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不要和我说什么殉难

或者在堂区日谈起那些应被怀念的逝者

我不相信牺牲

虽然，我也会死去

紫罗兰如响板

它将回应我

——索尼娅·桑切斯

儿子：

上个星期天，一档颇受欢迎的新闻节目的主持人问我：如果我失去了自己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主持人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做节目，而我坐在遥远的曼哈顿西区的一间演播室。卫星弥合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但没有什么机制可以弥合她的世界与我感到自己必须为之发声的那个世界之间的距离。当主持人问到我的身体，她的面孔从屏幕上淡出，而我几天前写的话在滚动条上显现。

主持人为观众读了这段话，然后，又回到了“我的身体”这个话题，尽管她并没有具体所指。之前，很多聪明人问及我的身体，而他们并未意识到问题的性质。具体说，主持人希望知道：我为什么会认为，美国白人的进步，或者说那些相信自己是白人的美国人的进步，是建立在掠夺和暴力的基础上的。听到这个问题，我感到一种熟悉而朦胧的悲伤涌上心头。问题的答案在于相信者自己的历史记录。问题的答案就是美国史。

这种表述并无偏激之处。美国人奉民主为神明，虽然也认识到这样可能会轻视上帝。民主是仁慈的上帝，同时美国的异端行为——酷刑、偷盗和奴役——在美国的每个个人和各民族之间也同样司空见惯，没有人可以声称那与己无关。事实上，美国人从未真正背叛过他们的上帝——“民主”。当亚伯拉罕·林肯在1863年宣布，葛底斯堡战役必须保障“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永不消亡”，他不仅仅是为了鼓舞人心，在内战一开始，美国已是世界上投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问题不在于林肯所说的“民有政府”，而在于，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人民”这个政治术语的实际含义。1863年，在“人民”的含义中，不包括你的母亲或你的外婆，也不包括你和我。那么，美国的问题不是它对“民有政府”的背叛，而是“人民”获得自己资格的方式。

这就带领我们走向另一个同等重要的观念，那个美国人默默接受的观念。美国人认为，“种族”真实存在，这是自然界一个明确、不容置疑的部分。种族主义——给一部分人强加上不可摆脱的特征，然后羞辱、贬低并摧毁他们——不可避免地从这一不可改变的前提中衍生出来。通过这种方式，种族主义被描绘成大自然的天真女儿，人们得像研究地震、龙卷风或任何能被描述为自然力的现象一样，去研究运送奴隶的大西洋中央航线（Middle Passage）[1]，还有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2]。

但是，种族是种族主义的结果，而非原因。界分“人民”的过程从来不是家谱或相貌的问题，而是社会等级。肤色和发色的差异古已有之。但相信肤色和发色具有优越性，据此可以很好地组织社会，而且它们意味着人的更深层次的、不能去除的属性，这种观念却是全新的。“新的人民”在无望、悲惨和被欺骗的境遇下成长起来，相信自己是白人。

和“黑人”一样，“新的人民”也是现代的发明。但跟我们不一样的是，脱离了刑事权力机制，他们的新名字就没有真正的意义。这些新的人民在变成白人以前，是其他人，他们曾是天主教徒、科西嘉人、威尔士人、门诺派信徒、犹太人，如果我们的整个民族希望有所成就的话，他们将不得不再次成为其他人。或许，他们将会真正成为美国人，为他们不切实际的谎言构建一个更高贵的基础。这一点我不能确定。我所知道并且必须要说的是，把异质的族群“洗白”的过程、拔高身为白人的信念，不是通过遍地红酒和冰淇淋的社交成就的，而是通过掠夺生命、自由、劳动和土地而实现的。剥去皮肤；锁住身体；杀死持异议者；摧毁家庭；强暴母亲；贩卖孩子，还有其他很多种方式，首要的目的在于拒绝给予我们权利，不许我们保护和管理我们自己的身体。

在这方面，“新的人民”并非独出机杼。在某个历史时刻，某种强权的上位或许不用靠对其他人类身体的残暴剥削。如果曾经有，我还没有发现。但别人也使用这种暴力，并不能为美国开脱，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声称自己与他们一样。美国相信自己是例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高贵的国家；美国认为，在白人的民主之城和恐怖分子、专制君主、野蛮人以及文明的其他敌人之间，自己是孤独的守护者。一个人不能既说自己是超人，又承认自己犯有道德错误。我建议，认真对待我们国人所主张的美国例外论，也就是说，用一个独一无二的标准衡量我们的国家。这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我们身边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们接受美国表面上的无辜，不要深究，别过脸去很容易，依靠我们的历史成果而活、无视以我们所有人的名义所作的大恶也很容易。但你和我从来没能真正享有那种奢侈。我想你是明白的。

在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写信给你。我写信给你，因为在今年，你看到了埃里克·加纳[3]因为卖香烟而被勒死；因为你知道，雷妮莎·麦克布莱德[4]在求助时被射杀，约翰·克劳福德[5]只是到一个百货商店逛了逛就被枪杀。你看到，穿着制服的男人们开车撞倒并谋杀了泰米尔·莱斯[6]——他只有十二岁，是他们宣誓要保护的孩子。你看到，穿着同样制服的男人们在路边不停地殴打祖母辈的玛琳·平诺克[7]。如果你以前不懂的话，你现在懂了，你所在国家的警察局被授予了摧毁你身体的权力。这种摧毁是不是一场不幸的过度反应的结果，并不重要。这种摧毁是不是源自一个愚不可及的政策，也不重要。如果未经正当授权去卖香烟，你的身体就有可能被摧毁。对试图诱捕的人表示愤怒，你的身体也有可能被摧毁。走到一个黑暗的楼梯井，你的身体可能会被摧毁。这些毁灭者很少会承担责任。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安然干到退休。摧毁不外乎是最高形式的控制，它的特权包括搜身、拘押、殴打和羞辱。所有这一切对黑人来说都很常见。所有这一切，黑人已承受很久。没有人被追究责任。

这些毁灭者身上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恶，哪怕在这个时刻来说。这些毁灭者仅仅是在执行国家的奇思异想，正确地阐释它的传统和遗产。这让人很难面对。但是，我们所有的说法——种族关系、种族差异、种族公正、种族化犯罪推定、白人特权，甚至是白人至上主义——都在隐藏“种族主义是深植内心的体验”这一事实，而种族主义做了什么？它取出大脑、锁住呼吸道、撕裂肌肉、摘除器官、粉碎骨头、打落牙齿。你不能别过脸去。你必须一直记住这种社会学、这段历史、这种经济学、这些画面、这些图表、这些回归分析，它们伴随着残酷的暴力，对身体的暴力。

那个星期天，在那档新闻节目上，我试图在规定的时间里尽我所能向主持人解释这些。但在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展示了一张广为流传的图片：一个十一岁大的黑人男孩流着泪抱住一名白人警官。然后，她向我提出关于“希望”的问题。那时候，我知道我失败了。我记得我知道自己会失败。我又一次困惑于自己内心涌现的朦胧的悲伤。我到底在为什么而悲伤？我走出了演播室，散了一会步。那是12月里一个平静的白天。那些自诩白人的家庭正在街上闲逛。那些被当作白人养育的婴儿正坐在他们的手推车里。我为这些人感到悲伤，也为主持人和所有在那里观看、对似是而非的希望若有所思的人感到悲伤。我那时明白了自己为何悲伤。当记者问及我的身体时，似乎她在邀请我把她从华美的梦中唤醒。我一路走来，一直凝望着那个梦。那个梦是有着漂亮草坪的完美别墅。它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野餐郊游、街区居民协会和车道。它是树屋和幼童军。那个梦闻起来有薄荷味，尝起来像草莓松脆饼。这么久以来，我一直想逃到那个梦里去，像展开一张毯子一样用我的国家蒙住我的头大睡。但这从来不是我们的选项，因为那个梦筑在我们的脊背上，寝具是用我们的身体做成的。知道了这一点，知道了那个梦是靠与已知的世界作战而存在，我为那个主持人而悲伤，我为那些家庭而悲伤，我为自己的国家而悲伤，但在那个时刻，最重要的是，我为你而悲伤。

在那个星期，你得知杀害迈克尔·布朗的凶手会逍遥法外。那个人把布朗的尸体丢在街上，像是一种恐吓和宣示——他们的权力不容侵犯，他们的暴力永不会受到处罚。对我来说，没有人受到处罚，并不出乎意料。但你还小，还相信。那天夜里，你一直等到十一点都没睡，你在等着有罪判决公布，然而，你的愿望落了空。你说：“我要回自己房间了。”然后，你掩上房门，我听到你在哭泣。五分钟后，我走进你的房间，没有抱你，也没有安慰你，因为我知道，在这时安慰你是个错误。我也没有告诉你，没关系，因为我不相信这真的没关系。我将你的祖父祖母试图告诉我的道理转述给你：这就是你的国家，这就是你的世界，这就是你的身体，你必须设法在其中生活下去。一个人如何披着黑色的皮肤，生活在一个迷失在梦想中的国度，这是我用一生求索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我发现，问题的答案最终寓于对答案的追寻。

你一定觉得奇怪。我们生活在一个“目标导向”的时代。我们的媒体充满了吸引眼球的场景、不切实际的高见，还有关于万事万物的宏大理论。但在很久以前，我就对一切“魔法”免疫了，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我的免疫力来自你祖父祖母的馈赠，他们从不会用来世这种观念来安慰我，也从不相信天赐的所谓美国荣耀。在接受了历史的混乱与自己命定的事实之后，我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思考，我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是，我如何在这个黑色皮肤的身体里自由地生活。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因为美国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得意之作，而黑色皮肤的身体确切地证明了“美国是凡人的成就”。我在阅读和写作中寻找答案，在年少的美好旋律中寻找，在与你的祖父、母亲、亚娜阿姨和本叔叔的辩论中寻找。我也曾探寻民族主义神话、学校课堂、大街小巷和异国他乡。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努力却并非徒劳。我不断探求，直面自己国家的残酷，也得到回报——不再害怕那些幽灵，准备好面对分离的恐惧。

我害怕。尤其是在你离开我的时候，我最为恐惧。但在你出生前，我就已熟悉这种恐惧，并且，我也不是最早熟悉它的人。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是黑人，他们所有人都被一种强大、绝对、危险的恐惧所包围。这种恐惧充满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存在。

恐惧总是耸立在我的面前。它也萦绕着邻家阔少，萦绕着他们的大戒指和大项链，萦绕着他们的蓬松外套和毛领长皮衣——他们抵御这个世界的盔甲。他们站在格温·奥克和自由路的一角，站在冷泉区和公园高地区，站在蒙道敏商场门口，把双手插在拉塞尔牌卫衣中。我现在回想那些阔少，所能看到的只有恐惧。密西西比州的暴民把他们的祖父紧紧围住，黑色的身体被点燃，然后被砍掉，我看到的只有他们对恐怖旧时光幽灵的恐惧。恐惧萦绕在他们反复练习的博普舞中，在他们松垮的牛仔裤里，在他们的大T恤里，在他们精心调整的棒球帽角度里——这些行为和着装，是为了让人相信他们确切地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

我在他们打斗的习惯里也看到了恐惧。在我还不到五岁的时候，家住伍德布鲁克大道，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看两个赤膊男孩紧逼着对方转圈，肩膀相撞。从那时起，我就懂得了，街头斗殴自有一套仪式、一套规范和法律，也表明了他们的一种迫切需要——去发现黑人青少年身体的一切脆弱之处。

我从我最早接触的音乐里听到的也是恐惧。乐曲从大型手提式录音机里涌出，充满了夸张的吹嘘和咆哮。黑人男孩站在公园高地区的加里森和自由路路口，他们喜欢这音乐，因为音乐告诉他们，他们是自己生命、自己街区和自己身体的掌控者，尽管所有证据和事实都指向相反的结论。我在女孩身上、在她们的放声大笑里，在她们引人注目的镀金竹节耳环上，也看到了恐惧。在她们粗鲁的语言和凶蛮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恐惧。如果你举止轻浮，她们用目光就可以把你切成两半，用言语就可以把你毁灭。她们会说，“不要议论我”。我看到她们放学后，像拳击手一样摆好架势，涂上凡士林，摘去耳环，穿上锐步，冲向对方。

我在去费城看望祖母的时候，感到了恐惧。你没见过她。我也只见过她几面，但我记得她严厉的态度和粗鲁的声音。我知道，我祖父死了，我叔叔奥斯卡和戴维也死了，并且他们都不是自然死亡的。我在我父亲身上也看到了恐惧。他爱你，告诫你，甚至偷偷塞钱给我，用以照顾你。我的父亲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中。我从他黑色皮带带来的刺痛中感受到了它。他打我，更多地是出于焦虑，而不是愤怒，他打我，就好像有人会把我偷走一样——因为这正是我们身边经常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出于某种原因失去过孩子，因为街头斗殴，因为犯罪，因为毒品，或因为枪支。有人说，迷途的女孩们像花朵一样可爱，一只飞虫也不忍心伤害。有人说，迷途的男孩通过了普通教育水平考试，正在改变命运。而现在，他们已经远去，他们所留下的只是巨大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