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在中国电影史上，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无疑是一道异彩纷呈、气象万千的风景线。特别是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一个高峰，以《五朵金花》《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为代表的影片在国内外赢得极高声誉的同时，也深深地镌刻在观众的记忆中，成为经典影像，一些影片至今都是当地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码。新时期以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风光不再，在电影市场上逐渐被观众“边缘化”，但仍然有部分影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东归英雄传》《红河谷》《益西卓玛》等因为所具备的文化价值及可贵的市场化探索而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新世纪以来，《可可西里》《西藏天空》《狼图腾》等又成为探索商业化路线的成功作品。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这并不会掩盖其独特的美学风格，而它丰富的艺术内涵以及在不同时期创作面貌上的变化也为电影理论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主题，电影艺术史、文化人类学、文化批评、文化产业论等都成为体察与介入它的理论工具。这些研究，显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艺术本体论分析，而是侧重于通过电影文本去发现所谓“讲述神话的年代”的政治和文化变迁。可以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仅是观察中国电影发展的一面镜子，也成为理解我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一道桥梁。

将研究对象锁定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领域，缘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作为一位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者，笔者深切感受到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但人口流动、族际婚姻、异族混居等也会带来文化的碰撞、融合、变迁、发展，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如何呈现民族文化的新变？在电影产业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各个国家无不强调电影的本土性及其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中国电影提供了无比丰厚的养分，但在现代化语境下，如何讲述少数民族的故事，“再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建构少数民族主体性身份，这不仅是一个艺术实践的命题，也是一个理论研究的命题。由此，本书将试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用一种现代化视角重新审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本书选取“生产与传播”这一视角对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展开研究。关于“电影生产”，绝不是对电影生产体制的简单描述和梳理，而是着重分析经济、文化与制度因素对于电影创作与生产的影响与塑造；对于“电影传播”，主要考察电影的流通、发行、放映，以及受众接受与诠释电影产品的方式。对文化生产与受众接受的理论兴趣，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的传播学研究，人们通常把传播视为一种涉及发送者、接受者、信息、媒介与反馈五个要素的过程。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探讨传播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发送者与接受者在决定信息意义上的相对权力大小，引起的争论尤为激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众媒体研究的总体趋势发生了转变，其理论模型从原先赋予发送者（如媒体机构）主要权力，转而强调视听受众影响信息诠释的能力”。毋庸置疑，一部电影从创作完成到最终与观众见面，也是经历了生产、发行、放映、观看与评价五个环节，这五个环节不仅相互制约，同时也受到电影工业运作系统、意识形态、民族文化或外来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对于一部影片抑或是整个电影工业的考察，首先不能将上述五个环节割裂开来；其次，不能脱离电影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并忽视观众对影片意义的建构。

但悖论之处在于，长期以来，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研究，我们只注重它的“创作”环节，即影片所呈现出的美学特征及文化价值，而有意地忽略了“生产”“传播”“接受”环节，这多少与电影学研究一直以来秉持的“美学电影史中的唯杰作传统”有关，研究者往往“按照艺术上出色或者美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等若干标准来检验和评价过去的影片，而无须关心影片的生产或接受的环境”。其次，这种研究取向与少数民题材电影所面临的实际状况有关。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影响力逐渐式微，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大多数影片除了在专门的影展上集中放映或被央视电影频道零星地播放外，已经很难通过常规的放映市场寻觅到它们的身影，“传播”“接受”环节的缺失使相关研究成为“空白”：这反映出此类影片的运作方式没有按电影产业规律来办事，拍摄手法及叙事模式也难以满足当下观众追求影像奇观、视觉刺激的消费心理。但无可辩驳的是，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依然是一种被生产和消费的文化产品，它具有商品属性，且从来就是为电影生产体制和市场所制约的文化生产活动。在大众传播研究中，文化被视为一种可生产、传播和传递的事物，近似于信息。这三个过程都要涉及文化、技术与社会的因素，而传播与接受是文化生产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而，探讨电影的“生产”与“传播”是有理论意义及实际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