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读——森鸥外：底比斯百门大都(2)
《舞姬》采用了典雅流丽的文言文体，笔调浪漫抒情，主题极契合当时知识阶层的关注点，文中的异域风情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因此甫一发表，鸥外便声名大噪。他再接再厉，于同年8月和翌年1月，又发表了《泡沫记》和《信使》。《泡沫记》取材于日本画家原田直次郎的一段经历，以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离奇的溺水死亡事件为背景，描绘了日本画家巨势与德国少女玛丽的奇妙因缘与情愫，在青春的甘美与惆怅中，流露出浮生宛如泡沫的无常感。《信使》则源于鸥外的亲身经历，艾达小姐也实有原型。鸥外留德期间，曾到德累斯顿近郊观摩军事演习，顺便造访德本城堡的朋友，在城堡中逗留了数日，遇到了这件奇事。《信使》写于鸥外离婚后不久，虽然仍以欧洲为故事舞台，从文中也能窥见他当时看待爱情与婚姻的心境。
《舞姬》三部曲均源于森鸥外的留德经历，是数年西洋生活带给他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在近代文学的探索期，三部曲以浪漫唯美的笔调抒写青春的惆怅与哀伤，不仅给人们带来深沉的思索，更使人获得崭新的审美享受，给后来的小说家以重大启迪，开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
尽管《舞姬》三部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接下去鸥外并未继续创作小说，直到十八年后的1909年3月，他才以“第二处女作”《半日》复归文坛。由此可见，虽然鸥外具备创作才华与热情，但青年时代的他，显然并未把成为“小说家”作为人生目标。此种情形无独有偶，二叶亭四迷创作了近代文学奠基作《浮云》后，感叹写小说岂是大丈夫的事业，转而做了新闻记者；夏目漱石长期致力于从理论高度探讨日本的文化身份，直到三十八岁时，为排解心情偶然写作了《我是猫》，受到热烈欢迎，才走上创作之途。这是明治这一时代赋予知识精英们的共通性，比起写小说来，他们有更迫切的事情要做，对于森鸥外而言，就是更多更快地传播西方科学精神和文艺思想。这期间森鸥外的文笔活动，主要集中在文艺批评、小说和戏剧翻译、哲学思想介绍等领域。例如，他前后耗时九年，译完安徒生的《即兴诗人》，使安徒生这部并不十分出色的作品在日本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是有名的“译作超越原作”的范例。
公务方面，很长一段时间，森鸥外仕途平顺，三十一岁成为军医学校校长，三十六岁升任近卫师团军医部长。但他活跃的文学工作引发上司的不满，陆军内部有人指责他耽于文学而疏忽公事，不堪托付重任，加上一些人事上的龃龉，1899年6月森鸥外被调到福冈县的小仓，任第十二师团军医部长。直到1902年3月重回东京，他在偏远的小仓度过了近三年，这段挫折期一般称为“小仓左迁”。小仓左迁是森鸥外的人生低谷，仕途上被排挤，文艺方面也“站在当今文坛思想的圈外”，外界的通路被堵塞，他的启蒙活动不得不告一段落。但这也使森鸥外有机会沉潜下来省察自己的内心，他重新思慕汉学古籍，关注佛典精义，并学习法语、俄语和梵文。小仓时代是鸥外生涯中一段承上启下的重要过渡期，对他的精神结构和其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士忧思
1902年1月，森鸥外年满四十岁，在人生的不惑之年，他迎来了事业和生活上的转机。由于陆军内部人事上的变动，他调回东京已指日可待，在回京前夕，独身近十二年的鸥外，终于再次结婚，迎娶了美丽的茂子夫人。茂子夫人是最高法院法官荒木博臣的长女，当时年仅二十二岁，有“文士夫人中第一美人”之称。新婚燕尔之际，鸥外在给好友的信中，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到了这把年纪，迎娶一位美术品一般的妻子，我曾经非常担心。出乎意料，竟然一切顺利，请安心”（1902年2月8日致贺古鹤所书简）。茂子夫人虽然对鸥外本人非常仰慕，但她性格刚强，处事并不柔和，与鸥外的母亲更是难以相容。不过，此时的鸥外已经善于化解矛盾，对年轻的妻子颇多容让，家庭生活还能维持平稳。两人二十年的婚姻中，育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长女森茉莉更是继承了鸥外的文学才华，成为著名的小说家。
1902年3月，森鸥外回到东京，任第一师团军医部长，此后他的仕途甚为顺利，并成功地与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公爵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为山县智囊团的一员，《舞姬》中丰太郎获得“天方伯爵”赏识的想象终于实现。1907年11月，四十五岁的森鸥外升任陆军军医总监、陆军省医务局长，到达了他的仕途顶点。
1909年3月，四十七岁的森鸥外重启创作之途，以口语体小说《半日》再登文坛，开始了他于明治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喷发期。不到四年间，森鸥外创作了包括两部中长篇在内的四十余部现代小说。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主人公从官吏、大学教授、贵族青年，到学生、主妇、底层劳动者、小妾等，不一而足。总体而言，鸥外明治四十年代的创作有一个显著特征即“现实性”，许多作品直接发轫于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探讨天皇神话与科学史观、自由思想与体制秩序之间调和问题的系列作品等，有鲜明的思想小说、哲学小说的特点。
1910年6月发表的《修葺中》颇有《舞姬》后传的色彩，正在装修的西餐馆“精养轩”中，渡边参事官和留学时代的恋人共进晚餐。女子还有所期待，渡边却已态度冷漠。
“……你是官吏吧？”
“嗯，是官吏。”
“你可真守规矩。”
“规矩得很。我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者……”
……
“要我吻你吗？”
渡边不自然地皱了皱眉：“这里是日本。”
修葺中的嘈杂西餐馆，厅室中不和谐的画轴，令渡边参事官感叹“日本不是艺术之国”。一边重复“这里是日本”，他拒绝了女子的爱意。渡边对于与西洋的别离心怀寂寞，但身处还在“修葺中”的日本，只能戴上实利主义者的假面。
同年8月发表的《游戏》，以具有文学者与官吏双重角色的木村为主人公，探讨了自由奔放的艺术世界与恪守秩序的体制内生活之间的调和可能性。如鸥外自述诗中所言，“绪余小技见人嗤”。在体制内，文艺活动给鸥外带来的是被长官“诫饬”的羞辱，被排挤贬谪的挫折。对此，尽管他深感精神上的苦痛，却没有像夏目漱石那样拂袖而去。他自我解嘲，将每日事务比拟为“游戏”，始终保持着正视和参与现实社会的姿态。
同年11月发表的《沉默之塔》，起因于日本近代史上的“大逆事件”。1910年5月，当局以策划谋杀明治天皇的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翌年1月，幸德等十二人被处以死刑。“大逆事件”期间，日本政府加强了对思想的钳制，《朝日新闻》分十四次连载了《危险的洋书》，森鸥外也被指为“危险的洋书”的介绍者和宣传者。《沉默之塔》假借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帕西族的沉默之塔故事，对“危险的洋书”论调做出了辛辣讽刺。“艺术也好，学问也罢，以帕西人因袭的目光来看，都是危险的。……危险的洋书也无非是个借口。”冒着影响仕途的风险，撰文守护学问艺术的自由，与他致力于在东洋培育学问的种子、培养人们创造性的初衷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