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

“诗圣”指唐代诗人杜甫。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又称杜少陵、杜工部。祖籍襄阳（今湖北襄阳）。杜甫出生在一个有文学传统的家庭，7岁开始学诗，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著名诗人。杜甫20岁出游，先在江南一带，到过金陵、姑苏、浙江天姥山。四年后回洛阳考进士，没被录取，之后漫游于山东等地，并在洛阳和李白相识，共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结下深厚的友谊。唐玄宗天宝五年（746年），杜甫到长安求职，前后10年，由于权臣当道一直没被录用，最后得到一个参军的职务。生活窘迫，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他们作诗饮酒以取得资助；回家探视，却得到幼子饿死的噩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经历了许多磨难：流亡、被俘、脱险、贬官、辞官、漂泊。直到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以后，得到好友严武的资助，才在成都浣花溪畔筑起草堂，过了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安史之乱平息后，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使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不久严武突然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举家迁往夔州，不到两年又辗转于公安、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漂流。唐代宗大历五年冬，杜甫病逝于长沙与岳阳之间的湘江上。

杜甫是唐代最有名的诗人之一，一生创作了几千首诗歌，后人常以“李杜”并称。他的诗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记载了他一生走过的路程，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因此被称为“诗史”，杜甫则被尊为“诗圣”。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地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风格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其中处处渗透着诗人的真情实感。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诗中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内容丰富，诗人的情感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两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和统一。

唐玄宗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有的陈述政见，如《洗兵马》；有的揭露统治者的残暴，如《丽人行》；有的借寓言讽刺现状，如《凤凰台》《病桔》；有的是对穷苦百姓的同情关怀，如《又呈吴郎》等，都是个人的情感与史实相结合。还有不少长篇，或记载国家大事，如《夔州书怀》；或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或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等，都有着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心情的变化，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反映诗人对于战争的看法。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士兵的不幸命运，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和将士的英勇善战，同时谴责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还有“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更加细致地刻画了诗人内心的冲突：控诉战争，谴责差吏把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都强征入伍；却又想到大敌当前，战场急需补充新的力量，内心很是痛苦。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在情景交融的同时，又不忘自己所处的干戈扰攘、国破家亡的时代，如被困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四川时写的《剑门》等，都很有代表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写花写鸟，却将它们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及心情结合起来，情景呼应，真实感人。

杜甫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拓展了抒怀的领域。“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胡震亨《唐音癸签》）。虽然在杜甫之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像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融入诗句里是很少见的。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善于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使其得到新的发展。他善于用五言古体诗记述艰苦的旅程、世间万象和人民的疾苦，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抒写豪放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政治和社会的见解。杜甫的五言、七言律诗功力很深，取得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他还将民歌的精华融入绝句中，用来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对绝句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杜甫

杜甫把写诗看作自己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到死都没有停止创作。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忧民的热情，善于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又有严肃的创作态度，“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常自吟”，语言千锤百炼，技法精益求精。这些都使杜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杜甫因此成为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对后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卢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