器羸弱，不足以支持维持国家独立的国防力量和日常运行的官僚体系，这是一个两难的命题。高明的执政者无他，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昏庸的执政者也无他，寅吃卯粮，无所作为。

汉高祖刘邦和他儿子汉惠帝刘盈治下的税率只有1/15，即6.7%，到汉文帝时，税负减半，变成了1/30，3.3%，其中还有三个年头完全免税，到他的儿子汉景帝，继续遵照执行。东汉光武帝说：执行低税率是我们汉家的祖制啊！看来“文景之治”绝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完全是一个减税政策催生出来的盛世，正是基于休养生息和轻徭薄赋的国策，在秦末战乱中遭受大破坏的生产力才很快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以武帝南征北伐，东巡西幸，奢靡无度，大司农告竭。当时言利者析秋毫，至于卖爵、更币、算车船、租六畜、告缗、均输、盐铁、榷酤，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遗。独于田租，不敢增益。

虽至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灾害，吏趣其租，于定国以是报罢；用度不足，奏请增赋，翟方进以是受责。重之以灾伤免租（始元二，本始三，建始元、元康二，初元元，鸿嘉四）。初郡无税（《食货志》），行军劳苦者给复（高二年），陂、湖、园、池假贫民者勿租赋（初元元年）。又至于即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文帝三。武帝元封元、四、五年，永始四，天汉三，宣帝神爵元，元帝初元四），民资不满三万免（平帝元始二年）。而逋租之民，又时贷焉，何与民之多耶！此三代而下，享国所以独久者，盖有以也。[4]

汉代之所以成为中国第一个自夏商周以来延续两百多年的王朝，低税负是其主因之一。不仅税负低，一遇到灾荒，还予以减免，每逢皇帝登基，或遇到祥瑞之事，通通赦免，竟然还有国家贷款制度资助那些欠租的农民，我大汉焉能不兴盛起来？

但是，国家不能总基于低税赋，如此何以厉兵秣马，抵御外侮？如此何以兴修水利，治理河流？如此何以赈济灾民，扶危济困？如此何以给官员阶层发工资，发奖金？汉武帝之前，汉匈战争基本上是以汉王朝败北为结局，汉王朝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到了汉武帝，不想再忍了，但是打仗是要花银子的，不能增加税赋，银子从何而来？

汉武帝有两位理财高手，一位是桑弘羊，给汉武帝出了主意——盐铁专卖和算缗，一位是张汤，给汉武帝也出了主意——告缗。

人不可一日无盐，耕田也须臾离不开铁，此两进项被国家专营，生意当然好了，汉武帝捞了一把，可以去西域买汗血宝马了。

桑弘羊的经济新政不仅于此，他还推出均输、平准的政策，国家变为商人，参与大宗货物的交易，贱买贵卖，调剂余缺，不仅可以平抑物价，同时还增加了财政收入。他还收回了铸币权，统一币制，帝国的经济运行效率大大提高，后来他还推出捐官、酒类专营的法子，为汉武帝又挣了不少银子。

要说更天才的经济政策，非算缗和告缗莫属了。何谓算缗和告缗？缗在汉代是穿铜钱用的绳子，一缗是一千文。这个政策说得通俗点，算缗就是商人自行报税，告缗是对隐匿不报者重罚，并鼓励检举揭发，凡揭发属实者重赏。都说“无商不奸”，谁愿意心甘情愿给国家交税啊！结果，正常的报税和罚没又给汉武帝大赚了一笔，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提高农业税的基础上实现的，看来汉武帝是以重农轻商的宏观调控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有了这些银子，其后，大汉骑兵在卫青和霍去病的率领下横扫大漠，所向披靡，汉匈战争的天平倒向了汉朝这一端，攻守之势易也。

当然，知识分子会批评汉武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奢靡无度、封禅、巡游、赏赐、败家子等等，但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既要北击匈奴，保家卫国，又要与民休息，不增加田赋，不打你们商人的主意，你说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不过，汉武帝同志铺张浪费，不遵守“八项规定”，理当受到批评。难能可贵的是汉武帝同志很有自知之明，也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征和四年（前89）下罪己诏，历数自己的不当之处，史家称之为“轮台诏”，连司马光也赞他能知错就改，所以汉朝没有重蹈秦始皇的覆辙。

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5]

这一段话，《汉书》里并没有，是司马光同志的《资治通鉴》里的，估计是为了教训当时的圣上吧！

当然对于桑弘羊，当时还有更“学术”的批评，就是指责朝廷“与民争利”，为此还举办了一次专门的会议，后人把它叫作“盐铁会议”。不过，《汉书》里对它的记载只有一句话：

（汉昭帝六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6]

这里的“贤良”和“文学”都是汉昭帝提议让大臣推荐的能人，算是智囊吧，汉朝时还没有科举制度，不过皇帝开始有了秘书。

（汉昭帝五年）诏曰：“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诵《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7]

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只是废除了酒类专卖（榷酤），其他“涛声依旧”。

桑弘羊是地球上奉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千古第一人，其后的漫长的历史中，举凡要富国强兵的变法多循桑弘羊的路径，王安石也罢，张居正也罢，亚当·斯密也罢，凯恩斯也罢，要说有所不同只是版本差异而已，时下的经济政策说到底也不过是桑弘羊的3.0或4.0版吧。看看时下的经济学家吵得甚嚣尘上的“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这“盐铁会议”看来开了近两千年还没有开完啊！

可惜，《史记》和《汉书》里竟都没有给桑弘羊同志列传，不公平啊！猴王有个建议，中国应该设立一个桑弘羊经济学奖，诺贝尔算什么？一个卖炸药的何以能言经济？桑弘羊才实至名归。

重农？重商？重工业？重互联网？重某某某？到哪个山头就唱哪首山歌，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和放之四海皆准的税赋政策，变化之妙，存乎一心。

注释：

[1][4]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一。

[2]南宋·冯必大《咏史》。

[3]南宋·钱舜选《项羽》。

[5]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

[6][7]东汉·班固《汉书》，卷七，昭帝纪第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