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极权主义的诸种起源(2)

在19世纪，种族主义也从个人甚至社会的偏见演变成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要求掌握解开世界历史的万能钥匙。在这个意义上，种族主义是历史决定论在末世论意义上的对应物，因为两者都宣称拥有对历史进程的最终解释。种族主义在赞美其部落的种族优势时，又引证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论化论据。因为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达尔文的生物学在知识界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他魔幻般的术语——自然选择、遗传、为生存斗争、适者生存——先入为主地控制了公共话题。潮水般的印刷品热衷于种族特性、种族行为和种族孕育，从而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种族话题沦落到科学动物饲养的水平。杰弗里·菲尔德在研究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他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福音传道者——的时候，捕捉到了这一强烈的种族意识时代的情绪，他写道：“许多研究者，抓住复杂的测径器、测骨器、测肺活量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学测量而非解剖的仪器，在荒郊野外四处搜寻，称头颅的重量，检查各种骨骼，给头发和眼睛的颜色、皮肤的色素逐一分级，测量鼻子、耳朵、头和其他身体结构的特性。从积累的资料中，制造出大量种族分类学的数据。”

借助达尔文的发现，公众要求知道谁是最适合生存的，为什么是最适合生存的。始终如一的种族优越论者们一下就得出了草率的结论：皮肤的颜色是生物优越性，因此也是社会优越性的决定因素。因此，需要详尽地阐述什么是最强的民族（最适合生存的民族）和最弱的民族（最不适合生存的民族）的种族特性，并依靠比较人类学或生理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哪些特性促进了生存，哪些没有。普遍的共识是：为了生存，竞争、勇敢、无畏和其他自信的特性被制造出来；同时，虚弱、妥协、和平主义、利他主义等一些被动的特性，则是社会生物学意义上所不希望的。

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是达尔文的表弟，他是这种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开拓先锋。他确信，在塑造人的个性方面，遗传比环境重要得多，并且他呼吁国家一致努力去控制遗传。他相信，依靠合适的优生方法，孕育优等的人种应该是可能的。这就是鼓励最适合生存的人生育，同时鼓励虚弱的、缺乏竞争力的、有病的人不要生育，必要时可采取绝育手术。高尔顿的好友卡尔·皮尔森把国家描述成一个人的肌体，他警告说：除非国家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否则它就无法在为生存的斗争中存活下来。因此，阶级的冲突完全是在制造分裂，必须有力地连根拔除。皮尔森相信最好的同质整体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其中，每一个个体都为公共的利益与其他的人合作，而不考虑地位或等级。皮尔森视社会主义为国家强大的本能，他对国家的讴歌使他赢得了“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头衔。在对种族特性和种族改良的痴迷上，高尔顿和皮尔森不是孤立的。一大群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及相类似的行为科学家忙于给种族分类定级，详尽地描述种族的形态，对白种人的未来发表有分量的断言。有一组社会心理学家，包括古斯塔夫·勒庞（著名的大众心理分析家）、瓦谢·德·拉普热、安德斯·雷丘斯和一大群轻量级的理论家，以一些种族的特性为基础，从事着对种族的分类定级。

对于所有这些种族理论家来说，种族主义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家是阿蒂尔·德·戈比诺和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戈比诺是一位法国的伯爵，经常被视为19世纪白种人或雅利安人优越论的鼻祖，他的四卷本著作《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4）同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一道被认为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著作。这位伯爵的文章经常被引用，但很少得到理解，它代表着一种企图用种族的观念解释文明兴衰的大胆尝试。正如马克思突出了经济的因素，把它作为任何社会的基础结构一样，戈比诺聚焦于种族的特性，把它作为历史事件主要的决定因素。作为一个学术上有坚定的保守主义甚至反动倾向的人，他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不满足于安逸的生活，渴望着更为令人激动的、英雄时代的复活。然而，他绝不是急切和冲动的反动分子，而是一个深深困扰于文化之中的保守主义分子。他留下了经过精雕细琢、涉及面甚广、多达四十卷的著作，其中包括政治论文、小说、游记、东方研究及书信。另外，他是一个四处旅行的人，一个谈笑风生的交谈者，一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在1849年当过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秘书，被委任前往瑞士、德国、波斯、希腊、纽芬兰、巴西和瑞典从事各种各样的外交工作。

尽管有着周游世界的经验，但是，戈比诺不仅具有强烈的种族偏见，而且通过理论化把它们纳入到广阔的历史哲学当中。他把人类种族划分为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并将特殊的种族类型与它们联系起来。例如，白种人展示了人类种族最高贵的性质，其中包括领导能力、体力、优越感，相对而言，黄种人或黑种人体现了生育力和对世俗享受的沉迷。十分奇怪的是，戈比诺确信：伟大的文明要求种族的混居，因为每一个种族在人类的某一个成就领域都占据了先天的优越性。同时，伟大的文明需要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提供智慧上的领导。他相信，法国人过去曾经受到过雅利安—北欧德国人的贵族统治，但是现在已经被低等的血液——高卢人、犹太人和拉丁人——弄得退化不纯了。他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哀悼，即黑种人和黄种人已经用他们的“黑血”污染了整个地中海盆地，法国人承受着某种程度上可能无法挽回的文明的衰落。

戈比诺的种族理论得到了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成功推广。事实上，这两个人在发现了他们共同的美学观念之后，立刻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拜罗伊特市的瓦格纳圈子里，戈比诺的种族信条得到了富有热情的推广。路德维希·舍曼将戈比诺的著作翻译成德文，1894年，他又在弗赖堡建立了戈比诺协会。1899年，休斯敦·斯图尔特这位亲德派把戈比诺作为他思想体系的基石，把种族主义甚至提升到更高的地位。

张伯伦（1855—1927）是一位英国移民，一位富裕的、贵族世家的后裔。他的家族里有大英帝国的学者、探险者和军人。他是雅利安人至上论和德国人种族中心论的主要先驱者之一。他着迷于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和生活的审美哲学。他定居在德国，娶了瓦格纳的一个女儿为妻，并成为激进的德意志主义和狂热的反现代主义的焦点人物。张伯伦属于知识分子阶层，认为自己在城市工业运动及其平等主义原则的冲击下失去了根基。像尼采一样，他是一个孤独的漫游者和有审美能力的花花公子，直到最终发现其真正的使命，他才让自己不再沉浸在往日的文化遗产当中。这一使命就是传播雅利安人优越性的信念。作为瓦格纳小圈子里的成员，他参与了瓦格纳再造德国的艺术和伟业的梦想，他庞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尽管经常是不成熟和浅薄的，但却直接散布了德国的信念，并在其《19世纪的基础》一书中登峰造极。这一散漫的、具有高度直觉力的、印象主义风格的著作是以真正直觉的方式，并夹杂着许多虚幻的观点创作的。它本来打算叙述从古代到1800年欧洲的文化史。实际上，这本书的学术外观，仅仅代表着种族主义对文化的宽泛解释和对德国文化专门解释的框架。这本书展示了一个正在出现的文学体裁，它由一些假冒严格的学院派学术专著的文章构成，实际上将它看作通俗的辩护更为适宜。这类图书的目的不是用一些学术术语使读者望而生厌，而是通过对往昔带有高度党派色彩的记录，激励读者去参与行动。

张伯伦作品的显著特点是对历史的种族主义解释。为了解释塑造19世纪的主要力量，张伯伦突出了希腊艺术和哲学、罗马的行政管理和法学、基督教的启示、犹太人毁灭性的力量、雅利安种族救世的使命。整部作品的主题是确定种族是文化伟大的最终决定性因素，雅利安种族一直代表着受到堕落威胁的社会中的再生性因素；相反，诸如斯拉夫人、犹太人等劣等血液类型的存在始终标志着社会具有威胁性的堕落。

张伯伦相信，在西方文化史当中，所有伟大的东西必须归于条顿民族的贡献，同时一切卑贱的、渺小的、堕落的东西都是犹太人的制作品。假如条顿人是文化的创造者，那么，犹太人就是文化的毁灭者。一旦犹太人在任何运动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它富有生气的力量就会受到破坏。基督教就是一个最好的事例，因为它具有罗马两面神一样的相貌——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雅利安人。它的雅利安人的面貌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神学意义，同时，其犹太人的面貌则带有恪守法律和仪式的强烈色彩。因此，基督教中最好的东西——原始的活力和天真的信仰——被犹太人扭曲了。他们建立了一种强调原罪、罪恶和惩罚，而不是拯救、爱和神恩的褊狭信条。在这些沉思的过程中，张伯伦又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鉴于耶稣英雄般的性质，他不可能真的是犹太人。张伯伦这本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销售了十万册，各种各样的泛德国团体狂热地支持着他的信仰。这本书被译成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并引发了风暴般的争论。因为张伯伦是在具有影响力的圈子里活动，甚至德国皇帝也成了他的朋友，因此他的思想受到对传播种族信条极感兴趣的民众的认可。张伯伦自己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意识形态的战士，他宣扬德国事业的优越性。在20世纪20年代，他积极支持着纳粹主义，并自认为是纳粹运动中的一员。1927年，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这位种族主义哲学家把张伯伦的这本书称为“奋斗之书”，是照亮纳粹党走向胜利之路的灯塔。

在19世纪晚期，种族主义与其他几种不稳定的思潮相互促进。事实上，1890至1914年是欧洲意识中充满窘迫和不和谐的时期。在反对正规的、古典的、理性的思维模式当中，一种决定性的反动力量被建立起来，这种反动力量深刻地动摇了西方文化的平衡。理性至上曾经是启蒙运动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标志，但却面临着富于思考的作家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些作家强调意志、非理性、主观性、直觉或者无意识在人类生活中的支配作用。历史学家们将这些知识的重新定位称为“生机论”、“非理性主义”、“新浪漫主义”，或者简称为“新神秘主义”，这些标签是富有联想性的，但是也会引起误导。对理性的反叛主要指向工业文明的精神，它涉及到对城市状态、技术理性及小资产阶级生活普遍的驯服、冷漠、乏味的规则的深刻不满。依靠某种直觉上的理由，一些古老的模式一下会聚起来，它们来自各种各样的文学和哲学的季刊，开始挑战一些不证自明的假设，其中涉及到人类存在的理性，以及通过科学、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达到的社会秩序的完满。

许多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强烈地反对技术的非人性化、资本主义的贪婪、低级政治的危险，以及审美趣味的堕落，他们采取了深远的反民主、精英主义的姿态，这一姿态只是进一步促使他们远离现代性的各种力量。因此，所谓的“文化绝望的政治”极大地强化了欧洲社会的集权主义模式。人们记忆犹新的是，现代极权主义的政治背景是一种强烈的集权传统的存在，以及在欧洲许多地方非代议制的政府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极权主义在意大利、德国、俄罗斯，以及集权习惯依然根深蒂固的东中部欧洲成功的原因。甚至在现代的民主社会中，集权的方式也从来没有完全缺失，因为所有的欧洲社会都是从长期封建的、君主的和精英主义的背景下演进而来的。在社会经济经历重大压力的时代，许多欧洲社会倾向于回到集权的方式之中。它们对民主的方式极不耐烦，因为这种方式极为麻烦又缺乏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