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无是处的欧洲协调？（1815~1914年）
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象。
—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1818年）
到1953年（也就是斯大林去世那年）为止，年轻的亨利·基辛格已经服完了兵役，并迅速拿到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当时正在做博士毕业论文的收尾工作。他的研究课题看上去很古老，探讨将近一个半世纪前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各国是如何维持地区和平的。基辛格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当时成功摧毁拿破仑帝国的“四国同盟”（奥地利、俄罗斯、英国、普鲁士）及其外交官。拿破仑被流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上述四国仍然定期举行会议，法国也在恢复君主政体后被吸纳进来。自此，一旦有威胁欧洲大陆安定的危机出现，几国便会召集会议，共商对策。基辛格从亚琛会议、莱巴赫会议以及特罗保会议（这些总会让我们想起尘封的历史）中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利用这一规律为他的雇主美国献计献策。借古观今，以奥地利前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和英国前外务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为代表的已故欧洲贵族为美国上了生动的一课，即如何制约一个变革中的超级大国—就像法国当年研究苏联一样—并将这种经验运用到国际博弈中。
基辛格之所以对欧洲协调这一课题分外关注，除了因为上述几国缔约结盟的做法外，据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早在那个年代，政客们就已经意识到创新在国际事务中的必要性。基辛格对此了然于心。梅特涅的得力助手弗里德里希·冯·根茨曾经将欧洲协调描述为“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象”。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不同国家及不同王室间的联盟层出不穷且更迭频繁，目的在于维持或打破当时的权力平衡。反法战争之初，各国之间采取的是传统的联盟模式，但是正如根茨在1818年所写的那样，战争结束后新模式横空出世—“大联盟的准则是，在5个主要成员国的引领下，由联邦协定将各同盟国维系在一起”。
尽管拿破仑是这一准则出炉的催化剂，但他治理欧洲的理念却与此大相径庭。早些年前，在从莫斯科撤退的路上，身着皮衣蜷缩在马车里的拿破仑对他那直率的外交部部长科兰古侯爵（the Marquis de Caulaincourt）说，他一直在为“古老欧洲及其文明的利益而战”。科兰古不吝溢美之词地回答说，“那些国家害怕的正是国王陛下您，他们害怕出现一个超级帝国”。法国控制欧洲大陆的意图激起了强烈反抗，并引得各国“不惜举全国之力对抗拿破仑”。每遇法国有意统一之处，欧洲协调必会鼓励其成员各自为政。每逢拿破仑寻求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建立新的统一的法律体系之时，其反对者必会坚持各国保留其各具特色的宪法、法律以及社会形态的观点。拿破仑罢黜先前的统治者并给自己的亲属同僚加官晋爵，他的对手则希望保护那些惨遭驱逐的统治者并在必要时助其复辟。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国希望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其他各国之上，而其敌对国则不相信一个国家可以独揽大权。
然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与法国作对的国家并不认为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它们认为欧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自视为维护欧洲稳定的主要力量。1814年3月，奥地利、俄国、英国、普鲁士四国达成协议，它们将结盟至少20年，并在“滑铁卢战役”后制订了举行周期性会谈的计划，商讨各盟国的“共同利益”。法国也在波旁国王路易十八复位之后加入了该联盟。自此，欧洲的小王室王权被断然地边缘化了，然而他们别无选择，为了和平，他们只能妥协接受。“尽管并没有相关的明文规定，但处于第二、第三、第四等级的那些国家只能屈从于由首脑大国做出的一致决定，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根茨如是说。
这种等级制度存在的“正当理由”就是几个大国“代表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共同利益”，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根茨对此评论说：“由此，欧洲各国仿佛真的组成了一个大型的政治家族，并在其创建的高级法庭的统领下团结一致，欧洲协调各成员国互缔盟约，并向相关的各党派保证会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各自享有的权利。”作为反拿破仑的胜利联盟，欧洲协调已然成了一个政治工具，这个组织与拿破仑的所作所为的唯一不同就是它是以欧洲之名来行使权力和制定法律的。然而，顶着欧洲的名头建立的组织并非少数，所以欧洲大陆上公然挑战欧洲协调的权威、要求自治的小国家从此不再是孤军奋战。
为此，欧洲协调有着非常强烈而保守的使命感。其成员国支持正统王权和阶级制度，更加重视秩序与稳定，而非平等与公正。“拿破仑战争”令根茨和他的几位上司感到惊恐和烦恼，这并非是因为法国对他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是因为这些战争意在将革命之火引向各国。根茨曾是哲学家康德的学生，后来他转而支持伯克的观点，认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无疑意味着整个欧洲的灭亡。对于作为国会议员的英裔爱尔兰人伯克来说，雅各宾派的激进思想及推翻一切世袭制度的渴望使革命置身于文明之外，因此，反抗战争也不再像过去一样仅是一场不足为惧的闹剧，如今必须要彻底根除他们的反抗思想和势力才能维护正统王权。根茨十分同意伯克的观点，但与伯克不同的是，他认为旧秩序的复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革命前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拯救残留的旧制度，欧洲各国急需一系列全新的安排。“必须为固守陈规而做出变通”：没有人比根茨和梅特涅更理解兰佩杜萨（Lam Pedusa）关于19世纪政治风云变幻的名著《豹》（The Leopard）中所蕴藏的智慧。
由此看来，欧洲协调开始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权倾整个欧洲大陆的情形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欧洲协调成功地使国际关系迅速稳定下来，根茨为此欢欣不已。但同时他也看到了欧洲各地呼之欲出的革命暗流。他在1818年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从罗马帝国末期开始，欧洲所有国家的国内武装暴动几成燎原之势，并蓄势待发，革命党羽、革命先驱前赴后继，为此文明世界无一例外地疲惫不堪，如此声势，他们还是首次见识到。这是一次斗争，更是一场战争，它决定了新旧模式和新旧社会秩序的生死存亡。”在欧洲各地，包括强盛的英国在内，维护新和平的统治者全都使尽浑身解数，想要消灭持续升温的“革命余烬”。在德国的疆土之上，限制思想自由的新规接连出台：带有革命情节和煽动性话语的言论被明令禁止，出版社和邮局遭到严密监控，大学要在监督之下办学，便衣警察潜伏在酒馆和咖啡馆窃听民众的谈话。对此，梅特涅评论道：“目前困扰欧洲的唯一恶疾就是革命无处不在。”1819年，英国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上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彼得卢屠杀”。当时有很多民众聚集在广场上要求议会进行改革，而骑兵队竟对他们发起了攻击，其中15人惨遭杀害。英国统治阶层也借此表明不会再对革命态势妥协让步，他们即刻立法，明确告知民众：任何人不得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集会，否则将会因“蓄意谋反罪”被捕。
在这样的形势下，欧洲协调开始谋求在欧洲大陆实现保守式复兴，这一复兴的实质包括对激进分子的暗中监视，若他们意图挑战统治阶级权威，必要时可将不安定分子们一网打尽。但是，作为这个胜利联盟中的主要人物，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胃口可要大得多了，他希望把欧洲协调打造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神圣同盟”。有位波罗的海日耳曼人遗孀—男爵夫人冯·克吕德娜（von Krudener）对这位沙皇的影响颇深，沙皇曾一度深受其神学思想影响，坚信拿破仑代表的是反基督教的“洪水猛兽”，并认为欧洲的自我救赎只能依靠建立新的基督教派的团结理念来实现（而这一切如果能在沙皇的领导下实现是最好不过的了）。从俄国的军队迈着胜利的步伐穿梭在法国大街小巷的那一刻起，沙皇亚历山大和这位男爵夫人就开始勾画这一宗教联盟的蓝图了，“这个联盟以一个伟大的基督教国家之名将欧洲各国统治者联合在一起，共同维护他们的宗教、和平与正义”。
尽管这种毫不掩饰的虔诚态度和神秘主义做法并没给人们留下好感，但铲除颠覆分子和激进分子的和平理念却深入人心，梅特涅对此尤为情有独钟。只是稍加改变，“神圣同盟”便发展成了隶属于欧洲协调一派的保守势力。在奥地利西里西亚的会面中，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的君主均反复强调，那些通过革命手段获得政权的国家将被视为法律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自己对欧洲协调的耿耿忠心。一旦其他国家感受到来自该国的威胁，上述三国的君主将有权“以和平方式处置他们，如有必要，也会使用武力手段，改造‘逆臣贼子’，使其重新融入伟大的同盟中来”。
而另一方面，英国认为，击败拿破仑的反法同盟从来就不该是“一个意欲统治世界或是越权干涉他国内政的联盟”。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的继任者—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极力反对这种“欧洲警察式的教义”，他认为只有在他国发展严重影响本国利益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才可以“干涉”别国内政。因此，随着国际组织的风潮初露端倪，各国政府和政客开始就“全球政府”的权限问题争执不休：英国与欧洲的核心帝国之间主要就各国的武力干涉程度问题相持不下，两方争论的焦点是武装干涉他国政事的做法在什么限度内才算是合法的。当今时代，联合国以保护民众安全为使命，而美国则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军事武装干预，不难发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阶级世界中：一些国家凌驾于他国之上，以共同维护“法律秩序”为名，强行赋予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以合法化理由。
干涉主义及其限度问题正是这些年欧洲与美国外交不睦的根本原因，这是欧洲协调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1823年法国入侵西班牙，迅速实现了一个保守大国的复兴。在奥地利和俄国的支持下，法国成功地将一个革命政府逐出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王权专治的复辟牵扯到“海上帝国”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权益，这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考虑到神圣同盟有可能会横跨大西洋向美洲大陆输出反革命力量，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警告欧洲不要再来西半球干涉内政。美国的海军力量当时还完全没有形成规模，因此这样的警告几乎没有任何威慑作用。但是这一做法赢得了那位对神圣同盟毫无好感的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的支持，他曾经公开呼吁“新世界要维系旧世界的平衡”，他的声援让美国力量倍增。两位政治领袖联手开启了全新的美洲自由国际主义概念，这一概念符合发展的利益，摒弃了复古的观点。不仅如此，坎宁本人还特别对20世纪的主要发展趋势做出预判—英美霸权会迅速崛起，而这两国的崛起会否定欧洲协调的外交政策，很多全新的国际组织也会应运而生。
抵制神圣同盟的做法也拯救了共和主义思想。尽管在当时的欧洲，民主的民族主义正遭受强力打压，但是门罗和坎宁向欧洲保守君主政权郑重宣布了美洲的后帝国共和政体，并且一直坚守着民族主义原则。这一点对随后出现的国际思想意义重大：举例来说，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思想在南美洲的影响力远比在墨西哥湾北部地区大。很多南美人，像智利的卡洛斯·卡尔沃（Carlos Calvo）和亚历杭德罗·阿尔瓦雷斯（Alejandro Alvarez），都是新国际法的重要先驱。应运而生的泛美主义也成为抗衡欧洲日渐僵化的王权及其敌对联盟的新势力。南美人为联盟和联合国做出了贡献，也为战后有关全球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断开渠引流，这些贡献从19世纪东西半球间的敌对外交政策中就已经得到体现，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南北美洲团结一致，戮力同心，共御欧洲协调的外交霸权。
从短期来看，欧洲协调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当时太多事物的存在已危如累卵，只有这一联盟尚属安稳。用当时英国首相卡斯尔雷的话说就是，“这些大国意识到它们不仅有着共同的利益，还要承担共同的使命”。它们举行磋商会来商讨是否采取侵略性举措，甚至像俄国和英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会对自己的单方面举动再三考虑，不敢肆意干涉欧洲政务。实际上，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些大国才真正地联合起来，不再各行己道。由于始终对“法国大革命”心存余悸，所有大国都会探讨所签条约是否神圣而不可侵犯，并对议会代表和工人对自身权利的诉求等不断升级的煽动性言论深感担忧，而与此同时，他们对民族自由和关税改革等问题却只字不提。即便是最支持自由事业的英国也不想废除1815年对谷物贸易的管制决定。很多欧洲大陆的政治犯逃亡到英国东南部港口多佛尔避难，后来又到伦敦街头为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自由事业发表煽动性言论，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没能让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朝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1848年，时任英国首相拉舍尔明确拒绝了欧洲大陆上那些备受压迫的民族的请愿，他们皆因起义反抗欧洲大陆的专制统治而四处流亡，而拉舍尔以“尊重欧洲的政治独立与自由”为由为其做出的冷漠决定开脱。简言之，英国的利益需要通过维护维也纳会议确立的欧洲新秩序的力度来判定，而欧洲的利益则要视各位最高统治者的自由程度而定，而非一国的主体和权利。1831年的伦敦会议承认比利时为独立国家，与会的几位外交官这样诠释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权利，但是整个欧洲也有自己的权利，这是社会秩序赋予它的权利。”几位外交官此番所指的“社会”仍然是指各个国家的社会状况，而不是那些危险的国内阶级斗争新争端和经济文化新冲突。
然而，那些社会力量却意欲除掉“协调”下的欧洲。欧洲协调维护的政治秩序与今日的政治秩序截然不同。如果将民族政权定义为由占主导力量的民族统治的政权，那么除了法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属于民族政权，而且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接近于现代社会所理解的典型的民主政权。按照这种说法，德国和意大利也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部分专制帝国、少数君主立宪制国家以及一大批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小国家，这些国家拥有自己的统治者、法律和货币。波兰在欧洲大国间的领土争夺战中被彻底瓜分，这件事情倒是生动地诠释了欧洲协调自身的逻辑，然而当民主理念传播开来时，这种瓜分他国的做法便显得越来越不道德。于是这样一个政治万花筒在“一战”时被完全铲除，“新欧洲”开始形成，国际联盟功不可没，该联盟作为反对旧世界的典范，真是既富有戏剧性又颇具抱负。直到此时，国际联盟仍在质疑一个世纪前维也纳会议做出的一系列安排。
当时，欧洲协调所制定的秩序已是风烛残年。人们早就应当看出1848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已是强弩之末—法国政治思想家亚力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52年曾经指出这场革命是“一场反民主反自由的复辟运动”—然而如今回头去看，这场革命其实只是“末日”的开端。连称雄一时的奥地利前首相梅特涅最终也难逃被放逐的命运，在新英格兰的海滨度假胜地霍夫度过了丧失权力后的第一个冬天。而第一位法国总统路易斯·拿破仑则逆潮而动，很快就称帝复辟，像他那位叔叔一样登上了皇帝宝座。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欧洲协调各成员国反目成仇，相继爆发了冲突，并愈演愈烈，这是欧洲协调走向灭亡的开端。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是欧洲协调的转折点，这场揭幕战开启了各大国间异常激烈的新一轮竞争，民族主义思想及德意志的野心就是这场惨烈竞争的导火线，而迅速扩充的武装部队为此埋下了更多隐患。反对联盟的呼声此起彼伏，新科技带来的机械型战争更是加速了欧洲协调的灭亡。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彻底摧毁了旧秩序，欧洲协调的几大国成员于伦敦会面，表明了各国的诉求，却遭到了欧洲巴尔干半岛新兴势力的公然无视。然而，“一战”之后，欧洲协调的残留风气竟然存活了下来。新国际联盟想方设法地要结束这些陈规旧俗，而各大国却无视新规，仍在继续着从前的外交活动：1923年以中介人身份调和意大利与希腊之间的纷争，1938年又试图在慕尼黑拉拢希特勒。“现实的和平”以失败告终，它宣告了梅特涅秩序在走过巅峰时期后的土崩瓦解。在这100年里，欧洲协调尽管达成了协定，拟定了最基本的博弈规则，却仍不能在这场意识形态的战争中发挥功效。
但以历史的视角来看，或许这个组织也并非一无是处。20世纪中叶，欧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动荡，这与梅特涅时代的稳定秩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基辛格曾以史为鉴，试图减少这个世界的纷争；他也曾从19世纪的长期和平中发现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治国之道颇具远见。然而，基辛格并非唯一一个有此独到眼光的政治家。纵观朝鲜战争时期，仿佛只有外交手段能够拯救世界，摆脱频繁的地区冲突，相比之下，欧洲协调秩序的蓝图好像只存在于幻影之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一直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他曾评价道，“只有维也纳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找对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然而奇怪的是，人们对欧洲协调的评价大相径庭。20世纪的世界屠戮盛行，当时的那些所谓的成就却让1914年之前的观察家及评论家们大跌眼镜，深表怀疑。那么欧洲协调带来了百年和平吗？当然没有，自1848年以来，欧洲从未摆脱过战争。民族主义分子（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两国的民族主义分子）严词批评欧洲协调无视各国对欧洲事务自由的渴望，更不懂得如何践行自由。民主主义论者则批判欧洲协调的暗箱操作、精英主义思想以及对人民天性的镇压。像雪莱和拜伦这样的激进分子则对最开始的规模式思潮厌恶至极，以至于完全分不清谁是神圣同盟的专制统治者，谁是诸如卡斯尔雷这样的英国政客。“卡斯尔雷长眠于此，”拜伦写道，“停下来吧，过路人，看看他，赏他些尿再走。”
对于这些人以及更多想法类似的人来说，欧洲协调并没有完全领会国际政府的新理念；相反，它恰恰暴露出各种弊端—专权擅势，好为战事，忽略自由的价值和社会变革的动力，而这些才是国际主义真正急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