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课 宋齐梁陈文学概略
中国文学，至两汉、魏、晋而大盛，然斯时文学，未尝别为一科，（故史书亦无《文苑传》。）故儒生学士，莫不工文。其以文学特立一科者，自刘宋始。考之史籍，则宋文帝时，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宋书》本纪），使司徒参军谢元掌之（《南史·雷次宗传》）。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宋书》本纪），此均文学别于众学之征也。故《南史》各传，恒以“文史”、“文义”并词，而“文章志”诸书，亦以当时为最盛。（《文章志》始于挚虞，嗣则傅亮著《续文章志》，宋明帝撰《江左文章志》，沈约作《宋世文章志》，均见《隋书·经籍志》，今遗文时见群书所引。）更即簿录之学言之：晋荀勗因魏《中经》区书目为四部，其丁部之中，诗、赋、图赞，仍与汲冢书并列；自齐王俭撰《七志》，始立“文翰”之名；梁阮孝绪撰《七录》，易称“文集”,（《七录》序云：“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而“文集录”中，又区楚辞、别集、总集、杂文为四部，此亦文学别为一部之证也。
今将由宋迄陈文学，区为三期：一曰宋代，二曰齐、梁，三曰陈代。
甲 宋代文学
《文心雕龙·才略篇》：宋代逸才，辞翰鳞萃。
《文心雕龙·通变篇》：宋初讹而新。
《宋书·谢灵运传论》：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文心雕龙·时序篇》：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
《齐书·文学传论》曰：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余见前课。）
案：宋代文学之盛，实由在上者之提倡。《南史·临川王义庆传》谓：“文帝好文章，自谓人莫能及。”《南史·孝武纪》谓：“帝少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齐书·王俭传》亦谓：“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又《宋书·明帝纪》亦谓：“帝爱文义（裴子野《雕虫论》谓：“帝才思朗捷。”），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均其证也。（《前废帝纪》亦谓：“帝颇有文才，自造《孝武诔》及杂篇章，往往有辞采。”）故一时宗室，自南平王休铄外（《宋书·铄传》:“有文才，未弱冠，拟古三十余首，时人以为迹亚陆机。”），若建平王弘、卢陵王爱真、江夏王义恭等，并爱文义（见《宋书》及《南史》本传）。又据《宋书·临川王义庆传》谓：“其爱好文义，才学之士，远近必至。袁淑文冠当时，引为卫军咨议。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有辞章之美，引为佐吏国臣。”其《始兴王濬传》亦谓：“濬好文籍，与建平王弘、侍中王僧绰、中书郎蔡兴宗等，并以文义往复。”又《建平王景素（弘之子）传》云：“景素好文章，招集才义之士，以收名誉。”此均宋代文学兴盛之由也。
鲍照（约414—466）
又案：晋、宋之际，若谢混、陶潜、汤惠休之诗，均自成派。至于宋代，其诗文尤为当时所重者，则为颜延之、谢灵运。（《宋书·灵运传》云：“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深密则不如也，所著文章传于世。”又，《南史·延之传》云：“字延年，文章冠绝当时。”又云：“延之与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悬绝。延之尝问鲍照，已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斯时议者，以延之、灵运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江右称潘、陆，江左称颜、谢焉。”）颜、谢而外，文人辈出（案：晋、宋之际，人才最盛。然当时人士，如孔淳之、臧寿、雷次宗、徐广、裴松之均通经史，宗少文、周续之、戴颙综达儒玄，不仅以文章著。），以傅亮（《宋书·颜延之传》:“傅亮自以文义一时莫及。”又《宋书》:“傅亮，字季友，博涉经史，尤善文辞。武帝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范晔（《宋书·范泰传》:“好为文章，文集传于世。子晔，字蔚宗，善为文章，为《后汉书》，其《与甥侄书》，谓诸序论不减《过秦》，非但不愧班氏，赞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袁淑（《宋书·淑传》:“字阳源，文采遒逸，纵横有才辩，文集传于世。子觊，好学美才。”又《南史·临川王义庆传》亦谓：“太尉袁淑，文冠当时。”）、谢瞻（《宋书·瞻传》:“字宣远，六岁能属文，文章之美，与从叔琨、族弟灵运相抗。”又，《谢密传》云：“瞻等才词辩富。”）、谢惠连（《宋书·惠连传》:“十岁能属文，灵运见其新文，每叹曰：‘张华重生，不能易也。’文章并行于世。”）、谢庄（《宋书·庄传》:“字希逸，七岁能属文。袁淑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步。’著文章四百余首行于世。”又，《殷淑仪传》谓：“谢庄作哀策文奏之。帝流涕曰：‘不谓当今复有此才。’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鲍照（《南史·临川王义庆传》云：“照字明远，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元嘉中，为《河清颂》，其叙甚工。”《史通·人物篇》亦谓：“鲍照文学宗府，驰名海内，方之汉代，褒、朔之流。”）为尤工。（谢庄、鲍照诗文，尤为后世所祖述，次则傅亮诸人。）若陆展、何长瑜（《宋书·谢灵运传》:“东海何长瑜，才亚惠连。”）、何承天（《南史·承天传》:“所纂文及文集，并传于世。”）、何尚之（《宋书·尚之传》:“爱尚文义，老而不休。”）、沈怀文（《宋书·怀文传》:“少好玄理，善为文，集传于世。弟怀远，颇娴文笔。”）、王诞（《宋书·诞传》:“少有才藻。”）、王僧达（《宋书》本传云：“少好学，善属文。”）、王微（《宋书·微传》:“字景玄，少善属文，为文多古言，所著文集传于世。”）、张敷（《宋书·敷传》:“好读玄言，兼属文论。”）、王韶之、王淮之（《宋书·韶之传》:“博学有文辞。宋武帝使领西省事，凡诸诏，皆其词也。”又云：“宋庙歌词，韶之所制也。文集行于世。”又《王淮之传》云：“赡于文词。”）、殷淳、殷冲、殷淡（《宋书·淳传》:“爱好文义，未尝违舍。弟冲，有学义文辞。冲弟淡，大明世以文章见知。”）、江智深（《宋书》本传：“爱好文雅，辞采清赡。”）、颜竣、颜测（《南史·颜延之传》:“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释慧琳（《南史·颜延之传》:“时沙门释慧琳，以才学为文帝所赏。”）亦其次也。
又案：宋代臣僚，若谢晦（《宋书》本传称：“晦涉猎文义，时人以方杨德祖。”）、蔡兴宗（《宋书》本传：“文集传于世。”）、张永（《宋书》本传：“能为文章。”）、江湛（《宋书，湛传》:“爱文义。”）、孔琳之（《宋书·琳之传》:“少好文义。”）、萧惠开（《宋书》本传云：“涉猎文史。”）、袁粲（《宋书》本传：“有清才，著《妙德先生传》。”）、刘勔（《宋书》本传：“兼好文义。”）亦有文学。自是而外，别有鲍令晖（工诗。）、荀伯子（《宋书》本传：“少好学，文集传世。”）、孔宁之（《宋书·王华传》:“会稽孔宁之，为文帝参军，以文义见赏。”）、谢恂（《宋书·恂传》:“少与族兄庄齐名。”）、荀雍、羊璿之（《宋书·谢灵运传》:“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颖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长瑜才亚惠连，雍、璿之不及也。”）、苏宝（《南史·王僧达传》:“时有苏宝者，生本寒门，有文义之美。”）、王昙生（《宋书·王弘之传》:“子昙生好文义。”）、顾愿（《宋书·顾恺之传》:“弟子愿，好学有才词。”）、江邃之（《南史·江秉之传》:“宗人邃之，有文义，撰《文释》传于世。”）、袁炳（《齐书·王智深传》:“陈郡袁炳，有文学，为袁粲所知。”）、卞铄（《南史·文学传》:“铄为袁粲主簿，好诗赋。”）、吴迈远（《南史·文学传》:“迈远好为篇章。”）、王素（《南史·素传》:“著《蚿赋》自况。”）诸人。（又《南史·宋武穆裴皇后传》:“妇人吴郡韩兰英，有文辞，宋孝武时，献《中兴赋》。”附志于此。）此可证宋代文学之盛矣。
乙 齐梁文学
《文心雕龙·时序篇》：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即武帝）以睿文纂业，文帝（即文惠太子）以贰离含章，中宗（即明帝）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以其鼎盛乎！
《南史·文学传序》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甚。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
《梁书·文学传序》曰：高祖旁求儒雅，文学之盛，焕乎俱集。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若彭城刘溉、吴兴邱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皆后来之秀也。（又《隋书·文学传序》云：“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学尤盛。于是作者江淹、任昉、沈约、温子昇、邢子才、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英华秀发，波澜浩荡。”亦与此序互明。）
沈约（441—513）
《南史·梁武帝本纪论》曰：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魏徵《梁论》亦谓：“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
《文心雕龙·明诗篇》：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江淹《杂拟诗》自序曰：“五言之兴，谅非变古。但关西邺下，既以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语。”亦齐、梁之诗与古不同之证。）
《文心雕龙·通变篇》：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亦近附而远疏矣。（《情采篇》所云：“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词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甚。”亦兼赅魏、晋、宋及齐言。）
《文心雕龙·指瑕篇》：近代词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蚩，反音取瑕。
《文心雕龙·总术篇》：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即《风骨篇》所谓“文术多门，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习华随侈，流遁忘反”也。）
《南齐书·张融传》：融为《问律自序》曰：中代之文，道体阙变，尺寸相资，弥缝旧物。（又谓：“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南齐书·文学传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惟睹事例，顿失精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三体之外，请试妄谈。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申胸怀。轮扁斫轮，言之未尽，文人谈士，罕或兼工。非惟识有不周，道实相妨，谈家所习，理胜其辞，就此求文，终然翳夺。故兼之者鲜矣。
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事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 “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驰臆断之侣，好名忘实之类，方分肉于仁兽，逞卻克于邯郸，入鲍忘臭，效尤致祸。决羽谢生，岂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传。故玉徽金铣，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核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于此！（裴鸿胪即裴子野。）
姚铉《唐文粹自序》曰：至于魏、晋，文风下衰，宋、齐以降，益以滋薄。然其间鼓曹、刘之气焰，耸潘、陆之风格，舒颜、谢之清丽，蔼何、刘之婉雅，虽风兴或缺，而篇翰可观。（案：铉说简约，故附录于此。）
案：齐、梁文学之盛，虽承晋、宋之绪余，亦由在上者之提倡。据《齐书·高帝纪》谓：“帝博学善属文。”（《南史》本纪谓：“帝所著文诏，中书侍郎江淹撰次之。”）故高帝诸子，若鄱阳王锵好文章，江夏王锋能属文，并见《齐书》、《南史》，非惟豫章王嶷工表启、武陵王晔工诗已也。（《齐书·晔传》:“好文章，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嗣则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南史·太子传》云：“文武士多所招集，虞炎、范岫、周颙、袁廓，并以学行才能应对左右。”《梁书·范岫传》云：“文惠在东宫，沈约之徒，以文才见引。”又，《齐书·子良传》云：“礼才好士，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又，《梁书·武帝纪》谓：“齐竟陵王开西邸，招文学。帝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号曰八友。”沈约、范云各传并同。又，《南史·刘绘传》云：“永明末，都下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西邸。”又，《王僧孺传》云：“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与虞羲、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季孙，并以善辞藻游焉。”）、衡阳王钧（《南史·钧传》:“善属文，与琅琊王智深以文章相会，齐阳江淹亦游焉。”）、随王子隆（《齐书·子隆传》:“有文才。武帝以为 ‘我家东阿’。文集行于世。”又《谢朓传》云：“为子隆镇西文学。子隆好辞赋，朓尤被赏。”），均爱好文学，招集文士。又开国之初，王俭之伦，亦以文章提倡。（详任昉《王文宪集序》及《齐书》各传。）故宗室多才（《梁书·萧几传》:“年十岁，能属文，十五撰《杨公则诔》。子为，亦有文才。”又《齐书·萧颖胄传》云：“好文义。”均其证也），而庶姓之中，亦人文蔚起。梁承齐绪，武帝尤崇文学。（《南史》本纪谓：“帝博学多通，及登宝位，躬制赞、序、诏、诰、铭、诔、箴、颂、笺、奏诸文百二十卷。”又《文学传序》云：“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又《袁峻传》:“武帝雅好词赋，时献文章于南阙者相望焉。”《王筠传》亦云：“敕撰《中书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赋颂，都为一集。”）嗣则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并以文学著闻（《梁书·昭明太子传》:“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皆属思便成。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又《南史·简文帝纪》谓：“帝六岁能文，及长，辞藻艳发，雅好赋诗。其自序云：‘七岁有诗，长而不倦。’所著文集一百卷行世。”又《元帝纪》谓：“帝天才英发，出言为论，军书羽檄，文章诏诰，点毫便就。著《词林》三卷，文集五十卷。世子方等有隽才，撰《三十国春秋》。”），而昭明、简文，均以文章为天下倡（《梁书·昭明传》:“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于时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所未有也。”又《王锡传》云：“武帝敕锡与张缵入宫与太子游宴，又敕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十人。”《刘孝绰传》云：“昭明好士爱人，孝绰与殷芸、陆倕、王筠、到洽等同见礼。”此昭明重文之证。又《南史·简文纪》云：“及居监抚，弘纳文学之士。”《庾肩吾传》云：“简文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徐摠子陵、吴郎、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此简文重文士之征），此即《南史·梁纪》所谓“文物之盛，独美于兹”也。（《雕龙》所云：“唐、虞之文，其鼎盛乎。”亦与《南史》之说相合。）故武帝诸子能文者，有豫章王综（《梁书·综传》:“有才学，善属文。”）、邵陵王纶（《梁书·纶传》:“博学，善属文，尤工尺牍。”）、武陵王纪（《梁书·纪传》:“有文才。”）；其诸孙能文者，有后梁主詧（《周书·詧传》:“好文义，所著文集十五卷。子世宗岿，有文学，文集行世。后主琮，博学有文义。”）、南康王会理、建安县侯㊣理（并南康王绩子。《梁书·会理传》:“少好文史。弟㊣理，有文才，尝祭孔文举墓，并为主碑，制文甚美。”）、寻阳王大心、南郡王大连、乐良王大圜（并简文子。《梁书·大心、大连传》并云“能属文”。《周书·大圜传》:“有文集。”）；其宗室能文者，则有长沙王业（《梁书·业传》:“文集行于世。子孝俨，献《相风乌》、《华光殿》、《景阳山》等颂，其文甚美。孙南安侯骏，工文章。”）、安成王秀（《南史·秀传》:“精意学术。子机，所著诗赋数千言，元帝集而序之。机弟推，好属文，深为简文所亲赏。”）、南平王伟（《梁书·伟传》:“制《性情》、《几神》等论。”）、鄱阳王范（《南史·范传》:“招集文才，率意题章，时有奇致。弟谘，十一能属文。”）、上黄侯晔（《南史·晔传》:“献《储德颂》。”），而安成、南平二王，尤好文士。（《南史·秀传》:“尤好人物，招刘孝标使撰《类苑》。当时高才游王门者：东海王僧孺，吴郡陆倕，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又《伟传》云：“四方游士，当时知名者，莫不毕至。”）任昉之流，亦为当时文士所归。（《南史·陆倕传》云：“昉为中丞，预其宴者：殷芸、到溉、刘苞、刘孺、刘显、刘孝绰及陆倕而已，号曰龙门聚。”《南史·到溉传》:“任昉为御史中丞，后进皆宗之。时有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及溉、洽，车轨日至，号曰兰台聚。”《昉传》亦谓：“昉好交结，奖进士友。”）此亦梁代文学兴盛之由也。
又案：宋、齐之际，亦中古文学兴盛之时。齐初，臣僚如褚渊、王僧虔（《齐书·僧虔传》:“与袁淑、谢庄善，淑叹为文情鸿丽。”）之流，虽精文学（又《齐书·崔元祖传》云：“善属文。”《沈文季传》云：“爱好文章。”亦其证。），然集其大成者，惟王俭。（《齐书·俭传》:“字仲宝，甚闲辞翰。大典将行，礼仪诏策，皆出于俭。”又云：“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文集行于世。”任昉有《王文宪集序》。）自嗣而降，文士辈出（据《齐书》各传，如刘绘诸人，均以文义擅盛一时。周显诸人，尤精谈议，不仅以文学名。至若臧荣绪、沈
士、陆澄、刘
、刘琎、明僧绍、刘虬、关康之诸人，兼通经业，所长不仅文章，然《齐书》 等各传，并云“有文集行世”。嗣则崔慰祖、贾希镜、祖冲之，亦不仅以文章名），其兼工诗文者，厥惟王融（《齐书·融传》:“字元长，博涉，有文才。武帝使为《曲水诗序》，当时称之。文辞捷速，有所造，援笔立就。”又云：“融文行于世。”又《南史·任昉传》:“王融有才隽，自谓无对。”）、谢朓（《南史·朓传》:“字玄晖，文章清丽，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敬皇后迁袝山陵，朓撰哀策文，齐世莫有及者。”钟氏《诗品》亦谓：“朓奇章秀句，往往惊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齐、梁之际，则沈约、范云、江淹、邱迟并工诗文（《南史·约传》:“字休文，善属文。时谢玄晖善为诗，任彦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著《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又《范云传》:“字彦龙，善属文，下笔辄成，有集三十卷。”又《江淹传》:“字文通，留情文章。齐高帝让九锡及诸章表，皆淹制也。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凡所著述，自撰为前后集。”又《邱迟传》:“字希范，八岁属文，辞采丽逸，劝进梁王及殊礼，皆迟文也。帝作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迟文最美。”又据钟嵘《诗品》谓：“休文五言最优，辞密于范，意浅于江。”又谓：“范云婉转清便，如流风回雪；邱迟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任昉尤长载笔（《南史·昉传》:“字彦升，八岁能属文。王俭每见其文，以为当时无辈。王融见其文，恍然自失。”又云：“昉尤长载笔，颇慕傅亮，才思无穷。当时王公表奏，莫不请焉，起草即成。沈约深所推挹。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所著文章数十万言，盛行于世。王僧孺谓过董生、扬子。”）。嗣则刘孝绰（《梁书·孝绰传》:“七岁能属文。王融深赏异之，任昉尤相赏好。梁武览其文，篇篇称赏，由是朝野改观。”又云：“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时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传诵写，流闻河朔，亭苑挂壁，莫不题之。文集数十万言行于世。子谅，有文才。”）、刘峻（《梁书·峻传》:“字孝标，文藻秀出。为《山栖志》，文甚美。”）、裴子野（《梁书·子野传》:“字几原，善属文，武帝诸符檄皆令具草。”又云：“为文典而速，不尚靡丽，制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文集二十卷行于世。”）、王筠（《梁书·筠传》:“字元礼，七岁能属文，十四为《芍药赋》，其辞甚美。又能用强韵，每公宴并作，辞必妍靡。沈约谓王志曰：‘贤弟子文章之美，可谓后来独步。’自撰文章，以一官为一集，凡百卷，行于世。”）、陆倕（《南史·陆慧晓传》:“三子僚、任、倕，并有美名，时人谓之三陆。倕字佐公，善属文。武帝雅爱倕文，敕撰《新漏刻铭》、《石阙铭》。”），其诗文均为当时所法。其尤以诗名者，则柳恽、吴均（《梁书·柳恽传》:“字文畅，著《述先颂》，文甚哀丽。少工篇什，王融见而嗟赏。和武帝《登景阳楼》篇，深见赏美，当时咸相称传。”又《吴均传》:“字叔痒，有隽才。沈约见均文，颇相称赏。柳恽为吴兴，召补主簿，日引与赋诗。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效之，谓为吴均体。著文集二十卷。”）、何逊（《梁书·逊传》:“字仲言，八岁能赋诗。范云称为 ‘含清浊，中古今’。梁元帝论之云：‘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文八卷。”）是也。
又案：宋、齐之际，有丘灵鞠、檀超、丘巨源（《南史·文学传》:“丘灵鞠，善属文，宋时文名甚盛，著《江左文章录》，文集行世。”“檀超，少好文学。”“丘巨源，有笔翰。”）、张融（《齐书·融传》:“字思光，至交州作《海赋》，文辞诡激，独与众异。为《问律自序》曰：‘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又戒其子曰：‘吾文体屡变，变而屡奇。’文集数十卷行世。”）、谢超宗（《南史》:“凤子超宗，有文辞。宋殷淑仪卒，作诔奏之，帝大嗟赏。齐撰郊庙歌，作者十人，超宗辞独见用。”）、孔珪（《齐书·珪传》:“好文咏。高帝使与江淹对掌辞笔。”）、卞彬（《南史·文学传》:“卞彬，险拔有才，著《蚤》、《虱》等赋，文章传于闾巷。”）、顾欢（《南史·欢传》:“字景怡，六七岁作《黄雀赋》。善于著论，作《正名论》、《华夏论》。梁武帝诏欢诸子撰欢文议三十卷。”），均以文学擅名。若虞愿（《南史·愿传》:“撰《会稽记》、文翰数十篇。”）、苏侃（《南史·侃传》载所作《塞客吟》）、江敩（《齐书》本传：“敩好文辞。”）、袁彖（《南史·彖传》:“善属文及谈玄。”）、刘祥（《南史·祥传》:“少好文学，著连珠十五首寄怀。”）、谢颢、谢
（《南史·谢庄传》:“子颢，守豫章，免官，诣齐高帝自占谢，言辞清丽。弟，齐帝起禅灵寺，敕为碑文。”）、王僧佑（《南史》本传：“齐孝武时献《讲武赋》。”）、王摛（《南史·摛传》:“王俭示以隶事，操笔便成，文章既异，辞亦华美。”）、檀道鸾（《南史·檀超传》:“叔父道鸾，有文学。”），亦其次也。齐则陆厥（《梁书·厥传》:“字韩卿，善文章，文集行于世。”）、虞炎（《齐书·陆厥传》:“会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学与沈约俱为文惠太子所遇。”）、王智深（《齐书·智深传》:“字云才，少从谢超宗学属文，成《宋书》三十卷。”）、虞羲（《文选注》引《虞羲集序》:“羲字子阳，七岁能属文。”），并以文著。若孔广、孔逭（《南史·文学传》:“会稽孔广、孔逭，皆才学知名。逭有才藻，制《东都赋》，于时才士称之。”）、诸葛勖（《南史·文学传》:“琅琊诸葛勖作《云中赋》。”）、袁嘏、高爽（《南史·文学传》:“又有陈郡袁嘏，自重其文。广陵高爽，博学多才，作《镬鱼赋》，其才甚工。”）、庾铣（《齐书·王智深传》:“颍川庾铣，善属文，见赏豫章王。”）、孔凯（《齐书·谢朓传》:“会稽孔，粗有才笔。”）、王斌（《南史·陆厥传》:“时有王斌者，初为道人，雅有才辩，善属文。”）、丘国宾、丘令楷、萧文琰、江洪（并见《南史·王僧孺传》。《吴均传》亦谓洪工属文。），亦其次也。齐、梁之际，则王僧孺（《梁书·王僧孺传》:“工属文，多识古事。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文集三十卷。”）、萧子恪、萧子范、萧子显、萧子云（《南史·子恪传》:“字景冲，十二和竟陵王《高松赋》，王俭见而奇之。颇属文，随弃其本，故不传文集。弟子范，字景则，南平王使制《千字文》，其词甚美，府中文笔，皆使具草。简文葬后，使制哀策，文理哀切。前后文集三十卷。子显，字景阳，工属文。著《鸿序赋》，沈约称为《幽通》之流。启撰《齐书》。武帝雅爱其才。尝为自序，略谓：“颇好辞藻，屡上歌颂，每有制作，特广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文集二十卷。子云，字景乔，勤学有文藻，弱冠撰《晋书》。”）、陶弘景（《南史》:“陶弘景，字通明，著《学葩》等书。”案：今传《弘景集》二卷）、江革（《梁书·革传》:“字休映，六岁解属文。王融、谢朓雅相敬重，竟陵王引为西邸学士。有集二十卷行世。”）、徐勉（《梁书·勉传》:“六岁率尔为文，见称耆宿。长好学，善属文。凡所作前后二集，十五卷。”）、范缜（《南史·缜传》:“字子直，作《伤暮诗》、《神灭论》，文集十五卷。”）、周舍（《南史·舍传》:“字升逸，博学，精义理，文二十卷。”）、王巾（《文选》注引《姓氏英贤录》:“巾字简栖，为《头陀寺碑》，文词巧丽，为世所重。”）、柳惔（《梁书·惔传》:“字文通，工制文，尤晓音律。齐武帝称其属文遒丽。著《仁政传》及诸诗赋。”）、袁峻（《南史·峻传》:“字孝高，工文辞，拟扬雄《官箴》奏之，奉敕与陆倕各制《新阙铭》。”）、钟嵘（《南史·嵘传》:“字仲伟，与兄岏并好学。衡阳王令作《瑞室颂》，辞甚典丽。”又云：“嵘品古今诗。”）、刘勰（《南史·勰传》:“字彦和，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为文长于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制文。”）、谢朏（《南史·朏传》:“字敬冲，谢庄子。十岁能属文。有文章行于世。”）、刘苞、刘孺、刘遵（《南史·刘苞传》:“字孟尝，少能属文，受诏咏《天泉池荷》及《采菱调》，下笔即成。”又《刘孺传》:“字孝稚，七岁能属文。沈约与赋诗，大为嗟赏。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受诏为《李赋》，文不加点。文集二十卷。弟遵，工属文，皇太子令称为辞章博瞻，玄黄成采。”）、刘昭（《梁书·昭传》:“字宣卿，善属文，江淹早相称赏。集注《后汉》百八十卷，文集十卷。”）、周兴嗣（《梁书·兴嗣传》:“字思纂，善属文。天监初，献《休平赋》，文甚美。武帝敕与陆倕各制《光宅寺碑》，帝用兴嗣所制。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文集十卷。”）、王籍（《南史·籍传》:“字文海，为诗慕谢灵运，至其合也，殆无愧色。湘东王集其文为十卷。”），并工文章。（案：齐、梁之际，若伏曼容、何佟之、贺玚、傅昭、何点、何胤、刘显、阮孝绪，均博于学术；张绪、张充、明山宾、庾铣，兼综儒玄，不仅以文学名，然其文亦均可观。）若范岫（《南史·岫传》:“文集行世。”）、裴邃（《梁书·邃传》:“十岁能属文。”）、袁昂（《南史·昂传》:“有集三十卷。”）、谢几卿（《南史·谢超宗传》:“子几卿，博学有文采，文集行于世。”）、王泰（《南史·泰传》:“每预朝宴，刻烛赋诗，文不加点。”）、孔休源（《南史·休源传》:“与王融友善，为竟陵王西邸学士。凡奏议弹文，勒成十五卷。”）、王彬（《南史·彬传》:“好文章。齐武帝起旧宫，彬献赋，文辞典丽。”）、顾宪之（《南史》本传：“所著诗赋铭赞并《衡阳记》，数十篇。”）、沈
（《南史》本传：“著文章数十篇。”）、诸葛璩（《南史·璩传》:“所著文章二十卷，门人刘暾集而录之。”）、范述曾（《南史·述曾传》:“著杂诗赋数十篇。”）之流，亦其次也。梁则刘潜（《南史·潜传》:“字孝仪，工属文，敕制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弘丽。文集二十卷行世。弟孝威，大同中上《白雀颂》，甚美。”）、伏挺（《南史·挺传》:“长有才思，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任昉深加叹异。文集二十卷。”）、谢蔺（《南史·蔺传》:“字希如，献《甘露颂》，武帝嘉之，使制《萧楷德政碑》、《宣城王奉述中庸颂》。所制诗赋碑铭数十篇。”）、萧洽（《梁书·洽传》:“博涉，善属文。敕撰《当涂庙碑》，辞甚赡丽。文集二十卷行于世。”）、刘之遴（《梁书·之遴传》:“字思贞，八岁能属文，沈约、任昉异之。前后文集五十卷。”）、刘杳（《梁书·杳传》:“字士深，博综群书。沈约叹美其文。著《林庭赋》，王僧孺叹曰：‘《郊居》以后，无复此作。’文集十五卷。”）、张率（《梁书·率传》:“字士简，十二能属文，日限为诗一篇。稍进，作赋颂，武帝谓兼马、枚王速。自少属文，《七略》及《艺文志》所载诗赋今无其文者，并补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集四十卷。”）、陆云公（《梁书·云公传》:“字子龙，有才思。制《太伯庙碑》，张缵叹为 ‘今之蔡伯喈’。文集行世。”）、谢微（《梁书·微传》:“字玄度，善属文，于武德殿赋诗三十韵，二刻便成。又为临汝侯制《放生文》，亦见赏于世。文集二十卷。”）、萧琛（《梁书·琛传》:“字彦瑜，有才辩，撰诸文集数十万言。又二子密，博学有文词。”）、谢览、谢举（《梁书·览传》:“字景涤，与王、陈为时赠答，其文甚工。弟举，字言扬，年十四赠沈约诗，为约所赏。文集二十卷。”）、王规（《梁书·规传》:“字威明，献《太极新殿赋》，其词甚工。于文德殿赋诗五十字，援笔立奏，其文又美。文集二十卷。”）、到沆、到溉、到洽（《梁书·沆传》:“字茂瀣，善属文。武帝命为诗二百字，三刻便成，其文甚美。所著诗赋百余篇。溉字茂灌，善于应答，有集二十卷。洽字茂沿，有才学，谢朓深相赏好。梁武使与萧琛、任昉赋二十韵诗，以洽辞为工。奉敕撰《太学碑》。文集行世。”）、张缅、张缵（《梁书·缅传》:“字元长，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弟缵，字伯绪，好学，为湘州刺史，作《南征赋》。文集二十卷。”）、徐摛（《梁书·摛传》:“字士秀，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为太子家令，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徐悱、徐绲（《梁书·绲传》:“为湘东王参军，辩于辞令，文冠一府，特有轻艳之才，新声巧变，人多讽习。”又《徐勉传》云：“子悱，字敬业，聪敏能属文。悱妻刘孝绰妹，文尤清拔。”）、何思澄（《南史·思澄传》:“字元静，少工文，为《游庐山诗》，沈约大相称赏，自谓弗逮。傅昭请制《释奠诗》，辞文典丽。文集十五卷。”又云：“思澄与宗人逊及子朗，俱擅文名。子朗早有才思，尝为《败冢赋》，文甚工，行于世。”）、任孝恭（《南史·孝恭传》:“有才学，敕制《建陵寺刹下铭》，又启撰《武帝集序》，文并富丽，自是专掌公家笔翰。孝恭为文，敏速若不留思，每奏称善。文集行于世。”）、纪少瑜（《南史·少瑜传》:“字幼玚，十三能属文，王僧孺见而赏之曰：‘此子才藻秀拔，方有高名。'”）、庾肩吾（《南史·肩吾传》:“字慎之，八岁能赋诗，辞采甚美。”）、刘瑴（《南史》:“瑴字仲宝，善辞翰，随湘东王在藩，当时文檄，皆其所为。”）、颜协（《南史·协传》:“字子和，文集二十卷，遇火湮灭。”）、鲍泉（《南史·泉传》:“字润岳，兼有文笔。元帝谓：‘我文之外，无出卿者。'”）、蔡大宝（《周书·大宝传》:“善属文，文词赡速，誓之章表书记教令册诏，并大宝专掌之。著文集三十卷。”），并擅文词。（梁代士人，无不工文，而文人亦均博学，故有文名为学所掩者，如贺琛、殷芸、严植之、崔灵思、沈峻、孔子祛、皇侃之流是也。然览其遗文，均有可观。又以《南史》各传考之，如《顾协传》:“文集十卷行于世。”《朱异传》:“文集百余篇。”《许懋传》:“有集十五卷。”《司马褧传》:“庾肩吾集其文为十卷。”协等诸人，亦不仅以文章著。）若萧子晖、萧滂、萧确、萧序恺（《南史》:“萧子云弟子晖，有文才。”又云：“子范、子滂、确，并有文才。”又云：“子显、子序恺，简文与湘东王令，称为才子。”）、萧贲（《南史·萧同传》:“弟贲，有文才。”）、萧介（《梁书·介传》:“武帝置酒赋诗，介染翰便成，文不加点。”）、臧严（《南史·严传》:“幼作《屯游赋》七章，辞并典丽。文集十卷。”）、谢侨（《南史·侨传》:“集十卷。”）、王承、王训（《南史·承传》:“以文学相尚。弟训，文章为后进领袖。”）、庾仲容（《南史》本传：“文集二十卷行于世。”）、江蒨（《南史·蒨传》:“文集十五卷。”）、江禄（《南史·禄传》:“有文章。”）、刘殻（《南史·殻传》:“善辞翰。”）、刘沼（《南史·沼传》:“善属文。”）、刘霁（《南史·霁传》:“文集十卷。”）、刘歊（《南史·歊传》:“博学有文才，著《笃终论》。”）、陆罩（《南史·罩传》:“善属文，撰《简文帝集序》。”）、何
（《南史·何逊传》:“从叔，亦以才著闻，著《拍张赋》。”）、虞骞、孔翁归、江避（《南史·何逊传》:“时有会稽虞骞，工为五言诗，名与逊埒。又有会稽孔翁归，工为诗。济阳江避，博学有思理。并有文集。”）、罗研、李膺（《梁书·研传、膺传》并云：“有才辨，以文达。”）、吴规（《梁书·张缵传》:“吴兴吴规，颇有才学，邵陵王深相礼遇。”）、王子云、费昶（《南史·何思澄传》:“太原王子云，江夏费昶，并为闾里才子。昶善乐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子云尝为《自吊文》，甚美。”）、江子一（《南史·子一传》:“辞赋文章数十篇行于世。”）、刘慧斐（《南史》本传：“能属文。”）、庾曼倩（《南史·庾诜传》:“子曼倩，所著文章凡九十五章。”）、傅昭（《梁书·傅昭传》:“子准，有文才。”）、江从简（《南史·江德藻传》:“弟从简，少有文情。”）、谢侨（《南史·侨传》:“集十卷。”）、鲍行卿（《南史·鲍泉传》:“时有鲍行卿，好韵语，上《王璧铭》，武帝发诏褒赏。集二十卷。”）、甄玄成、岑善方、傅准、萧欣、柳信言、范迪、沈君游（准，后梁臣。《周书》云：玄成善属文，有文集二十卷。善方善辞令，著文集十卷。准有文才，善词赋，文集二十卷。欣善属文，与柳信言俱为一代文宗，有集二十卷。迪善属文，有文集十卷。君游有词采，有文集十卷），亦其次也。齐、梁文学之盛，即此可窥。
丙 陈代文学
《陈书·文学传》云：后主雅尚文词，傍求学艺，焕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献上赋颂者，躬自省览，其有辞工，则神笔赏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绅之徒，咸知自励矣。
《南史·文学传序》：至有陈受命，运接乱离，虽加奖励，而向时之风流息矣。岂金陵之数将终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案：此说与《陈书》相反。今以《陈书》各纪传考之，则此说实非。盖陈之文学，虽不及梁代之盛，然风流固未尝歇绝也。）
案：陈代开国之初，承梁季之乱，文学渐衰。然世祖以来，渐崇文学。（据《南史·世祖纪》及《陈书·世祖纪论》，并谓崇尚儒术，爱悦文义。）后主在东宫，汲引文士，如恐不及，（《陈书·姚察传》:“补东宫学士。于时江总、顾野王、陆琼、陆瑜、褚玠、傅
等，皆以才学之美，晨夕娱侍。”）及践帝位，尤尚文章。（《陈书·后主纪论》云：“待诏之徒，争趋金马；稽古之秀，云集石渠。”是其证也。）故后妃宗室，莫不竞为文词。（《陈书·后主沈皇后传》:“涉猎经史。后主薨，自为哀词，文甚酸切。”《陈书》又谓：“后主以宫人有文学者为女学士。”又谓：“高宗子岳阳王叔慎，后主子吴兴王胤，皆能属文，是时，后主尤爱文章，叔慎与衡阳王伯信，新蔡王伯齐等，每属诏赋诗，恒被嗟赏。”）又开国功臣如侯安都、孙玚、徐敬成，均结纳文士。（《陈书·侯安都传》:“为五言诗颇清靡。招聚文士褚玠、马枢、阴铿、张正见、徐伯阳、刘删、祖孙登，或命以诗赋，第其高下。”《孙玚传》:“尝于山斋集玄儒之士。”《徐敬成传》:“结交文义之士。”）而李爽之流，以文会友，极一时之选。故文学复昌，迄于亡国。（《南史·徐伯阳传》:“太建初，与李爽、张见正、贺彻、阮卓、萧诠、王由礼、马枢、祖孙登、贺循、刘删等，为文会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与焉，皆一时士也。游宴赋诗，动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然斯时文士，首推徐陵（《陈书·陵传》:“字孝穆，摛子，八岁能属文。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徐陵所制，而《九锡》尤美，为一代文宗。世祖、高宗之世，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存者三十卷。弟孝克，亦善属文，而文不逮。子义、俭，梁元帝叹赏其诗，以为徐氏复有文。俭弟份，九岁为《梦赋》，陵谓：‘吾幼属文，亦不加此。'”）、沈炯（《陈书·炯传》:“字礼明，少有隽才，王僧辩羽檄军书，皆出于炯。上表江陵劝进，其文甚工，当时莫逮。为西魏所虏。魏人爱其文才，尝经行汉武通天台，为表奏陈思归之意，寻获东归。文帝重其文。有集二十卷行世。”《南史》亦曰：“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继踵前良。”），次则顾野王（《陈书·野王传》:“字希冯，九岁能属文，尝制《日赋》，朱异见而奇之，以笃学知之。著《玉篇》、《舆地志》等，及文集二十卷。”）、江总（《陈书·总传》:“字总持，笃学，有辞采。梁武览总诗，深降嗟赏。张缵等深相推重。”又云：“总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文集三十卷行世。子溢，颇有文词。”）、傅（《陈书·传》:“字宜事，能属文。为文典丽，性又敏速，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沉思者亦无以加。有集十卷。”）、姚察（《陈书·察传》:“字伯审，十二能属文。后主时，敕专知优册谥议等文笔。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所撰寺塔及众僧文章，特为绮密，所著《汉书训纂》等，及文集二十卷行世。”）、陆琼（《陈书·琼传》:“字伯玉，云公子。六岁为五言诗，颇有词采，长善属文。后主即位，掌诏诰，有集二十卷。子从典，八岁拟沈约《回文砚铭》，便有佳致；十三为《柳赋》，其词甚美。”）、陆琰、陆瑜（《陈书·琰传》:“字温玉，琼从父弟。世祖使制《刀铭》，援笔即成。所制文笔多不存，后主求其遗文，撰成二卷。弟瑜，字干玉，美词藻。太建二年，命为《太子释奠诗序》，文甚赡丽。有集十卷。瑜从父兄玠，字润玉，能属文，有集十卷。从父弟琛，字洁玉，十八上《善政颂》，颇有词采。”），并以文著。若沈不害（《陈书·不害传》:“字孝和，治经术，善属文，每制文操笔立成，曾无寻检。文集十四卷。”）、孔奂（《陈书·奂传》:“字休文，善属文。王僧辩为扬州，笺表书翰，皆出于奂。有集十五卷，弹文四卷。”）、徐伯阳（《陈书·伯阳传》:“字隐忍，年十五，以文笔称。侯安都令为谢表，文帝见而奇之。又为《辟雍颂》，甚见嘉赏。”）、毛喜（《陈书·喜传》:“字伯武，高宗为骠骑，府朝文翰，皆喜词也。有集十卷。”）、赵知礼（《陈书·知礼传》:“字齐旦，为文赡速，每占授军书，下笔便就。高祖上表元帝及与王僧辩论述军事，其文并知礼所制。”）、蔡景历（《陈书·景历传》:“字茂世，好学，善尺牍。高祖镇朱方，以书要之。景历对使答书，笔不停缀。将讨王僧辩，草檄立成，辞义感激。”又云：“景历属文，不尚雕磨，而长于叙事，应机敏速，为当时所称。有文集二十卷。子征，聪敏才赡。”）、刘师知（《陈书·师知传》:“工文笔，善仪体，屡掌诏诰。”）、杜之伟（《陈书·之伟传》:“字子大，幼有逸才。徐勉见其文，重其有笔力。”又云：“之伟为文，不尚浮华，而温雅博赡，所制多遗失，存者十七卷。”）、颜晃（《陈书·晃传》:“字元明，少有辞采，献《甘露颂》，词义该典。其表奏诏诰，下笔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气质。有集十二卷。”）、江德藻（《陈书·德藻传》:“字德藻，善属文，著文笔十五卷。子椿，亦善属文。”）、庾持（《陈书·持传》:“字允德，尤善书记，以才艺闻。持善字书，每属词，好为奇字，文士亦以此讥之。有集十卷。”）、许亨（《陈书·亨传》:“字亨道，少为刘之遴所重。撰《齐书》、《梁史》。所制文笔六卷。”）、褚玠（《陈书·玠传》:“字温理，长能属文，词义典实，不好艳靡，所制章奏杂文二百余篇，皆切事理。”）、岑之敬（《陈书·之敬传》:“字思礼，以经业进。雅有词笔，有集十卷行世。”）、蔡凝（《陈书·凝传》:“有文辞。”）、何之元（《陈书·之元传》:“有才思。著《梁典》。”）、章华（《陈书·傅传》:“吴兴章华，善属文。”）之流，或工诗文，或精笔翰，亦其选也。又梁代士大夫，多仕陈廷，以文学著，如萧允（《陈书·允传》:“经延陵季子庙，为诗叙意，辞理清典。”）、周弘正（《南史·弘正传》:“玄理为当时所宗。集二十卷。弟弘让、弘直。弘直幼聪敏，有集二十卷。”）、萧引（《陈书·引传》:“善属文。弟密，有文词。”）、张种（《南史·种传》:“有集十四卷。”）、王劢（《南史·劢传》:“从登北顾楼，赋诗，辞义清典。”）、沈众（《陈书·众传》:“沈约孙，有文才。梁武令为《竹赋》，手敕答曰：‘文体翩翩，可谓无忝尔祖。'”）、袁枢（《陈书·枢传》:“有集十卷行世。”）、谢嘏（《陈书·嘏传》:“善属文，文集行世。”）、虞荔、虞寄（《陈书·荔传》:“善属文。梁武使制《士林馆碑》。弟寄，大同中上《瑞雨颂》，梁武谓其典裁清拔。”）是也。（又案：梁、陈之际，若王通、谢歧、袁敬、袁泌、刘仲威、王质、萧乾、韦载、韦鼎、王固、萧济、沈君公，虽不以文名，亦均工文。若夫沈文阿、沈洙、王元规、郑灼、顾超之流，博综经术；张讥、马枢兼善玄言，亦不仅以文名。）其有尤工诗什者，自徐、沈外，则有阴铿（《南史·铿传》:“字子坚，尤善五言诗，为当时所重。世祖使赋《新成安乐宫诗》，援笔立就。有集三卷行世。”）、张正见（《陈书·正见传》:“字见赜，年十三献颂，梁简文深赞赏之。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诗尤善，大行于世。”）、阮卓（《陈书·卓传》:“尤工五言诗。”）、谢贞（《陈书·贞传》:“八岁为《春日闲居》五言诗，有 ‘风定花犹落’句，王筠以为追步惠连。有集，值乱不存。”）诸人。若夫孔范、刘暄之流，惟工藻艳（详下节），亦又不足数矣。
丁 总论
宋、齐、梁、陈文学之盛，既综述于前。试合当时各史传观之：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如《南史》称刘孝绰兄弟及群从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孝绰传》）。又王筠与诸儿论家门文集书谓：“史传所称，未有七叶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门者。”（《筠传》）此均实录之词。（当时文学之盛，舍琅琊王氏及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外，则有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东莞臧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均见《南史》。）惟当时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详前节），且均文思敏速，或援笔立成，或文无加点（亦详前节。故梁武集文士作诗文，均限晷刻。又《南史·王僧孺传》称：“齐竟陵王，集学士为诗四韵，刻烛一寸。”亦其证也。若《徐勉传》:“下笔不休。”《朱异传》:“不暂停笔。”又当时诏诰书疏，词贵敏速之证），此亦秦汉以来之特色。至当时文学得失，稽之史传及诸家各集，厥有四端：
一曰：矜言数典，以富博为长也。齐、梁文翰与东晋异，即诗什亦然。自宋代颜延之以下，侈言用事（钟氏《诗品》谓：“文符应资博古，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乎用事？颜延之喜用古事，弥见拘束，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句无虚韵，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学者浸以成俗。齐、梁之际，任昉用事，尤多慕者，转为穿凿。（《南史·任昉传》云：“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作诗，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之士慕之，转为穿凿。”《诗品》亦云：“任昉博物，动辄用事，是以诗不得奇。”）盖南朝之诗，始则工言景物，继则惟以数典为工。（观齐、梁人所存之诗，自离合诗、回文诗、建除诗以外，有四色诗、八音诗、数名诗、州郡名诗、药名诗、姓名诗、鸟兽名诗、树名诗、草名诗、宫殿名诗各体，又有大言、小言诸诗，此均惟工数典者也。）因是各体文章，亦以用事为贵。（如王僧孺、姚察等传，并云“多用新事，人所未见”，是其证。）考之史传，《南史》称王俭尝使宾客隶事（《南史·王谌传》:“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摛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梁武集文士策经史事。（《南史·刘峻传》云：“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峻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而类书一体，亦以梁代为盛，藩王宗室，以是相高（《南史·刘峻传》:“安成王秀使撰《类苑》，凡一百二十卷。武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杜子伟传》:“补东宫学士，与刘陟等抄撰群书，各为题目。”《庾肩吾传》略同。《陆罩传》亦言：“简文撰《法宝联璧》，与群士抄掇区分。”均其证也），虽为博览之资，实亦作文之助，即《诗品》所谓“文章略同书抄”, 《齐书》所谓“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也。（《南史·萧子云传》谓：“梁初，郊庙乐词，皆沈约撰。子云启宜改之，武帝敕曰：‘郊庙歌词，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此当时文章舛杂之征。又《萧贲传》:“湘东王为檄，贲读至 ‘偃师南望，无复储胥露寒；河阳北临，或有穹庐毡帐’，乃曰：‘圣制此句，非无过，似如体目朝廷，非关序赋。’王闻大怒。”此又文多溢词，不关实义之证也。举斯二事，足审其余。）故当时世主所崇，非惟据韵，兼重长篇。（如梁武诏群臣赋诗，或限据韵，或限五百字，均见《南史》各传。）诗什既然，文章亦尔。用是篇幅益恢（梁代文章，以篇逾千字为恒），偶词滋众，此必然之理也。
二曰：梁代宫体，别为新变也。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词，起源自昔。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白纻词》、《白铜鞮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南史·袁廓之传》谓：“时何涧亦称才子，为文惠太子作《杨叛儿歌》，辞甚侧丽。廓之谏曰：夫《杨叛》者，既非典雅，而声甚哀。”亦其证。）其以此体施于五言诗者，亦始晋、宋之间，后有鲍照（明远乐府，固妙绝一时，其五言诗亦多淫艳，特丽而能壮，与梁代之诗稍别。《齐书·文学传论》谓：“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斯鲍照之遗烈。”其确证也），前则惠休。（绮丽之诗，自惠休始。《南史·颜延之传》云：“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事。”即据侧丽之诗言之。）特至于梁代，其体尤昌。《南史·简文记》谓：“帝辞藻艳发，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南史·帝纪论》曰：“宫体所传，且变朝野。”魏徵《梁论》亦曰：“太宗神采秀发，华而不实，体穷淫靡，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徐摛传》亦谓：“属文好为新变，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始。”盖当此之时，文士所作虽多艳词（如徐摛特有轻艳之才，新声巧变，人多讽习是），然尤以艳丽著者，实惟摛及庾肩吾，嗣则庾信、徐陵承其遗绪，而文体特为南北所崇。（《周书·庾信传》谓：“庾肩吾、徐摛、摛子陵及信，并为梁太子抄撮学士。既有盛才，文并绮丽，世号徐庾体。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隋书·文学传序》曰：“自大同以后，徐陵、庾信分路扬镳，而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又唐杜确《岑嘉州集序》曰：“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始为轻浮绮靡之辞，名曰宫体。自后沿袭，务为妖体。”均其证。）此则大同以后文体之一变也。（梁代妖艳之词，多施于词赋。至陈，则志铭书札，亦多哀思之音，绮靡之词。）又据《陈书》、《南史》“后主纪”及“张贵妃”各传，谓帝荒酒色，奏伎作诗，以宫人有文学者为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江总传》谓其尤工五七言诗，溺于浮靡，日与后主游宴后庭，多为艳诗，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不绝。又《孔范传》云：“文章赡丽，尤善五言诗，与江总等并为狎客。”《刘暄传》云：“后主即位，与义阳王叔达、孔范、袁权、王瑳、陈褒、沈瓘、王仪等陪侍游宴，暄以俳优自居，文章谐谬，语言不节。”是陈季艳丽之词，尤较梁代为盛，即魏徵《陈论》所谓“偏尚淫丽之文”也。故初唐诗什，竞沿其体，历百年而不衰。
三曰：士崇讲论，而语悉成章也。自晋代人士均擅清言，用是言语、文章虽分二途，而出口成章，悉饶词藻。（见前课。）晋、宋之际，宗炳之伦，承其流风，兼以施于讲学。宋则谢灵运、瞻之属，并以才辩辞义相高，王惠精言清理。（并见《宋书·王惠传》。）齐承宋绪，华辩益昌。《齐书》称张绪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吐纳风流，听者皆忘饥疲（《绪传》）；又称周颙音辞辨丽，辞韵如流，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辨（《颙传》）；又谓张融言辞辩捷，周颙弥为清绮，刘绘音采不赡，丽雅有风则（《绘传》）。迄于梁代，世主尤崇讲学，国学诸生，惟以辩论儒玄为务，或发题申难，往复循环，具详《南史》各传。（梁代讲论之风，被于朝野，具详戚衮、周弘正、张讥、顾越、马枢、岑之敬各传。）用是讲论之词，自成条贯，及笔之于书，则为讲疏、口义、笔对，大抵辨析名理，既极精微，而属词有序，质而有文，为魏、晋以来所未有。当时人士，既习其风，故析理之文，议礼之作，迄于陈季，多有可观，则亦士崇讲论之效也。
四曰：谐隐之文，斯时益甚也。谐隐之文，亦起源古昔。宋代袁淑，所作益繁。惟宋、齐以降，作者益为轻薄，其风盖昌于刘宋之初。（《南史·谢灵运传》:“何长瑜寄书宗人何勖，以韵语序陆展染发，轻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并有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是其证。）嗣则卞铄、丘巨源、卞彬之徒，所作诗文，并多讥刺。（《南史·文学传》:“卞铄为词赋，多讥刺世人。丘巨源作《秋胡诗》，有讥刺语。卞彬拟《枯鱼赋》喻意，又著《蚤》、《虱》、《蜗》、《虫》等赋，大有指斥。永明中，诸葛勗为国子生，作《云中赋》，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梁则世风益薄，士多嘲讽之文（《梁书·临川王弘传》:“豫章王综，以弘贪吝，作《钱愚论》，其文甚切。”又《南史·江德藻传》:“弟从简，作《采荷调》刺何敬容，为当时所赏。”又《何敬容传》:“萧琛子巡，颇有轻薄才，制《卦名离合诗》嘲敬容。”），而文体亦因之愈卑矣。（孔稚珪《北山移文》、裴子野《雕虫论》亦属此派。）
要而论之，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又当此之时，张融之文，务为诡激；裴子野之文，制多法古。盖张氏既以新奇为贵，裴氏欲挽靡丽之风，然朝野文人，鲜效其体。观简文《与湘东书》，以为裴氏之文不宜效法，此可验当时之风尚矣。至当时文格所以上变晋、宋而下启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声律说之发明，二曰文笔之区别。今粗引史籍所言，诠次如下。
（甲）声律说之发明
《南史·陆厥传》曰：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周颙传》云：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
《陆厥传》又曰：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许人，著《四声论》行于时。
《沈约传》曰：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又《南史·陆厥传》:“约论四声，颇有铨辩，而诸赋亦往往与声韵乖。”）
案：音韵之学，不自齐、梁始。封演《闻见记》谓：“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以五声命字。”《魏书·江式传》亦谓：“晋吕静仿品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是宫羽之辨，严于魏、晋之间，特文拘声韵，始于永明耳。考其原因，盖江左人士，喜言双声（如《宋书·谢庄传》载答王玄谟：玄、护为双声，磝、碻为叠韵，以为捷速如此。又《王玄保传》:“好为双声。”并其证），衣冠之族，多解音律。（如《南史》:“萧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颜师伯传》:“颇解声乐。”又《齐书·齐临川王映传》及《南史》褚沄、谢恂、王冲各传，或云善声律，或云晓音乐，或云解音律、声律。是其证。）故永明之际，周、沈之伦，文章皆用宫商，又以此秘为古人所未睹也。
《庾肩吾传》曰：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
又案：唐封演《闻见记》亦云：“周颙好为韵语，因此切字皆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陆厥《与沈约书》曰：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沈尚书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暗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可谓揣情谬于玄黄，摘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时有会此者”，尚书云“或暗与理合”。则美咏清讴，有辞章调韵者，虽有差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既曰“遗恨”，非尽美之作，理可诋诃。君子执其诋诃，便谓合理为暗，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邪？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岨峿妥怗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故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 “不可力强”者也。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暗，何独诬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质文时异，古今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正，《咏史》无亏于“东主”；平子恢富，《羽猎》不累于“凭虚”。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于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齐书·厥传》）沈约《答陆厥书》：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举，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固无从得其仿佛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邪？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犹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士衡虽云“炳若缛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辨此。（同上）
《文心雕龙·声律篇》：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夫商徵响高，宫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摛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相往，逆鳞相比。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毫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籥；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籥含定管，故无往而不壹。陈思、潘岳，吹籥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概举而推，可以类见。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练才洞鉴，剖字钻响，识疏阔略，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又案：《雕龙》本篇赞云：“标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声得盐梅，响滑榆槿。割弃支离，宫商难隐。”
钟嵘《诗品》下：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曰：古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声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者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韵耶？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惟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常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转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塞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于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案：四声之说，盛于永明。其影响及于文学者，《南史》以为转拘声韵，而近人顾炎武《音论》又谓：“江左之文，自梁天监以前，多以去入二声同用，以后则绝不相通。”其说至确。然沈、周之说，所谓判低昂，审清浊者，非惟平侧之别已耳，于声韵之辨，盖亦至精。彦和谓“响有双叠”, “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即沈氏所谓“一简之内，音韵尽殊”（故彦和又云：“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谓一句之内，不得两用同纽之字及同韵之字也。彦和谓“声有飞沉，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即沈氏所谓“前有浮声，后须切响”, “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谓一句之内，不得纯用浊声之字，或清声之字也。至当时五言诗律，舍《南史》所举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外，别有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四端，是为八病。（平头，谓第二字不与第七字同声；上尾，谓第五字不与第十字同声；蜂腰，谓第二字不与第五字同声；鹤膝，谓第五字不与第十五字同声；大韵，谓五言诗两句除韵而外，余九字不与韵犯；小韵，谓五言诗两句不得互用同韵之字；旁纽，谓五言诗两句不得两用同纽之字；正纽，谓一纽四声不得两句杂用。）此即永明声律之大略也。《南史》以为“弥为丽靡”, 《诗品》以为“转伤真美”，斯固切当之论。然四声八病，虽近纤微，当时之人，亦未必悉相遵守。惟音律由疏而密，实本自然，非由强制。试即南朝之文审之，四六之体，粗备于范晔、谢庄，成于王融、谢朓，而王、谢亦复渐开律体。影响所及，迄于隋、唐，文则悉成四六，诗则别为近体，不可谓非声律论开其先也。又四六之体既成，则属对日工，篇幅益趋于恢广，此亦必然之理。试以齐、梁之文上较晋、宋，陈、隋之文上较齐、梁，其异同之迹，固可比较而知也。
（乙）文笔之区别
《南史·范晔传》：晔《与诸甥侄书》曰：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于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南史·颜延之传》：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得臣义。”（又曰：“长子竣为孝武造书檄。元凶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造？’延之曰：‘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
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云：今之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又云：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案：惠、慧古通），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
《文心雕龙·序志篇》：若乃论文取笔，则囿别区分。（案：《雕龙》他篇区别文笔者，如《时序篇》云：“庾以笔才逾亲，温以文思益厚。”《才略篇》云：“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并文笔分言之证。又《风骨篇》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惟藻耀之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章句篇》云：“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亦文笔并词之证。）
《文心雕龙·总术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不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笔曰翰，常道曰经，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分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又本篇赞曰：“文场笔苑，有术有门。”亦分官文笔。）
案：自《晋书》张翰、曹毗、成公绥各传，均以文笔并词，或云诗赋杂笔。自是以降，如《宋书·沈怀文传》:“弟怀远，颇闲文笔。”《齐书·晋安王子懋传》:“世祖敕子懋曰：‘文章诗笔，乃是佳事。'”又《竟陵王传》:“所著内外文笔数十卷，虽无文采，多是劝戒。”《梁书·鲍泉传》:“兼有文笔。”《陈书·陆琰传》:“所制文笔多不存。”《陈书·姚察传》:“每制文笔，后主敕便索本。后主所制文笔甚多，别写一本付察。”《虞寄传》:“所制文笔，遭乱多散失。”《刘师知传》:“工文笔。”《江德藻传》:“著文笔十五卷。”《许亨传》:“所制文笔六卷。”均文笔分言之证。其有诗笔分言者，如《南史·刘孝绰传》:“弟孝仪、孝威，工属文诗。孝绰尝云：‘三笔六诗。’三即孝仪，六谓孝威。”《沈约传》谓：“谢玄晖善为诗，任彦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任昉传》谓：“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又《庾肩吾传》:“简文《与湘东王书》云：‘诗既若此，笔亦如之。'”又云：“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并其证也。亦或析言词笔，如《陈书·岑之敬传》“雅有辞笔”是也。（《谢朓传》亦云：“孔粗有才笔。”）至文笔区别，盖汉、魏以来，均以有藻韵者为文，无藻韵者为笔。东晋以还，说乃稍别：据梁元《金楼子》，惟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为文；据范晔《与甥侄书》及《雕龙》所引时论，则又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今以宋、齐、梁、陈各史传证之：据《宋书·傅亮传》谓：“武帝登庸之始，文笔皆是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自此之后，至于受命，表册文诰，皆亮词也。”又据《齐书·孔珪传》云：“为齐高帝骠骑记室，与江淹对掌辞笔。”又据《齐书·谢朓传》谓：“明帝辅政，掌霸府文笔，又掌中书诏诰。”《梁书·任昉传》谓：“武帝克建邺，以为骠骑记室，专主文翰。每制书草，沈约辄求同署。尝被急召，昉出而约在，是后文笔，约参制焉。”（又《任昉传》:“昉尤长载笔，当时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南史·萧子范传》谓：“南平王府中，文笔皆令具草。”《陈书·姚察传》亦云：“又敕专知优册谥议等文笔。”其文笔、辞笔并言，并与沈怀文各传相合。自是以外，或云手笔（史传所载，有仅言手笔者，如《齐书·邱灵鞠传》:“敕知东宫手笔。”《王俭传》:“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陈书·姚察传》:“后主称姚察手笔，典裁精当。”是也。有云大手笔者，《南史·陆琼传》谓：“陈文帝讨周迪等，都官符及诸大手笔，并中敕付琼。”《徐陵传》:“国家有大手笔，必令陵草之。”是也），或云笔翰。（《南史·任孝恭传》:“专掌公家笔翰。”《丘巨源传》:“有笔翰。太祖使于中书省撰符檄。巨源与袁粲书谓：‘朝廷洪笔，何故假手凡贱？又有羽檄之难，必须笔杰。'”等说。是其证。）合以颜延之各传，知当时所谓笔者，非徒全任质素，亦非偶语为文，单语为笔也。盖当时世俗之文，有质直序事，悉无浮藻者，如今本《文选》任昉《弹刘整文》所引刘寅妻范氏诣台诉词是也；亦有以语为文，无复偶词者，如齐世祖《敕晋安王子懋》诸文是也。（如刘 《与张融王思远书》，亦质直不华。齐、梁之文类此者，正复弗乏。）然史传诸云“文笔”、“词笔”，以及所云“长于载笔”、“工于为笔”者，笔之为体，统该符、檄、笺、奏、表、启、书、札诸作言，其弹事议对之属，亦属于史笔，册亦然。凡文之偶而弗韵者，皆晋、宋以来所谓笔类也。故当时人士于尺牍、书记之属，词有专工（今以史传考之，所云尺牍，如《宋书·刘穆之传》:“与朱龄石并便尺牍。”《臧质传》:“尺牍便敏。”《梁书·徐勉传》:“既闲尺牍。”《邵陵王纶传》:“尤工尺牍。”《陈书·蔡景历传》:“善尺牍。”是也。所云书记，如《陈书·陈详传》:“善书记。”《庾持传》:“尤善书记，以才艺闻。”是也。自是以外，或云书疏，如《陈书·陆山才传》:“周文育出镇南豫州，不知书疏，乃以山才为长史。”是也。或云书翰，如《齐书·王晏传》:“齐高帝时，军旅书翰皆见委。”《陈书·孙玚传》:“尤便书翰。”是也），而刀笔（刀笔之名见于史传者，如《南史·虞玩之传》:“少闲刀笔。”《王球传》谓：“彭城王义康，专以政事为本，刀笔干练者多被意遇。”《吴喜传》:“齐明帝以喜刀笔吏，不当为将。”是也。斯时所云刀笔，盖官府文书成于吏手者）、笔札（笔札之名见于史传者，如《南史·宗夬传》:“齐郁林为南郡王，使管书记，以笔札贞正见许。”又《沈庆之传》云：“庆之谓颜竣曰：‘君但当知笔札之事。'”皆其证也）、笔记（如《齐书·丘巨源传》:“巨源与袁粲书：‘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是也。又《文心雕龙·才略篇》云：“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又云：“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亦笔记之名见于齐、梁著作者）、笔奏（《雕龙·才略篇》:“长虞笔奏，世执刚中。”）之名，或详于史册，或杂见群书。又王僧孺、徐勉、孔奂诸人，其弹事之文，各与集别（《南史·王僧孺传》:“文集三十卷，两台弹事不入集，别为五卷。”又《徐勉传》云：“左丞弹事五卷，所著前后二集五十卷，又为人章表集十卷。”《孔奂传》云：“有集十五卷，弹文集。”此均弹文别于文集之证。又《南史·孔休源传》云：“凡奏议弹文，勒成十五卷。”亦其证也。又案：《南史·刘瑀传》云：“刘瑀为御史中丞，弹萧惠开、王僧达，朝士莫不畏其笔端。”此亦弹事之体，南朝称笔之证也），均足为文、笔区分之证。更即《雕龙》篇次言之，由第六迄于第十五，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
》诸篇相次，是均有韵之文也；由第十六迄于第二十五，以《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篇中所举扬雄《剧秦美新》，为无韵之文。相如《封禅文》惟颂有韵。班氏《典引》，亦不尽叶韵。又东汉《封禅仪记》，则记事之体也）、《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诸篇相次，是均无韵之笔也。此非《雕龙》隐区文笔二体之验乎？（《雕龙·章表篇》，以左雄奏议，胡广章奏，并当时之笔杰。又《才略篇》云：“庾元规之表奏，靡密而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亦笔端之良工也。”又《史传篇》云：“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论说篇》云：“不专缓颊，亦在刀笔。”《书记篇》云：“然才冠鸿笔，多疏尺牍。”《事类篇》云：“事美而制于刀笔。”据上诸证，是古今无韵之文，彦和并目为笔。）盖晋、宋以降，惟以有韵为文，较之士衡《文赋》，并列表及论说者又复不同。故当时无韵之文，亦矜尚藻采，迄于唐代不衰。
或者曰：彦和既区文笔为二体，何所著之书，总以《文心》为名？不知当时世论，虽区分文笔，然笔不该文，文可该笔，故对言则笔与文别，散言则笔亦称文。据《陈书·虞寄传》载衡阳王出阁，文帝敕寄兼掌书记，谓“屈卿游藩，非止以文翰相烦，乃令以师表相事”。又《梁书·裴子野传》谓子野为喻魏文，武帝称曰：“其文甚壮。”是奏记檄移之属，当时亦得称文。故史书所记，于无韵之作，亦或统称“文章”。观于王俭《七志》，于集部总称“文翰”。阮孝绪《七录》，则称“文集”。而昭明《文选》其所选录，不限有韵之词。此均文可该笔之证也。
又案：昭明《文选》，惟以沉思翰藻为宗，故赞论序述之属，亦兼采辑。然所收之文，虽不以有韵为限，实以有藻采者为范围，盖以无藻韵者不得称文也。
梁昭明太子《文选序》：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
案：昭明此序，别篇章于经、史、子书而外，所以明文学别为一部，乃后世选文家之准的也。
要而论之，一代之文，必有宗尚。故历代文人所作，各有专长。试即宋、齐、梁、陈四代言之：自晋末裴松之奏禁立碑（《宋书·松之传》云：“义熙初，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章茂实。由是普断。”），而志铭之文代之而起（《文选注》及封演《闻见记》引齐王俭议谓：“墓志起于宋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球石志，素族无铭策，故以纪行。”又谓：“储妃既有哀策，不烦石志。”然宋、齐以降，臣僚并有墓志，或由太子诸王撰立。据《南史·裴子野传》谓：“湘东王为之墓志铭，陈于藏内。邵陵王又立墓志，堙于羡道。羡道列志自此始。”是当时志铭不止一石也），然敕立、奏立之碑，时仍弗乏（当时奏立之碑有二：一为墓碑，如梁刘贤等陈徐勉行状请刊石纪德，降诏立碑于墓是也；一为碑颂、碑记，如寿阳百姓为刘勔立碑记，南豫州人请为夏侯亶立碑是也），寺塔碑铭作者尤众。又晋、宋而降，颇事虚文，让表谢笺，必资名笔，朝野文人，尤精树论。驳诘之词既盛，辩答之说益繁（如《夷夏论》、《神灭论》及张融《问律》诸文，驳者既众，答者益繁，故篇章充积），故数体之文，亦以南朝为盛。自斯而外，若箴、铭、颂、赞、哀、诔、骚、七、设论、连珠各体，虽稍有通变，然鲜有出辙。其有文体舛讹，异于前作者，亦肇始齐、梁之世。如行状易为偶文（如《文选》所载任昉《齐竟陵王行状》是），祭文不为韵语（齐、梁以前，祭文均为韵语，此正体也。若王僧孺《祭禹庙文》、任孝恭《祭杂坟文》，均偶而弗韵，北朝则魏孝文《祭恒岳文》、薛道衡《祭江文》、《祭淮文》并承其体，非祭文之正式也），嗣则志铭之作，无异诔文（铭以述德，诔以表哀，体本稍别。陈代志铭，词多哀艳，如后主等所撰是也），赋体益恢，杂以四六，此则文体之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