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的四月天

1937年，林徽因一家离开北平前往天津，后又从天津转去长沙。而此时，林徽因的肺病已经严重恶化了。到达长沙后不久，他们的住处被日军炸毁，于是全家打算转移到昆明，然而走到新晃县时，林徽因患上了肺炎，水米不进、高烧不退，医治了一个多星期才慢慢退烧，才得以继续赶路。

他们在云南生活过一段时期，还用上全部的积蓄修造了林徽因亲自设计建造的房屋，在房子的尽头，金岳霖加了一间耳房。战争中这段短暂而幸福的生活，林徽因是这样描述的：“思成笑着，驼着背，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春天里，老金在我们的住宅尽头加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团都全了，但天知道又能维持多久。”

战争年代的情谊，已不能用单纯的爱或不爱来描述，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他们是挚友，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1940年2月，林徽因一家随营造学社搬到了四川省宜宾市的小镇李庄。在这个阴冷潮湿的小地方，林徽因的肺病再次复发，从此再未痊愈。在李庄的那五年，她几乎一直躺在潮冷的房间里，日出月落，斗转星移，越来越消瘦的身体中，只有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闪亮。每一年的夏天，金岳霖会从昆明赶来陪伴她，还会在院子里喂一群鸡，给她炖鸡补身体。

居于穷乡僻壤之处，林徽因一家的经济极度窘迫，梁思成拿着杯水车薪的工资，常常需要往返于李庄与重庆两地筹集经费和医治林徽因肺病的药品。患难见真情，梁思成没有辜负当初金岳霖的退出，用尽全力呵护了她一生。

无法摆脱这受苦于病痛中的身体，林徽因曾给正在西南联大执教的沈从文写信道：

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不需要活着，不需要的话，这种悬着的日子也不都是奢侈？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我也就很奢侈，是不是最好没有？

1942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这两部伟大著作。林徽因时常咳血，但她依然承担了全书的校阅工作，并亲笔写下了书中五代、辽、金的部分。病魔缠身的林徽因，像一只困于笼中的鸟，将笔化作了她的双翅，拥抱着思想飞向广阔的苍穹。

历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曾劝过梁思成，希望他去美国讲学，这样不仅能赚取更多经费为林徽因治疗，他自己的生活条件也会大为改善。梁思成拒绝了，他拒绝的理由是：“我的祖国正在受难，我不能够去。如果我必须死，也要死在我们国家的国土上。”在国难当前，妻子林徽因与他秉持着同样的爱国主义气节。

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回忆起当时和母亲讨论的一个话题：如果日本真的将中国灭亡了，他们怎么办？病床上的母亲是这样回答他的：“我们家门口不是还有条江吗？我们知识分子就准备投江殉国。”儿子年岁尚小，仍然不明白母亲的意思，接着问：“那我们怎么办？”母亲哀伤而又无奈地看着孩子，歉意无限地告诉他：“我就管不了你们了。”

战事连绵的时代中，像这样气节高尚的知识分子，无论处于多么贫病交加窘困不堪的境地，这份爱国主义精神永远都能让人肃然起敬。

1946年，日军宣布投降一年后，林徽因九年的流亡生活终于彻底结束，一家人返回北平。她的心情，是愉悦的，但她的身体，依然痛苦着。病情还在继续恶化，她不得不摘除被感染的一侧肾。手术前，林徽因写下这样的诗句：

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

好像客人去后杯里留下的茶；

说的时候，同喝的机会，都已错过。

主客黯然，可不必再去惋惜它。

如果有点感伤，你把脸掉向窗外，

落日将尽时，西天上，总还留有晚霞。

这是林徽因在以另外一种形式向这个世界告别。然而，手术十分顺利，林徽因又一次坚韧地挺过了这场危机。之后，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还当选了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与设计新中国的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梁从诫曾说：“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新的时代给了她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她当然要鞠躬尽瘁。”

曾经她的名字总是与梁思成共同出现，而解放后，她不再仅仅是人们眼中的梁夫人，此时的林徽因，成为与梁思成并驾齐驱的职业女性。

越来越瘦的林徽因，最终在病痛中走完了自己最后的生命旅程，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病逝于同仁医院，享年五十一岁。所有到场参加她追悼会的人，都流下了泪水。金岳霖送上这样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梁思成将她曾给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而最终未被采用的浮雕，用于她的墓碑之上。

理智但不刻板，多情却能自制，我想林徽因这样的女人，无论嫁给谁，都会幸福。她坚持自己的坚持，信仰自己的信仰，有多少人爱她或恨她，都难以阻挡她所散发的光彩和锋芒，是非、争议被她抛之脑后，她一生都在全力以赴地做好林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