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最艰难处显奇才(3)

五十二师、五十九师的先后被歼，打乱了陈诚的预定作战计划。他不得已将原有的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其中吴奇伟指挥三个师为前纵队，罗卓英指挥三个师为后纵队，前后两纵队以重叠行军的方式继续南进，以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

3月16日，刘伯承接到了相应的侦察报告。他在和朱德、周恩来商议后认为，如果能使敌人的前后纵队拉大距离，红军就可以再次集中主力歼其一部。

一支红军部队奉命伪装成主力，对前纵队加以引诱。陈诚果然中计，他不仅命令前纵队加速推进，还将后纵队的一个师临时调拨给了前纵队。

3月20日夜，根据曾希圣送来的敌情报告，朱德、刘伯承在指挥部里对新一轮作战方案进行商讨。刘伯承手拿放大镜，对着铺在桌上的地图看过来看过去，同时手指不停地在地图上量着距离。

从地图上看，诱敌计划是成功的，敌后纵队与前纵队相隔百里左右，已成孤立突出之势。后纵队只剩下两个师，并且其中的第十一师正位于草台岗。

看完地图之后，刘伯承产生了在草台岗设置战场，集中全力打第十一师的想法。

草台岗的地形与大龙坪相似，山路崎岖狭窄，两岸又皆为高山密林，乃设伏的绝佳地形。同时，第十一师又是陈诚起家的基本部队，只要消灭了十一师，其他各师必然闻风丧胆，士气沮丧。

朱德立即采纳了刘伯承的建议。正在起草作战命令，参谋送来了第二个敌情报告，这个报告让朱、刘很是失望。

原来当天下午，红军侦察部队已在草台岗与第十一师打过照面，这使后纵队的指挥官罗卓英心生怀疑。

罗卓英是陈诚的保定同期同学，在“土木系”中坐第二把交椅，为人十分机敏。他认为红军仅以小部队与己保持接触一定藏有玄机，可能是正在等待主力到来。那样的话，次日就将有大战，而如果在草台岗附近与红军作战的话，就其地形来看，第十一师只有被动挨揍的份儿。

罗卓英当时位于东陂以北的五里牌。他给第十一师打去电话，让第十一师连夜撤回五里牌，并且表示已将该师的行李辎重留在五里牌。

这一电话被红军情报人员侦听到了，而且还观察到第十一师的后续部队已停止前进。草台岗与五里牌仅相距二十余里，第十一师只需三个小时就可以撤回五里牌。当然，红军也可以改攻东陂，但必须重新部署。

已经起草好的作战命令只得作废，朱德、刘伯承再次酝酿新的作战方案。

实际上，只要第十一师得以撤回东陂，红军就可能失去战场的主动权，罗卓英的算计也正在此处：东陂的第九师补充了很多西北军的老兵，擅长防守，而且还筑有工事，一旦红军攻坚受挫，他就可以下令第十一师出击；红军若是弃攻而退，天亮后，第十一师、第九师可以兜后追击，那样也能获得小胜；要是运气再好一些，得到前纵队的协同，回头截击红军，则就不是大胜、小胜，而是足可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就在新的作战方案刚刚形成，开始起草命令之际，第三份敌情报告送到指挥部。看到这份报告，刘伯承忍不住脱口而出：“天助我也！”

制胜之机

第十一师师长萧乾是黄埔一期生，也是“土木系”中有名的猛将。此人恃勇而骄，一向认为第十一师天下无敌，对红军的战斗力很轻视。在部队出发时，他曾对第十一师官兵放言：“今后的十一师不但要与第一师并驾齐驱，而且要超过它的声望。”

罗卓英与萧乾早就意见不合。这反过来使得罗卓英表面上不能不迁就萧乾，本来应该以指挥官名义下达命令，也变成了电话协商。在电话中，萧乾以夜间撤退，将增加疲劳为借口，拒绝后撤，并且对罗卓英说：“尽管草台岗地形不利，但我们也不怕红军来攻占。他们敢来，我叫他们片甲不归！”

第三个敌情报告显示，第十一师不仅没有后撤，其后续部队和辎重也全部到达草台岗，士兵正在彻夜修筑工事。

萧乾的有勇无谋又一次给红军带来了制胜之机。朱德一边口述作战命令，一边派人去请周恩来。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并看过作战命令后，欣然同意了朱、刘的决策。三人达成一致，命令随即通过电台传至各作战部队。

就在萧乾拒绝后撤不久，他也得到情报，获悉红军大部队已集中在草台岗周围。萧乾这才有些慌张起来，急忙给罗卓英打电话报告情况。

罗卓英要他立即撤到东陂与第九师会合，让红军扑个空，然后再与九师并力反击。可是这时红军主力已很接近，加上又是雨夜，萧乾担心部队若是仓促回撤，更容易为红军所乘，所以便决心依托阵地与红军硬拼。

罗卓英认为萧乾说得有理，也就没有再坚决命令他后撤，只是指示第九师准备接应，并将一个独立团部署在东陂与草台岗之间，伺机进行增援。

第二天拂晓，红军发动全面进攻，多达五个军团的部队潮水般向草台岗涌去。第十一师虽处于劣势，但仍顽强抵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都不小。鏖战至黄昏，第十一师已损失了超过一半人马，师长萧乾负伤，经罗卓英派兵竭力接应，余部才得以撤出重围。

陈诚闻讯，急令前、后纵队回撤。检点第十一师兵员，全师还剩了不到三千人。陈诚亲临讲话，很气愤地对该师军官说：“你们为什么不死？打败仗有什么面目见人？”

第十一师在国民党军中素以强悍著称，自到江西后还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此次受到歼灭性打击，令参与“围剿”的各路部队十分害怕——两个师相距十里都不敢宿营，非得靠在一起才觉得安全。

为了给各部队壮胆，以振作已经十分低落的士气，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基本部队败而不馁，陈诚将招募的三千多新兵拨归第十一师，任命罗卓英为代师长，让该师继续担任防守警戒。

草台岗一战让陈诚在国民党内饱受攻击，尤以何应钦、熊式辉反应最为激烈。陈诚不堪压力，匆匆调整完部署，即打电报向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第四次“围剿”就此以失败告终。

陈诚下台后，蒋介石既不委别人，也不做新的“围剿”部署，这让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很是着急。他揣摩老蒋的心思，还是属意于陈诚，于是便想了一招“后宫用事”的计策，以化解蒋、陈之间的尴尬。

按照贺国光的安排，陈诚的夫人前去拜访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陈诚陪着谭祥一道去。蒋介石也趁势以这个名义出来相见，君臣握手言欢，尽释前嫌。

7月，恢复指挥权的陈诚开始做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并针对红军的作战特点以及自己的薄弱环节，在战略战术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

山地战要求部队精简机动，陈诚就将十八军各师的编制缩小，同时扩大师、团两级运输部队的编制，加强后勤运输能力。

十八军经历过第三、第四次“围剿”的失败，两次失败都暴露出情报不灵的问题。于是就在师部和团部各添设一个武装便衣搜索队，搜索队官兵都是挑选出来的“老兵油子”，他们负责潜入苏区侦察情况，或在大部队前担任搜索及警戒任务。

以往“围剿”，军事是军事，政治是政治，各不相属。这时要求十八军的政工人员每到一处，就要和地方行政人员联络，帮助组织保甲，这就是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庐山训练。蒋介石在庐山设立军事训练团并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自7月起，十八军排长以上军官全部分批前往接受了训练。

庐山训练使十八军军官的作风有了很大改变：从排长到军师长，均穿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同时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配武装带，而与普通士兵一样，只在腰间扎一小皮带。

前第十一师师长萧乾为了练习山地条件下的长途行军，不但脚穿草鞋，还在脚底抹了桐油。另一名师长傅仲芳经常穿旧军衣，军中有伙夫头之称。其他师团长在行军时也都自背米袋，携带最必要的简单行李。

陈诚和他的军官们为了打个翻身仗，已经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这使得第五次“反围剿”的难度超过以往。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央苏区指挥层又发生了对红军作战极其不利的一次大变动。

洋公孙胜

当时在临时中央负总责的是博古，而不是周恩来。博古系留苏学生，根本不懂军事，在前线吃紧的情况下，他只能暂时依赖于周恩来、朱德等人。1933年10月，李德被秘密护送至中央苏区，这让博古突然有了眼前一亮的感觉。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曾在苏军总参谋部短期任职，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人员。他来中国是受莫斯科委派，为被捕的共产国际联络部上海秘密交通站负责人朱兰疏通关系。就在这时候，他接触到了博古。

博古的俄语非常流利，他和李德谈话不用翻译，而且两人气味相投，很谈得来。在转移至中央苏区之前，博古就要求李德一同前往，但李德由于任职于苏军总参谋部，需要将身份转换至共产国际，所以就耽搁了一段时间。

时间虽然耽搁了，可是就机会而言，却可以算作是歪打正着，因为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

李德在完成身份转换时，共产国际有专门指示，强调他是没有任何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必须受中共中央完全支配。李德本人起初也很小心，在苏区的军事会议上，他一再声明自己的职权范围有限，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

真正把李德抬起来的人是博古，他自作主张地称李德就是共产国际正式派遣的军事顾问，享有比较高的军事权威。

在中央苏区，来自苏联或共产国际的专家几乎就同水泊梁山上的“公孙胜”一样，被人们认为具有令人畏惧的神效乃至“魔法”。经过博古的一番渲染，李德这位“洋公孙胜”就此成了了不起的人物，上上下下无不对他尊崇备至。

为了照顾李德的生活，苏区特地为其修建了一所单独的房子，从此“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住处的代号。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中央在军事上的工作程序是先由朱德、刘伯承进行研判和处理，之后再将方案送交周恩来拍板。随着李德的到来，到第五次反“围剿”，朱德、刘伯承所承担的职责便完全由李德代替——在此期间，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必须迅速送至“独立房子”。李德的中方翻译将其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再绘成简图送交李德。

李德根据简图提出建议，虽然这些建议最后仍要送交周恩来审阅，有的还要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但李德已实际成为中央苏区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他在中央的地位和作用也由此变得举足轻重，直至成为中央最高领导层三人团的成员（另外两人是博古和周恩来）。

李德曾在“一战”时被征召入伍，但他并未参加过战争，其对军事的认识主要来自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就读经历，以及服务于苏军总参谋部的短暂时光。实际上，他的军事水平尚局限在纸上谈兵的阶段，这种水平，倒过来给刘伯承当幕僚或顾问还差不多，可是造化弄人，偏偏他就把刘伯承的位置给挤掉了。

刘伯承在军事指挥方面变得无事可做，只好管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一类的事情。他也不愿意对公开身份只是顾问的李德低声下气，在李德印象中，其实掌握俄语口语的刘伯承几乎从没有用俄语跟他说过话，他们之间的交流大多是通过翻译。

随着地位的不断攀升，李德开始以苏区的“太上皇”自居，身为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也不被他放在眼里，有时当着面就加以训斥。有一次他竟然对刘伯承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是刘伯承亲自从红军学校调过来的，他怕老校长难堪，便只简单地翻译道：“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你的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

刘伯承完全能听懂李德的意思，他苦笑着对伍修权说：“你是个好人哪，他骂我的话你都没有翻译。”

李德的脾气越来越坏。某天他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李德认为挡了他的路，抬腿一脚就把饭锅给踢翻了。刘伯承实在看不过去，便上前和他争执了几句。

气呼呼的李德到博古那里告了刘伯承一状。这时博古主政，李德主军，两人相互支持，配合得十分默契，用中国成语形容就是“相得益彰”。私下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好，经常在“独立房子”里有说有笑，亲热得很。

一听刘伯承不仅“不尊重”李德，还“妨碍”了李德的工作，博古不由分说，就撤了刘伯承的职务，把他贬到第五军团当了参谋长。

瞎指挥

在前四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往往都是被红军牵着鼻子走，乃至处处被动，时时挨打。到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充分听取德国军事顾问以及陈诚的建议，决定实施所谓“碉堡封锁”战术。

以第十八师为主的国民党军不再盲目地深入苏区，他们把整个苏区像切蛋糕一样地分成几块，并从中选取有战略意义又便于用兵的区域予以进攻。进攻时，先集中强大兵力攻占有限目标，一旦得手，即沿有利地形构筑碉堡，对苏区进行阻击封锁。

在反“围剿”的第一阶段，中央红军即按照李德的指挥冲击碉堡封锁线，结果不但数日不克，而且伤亡惨重。蒋介石得到报告后，立即通过南昌行营下达命令，要求彻底实施这种“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军事原则，将“碉堡封锁”战术贯彻到底。

李德不知是计，照旧下令红军主力对碉堡实施强攻，进行各种不计成本的阵地攻坚战。尤为糟糕的是，他其实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只是个“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而被他用来作业的地图又大多极不准确，有的甚至连方向都不对，部队依照他的指挥行事，往往碰得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