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5)
地方官就本身职务，有所建议，一字之嫌，也会送命。卢熊做兖州知州，上奏本说州印兖字误类衮宇，请求改正。朱元璋极不高兴，说：“秀才无理，便道我衮哩！”原来又把衮字当作滚字了。不久，卢熊便以党案被杀。[76]
朱元璋从个人的禁忌进一步便发展为广义的禁忌了。洪武三年（1370）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二十六年（1393）出榜文禁止百姓取名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并禁止民间久已习惯的称呼，如医生止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止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官员之家火者，止许称阍者，不许称太监，违者都处重刑。[77]
其他地主文人被杀的，如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蕡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做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朱文正被杀，郭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孟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做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得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做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78]
明初的著名诗人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都曾和张士诚来往，杨基、徐贲还做过张士诚的官，四人先后被杀、谪徙，看来不是巧合，而是有意识的打击。只有临海陈基是例外，陈基曾参张士诚军事，明初被召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卒。他在张士诚幕府时，所起草的书檄骂朱元璋的很多，不是死得早，他也是免不了的。[79]
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人主要的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总之，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他用流血手段进行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了“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皇朝的统治。
另一面，他又坚决反对社会上长期以来的政治上的地域、乡土之见。他认为做皇帝是做全国的皇帝，不是做某一地方的皇帝，选用的人才也应该是全国性的，淮西集团李善长、胡惟庸死抱住只有淮人才能掌权做大官的阶级、小集团偏见，是他和淮西集团内部矛盾焦点之一。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看法，洪武三十年（1397）发生了南北榜的案件。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的会试，由翰林学士湖南茶陵人刘三吾和纪善白信蹈等主考，榜发，江西泰和人宋琮考了第一，全榜没有一个北方人，举人们纷纷议论，不服气，难道北方人连一个够格的也没有，便向皇帝告状说主考官刘三吾等都是南方人，偏袒南人。朱元璋大怒，命侍讲张信等检查考卷，北方人还是没有及格的，朱元璋大不高兴。又有人告发张信等受了刘三吾等人的嘱托，故意拿不合格的卷子评阅。朱元璋大怒，把白信蹈等杀了，刘三吾这年已经八十五岁了，以其太老为由，免死充军边境，会元宋琮也充了军。朱元璋亲自出题目重考，考取了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当时称这次会试为南北榜，也叫春夏榜。[80]
其实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方经过长期战争破坏，生产水平低于南方，就教育、文化的发展而言，南方是高于北方的。考卷照旧例弥封，考官并不能知道考生是南人还是北人。刘三吾等只凭考卷文字决定去取，尽管所取全是南人，倒不定存有南北之见。经过北方考生几次抗议，引起了朱元璋的密切注意，他为了争取笼络北方的地主知识分子，重考的结果，一榜及第的全是北人，南人一个也没有，他是从政治出发的，从大一统国家的前提出发的，而不是单纯从考卷的优劣出发的。白信蹈等考官的被杀，宋琮的充军是冤枉的。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表现在地域关系上，淮西集团和非淮西集团，南人和北人之间都有极其激烈的斗争。前者的矛盾随着淮西集团的消灭，解决了。但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矛盾，却并未解决。后来国都迁到了北方，皇帝成为北人，朝廷上当权的也是北方人逐渐占优势，洪武以后两百多年间，随着朝廷上当权的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的不同情况，各自庇护本阶层本地区的利益，互相排挤，有若干次政治斗争，都与南人和北人的阶级内部利益矛盾有关。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
[2]《清江诗集》卷五，《秋思》。
[3]《明通鉴前编》卷三。
[4]《明通鉴》卷三。
[5]《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6]《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四。
[7]刘辰：《国初事迹》。
[8]《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五。
[9]刘辰：《国初事迹》。
[10]《明史》卷一百三十，《郭英传》；光绪《凤阳县志》。
[11]《明太祖文集》卷十六，《朱亮祖圹志》。
[12]《国初事迹》。
[13]刘基：《诚意伯文集》卷一，《皇帝手书》。
[14]《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15]刘仲璟：《遇恩录》。
[16]《国初事迹》。
[17]《明通鉴》卷一。
[18]《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四。
[19]《明史》卷三百零八，《胡惟庸传》。
[20]《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九。
[21]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潘柽章：《国史考异》；吴晗：《胡惟庸党案考》，载《燕京学报》十五期。
[22]《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李善长传》。
[23]王世贞：《史乘考误》；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潘柽章：《国史考异》。
[24]刘辰：《国初事迹》；孙宜：《大明初略》三；王世贞：《史乘考误》一。
[25]王世贞：《史乘考误》一；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五；潘柽章：《国史考异》二。
[26]徐祯卿：《翦胜野闻》。
[27]《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汤和传》。
[28]《明史》卷一百三十二，《李新传》；朱国桢：《大政记》。
[29]《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郑士利传》。
[30]《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大诰》二十三《郭桓卖放浙西秋粮》，四十九《郭桓盗官粮》。
[31]《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
[32]《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周敬心传》。
[33]《大诰三编》二，《进士监生戴罪办事》。
[34]邓之诚：《骨董琐记续记》卷二十，磔条，引《张文宁年谱》；计六奇：《明季北略·记郑鄤事》。
[35]吕毖：《明朝小史》卷一，《国初重刑》。
[36]徐祯卿：《翦胜野闻》。
[37]《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祖晚年去严刑》条，引《草木子》。
[38]《明朝小史》卷二。
[39]《大诰三编》，逃囚第十六。
[40]《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韩宜可传》。
[41]《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朱升传》，卷一百三十七《刘三吾传》《宋讷传》《安然传》，卷一百三十八《陈修传》《杨靖传》《薛祥传》，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李仕鲁传》《周敬心传》。
[42]《明史》卷一百四《魏观传》，卷二百八十一《方克勤传》，卷一百四十《道同传》，卷一百三十九《叶伯巨传》，卷一百三十六《陶凯传》。
[43]《明太祖文集》卷十六，《辩答禄异名洛上翁及谬赞》《设大官卑职馆阁山林辩》。
[44]刘辰：《国初事迹》。
[45]《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
[46]《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叶伯巨传》。
[47]《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
[48]《大诰》，奸贪诽谤第六十四。
[49]《明史》卷二百八十三，《袁凯传》；徐祯卿：《翦胜野闻》；陆深：《金台纪闻》。
[50]《明史》卷一百三十一，《郭兴传》。
[51]《明史》卷一百三十八，《杨靖传》。
[52]徐祯卿：《翦胜野闻》。
[53]《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九。
[54]《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
[55]《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
[56]《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杨维桢传》。
[57]《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戴良传》附《王逢传》。
[58]《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张以宁传》附《秦裕伯传》。
[59]《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戴良传》附《丁鹤年传》。
[60]《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林鸿传》附《陈亮传》。
[61]《明史》卷二百八十五，《陶宗仪传》附《张宪传》。
[62]张昱：《可闲老人集》卷一，《寄河南卫镇抚赵克家叙旧》。
[63]《大诰三编》，苏州人才第十三；《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
[64]《明朝小史》卷一。
[65]黄溥：《闲中今古录》。
[66]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引《朝野异闻录》。
[67]黄溥：《闲中今古录》。
[68]徐祯卿：《翦胜野闻》。
[69]《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六。
[70]黄溥：《闲中今古录》。
[71]李贤：《古穰杂录》。
[72]黄玮：《蓬窗类纪·国初纪》；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下，高青丘。
[73]刘辰：《国初事迹》。
[74]李贤：《古穰杂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明史》卷二百八十五，《高启传》；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卷十七，《宫女图》。
[75]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下，《冤杀诗僧》；《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
[76]叶盛：《水东日记摘钞》卷二。
[77]《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二；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
[78]《明史》卷二百八十五，《苏伯衡传》《高启传》《王冕》附《郭奎传》《孙蕡传》《赵壎传》《陶宗仪传》附《顾德辉传》；《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初文人多不仕》。
[79]《明史》卷二百八十五，《赵壎传》附《陈基传》。
[80]《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刘三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