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以国际视角统驭全球

这一时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尽管许多先进的种族或民族并存于世，他们团结友爱，由相同的国际法、宗教和文明凝聚在一起，却仍旧以独立民族的形式存在。

—弗兰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1867年

 

和谐共处是世界历史永恒的主题。《圣经·旧约》中的《以赛亚书》告诫世人，“天欲善其新，必先毁其旧”，只有这样新世界才能成为“天国”，“豺狼与羔羊同饮同食”。罗马政权曾企图将整个文明世界占为己有，并只用单一的法律体系来统治，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渴望确立“上帝通法”来实现整个地球的统一治理。中世纪的罗马教皇和奥斯曼帝国都曾试图以同样的手段让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成为神话般的必然存在。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中，尤利西斯一语中的：“无论身处天国、地球，甚或宇宙的中心，都会有高低贵贱，优劣得所。”

然而，全世界的统治者都梦想构建一个全球化的统一社会，这种观念始于近代，是出于对中世纪统一帝国理念的不满。“多数人都惧怕‘世界帝国’这一称谓”，中世纪尼德兰（今荷兰和比利时）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伊拉斯谟曾写道：“如果能像上帝一样，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一个统一的帝国的确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人类终究是人类，手握中庸的权力，统一在基督教的团体下才能获得更多的安详。”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则认为，正是欧洲独特的多样性激发了民众的思想意识。欧洲例外主义正是由此开始才为人所知的，在基督教国家的政治体系慢性死亡时，例外主义生根发芽，为现代国际主义奠定了基础。历经几个世纪的洗礼，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国王和王子统治一个国际社会的做法不再受人拥护，人们所希望的是废黜国王的神权，构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世界，一个有多个社会共存的国际世界。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早期现代政治理论家，那就是：如果无惧上帝，如何能使各国统治者解重任弃王权，实现真正的一统天下？国际政治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无政府体制，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专制王权一去不返，国民再也不会是统治者意愿的牺牲品。对此，霍布斯悲观地认为，专制王权的缺失会导致冲突无休无止地延续，但是其他人则抱着乐观平静的心态看待这种缺失。那么，是不是像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汀所说的那样，自然法则并不存在呢？早在十六七世纪时，就出现了从自然法则中演绎国家法制的想法；直到18世纪，基于对各条约和各成员平等相处这一权利的尊重，倡导和平的理论家进一步推进了联邦模式的发展。正如马基亚维利所想，欧洲的异质特点实是优点而并非缺点，像孟德斯鸠、吉本、休谟这样的启蒙思想家都曾将亚洲的王朝与多样性的欧洲大陆相比较，当前者还在封建社会统治下停滞不前的时候，后者却在多国间进行着丰富的货物贸易和思想交流。他们普遍认为，商业能带来和平，各王权与生俱来的竞争关系也在商业的带动下相互制衡。而早期的创作家曾认为统一才是四分五裂的基督教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启蒙哲学家们比较欢迎不同政见，也并不排斥一定矛盾的存在，只要其有利自身即可：一定程度的宇宙和谐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同时，竞争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推动社会创新，挑战现状中的不和谐因素，为社会带来发展进步。多数启蒙思想家认为，如果冲突是各国发展历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那它并不是什么坏事。

批判家指责说，人们所追捧的政治力量均衡旨在稳固社会现状，而他们对社会、对变革的需求却只是轻描淡写。卢梭孤注一掷地强调只有严格的联邦体制才能确保社会井然有序，由于人们难以想象还有比瑞士共和国更大的国家的存在，所以欧洲必须走向分裂。托马斯·佩因（Thomas Paine）认为欧洲大陆上的王国数量层见叠出，以至于持久的和平难以为继。佩因由此发表了有关美洲差异的早期论断，认为美洲大陆就是“人类的救济院”，是躲避专制暴政和残酷镇压的避难所。法国大革命无疑加剧了欧洲大陆的残暴行径。革命理论家认为，旧制度的制衡体系已然没有任何回旋之地，拿破仑领导的法国才是“人类真正的益友”，它将引导欧洲走向新的道路。而对于反对革命的人士来说则不然，拿破仑只是一个世界帝国的新型复辟者，他意在建立一个世界王权，以便统驭整个欧洲。在这个百家争鸣的启蒙思想家时代，激烈宽泛的辩论一时间风起云涌：首当其冲的争论焦点就是欧洲政治，其次是整个世界的政治本质。其中有两个政体设想由此起源。第一个设想是将全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政治区域，每一部分设立各自的法规、条例和机构；与前者对应的第二个设想是各区域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是需要统治领导的，这一统领无关上帝，更无关自然法则，是由人类自己进行统治。

康德在1795年发表了一篇经典的文章，探讨永久和平的问题。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触怒了本国君王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因为他的言论违背了国王的宗教主张，而事实上，康德的学术著作大多都无关政治。在当时，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不久，波兰这个曾盛极一时的欧洲最大王国竟被其邻国瓜分殆尽，顷刻间消失在欧洲的版图之上。这些冲突的发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18世纪时，那些主张自然法则的理论家对欧洲文明的温和本性太过自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康德发展起自己的思想，其通往和平之路的理论因此闻名于世，随后的几代思想家在对世界政府的研究过程中深受其影响，他的理论直至今日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20世纪后期，美国的政治理论家借用康德的理论制定了激进的外交政策，即美国将以和平为使命向世界各地传播民主思想，帮助各国加强民主建设。对于后冷战时期，康德也与启蒙思想先驱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并不看好民主这回事，在他看来，政客们的政策远水难解近火，不能快速解决问题，当然也不能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自由国家和非自由国家。受到传统的阶级思想影响，康德认为共和国而非民主政治才是通往和平的正确道路，这是因为有效的权利分割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实际上，像许多启蒙理论家一样，康德将民主政治单纯地看作一种集权政体，如果不能实现有效的权利分割，民主政治极有可能演变成复辟的专制制度。康德解释说，共和国才是和平的拥护者，理由显而易见：在共和国体制下，人民才是奋争和平的主力军，而非雇佣兵。一个依赖职业军队的民主政权根本无法将老百姓带向太平盛世。

与现今的观念不同的是，康德对国际法法学家怀有极重的敌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法学家只为大国利益效劳，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和平事业毫无意义。实际上，在他看来，这些人只是暂时制止了暴力行径，这种做法非但不利于和平，反而成了和平进程的巨大阻碍：

人们自相残害，消灭暴政的同时也走向了自取灭亡，他们踩在自己的坟墓上寻找着永久的和平，万国公法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让这些人得到应有的报应。在国与国的冲突中，除了发动战争这样的非法途径，再没有其他合理之法能够解决争端。除非他们愿意像单个的人一样，放弃法律不认可的自由，去适应公法的条条框框。唯有如此，才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度，最终统一世界上所有的大小国家，使之在同一国度和平共处。但是从国家的法制角度考虑，他们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但同时又拒绝将正确理论付诸实践。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世界共和”的积极思想就会被取代，随之而来的将是历史的倒退—复古的联盟组织，这样的联盟总是危如累卵，处在瓦解崩塌的边缘，即便他们会制止战争，也还是会忍受敌对势力的反动行径，听之任之，不断做出妥协让步。

因此，康德认为，仅仅以避免战争为目的的各国同盟根本无法最终建立一统天下的世界模式。在一些国家结盟并且不断吸引其他国家加入的过程中，他的一些观点也逐一得到了印证。他指明，没有任何理论体系能够指导这一过程；在这个年代，我们还不能轻而易举地将“组织”问题理论化。有些人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用商业的手段解决，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康德认为商业并不是文明的表现，他对欧洲的商人以及他们的全球影响力不抱任何幻想。他批判道：“商人所到之处，无不落下昭著臭名，狼藉声誉（他们的行径同侵略相差无几）。”总体说来，康德的想法就是“世界共和”的发展必然会走向繁荣强盛，主要是因为各地的人们都是通情达理的，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思考，他们就会发现共和才是人民的利益所在。因此，在康德的文笔中不难发现，他并不认可人民民主世界的言论（这一言论为布什总统所推崇），也不赞同全球一体化信仰者的自由贸易理论。不仅如此，他还强烈批判了18世纪末欧洲的政权体制。如果当时的欧洲能走上改革之路，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繁荣富强、颇具影响力的世界领袖，那么人类的发展进程也将随之大踏步地前进，和平也会与自由和理性一道并驾齐驱。严格意义上说，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认为这一道路的发展进程需要依托理论思想，但身为唯理主义者的康德也同样坚信理性终究会为人性所有，为人性所用。

这些论断对大革命时代的其他思想家而言貌似已经有些过时了。谈到康德对普遍理性的信念，这些思想家们就会还之以颜色，列举出感性和情绪的重要性。说起康德的世界观，他们则更偏好欧洲一体化和精忠报国的理念。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发表了批判“法国大革命”的著名论断，他指责大革命就是“破坏欧洲社会的残暴手段”，其中，他所认定的“社会”这一概念，其设定基础并不是理性依据，而是感性依据，是出于对古王权机构的信奉者和宗教信徒的信仰的尊重，而大革命残忍地摧毁了人们对信仰的尊重。伯克认为，变革就是“世界整体的全面分裂”，礼节、习俗和情感这些社会生活的主要构成部分在变革中受到了激进粗暴的革命情绪的全方面威胁。因此，伯克对变革的批判无关旧启蒙运动愿景中利欲熏心的统治者之间的相互制衡，而是针对虚构而出的仅凭感觉和展望达成的统一联盟，这种联盟是对未来欧洲不切实际的缥缈幻想，只是被人为地赋予了传奇色彩罢了。年轻的德国神学主义者诺瓦利斯（Novalis）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他在179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欧洲需要重拾遗失的民族精神，很久以前的欧洲曾是那样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那时，“在这个饱含民族精神的超级帝国上，即便是最边远的地区也会参与到共同利益的谋划中来”。诺瓦利斯认为，欧洲应该摒弃哲学思想和启蒙思想，回到中世纪，传承那个时代的诗歌、精神和“更加纯粹的宗教”。他的语句旁征博引，颇有深意，他认为世界和平注定只能通过理智的方式实现。“当前这些大国不可能自觉地进行权力制衡。一切和平都只是幻影，不过是暂时休战罢了。从各国内阁的角度来看，形成共同意见实为不易，因此一体化着实难以实现。”在诺瓦利斯看来，不管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人士，他们的诸多诉求都是颇有见地并且大有裨益的，在世界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双重驱动下，双方必定会共同推动这些诉求的实现。因此，只有信念才能调和敌对双方的矛盾。“只有无条件的信任才能获得救赎，可是究竟怎样让人们像信任上帝的统治一样信任如今的政府呢？”

边沁创造了“国际”一词，在神学主义强调回顾并坚守曾经的信念、教义和上帝之时，边沁表示极不认同。尽管边沁在恐怖袭击的前夕获得了法国国民议会授予的“荣誉市民”称号，但他仍然对法国大革命提出过批评。他并不赞同伯克的保守主义观点，也不认可反革命分子的感情用事。他坚持认为，不能将整个世界的种种问题与欧洲统一问题混为一谈。边沁最初很支持法国大革命，但后来革命态势毫无节制，一发而不可收，于是他开始严厉批判革命，在态度转变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行政合理化，这一观点将激进思想和反对革命的思想融为一体，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始终保持着不同凡响的影响力。边沁曾试图探究物质和意识的本原问题，也曾努力研究过哲学和形而上学对感觉和量化等问题的影响缘何在不断减弱这一问题。他尤其注重法律的地位，使之具有更新更强大的哲学基础，并成为政府的坚强后盾。

边沁之所以创造出“国际”一词，缘起于他极不认同自己在牛津大学的一位老师的观点。这位老师就是令人敬畏的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其著作《英国法律评注》（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在当时红极一时，堪称全球律法的范本，其倡导的普通法因此广为人知，备受追捧，表面看来可谓一呼百应。而边沁却极少研读普通法，他认为普通法混乱无序，不值一读。1775年左右，边沁在一份未公开出版的手稿中批评布莱克斯通对“国家普通法”的褒奖言过其实。所谓普通法不就是“我们熟知的自然法则”吗？边沁和康德一样，认为普遍法得到认同就等同于法律不存在。不然普通法就是条约和外交协议中的明文规定，通常这些也都不算作法律吧？边沁对学术上的不满让他把精力投入到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的创作中，在这部史诗级著作中，他首次向读者介绍了“国际”一词。

至此，一种新的统治理论将法律与哲学有机结合起来。边沁认为，要改善英国政府混乱无序、濒临崩溃的状态，首先要着手健全法律体系，而严谨精确的哲学理论就是制定法律的必要依据。所以，边沁的这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以其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理论开篇。他提出人类是按照痛苦和幸福指数来判定一项举措正确与否的。功利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幸福总量，把痛苦降到最低。对个体而言，两者皆可量化，当然对决策者更有价值的指数是群体指数，这也是可以量化的。随后，他开始着手解决一直困扰着决策者的问题—对法律体系的分门别类。边沁认为，统治只能分割成两个层次，行政和立法。对于哲学家而言，后者无疑更加重要，因为只有立法才能解决本质问题，而行政只能用来解决临时问题。

在法律分类这一问题上，边沁从哲学层面介绍了“国内法”与“国际法”两个法律概念的不同之处。在意识到部分读者可能对新词条困惑不解后，边沁立刻加了脚注做了补充说明：

尽管人们希望“国际”这个概念简单易懂，但必须要承认，这毕竟是一个新词，对它的理解和接受需要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个概念已经用来指代法律的一个分支了，名为“国际法”。这种说法并不具有典型性，若非存在惯例的效力，它倒更像是指代内部判例。

在原书中，边沁似乎只是想阐明这两个术语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对“国际法”一词的原有界定含糊不清：人们需要弄清两件事，一是国内法律和国与国之间法律的明显区别；二是民事纠纷（也就是合同纠纷）与国家间的主权纠纷的差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边沁没有明确说明，就是“各君主国之间达成的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换言之，即是否属于国际法范畴？有一种说法是，国际法就是各国意愿和话语权的体现，是一种“伪法律”。最认同这一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或许就是边沁的弟子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边沁自己并不同意这一说法，他用功利主义理论解释了这一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忽视国际法的立法而只重视国内法律的建设，那么直接后果就是被其他国家占尽先机。”由此看来，由懂法之人策划的国际法律新体系可以为世界所用。他写道：“如果眼下必须让某人来编纂一部通用的国际法典，他会以什么为标准来完成呢？自然是要考虑世界各国的平等权利和共同利益，这也是他作为立法人该有的想法和职责。”当然，首先需要一个国际化思维的社会科学家对全世界的需求指数做出积分运算，文化、地理、气象和其他影响条件的变化指数都需要考虑在内。

这样的法律体系再不是康德所不齿的那样仅是权势的口舌，它必然成为实现世界和平的必要基础。制定国际法典的想法让边沁触类旁通地提出了设立国际法庭的构想，国际法庭会对国家间的纠纷做出裁决。在其所著的《普遍永久的和平计划》（Plan for an Universal and Perpetual Peace）一书中，边沁具体描述了这一构想。边沁通常会将晦涩的理论与实际情形结合在一起，他从中发现国际法的“编纂”（边沁创造的又一新词）就是通往世界和平道路上的垫脚石。自此，法律体系得到完善，边沁的法律思想理念广为流传，成为18世纪国际法学家的主流思想之一。

边沁的这部经典作品从首次发行到推出新版本，前后相距近40年，书中所创之词在昔日尚属新词，而今已然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词汇。对此，他成就感十足。1823年这部作品再版时边沁曾写道：“书中提及的‘国际’一词已经完全融入今天的语言体系中，看看那些评论文章和报纸就知道了。”而边沁的追随者们则乐此不疲地继承着他的思想，他们还积极参与到刚刚独立的希腊和埃及的现代化建设的规划中。在一些南美洲国家，边沁理论一直处于风口浪尖，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争论不休。而南美各国的大部分宪法及教育问题也乱作一团，两个派别各执一词，互不相容。到19世纪中叶，“国际”一词已经发展为一种激进的思想派别，和职业技工与资产阶级、制造业与商业的崛起息息相关。他们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新形式就是后拿破仑复辟时期兴起的社会哲学。

于是，不断扩大的政治影响及其副作用催生了“国际主义”这一概念，公众舆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有位不同寻常的政客一鸣惊人，此人名为阿贝·德·普拉特（Abbé de Pradt），为人机敏善变，他尤其反对本国国王的恶劣行径，用他的话说就是，国王的军事理念使欧洲“满目疮痍，死伤无数”：他号召胜利方摒弃“尚武精神”，返璞归真，让欧洲重新回到“公民国家”的时代。随后，他又说，人们应该意识到公民意见作为一种新权威正在崛起，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因为出现了这种文明（这种文明又被普拉特称为“神性”），专制独裁才彻底丧失了法律根据。这种文明赋予了人性思想以新的内涵，让战争变得臭名昭著。但文明与新型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民族主义、真理、公众性并称为三大旗帜，引领世界走向未来……人民终于意识到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尊严。”民意的巨大力量夺取了独裁者的王权，而这正是人类美好未来的旭日之辉。

多米尼克–乔治–弗雷德里克–迪富尔·德·普拉特（Dominique-GeorgesFrédéric Dufour de Pradt）履历丰富，他曾是革命三级会议上忠诚的君主主义者、普瓦捷教堂的主教、拿破仑时代与梵蒂冈调停的谈判官，还做过法国驻波兰的大使，可是在这之前他一直没找到机会来鼓吹和宣扬自己的理论。所以若不对欧洲民众投其所好，他将一无所成。（他的政治生涯顶峰就是在法国复辟后当选了自由党的副主席。）他对拿破仑专制王权的批判以及对曾挫败他的欧洲协调及其保守主义的鞭笞为他赢得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新思想’的迅猛发展让各国统治阶层应接不暇，因此，各大国曾试图利用国会肃清前路。”1823年的《文学报》（Literary Gazette）如是评论道。但民意的强大力量宣告了他们的必然失败。“人民联盟”的原则受到了政治理论家的广泛赞誉，因为这一原则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欧洲君主为处理欧洲事务所设立的会议联盟和议会制度也为反君主制的民众所用，并将其改进成了开放的民主政治论坛。很快，许多互不相干的团体开始举办见面会、组建联盟组织。直至1848年，“民众的力量”已经威胁到君主的统治，因此他们彻底放弃了对这种政策制定模式的管制。萨克森国王奥古斯都二世（Frederick Augusus II）在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中写道：“诸王侯贵族代表大会与人民间的巨大分歧由来已久，民众对这样一种阴谋式的聚首总是多有责难。”梅特涅的多种阴谋论反被民众所用：现如今世道变了，国王惧怕人民的谴责，有一股不能掌控的力量左右着现今的政治形势。国际主义的现代含义是国家间和民族间的相互合作，而那时这一概念则意味着抛弃边缘思想，向主流思想靠拢，王权不得不适应这个选民和议会力量强盛的时代。

边沁去世两年后（也就是第一艘汽艇横穿大西洋后），有一部小说巨著在巴黎出版。这部小说描写的就是国际主义（或者说是边沁）对欧洲未来世界的构想。费利克斯·博丹（Felix Bodin）于1834年出版的著作《未来小说》（Le roman de l’avenir）再一次掀起了国际主义的思潮，国际主义就从法属阿尔及利亚和中美洲的中心城市相继兴盛起来，万国大会每年都会在这座城市举办。不断变换地点的世界会议（有时在飞机上，有时还会在船上）将各个国家和民族团结在一起，使“当代最著名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企业家以及政治家”齐聚一堂。

博丹的作品洋溢着未来主义色彩：飞行机器的描写具有鲜明的特色；他大胆预言女性将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沙皇俄国和土耳其帝国终将衰败；巴比伦帝国会以新的面貌重现历史舞台；犹太王国即将创立于世。但是他所有的这些新奇想法都基于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他幻想出了一个全球模范政府作为统领者，引导世界走向未来。从这层意义上看，博丹才是边沁的真正追随者，他穷思极想地描绘出一个幻想的未来蓝图，以便给世界的发展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雏形，而不仅仅是一些“精辟理论的再演绎”。

1771年，法国剧作家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Sebastien Mercier）的经典空想主义著作《2440年》（L’an 2440）问世，将这部作品与《未来小说》相对比之后，我们会发现自有史记载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始以来，人类的思想智慧取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进步。在梅西耶的空想世界中，只有解散军队、废除奴隶制、解散神职人员、取消税赋才能实现和平，但书中的背景却设置为法国开明王室领导下的理想化城邦。在梅西耶的假想中，不存在国际主义衍生的政治问题和对国际主义的憧憬，这与博丹的描述截然不同。换言之，在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 30年代间，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协调的灰暗背景下，人们还是萌生了对国际政治的憧憬，国际政治为人们带来了文明的社会氛围，不同的种族、信仰甚至不同的统治手段都能和谐共处，这是前所未有的交融景象。不只如此，这段历史还能映射更多事情，博丹的书中说道，哪怕在日新月异的社会里，人们对未来世界仍会怀有更多的贪恋，因此他建议正确地看待国际主义。

1839年，法国科学家弗朗索瓦·阿拉戈（Francois Arago）激励人们：“让我们尽情地展望未来吧！”在随后短短的10年间，他成了革命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那时，研究欧洲越洋移民史的历史学家已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殖民地边界地区，曾经昙花一现的或亢奋或萎靡的精神力量需要人们予以更多的关注，这种精神力量是押给未来的一种赌注。在这个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时代，时间和空间越发紧缩，促使这一力量在19世纪瞬时爆发。这种“未来思维”带动了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发展。在各类投机活动和土地掠夺过程中，人们利用未来思维思考问题，并因此在难以避免的残败和失望中浴火重生。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未来思维让人们坚定信念。横贯大陆的新型通信基础设施不再是幻想，接连不断的技术创新屡创奇迹。梦想中的未来驱使几十万的欧洲人远走他乡，并期待着在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或是南非、澳大利亚、查科的高地农田有所作为。

在这个时代，移民趋势的强劲发展逐渐促成了一种文化，人们越来越看重世界一体化的思想观念。同时，这种观念也引起了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对横跨大陆旅行的浓厚兴趣。就是在这时，地理学科腾空出世。地理研究注定会得到政府的大力赞助，一方面，地理作为一门实地考察性科学，是进行军事侵略和获取军事情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地理研究为全宇宙的和谐统一提供了指南。这是世界地理发展的强盛时代，多家地理周刊畅销全球，例如法国的《环游世界》、协会组织创办的《国家地理社会》等。专门设立的国际测量协会绘制出更精确的世界地图，其科学使命就像无数的考察团和探险家一样，就是为了将世界各民族的思想观念传播至地球的每个角落。这一时期的学术地理界名人辈出。从20世纪的地缘政治学创始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到语言优美的三卷本《人类历史》（History of Mankind）的作者德国人弗里德里希·雷茨尔（Friedrich Ratzel），再到伟大的无政府主义普遍论者埃利泽·勒克吕（Elisée Reclus）和彼得·克鲁波特金（Piotr Kropotkin）。左派激进分子认为民族主义的存在原因就是错误地理解了“地理”一词，地理正是人类部族多样性的体现。这个时代里，学校的墙上贴满了世界地图，中等家庭家中摆放着地球仪，报纸对去往非洲腹地的大使和官员进行频繁的报道，这一切都为19世纪末对未来政治的全球化意识做出了贡献。在各国瓜分非洲的大背景下，新闻工作者描绘了英国扩张的蓝图，拟订了成立统一联邦的计划。在他们的构想中，七零八落的各个帝国将被合并成一个单独的政体，政治一体化指日可待。

科学是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有力助推器。1889年，时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大力表彰了新成立的英国电气工程学会的伟大发明—电话。用他的话说，电话连通了整个星球，连通了全人类。有了电话，人类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各地的即时新闻、人们的言谈举止尽在掌中，更重要的是电话还可以对此时此刻颁布的政策进行即时分析判断。在汽船、火车、电话、飞行工具、生活理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全世界的感知交织交融，密不可分，难以预料的科技进步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科幻冒险游记小说的大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作品中描写的机动旅行、乘坐潜艇和搭乘热气球，拉近了世界的距离，为科学潜力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为世界文明的变革树立了目标。正如凡尔纳所说的那样，科幻故事中的科学技术为人类统一的国际视野提供了无限想象，并“创造”了大量广泛流传的运载工具。

因此，未来主义小说绝不仅仅是一抹盖住社会经济汹涌暗流的文化泡沫，也不只是文过饰非的华丽辞藻。相反，如英国著名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所说，许多评论家对他的作品多有所指摘，认为这些作品都是“伪科幻小说”。然而，就建立“新的思想体系”这一社会功能看，这些作品即使无法超越其他文学流派的作品，其作用也是可以与之比肩的。这一新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类要架空现有的一切，做到对未来绝对的心无旁骛的想象，这样才能彻底摆脱惯性思维和旧有习惯带来的思想禁锢。“让我们在这人类统一和宗教共存的美好时代安然地离去吧！”1890年，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如是说。几年后，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提出了与过去的思想完全相左的决定论：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是未来，而非过去。1896年，他在《未来历史片段》（Fragment d’ histoire future）一书中描述了自己构想的世界联邦。

直至19世纪末，蓬勃发展的大量未来主义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对国际主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大胆预测，其中多数作品都是对欧洲紧张的战争局势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的描写。欧洲协调分裂成一些极具竞争力的联盟体系，各国政府为军队建设及增强更具杀伤性的科学技术提高了税赋。小说创作与时俱进，而未来的国际政治形势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明了。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英国记者乔治·格里菲思（George Griffith）。格里菲思对年轻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影响深远，他是一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新闻工作者。他的儿子艾伦阐明了小说和科技的密切联系，立志想要做一名劳斯莱斯轴流式喷气发动机的工程师及开发人员。格里菲思本人不仅打破了环球旅行的世界纪录，还撰写了《革命天使》（Angel of the Revolution）一书，书中罗列了1892年发生在世界无政府主义最恐慌时期的奇闻逸事。在故事中，“自由兄弟会“是一个由年老的俄裔犹太人和他的女儿娜塔莎（Natasha）领导的恐怖组织。在两大主要政治联盟发动的一次战争中，欧洲各国被瓦解，这一恐怖组织成了新一任掌权人。他们拥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该技术的年轻发明家爱上了娜塔莎），并逐渐壮大起来，恰逢此时在美国发生了影响广泛的捍卫华盛顿政府权力的起义。最终他们利用承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飞艇征服了世界，并说服英国人一同前来建设美洲。飞艇、无政府主义、美洲人以及获益的英国人：与伦敦破败的郊区相比，这些才是典型的国际主义理想的构成因素。

从全球视野来看，欧洲协调留给世界的是科幻小说巅峰时期所体现的世界观，同时留下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特雷梅因（Tremayne）在伦敦外交会议上那番激动人心的发言，他富有远见地探讨了世界大战的危害。作为革命领袖，特雷梅因为欧洲战败受辱的君主列举了兄弟会的主张—普遍性裁军、土地重新分配及设立国际警察机关，对此，德国皇帝提出了异议：

“据我们所知，盎格鲁–撒克逊联邦认为自己已经征服了世界，所以，他们一直在以一个统治者的姿态向世界人民宣传他们的专制手段。我的说法没错吧？”

特雷梅因沉默着深鞠一躬，继续说道—

“但这一说法无疑否定了除盎格鲁–撒克逊之外的所有民族的自由。我难以想象，出身自由的人们经过多么艰苦的奋斗才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他们会屈服于这种专制主义的做法吗？如果他们拒绝如此会怎样呢？”

特雷梅因快速起身，转向德国皇帝，皱紧眉头，目露凶光，对着他说—

“如果德皇陛下您非得称之为专制主义，那么请您记住这是和平的专制而非战争的专制。只有那些破坏和平的人和将刀尖指向同胞的野蛮家伙才会深受其害……

“您想谴责的只是您失去了暴力侵略的权利。那么现在，最后给您一次权利！就在这，就是现在，您敢不敢发誓您并不知晓联邦理事会的霸权阴谋，并承受您所说之话带来的后果！……”

这一番意味深长而又直指要害的发言让德国皇帝翻然醒悟。他想起自己的军队被消灭，最坚固的壁垒被拆毁，国库财政大幅亏空，大批男性子民在战争中被残忍杀害。想到这里，他嘴唇发白，跌坐在椅子里，双手捂住脸颊，发出了轻声的啜泣。这是军国主义思想对新型和平专制主义的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抗议。

格里菲思的理想世界是通过革命武装实现和平的世界，而这个理想世界对其他人来说就是噩梦。毕竟，每每想起欧洲协调和神圣同盟建立的欧洲秩序走向最终灭亡的情形，就让人不禁扼腕叹息。在这场斗争中，国王被废黜，无政府主义者、恐怖主义分子和犹太人成了胜利者。保守党认为，格里菲思的“和平专制主义”说法并不是乌托邦的再现，而是一种全新的国际独裁手段，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在格里菲思所述的逸事中，俄国恰如其分地扮演着反派头目，书中讲述的故事是从沙皇秘密警察最保密的休息处得来的。一般来说，人们对反革命警察的奇闻轶事并不陌生，因为这正是《锡安长老会议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中所讲述的故事。格里菲思写《毁灭天使》（Angel of Destruction）的那几年，恰逢奥克瑞那警备队（俄国沙皇时代的秘密警察组织）陷入了与席卷欧洲的无政府恐怖主义的无尽斗争之中。书中的锡安长老设想着有一天非犹太人“被彻底征服，并将其与生俱来的国际权利交给我们，利用自然的地位，让我们能在不使用任何暴力手段的情况下一步步地吞并世界上的所有政权，成立一个超级政府。我们还将成立一个名为“超级政府管理协会”的威慑性机构替代现如今的统治者。该机构的职权如螯钳般伸向每个领域，其组织机构庞大异常，征服世界各国无往不利”。《锡安长老会议纪要》中描述的超级政府统治方式为：告知人们他们将受政府的保护和照顾，从而让人民欣然接受超级政府的统治；防范恐怖主义未雨绸缪（这一方面，小说映射了现实：奥克瑞那警备队会秘密引爆炸弹以使人民产生反恐意识），进而使统治者有机会展现自己具有保护人民的能力。经济学家会向公众解释接受超级政府统治的必要性。因此，超级政府唯一的威胁是来自皇室王权的遗风和国民暴徒的盲目情绪，但是真正的危险则是这两者将走向中和。

《锡安长老会议纪要》也是一份不同寻常的文书，文中，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取得的每一次发展—从立宪主义、新闻界的发展及扩大的参政权一直到国际仲裁机制的发展—都看成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并为之欢呼雀跃。这些情节的描写引人入胜。故事的结局是政变推翻了专制独裁的世界政府，却拥立了“一个凌驾于整个地球之上的国王，他将统一全世界，从根本上消除世界分歧—国界、民族、宗教、国债”，这是国际主义的胜利，它的政治体制虽经过处心积虑的谋划，但它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一个乌托邦，而是无尽的暴政。知识分子是愚忠行为的最后践行者：到19世纪末，即便是激进的国际主义反对者也不由自主地开始以国际主义视角思考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