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最艰难处显奇才(2)
为了攻克语言关，常常是别人已经熄灯就寝，刘伯承还要独自跑到室外走廊里，利用走廊里的灯光背俄文单词。他“视文法如钱串，视单词如铜钱，视疑难如敌阵”，经过数月努力，终于提起“钱串”，攻克“敌阵”，达到了能直接听教官讲课和阅读俄文教材的程度。
从“一战”前的沙皇时代起，苏联的军事教育就以严格著称。上课教员提问，学员起立回答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教员都不会让你坐下，只有等到下一个学员回答得对的时候，他才会示意你坐下来，这种教学法被称为“照相”。
刘伯承在入学之初就被校方介绍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可有时也要被“照相”，这让他“硬是很恼火”。可是他很快就体现到“照相”自有“照相”的好处，那就是可以促使自己在学习中更加全神贯注。
南昌起义后，刘伯承曾经感慨：“当军人就不能怕打仗。”苏联学习让他得出一个新的体会：“蠢人是要打败仗的。”
要想不做打败仗的蠢人，实在没有其他便捷途径，只能不怕吃苦头，不怕丢面子，用勤能补拙的办法来增进学识。
在沙皇时代的俄国，一方面，军事教育极其严格，学员简直没有一分钟空闲；但另一方面，教育内容却又非常简单机械。背条令、队列勤务、阅兵训练占了课时的绝大部分，留给实践和掌握战斗技能的时间反而很少。
当时的学员几乎每天都要练正步走，练习操枪动作和敬礼已经到了机械的程度。所有初级指挥官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不是如何在战场上更好地指挥士兵作战，而是“死盯着长官”以及在本部队所有长官面前立正。
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位“军官大人”喝醉了酒而且近视。他乘着轻便马车到训练场视察，下车后便把手举到帽檐边，对着学员们大喊一声：“你们好，年轻的机枪手！”
没人回答。他又重复了一遍，依旧寂静无声。军官生气了，他走近其中一个“机枪手”，用从不离身的手杖打了一下，骂道：“蠢货，你们怎么不说话？！”
这时他才看清，“机枪手”原来都是用于训练的一动不动的假人。
“一战”前的俄军缺少优秀将领，但不乏优秀的士兵，十月革命后红军和俄军中所涌现的著名将领，大部分都出身于士兵或基层士官。应该说，这与俄军的军事教育过于保守僵化有一定关系。
苏联军事教育避免了旧时代的弊端，高级步兵学校设置的课程就囊括了一个指挥员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包括战略学、战术学、地形学、射击学等。除了因为失去右眼，实弹射击只能及格外，刘伯承在其他三门课上的成绩均能达到优秀。
半年后，刘伯承调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开始接受苏联最高级别的军事教育。
红埔
苏联军事科学的成形，起自于苏联名将伏龙芝。伏龙芝不仅深入地总结了苏联国内战争的经验，为编写苏军条令、教令打下基础，而且对未来战争有过前瞻性的阐述。
伏龙芝军事学院以伏龙芝的名字命名，他本人也曾在这所军校执教。在刘伯承入学时，伏龙芝已经去世了三年，但军校仍以伏龙芝的思想为主导。刘伯承一走进去，迎面看到的就是一条大标语：“任何战术都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如果武器改进了，技术有了新的进步，那么军事组织的形式、军队指挥的方法也会随着改变。”
这是伏龙芝的经典名言，短短一句话却含义深刻，从此对刘伯承的军事理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属于中级培训，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就等于进行高干深造。接受深造的中国学员也由三十人减到了六人，其中就有后来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
学院所开设的课程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教员全都是在战术和战史学方面很有修养的专家，在讲课时会引用许多“一战”和苏联国内战争中的战例。对于已把军事作为自己终身职业的刘伯承来说，这些内容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每讲一门课，他都会联系过去自己亲身参加或指挥过的战斗，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刘伯承还由此养成了一个习惯，即以后不管事务如何繁忙，战争如何紧张，每打一次大仗，他都一定要做一个总结，并附上自己的思考所得。
学是为了能够致用，在苏联学习期间，刘伯承非常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到1930年，中共已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全国红军达到十万之众。
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于8月奉召离苏回国，回国后即被委任为军委参谋长。从那时起，他就被视为中共党内的孙武、吴起（“论兵新孙吴”），各省来汇报请示军事工作，多由周恩来与他一起接谈，有时还由他单独接谈。
中共中央在上海完全处于秘密地下工作状态。1931年，由于高层领导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系统已很难立足，于是便成立了临时中央，并开始将机关人员陆续迁至中央红军的首府瑞金。
1932年，刘伯承到达瑞金，出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就任之前，毛泽东专门找他谈话，并且谈到“新旧军阀都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
最早的“旧军阀”不用说了，张作霖在东北，蔡锷在云南，程潜在湖南，抓的都是讲武堂，也各自成就了他们的一番事业。轮到“新军阀”蒋介石出头，军校同样是起家资本，仅其嫡系部队就可以按军校出身分为陈诚的保定系、汤恩伯的士官系、胡宗南的黄埔系。
毛泽东强调：“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
要把红校办成“红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区的教员不足，同时也没有现成的适用教材。于是刘伯承决定组织人员重新编写教材和讲义，并且亲自执笔参与撰写。
此时的刘伯承刚刚四十出头，身体硬朗，精力充沛。为了撰写教材，他常常挑灯夜战至拂晓，其用功努力的程度，连一般红校的教员都自愧不如。
新教材并非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它对国民党军队的教程以及苏军的战斗条令都有所借鉴。当时苏军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之后，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先进合理的军事理论，而这些理论在苏军条令中有充分反映。刘伯承花了很大精力，着手将一部分苏军战斗条令的内容翻译了过来，以作为红军正规化教育和建设的参考。
早期红军的各种军语和名词大多沿袭自国民党军队，而且叫法上很不规范，刘伯承依据“苏军步兵战斗令条”一一加以推敲，重新予以定名：红军军官改称为指挥员，士兵改称为战斗员……
甚至于营级指导员的职位最早也源自于刘伯承——原先红军里没有营级指导员，是刘伯承根据苏区和红军的特点，在军队中增加了这一设置。
进入“红埔”就读的红军干部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青年小伙儿，个个身强体壮，爱蹦爱跳，活像一群小老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没说的，但要让他们坐下来看书写算，那就很伤脑筋了。针对这一情况，刘伯承采取了颇有“红埔”特点的教学原则：切合实用，少讲多做，少课堂多野外。
有一个科目是筑城法。起初学习挖散兵坑、掩体，这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后来学到坑道作业时，就集体卡住了——教员说：“坑道开口，按类型分‘垂直’、‘水平’掘进。”大家一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垂直”、“水平”。
教员见状，便用硬纸叠成坑道模型，上面写明各部的名称和尺度。众人看过模型，终于弄清楚了何谓“垂直”、“水平”。
搞明白道理后，教员再带学员们到野外进行实习。学员们日夜不停地挖坑道，到了晚上，就在坑道外点起汽灯，坑道内点起蜡烛，一连挖了三个星期，才将坑道作业的基本技术学到手。
兵家大忌
有些人在农村上过小学，当地的小学教员跟私塾先生相仿，手里都会拿一根竹鞭子。学生一见，就像老鼠碰到猫一样，动都敢不动，生怕挨打。如果小学校长来教室巡查，更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学生在几天前就胆战心惊，不知所措了。
刘伯承作为前军委参谋长，现任红校校长兼政委，官已经很大了，但身上却没有一点官架子。他也经常亲自给学员们授课，开课时，只穿一套灰色单衣，打着绑腿，笑眯眯地就走进了课堂，态度十分温和谦逊。
刘伯承授课，非常善于用大家常见的事例来解释科学道理。某次讲弹道时，他问道：“子弹出了枪口，是直的还是弯的？”
问题提出来后，有学员说是直的，有学员说是弯的。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在学员们中间讨论过多次，大部分人都相信弹道是直的，即便教员说是弧形的，他们的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
刘伯承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图，也没有说什么道理，只是说：“你们都看到过小孩子挺着肚子小便吧？弹道和小孩子小便差不多，你们说是直的还是弯的？”
众人哄堂大笑，对于弹道是弧形的这一点，都不再抱有怀疑的态度了。
按照伏龙芝的观点，武器和军事技术会改变军事组织的形式和军队指挥的方法。刘伯承对技术兵种给予了格外关注，红校有一个工兵连，他经常关照管理员：“工兵连同志辛苦，日夜作业，必须在生活上多加照顾！”
工兵连每人每天发一角二分的菜金，顿顿一菜一汤，每逢周二、四、六还有一顿荤菜吃。除此之外，每人每年还发给灰色军衣两套，白衬衣一套，一个月一块肥皂，两个月一条毛巾。
为了照顾体力劳动多的工兵连，刘伯承又特地多发给他们每人每天菜金三分，每月肥皂一块，毛巾一条和每年蓝衣服一套。碰上晚上作业，另外加餐。依当时中央苏区所能提供的条件来说，这种生活待遇是其他部队望尘莫及的。
1932年10月，一直为红校工作忙碌的刘伯承被通知到江西宁都参加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了兵权。
不久，刘伯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以协助周恩来、朱德在前方指挥军事。自五年前率南昌起义军南下转战之后，他又一次站到了战场前沿。
1932年年底，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并委任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
陈诚即所谓的保定系首领，实际上他这个派系更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土木系”。“土”拆开是“十一”，“木”拆开是“十八”，二者都对应于陈诚的基本部队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土木系”由此得名。
“土木系”的将领并不是只包括保定军校毕业生，实际上，里面的黄埔毕业生更多。当然，这些将领无一例外都与陈诚有过部属关系，并以陈诚为核心。
在第四次“围剿”之前，陈诚及其“土木系”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蒋介石对陈诚非常赏识，在他的暗中授意下，陈诚将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并入了其嫡系的第十八军，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先锋。
1933年2月，中央红军围攻国民党军的重要据点南丰，激战一昼夜，仍无法接近城墙。考虑到陈诚所派的援军将至，如果继续相持下去，红军将有被夹击的危险，刘伯承与朱德、周恩来商议后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转而用围城打援的战术来截杀敌人援军。
南昌起义时，刘伯承曾尝到过缺乏情报以及情报有误的苦头。这次围攻南丰，他专门将军委情报局局长曾希圣纳入幕僚班子，随自己一道行动。
曾希圣奉命收集情报，随后向刘伯承进行报告。刘伯承从中得知，来援南丰的先头部队正是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两师分左右平行前进，而且他们中间还隔着一座大山，难以联络不说，一旦遭遇攻击，更无法相互救援。
毫无疑问，这种行军路线触犯的乃是兵家大忌。其原因是当时日军正在进攻热河，何应钦、熊式辉等人主持的南昌行营希望尽快结束第四次“围剿”。在这种急不暇待的情绪支配下，他们给统一指挥两师的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发来电令，要求所部迅速向规定地域集结。
南昌行营的电令对两师而言，无异于一道催命符。由于何应钦、熊式辉与陈诚之间存在派系之争，事后甚至有谣传说熊式辉故意泄露了行军路线，通过促成陈诚的失败来打击对方的骄横之气。
刘伯承听完报告，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战机。他立即向朱德、周恩来提出了实施大规模伏击战的建议及其方案。
天助我也
李明原系陈炯明所部林虎的部下。这名北洋时代的粤将身上有着很重的旧军阀习气，且又爱财如命。他的军需处长徐德吾系司务长出身，平时也是锱铢必较，悭吝异常。两个人配合在一起，真是能将属下的校尉士兵刮到干干净净。
“九一八”之后，国民党军队发“国难饷”，但待遇尚可，每月在可领到的伙食费上，军官有十二元，士兵有六元，月底还有军饷。陈诚的十八军严禁克扣伙食费和军饷，李明和徐德吾不敢克扣，但他们另有生财之道，就是千方百计地拖延发放，以便将这些公款存入私人银行获得重利。
第五十二师出发前，徐德吾借口来不及点名发饷，只派军需在行军途中每人发一元钱，就这一元钱还是“借支”。该师士兵对李、徐二人恨之入骨，并且怨愤地说：“借一块钱，我们就打一块钱的仗。”
将有贪心，兵无斗志，第五十二师打仗必败，早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要命的是，李明所部还是侧敌行军，其行军队伍的南侧就与中央红军集结地点相邻。
2月27日，第五十二师在大龙坪遭到预伏红军的拦腰猛击，很快被截成数段，之后全部被歼。第五十九师隔山听到枪炮声，还以为五十二师在进行实弹演习，接着也一头闯进包围圈，遭遇了同样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