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定我最爱他

林徽因对徐志摩是有爱的，但这“爱”里关于爱情的部分似乎不多，她更多地把他当作知己；陆小曼对徐志摩是有爱的，但这“爱”里又好像完全是男女间谈情说爱的感情，少了责任，少了体贴，少了理解；张幼仪对徐志摩是有爱的，但这“爱”，她始终说不出来……

陆小曼曾要求给徐志摩的遗体换上西装，棺材也换成西式的，这两样，张幼仪都不同意。她只想让他不被惊扰，安安静静地入土为安。

此后，张幼仪承担下了徐志摩再不能承担的责任：赡养徐家父母；抚养儿子阿欢；管理徐家产业；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她赴香港定居之前，才中止了对陆小曼的接济……前妻做到她这个份上，已是至仁至义了。

解放前夕，张幼仪去往香港。1953年，与徐志摩离婚三十一年后，张幼仪再嫁，她的第二任丈夫是她在香港的邻居，中医苏纪之。两人结婚前，张幼仪特意写信征求儿子徐积锴的意见，她解释道：“因为我是个寡妇，理应听我儿子的话。”

这句话里有一个词推敲起来很有深意。她形容自己为“寡妇”，“寡妇”指死了丈夫的女子，她与徐志摩离婚多年，两人在他生前就已经解除夫妻关系，她只是他的前妻，何以在他死后，称自己为“寡妇”？由此可见，在她的心里，尽管与徐志摩早已离婚，尽管徐志摩早已离世，他在她心里，始终有着丈夫的位置。

儿子当然深知母亲多年的辛苦与这段感情的来之不易，回信道：“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67年，六十七岁的张幼仪与苏纪之再次来到康桥，故地重游时她是什么样的心境呢？苦涩也好感慨也好庆幸也好，一定是有感激的。感激他和她有过一个阿欢；感激他让她苦让她痛让她后来什么都不怕；感激他曾经的看不起，成就了脱胎换骨的张幼仪……

她在《小脚与西服》里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1972年，苏纪之病逝，张幼仪来到美国纽约居住。1988年，八十八岁的张幼仪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人世。

张幼仪去世后，侄孙女张邦梅在美国出版了《小脚与西服》，这是张幼仪的口述自传。现代文学史专家陈子善先生评价：“这本书展示了一个女性成长的过程，将她从传统到现代之间的困惑、选择的过程展示得比较清楚，有一定的价值。”

在肯定了这本书的价值后，陈先生转而说：“但是，书中情绪化的因素很多，总的感觉，张幼仪在抱怨，对林徽因、陆小曼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

我曾认为张幼仪对徐志摩没有爱，有的只是作为妻子时的顺从和不作为妻子时的淡然，因为晚年的张幼仪曾有些调侃地自述：“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然而，在听了陈先生说“张幼仪在抱怨，对林徽因、陆小曼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以后，我才明白，若是不爱，何来抱怨，又为何要对曾经的丈夫爱过的那些女人有所不满？

据传，1947年林徽因病危时，得知张幼仪到北平参加朋友的婚礼，托人传话说想见一见她。张幼仪欣然前往，她们彼此看着对方，却都没有开口。关于林徽因要看她的这件事，张幼仪是这样说的：“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也许是看我人长得丑又不会笑。”

她明明不丑，她明明会笑，可为什么要这样自嘲？大概是无数次听到徐志摩夸她很美，赞她爱笑，她若不曾爱过，何以这般记恨和在乎？据说在张幼仪的家中，始终挂着徐志摩的遗像，她把他的油画放在房间里，他发表过的诗歌和文章，她也剪下来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

她若不曾爱过，何以这般执着？爱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有人用语言，有人用行动。她的方式，与陆小曼的前夫王赓颇为相似，他们都是不擅言爱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擅于言爱的徐志摩和陆小曼，不爱他们。

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对张幼仪给出了中肯的评价：“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尊重。”

而张幼仪这样形容自己的一生：“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当蚊子咬伤月亮的时候，主人将扇子撕碎了。”

愿天下所有女子，纵然被伤害、被抛弃，也要坚强地活出自己的精彩，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和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