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序

现代经济学虽然诞生于西方世界，并伴随着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但它对于正在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建设现代国家的中国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纵观中国经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发展道路上所遭遇的每一次重大挫折，几乎无不与人们对现代经济学的无知和排斥有关，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上较为自觉的改革之路后的每一次重大进展，也几乎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学的认识深化密切相关。

在改革开始前的三十年，现代经济学被官方看作为“垂死的、腐朽的帝国主义辩护”的“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说”。1957年，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过吸收借鉴其中合理成分的建议，却因此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这样的环境下，经济学被赋予的任务，就在于宣传、解释和论证官方政策的正当性。正是由于对现代经济学的无情排斥，中国走上了一条荒谬的统制经济的道路，从而极大压制了经济活动的创新精神，使得中国经济蒙受了严重破坏，整个社会也濒临崩溃。直到极左路线的统治崩溃和市场逐步放开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变；也正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帮助下，市场经济体制才得以在中国建立。

但是，在如何估量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的意义上，争论一直都存在。即使中国经济在市场制度的推动下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获得举世公认，有些人仍然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是“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的，“西方经济学”不符合中国国情。我认为，这个论断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

的确，在中国改革初期，中国领导人陈云和邓小平都提出过，中国的改革要“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问题在于，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一口号的呢？那是在“文革”浩劫之后，中国满目疮痍，亟需采取措施挽救这个国家。然而在当时，中国理论界已经与世界隔绝了几十年，许多经济领导干部并不了解社会主义阵营以外国家的进展情况，对现代经济学所阐明的基本原理也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完全没有可能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采取一切可能有用的措施来挽救危亡。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改革主要是采取“包产到户”等变通办法，在强大的公有经济之旁为民间创业活动开辟出一块发展空间。这当然有助于经济的恢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系统性的改造。就中国经济整体而言，是处在一种“旧的”经济体系（命令经济）已经被突破，新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又没有建立起来的状态。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安于这种状况。恰恰相反，为了学习外国的发展经验，中国除派出上百个代表团访问欧洲、美国和东亚各国之外，还大量邀请外国专家学者来华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的一年中，连续举办了“数量经济学讲习班”、“国外经济学讲座”和“发展经济学讲习班”三个大型讲习班。这些讲习班由中外知名的经济学专家授课，为参加这些讲习班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中年学者，打开了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最新成果的通路，使他们得以用新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经济。除了这种“补课”式的讲习班，还有一批学者选择了去外国留学或进修。大批高等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利用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的机会，去了英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高等院校做研究生。

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意识到，中国改革不能老是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因而“摩擦很大、漏洞很多”、经济发展状况很不稳定的状态。1984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全会决定从以农村为重点的改革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时，邓小平就已指出，城市改革不像农村改革那样简单，它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领域都在内，是全面的改革、系统的改革。显然，这样一种全面系统的改革，不是靠“摸着石头过河”、试试碰碰所能把握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它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才逐步形成，而现代经济学正是这一历史过程和这一系统运作规律的理论反映。所以，如果没有对现代经济学的切实把握，以使改革行动具有自觉性，那么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艰巨任务是不可能成功实现的。

在1984年中共中央全会决定把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商品经济”（这是俄语中对市场经济的婉转称呼）以后，对“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出清晰的界定，并对新体制的总体框架和改革的实施步骤作更深入的探索，就成为了一种迫切的需要。好在这时，中国已经有了一批自己的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经济学家，他们与国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十分活跃，于是进入了中外经济学家共同探索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整体规划的新阶段。

1985年是一个进一步明确改革目标和基本路径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1）1984年，在邓小平本人的提议下，世界银行组织了庞大的国际专家团队，在中方工作小组的支持下，对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经过深入的研究，在1985年写出了题为《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长篇考察报告。这份考察报告不仅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且根据对各国经验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选方案，因而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不但认真阅读了这个考察的主报告和六个附册，还让经济领导机关的官员放下手中的工作进行讨论，从中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分析工具及国际发展经验。这对于提高并开拓中国官员的经济学眼界，提高中国政府的决策水平，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2）198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位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研究生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制定全面改革的总体规划。在国务院总理的支持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了由九位年轻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为国家体改委制定了“以市场体系构成经济机制的基础”的中国第一份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

（3）1985年9月，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巴山轮会议”）。在大批国际知名专家、众多中方官员和经济学家的参加下，对中国改革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第一，绝大多数中外专家都认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分析和选择，把“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看作中国经济改革的首选目标模式。第二，属于不同学派的中外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便为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进创造有利环境。

1985年9月末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七五”期间的改革核心，即把国有企业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发展由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组成的市场体系，以及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逐步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的三方面改革，同时配套搞好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在1986年至1990年的五年中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奠定新经济体制的基础。

在1985年工作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在1986年和1988年两次组织制定了全面推进改革的总体规划。这些规划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付诸实施，但为90年代初期研究制定并成功实施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0年12月和1991年3月，邓小平在与一些领导人的谈话中，两次提出了“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意见。中央支持改革的领导人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提示，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对市场经济通过什么样的体制和机制去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

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在1991年10月到12月间，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召集了十一次专家座谈会，其中用了几乎一半的时间来讨论“怎样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议从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样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开始，一直深入到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这样的机制体制问题。然后，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为“十四大”确定基调的讲话中，提出把中国改革的目标设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议。他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些意见为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所采纳，由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得以确立。

接着，就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总体规划的制定工作。这项规模宏大、参加人数众多的研究工作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形成了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的改革方案（包括财税体系、金融体系、外贸体系和外汇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国有经济等），以及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都做了较为细致的安排。由于它基于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入理解，又切合于中国的实际，即使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改革规划。

从1994年起，中国开始按照这个规划蓝图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它们主要是：（1）建立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2）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管理的可兑换，全面推进对外开放；（3）通过“国退民进”，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4）实行“放小”，将数以百万计的国有小企业和乡镇政府所属的小企业，改制成为多种形式的私营企业；（5）建立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6）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7）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虽然各个领域内的改革推进程度并不相同，但这一轮改革毕竟使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制度的建立，解放了长期受落后制度约束的生产力，促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这具体表现为：第一，在原有的“攫取型经济体制”之外，开辟了以市场制度为基础的“包容型经济体制”的新天地，为民间创业开拓了空间。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三千多万家民营企业，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最基础的推动力。第二，大量原来没有被有效利用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生产要素大量向相对高效部门的转移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三，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弥补了消费需求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第四，实行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引进外国的先进装备和先进技术，在大规模人力资源投资还没有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二百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不过，当我们讲述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故事的时候，还必须冷静地看到，中国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中国改革远未取得完全的成功，经济学也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前，中国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当前，在中国的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于“半统制、半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以及最近几年国家部门力量的进一步强化，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以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了种种“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然而，另外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过去三十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市场化改革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第一，在强势政府控制下的威权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向能够实现包容式发展的民主发展模式转型，依靠自主创新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必然造成腐败迅速蔓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的结果，甚至可能孕育社会动荡。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学人在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即如何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转型，以及如何完成从攫取型体制向包容型体制的转型，都有许多理论和政策问题待解。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有赖于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也正是希望为经济学人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研究成果、以文会友的平台，促进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以便在今后出现重大改革机遇的时候，不至于因为理论准备的不足而出现失误。在这个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现代经济学无疑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参加进来，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是为序。

吴敬琏

2012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