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立身篇：有志者，事竟成

中国的古圣先贤，把立身当作一个人走向社会、成就事业的根基。立身的前提是立志，那么人应当立什么样的志向呢？孔子认为，人所立的志向应该是利他的，而且并不只限于治国、平天下这类大事，还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比如，把志向建立在尊敬老人、关爱幼小、孝敬父母长辈和取信于友等诸多力所能及的事务上。

在古圣先贤看来，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固然合乎人性，但如果把这种享受当作人生目标而失去积极的进取心，这样的享受很快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所以，生于顺境，并不值得羡慕；生于逆境，也并不可悲。人无论处于何种境遇，只要能树立一种正确的志向来立身，到何时何地都不会迷惘，都能够取得成功。

儒家强调以道德立身，但并不是以德论德，而是要让人们投身于社会干一番事业。这种事业目标对于个人的价值体现就是立德、立言和立功。通俗地讲，即人们以德立身，是担有社会责任的。这些责任包括在实践中将自己的美德转化成社会公德；让自己的言论成为引导人性向善和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让自己干出的事业有益于社会。

1.孔子在《论语》中倡导了哪些人生志向？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言行的儒学著作。孔子在很多章节中谈到了人生立志的重要性。其中，用最直接的方式谈到人生志向的有两处。

第一处出现在《论语·公冶长》篇中。一天，孔子的弟子颜渊、子路围拢在孔子身边。孔子对两人说：“你们两个说说自己有什么志向吧。”子路先说道：“我愿意拿出自己的车辆、马匹、衣服、皮袍，来与我的朋友一起使用，即使这些物件被他们用坏了，我也不会抱怨。”颜渊则说道：“我愿意做到不欺压良善，不把吃苦受累的事强加给别人。”子路接着又对孔子说道：“老师，我们想听听您的志向是什么。”孔子回答说：“我的志向是让年老的人安心，让朋友们信任我，让年轻的弟子们得到关怀。”

在当代人看来，志向都是与个人的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追求往往是按照自身的需要出发，所以也就体现了更多的名利价值观。因而，现代人的志向往往与“高大上”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有些人自小就树立起解放全人类的远大志向，而更多的人则把自身放在现实的利益思考中，把志向定位为当科学家、当明星、当大老板、当股神等。在这些志向中，贯穿的都是让自己成为他人瞩目崇拜对象的思想，主体是自我。而孔子与其弟子们所谈到的志向，关注点则是别人。子路的志向是乐于助人，颜渊的志向是无害于人，而孔子的志向更具有社会意义——表现为尊老爱老、取信于友和关爱弟子三方面。他们的志向都是把仁爱作为立身之本，并把仁爱化育在具体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利他”的高尚情怀。

依照现代人的观点，人都是生活在物欲世界里的，每个人不管有怎样的志向，都会有出于本性的物质需求。也就是说，人必须依赖粮食、衣服生存，无法放弃对它们的依赖性。这时，从人的本性上来说，物质会让人产生征服或永不满足的欲望。那么，孔子又是如何面对这些现实欲望的呢？

在第二处，即《论语·先进》篇中，孔子谈到了这个问题。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赤四个人陪着孔子坐在一起。孔子对他们说：“我现在问你们一些问题，你们不要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就不敢直说。你们平时总是说：‘没有人了解我呀。’所以，我要问的是：如果有人了解你们，你们又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子路回答道：“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中间，常常受到别国的侵犯，加上国内又闹饥荒，如果让我去治理，只要三年，就能让人们勇敢善战，而且懂得礼仪。”孔子听了微微一笑，对冉有发问道：“冉有，你会怎么做呢？”冉有回答道：“一个面积有六七十里的国家，让我去治理，三年以后，我可以让百姓吃饱穿暖。至于这个国家的礼乐教化，就要等君子来施行了。”孔子接着发问：“公西赤，你呢？”公西赤回答道：“我不敢说能做到，而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活动中，或者在同别国的盟会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那么你呢，曾皙？”孔子继续问道。曾皙当时正在鼓瑟，他一听老师问自己，赶紧站起身，说道：“我要说的和他们三人都不一样。”孔子鼓励他道：“那有什么关系呢，说出来吧，不过是谈谈每个人的志向罢了。”于是曾皙回答道：“我的志向就是，阳春三月的时候，大家都穿上春天的衣服，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位少年，在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大家一路唱着歌走回来。”孔子听罢，长叹一声，说道：“我赞成曾皙的志向。”

显然，子路、冉有和公西赤三人的志向同现代人的志向有相通之处，都体现着人生抱负。这种抱负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但是，在孔子看来，这并不是自己所推崇的志向。真正的志向，首先在于内心力量的强大。面对物欲世界，始终以一副超然的态度面对，把人生的最大乐趣归于精神范畴。团结友人，提携年轻人，把一同洗澡、吹风、唱歌当作人生的乐趣和追求。

人的志向往往与物欲、利益紧密相联，这也是世人追名逐利的根源所在。而孔子却把追求精神上的快乐当作人生的志向，淡泊名利，这实在是一种积极健康的处世态度。

2.《大学》对修身提出了哪些要求？

《大学》是我国古代一部关于教育理论的儒学著作。到宋代以后，它成为官方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我国古代的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部书中，对人的修身提出了很多要求。

《大学》提出，人们修身的目标在于“明明德”，即塑造光明正大的高尚品德。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要求人们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学会“格物”。格物，简单来说就是认识事物和它的发展规律。人活在世上，不能像动物那样依靠本能生活，而应该用知识来武装头脑。为此，《大学》中要求人们去亲近和接触天下的万事万物，认清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只有通过接触和了解，才能区别什么样的动物是骡子，什么样的动物是马。并且，要想认识得更全面、更切实，不能道听途说，必须亲自接触，亲身体会，从而分清骡子和马的长相，分辨出它们叫声的差别之处。这实际上是对人如何立身所做的最基本要求。

其次，要学会“致知”。致知，就是在认识事物后，能通过表象发现本质，并找出和掌握其中的发展变化规律。人们获得知识提升的途径在于依赖现有的知识去研究万事万物。从本质上来讲，人都具有认知能力，只不过自身的知识有限，才导致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不能被进一步认知。所以，《大学》就要求人们在格物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迈进，进一步探究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做到对事物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世上的知识无穷无尽，《大学》要求人们做到，在自己所接触的范围内，做一个明白人，不让自己因无知而受到蒙蔽——一旦受到蒙蔽，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再次，要做到“诚意”。诚意，就是在处世过程中，做到心无杂念，一切出自本心。在为人处世过程中，始终做到不自欺欺人；要像厌恶腐臭和喜爱美好一样，一切都发自内心。“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当你认为自己做的事神不知鬼不觉时，却不知神目如电，隔墙有耳。所以，对于自己的举止，别人一眼就能看穿，掩盖是没什么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到表里如一，不伪装，不矫揉造作。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希望人们做事能遵循诚意。

最后，要做到“正心”。正心，就是要做到端正心思，不动歪脑筋，不搞歪门邪道。心思不端正就像心不在自己身上一样，虽然在看，却像没有看见一样；虽然在听，却像没有听见一样；虽然在吃东西，却一点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现实一再告诫人们，心不正则身不正，身不正则事不成。正心，就是从思想认识上树立道德的标尺，从而能正确面对现实中的各种挑战和诱惑。《大学》把正心视作修身的前提，人只有在内心建立起守正的原则，才能成就内心的强大。这样在面对愤怒、恐惧、喜好和忧虑时，就能处变不惊，从容面对。正心，能让人具有恢宏的心胸和气度，让人置身花花世界、酒池肉林不为所动，淡泊悠然。

《大学》倡导的修身成果是“治国平天下”。在这之前，还要通过修身来处理好家庭和家族间的关系，即“齐家”。这是因为，人们对自己亲爱的人会有偏爱；对自己厌恶的人会有偏恨；对自己敬畏的人会有偏向；对自己同情的人会有偏心；对自己轻视的人会有偏见。因此，很少有人能喜爱某人又看到那人的缺点，厌恶某人又看到那人的优点。

“齐家”的要求，既是修身的行为表现，也是修身的进一步要求。它和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一道，都是《大学》提出的修身要求。

3.儒家为什么把立身看作为人处世的基础？

作为社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身之本。比方说，有的人以相貌身材立身，有的人以才华知识立身，有的人以技术能力立身，有的人以信仰立身，等等。而儒家所强调的立身，指的是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伦理道德之上，并以合乎伦理道德的方式来待人接物，即以道德来立身。那么，该以什么样的道德来立身呢？

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说：“在下位的人，如果得不到在上位的人信任，就不可能治理好平民百姓。得到在上位的人信任有办法：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就得不到在上位的人信任；得到朋友的信任有办法：侍奉父母，不能使父母高兴，就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使父母高兴有办法：自己不真诚，就不能使父母高兴；使自己真诚有办法：不明白什么是善，就不能使自己真诚。所以，真诚是上天的原则，追求真诚是做人的原则。”这番话表明，儒家立身的思想之本在于真诚。

西晋大臣王祥曾著《训子孙遗令》，从行为方面将立身归结为：“说话做事经得起考核查对，这是诚信的最高境界；把美好的名声让给别人，自己甘愿背上恶名，这是德行的最高境界；通过自己成名来使父母感到荣耀，这是孝敬的最高境界；兄弟之间心情愉快，家族之间和睦相处，这是友爱的最高境界；面对财富能时时谦让。这五个方面是立身之本。”这五个立身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至信、至德、至孝、至悌和让财。

从孟子和王祥的话中，明显可以看出，儒家立身的道德，必须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不是方便与人交往的，也不是出于某种现实需要而临时拿出来应付的，它是出于人的本心，已经融为人的心性的一部分，体现出来就是真诚。有了真诚这个思想基础，在进行社会交往时，就不会欺骗外人。说话做事一切从诚信出发，经得起考验；不贪慕虚荣，不贪图富贵，并能营造和睦的家庭关系。这样的人，就过了儒家提倡的立身关。

儒家强调以道德立身，但并不是用其来以德论德的。也就是说，儒家强调的立身，并不是为了让人通过修身养性来明哲保身的，而是要让人投身社会干一番事业。而事业目标对于个人的价值体现就是立德、立言和立功。通俗一点来讲就是，人们以德立身，是担有社会责任的。这些责任包括在实践中将自己的美德转化成社会公德；让自己的言论成为引导人性向善和规范社会行为的准则；让自己干出的事业有益于社会。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纷纭复杂的，同时也是贫富不一、饱暖不均的。有的人生下来就坐拥家财万贯，足以让他一辈子吃穿不愁；有的人自生下来就一贫如洗，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风里来雨里去地拼搏；有的人挥金如土，偏能不劳而获；有的人节衣缩食，依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个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立身处世就显得尤为重要。

明朝有个叫宋濂的人，小时候家里非常贫穷，吃不饱，穿不暖。到他上学时，因为家里太穷，根本就买不起书。但他没有因此而怨天尤人，而是把勤俭作为立身之本。为了读书，他就把别人的书借来抄录下来。不管天寒地冻，他都坚持抄书、读书。书抄完后，他会立刻完好无损地将其归还给对方。遇到自己不懂之处，他有时会到百里外的地方向别人求教。他长期这样坚持着，到后来终于成为一代名家，还参与了《元史》的编写。

宋濂这种立身精神，实际上就是将儒家所倡导的立身精神运用到了自己身上。他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果，成为了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同儒家所倡导的以立身来处世的主张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为社会做出贡献是儒家处世的目标。而由此，也就能理解儒家为什么把立身作为一个人处世的基础了。

4.道家和儒家关于立身的观点有哪些异同？

道家是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代表作品为《老子》（又名《道德经》）和《庄子》。现代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是，儒家的很多思想都是直接或间接从道家思想转承过来的。所以，它们的许多观点都有着相同的地方。就立身的观点来看，它们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道家与儒家都认为立身处世的根基是修身。《老子》第五十四章写道：“一个具有蓬勃朝气的力量是难以消除掉的，一个拥有吸引力的事物是不能轻易摆脱掉的。如果后世的子孙们能够懂得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家族就会绵延不息。如果遵循这个道理来修炼自己的品德，这个品德就是真实纯正的……用自身的修身之道来观察别身；以自家察看观照别家；以自乡察看观照别乡；以平天下之道察看观照天下。”老子这番话，从个人的修身一直讲到“平天下”，这同儒家《大学》所提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十分类似。不管两者立身处世的具体态度如何，就起点来说，它们都强调以道德修身来作为立身处世的根基。

其次，从道德层面上来看，道家和儒家都主张“仁”和“俭”。在《老子》第六十七章中，老子说：“我有三件宝，第一件是仁慈，第二件是节俭……”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其学说的核心内容。孟子在孔子仁爱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仁政的政治主张。关于“俭”，除了要求人们控制欲望外，儒家更把它纳入了礼的范畴，与温、良、恭、让一起被称为“五仪”要求。从道德上来看，道家和儒家所持的“仁”和“俭”的观点是相通的。

另外，在主张悟道立身方面，道家和儒家在行为要求方面也存在相通之处。道家认为，“道”精微高深，其中含有真意。所以，他提倡人们积极探求存于事物中的“道”。而孔子更是提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处世思想。在《中庸》中，他还给出了“率性之谓道”的明确定义。

道家和儒家都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周朝的势力已经衰颓，礼崩乐坏，政治腐败。一些诸侯国乘机掠夺兼并，致使战祸连绵，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这样的社会环境，引发了道家和儒家学者的深思，进而产生了丰富的政治思想。由于各自所站的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道、儒两家的思想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从立身处世的角度来看，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修身的标准不同。儒家的修身主要强调的是忠恕和三纲五常，希望通过反省自修，达到合乎治国平天下的社会道德要求。而道家的修身可以说是没标准的，因为它强调清静无为，即做到顺应自然即可。

其次，关于立身的人生态度不同。儒家把“仁”作为人生的最高思想境界，并把它当作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强调按尊卑、贵贱和亲疏的顺序去爱人。另外，儒家还把仁纳入了礼的范畴，认为只有向别人施以仁心、言行合乎礼的要求，才能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

道家则立身于宇宙和大自然，认为人生应持顺其自然的态度。他们主张人生首先应该“无为”，而不是“有为”，他们反对圣、智、仁、义、礼等伦理道德规范，认为众生是生而平等、无贵贱之分的，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然发展。

再次，对社会责任的态度不同。儒家主张人们积极投身社会事务，敢为天下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道家则主张人们以避世、与世无争的消极态度来对待社会事务，事事不敢为天下先，做到谦让卑下。

到庄子时，他既反对像“江海之士”那样的避世态度，又反对儒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主张。他要求人们将自己置身于世俗生活中，不必躲到深山老林中，但又要与世俗保持距离。从立身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

儒家要求人们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投身社会，并在社会中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从而实现人生抱负。道家则注重人的个性发展，淡化了个人对于社会的意义。从立身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因而，它们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5.“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立身有什么启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出自《孟子·告子下》中的同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孟子列举了舜、傅说等六位圣贤经过贫困、挫折的磨炼最终担当大任的事例，证明忧患、磨难能激励人奋发有为、取得成就。进而，他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指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同样适用于国家兴亡。

孟子生活于战国时期，提出了许多实现国富民强的政治主张。他从动荡中感受到，一个国家一时的落后贫穷并不可怕，只要保持高昂的斗志，奋发图强，积极进取，就能走出忧患，立于不败之地。当然，孟子的这个观点对个人的立身处世同样具有积极的启示。

人类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人的生理特点、劳动分工和生活习惯诸多方面，更体现在物质资源的拥有方面。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贫富不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所有不幸的根源都可归结为贫穷。因此，对被贫穷“关照”的人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他们立身处世具有很好的指导和鞭策意义。

另一个不争的现实是，如同千年田地八百主一样，贫和富是相对而言的，而且它们之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都存在着转化的可能。贫穷的人如果不因自己的家庭出身、生活状况低人一等而灰心丧气，而是立志于改变现状、成就事业，那么，总有一天他会成为笑对人生、无愧人生的铮铮铁汉。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9岁时就成了孤儿，生活无依无靠，只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自卑，而是放下以前官宦人家的身价，十分勤奋地跟当地的农民学习干农活的技能。刚开始投入反对王莽的斗争时，他的部队兵少将寡，装备非常差。到打仗时，他竟然骑着牛上阵。后来王莽政权覆灭，他立下大功时，他的大哥竟然因受到更始帝的猜疑而被杀，他自己也受到猜疑，险些被杀。

可以说，刘秀的前半生都是在忧患中度过的，然而，他始终有一颗不屈不挠的心，面对挫折、打击，乃至屈辱，他始终不改心志。最终，他终于成就一番霸业。

从成长的角度来看，挫折、打击固然让人难以接受，但对于不向命运低头的人来说，它们恰能给人以反面的启示和教育作用。人的才干不会从天而降，机遇不可能垂青游手好闲之人。与磨难斗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锤炼心志、毅力和学习、接受新知识的过程。失败乃成功之母，经历过磨难的人，往往都是能笑到最后的人。

对于物质财富丰厚的人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其立身处世无疑具有警示作用：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后，便以为大功告成。于是，那些跟着他打江山的将领纷纷起了享乐之念，把京城搞得天天像过年一样。结果，没多久就因失去进取心而被入关的清兵打败，从而一败涂地，最终身败名裂。

追求物质生活上的享受，固然合乎人性，但如果把这种享受当作人生的目标而失去进取心，这样的享受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所以，生于顺境，并不值得羡慕；生于逆境，也没什么可悲之处。无论处于何种境遇，只要能树立一种正确的志向来立身，到何时何地都不会迷惑，都能取得成功。可以说，这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给每个人的最大启示。

6.为什么说立身要以立学为先？

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欧阳修说过这样一句话：“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意思大体是说，一个人来到世上，要把勤奋学习放在修养品行的首要位置，而学习的根本在于多读书。

现代人一谈到学习，往往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太苦，太累！”这种感叹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究其原因，不外乎把学习当成了应付考试的手段，这样也就忽视了学习的社会性和学习本身的趣味性。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中国古代大儒们给出的答案是“经世致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是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子思在《中庸》中说：“喜欢学习就会不断增加智慧，把智慧用于社会实践，就会培养起仁德，然后就会知道怎样处理问题，办起事来就会非常有成果，然后就知道怎样来修炼自己的品行，怎样来管理他人，到最后也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和国家了。”子思的这番话，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学习不是为了个人出人头地的，而是为了解决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这就是学习的社会性。当你运用学到的知识解决了具体矛盾和问题，或有了创新、有了发明创造时，社会自然会回馈给你荣誉。这才是真正的实至名归。

子思的话中，还包含另一种含义：学无止境。庄子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没有尽头的。所以，对于求学者来说，要始终把学习当作一个过程，没有终点，并坚持活到老学到老。要学到什么程度呢？儒家提出的要求是“博学”。孔子说：“人的知识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当它积累到广博的程度时，他的才能才会充分发挥，并取得显著的成果。”要达到博学的程度，往往离不开一个“勤”字。

宋代的范仲淹，两岁时就死了父亲，家里非常穷。后来，他获得了在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的机会。他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常常是白天刻苦读书，直到黄昏时才吃一点东西，他每天都读书到深夜。想打瞌睡时，就将一盆冷水浇到头上，好让头脑保持清醒。就这样，他坚持了五年，不仅领悟了六经的主旨，而且学以致用，制定了许多治国策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也成为读书人的座右铭。

范仲淹为什么能做到勤学呢？那是因为他把学习求知当作了一种生活乐趣，而不是让它成为追逐功名的手段。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把求学当作生活中的一项乐趣时，他学习的心态就会非常端正、积极。这时，求学不仅是乐趣，而且成了获取知识的动力。

儒家将读书人的立身目标定为“治国平天下”，也就是管理国家。对于管理国家的人，儒家希望他们既要具有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更要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所有这些品德、知识和能力，都是从学习起步的。所以，按照儒家的思想，“立身以立学为先”的观点，可以放大为万丈高楼平地起，一个人不管确定怎样的人生目标，他都必须从学习开始，把学习当作相伴终生的伴侣。

“立身以立学为先”的观点，经受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检验。到南宋时期，大理学家朱熹把它当作教育思想的核心，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它仍然值得倡导。

7.人贵立志，为什么会“欲速则不达”？

中国古代的儒家先贤，最推崇的就是人对社会有作为、有贡献。为此，他们从个人立身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人贵立志的观点，强调人活着就要有奋斗目标。孔子在《论语·子张》篇中提出了“博学而笃志”的立身观点，希望人们通过广泛的学习，获取全面的知识，然后坚定自己的志向，这样就能成就自己的智慧，从而有能力为社会做贡献。

通常，人们在经历过一场大喜大乐之后，往往会突然发现自己十分迷惘，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当初的好心情也会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转变为发怒、抱怨。其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陡然间发现自己没了生活目标所致。正因为这样，有人才说，志向是一个人的灵魂。人一旦没有了志向，就可能出现六神无主的情形。

生命不仅体现为一段生存过程，它的社会意义还在于要播种、要开花、要结果，更要有收获。在这一过程中，谁付出的心血汗水多，谁的收获就多。那么，要收获什么样的果实呢？这就是人生的目标所在，志向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恒心和毅力。如果能及时明确自己的志向，过着心灵充实的生活，就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个名叫厉归真的人，从小就喜欢画画，并立志成为一个大画家。他特别喜欢画虎，但是，他从没有见过真虎，以致画出来的老虎都像病猫一样。为了提升自己画虎的技艺，他义无反顾地闯进深山老林，希望能见到老虎的真面容。为此，他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在一些老猎户的帮助下，见到了老虎的真面目。于是，他现场写生临摹，决不退缩。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后，他的画虎技法突飞猛进，画出来的老虎就像真的一样。后来，他又将大半生的时间用来游历各地的名山大川，每到一处，都临摹飞禽走兽，直至惟妙惟肖为止。他通过这样的坚持和努力，终成一代大画家。

厉归真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画家，不仅在于他敢于付出，还在于他不畏艰难，长期坚持。而这恰恰体现了孔子所说的“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论语·子路》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的弟子子夏做了莒父这个地方的长官。一天，他向孔子请教处理政务的方法。孔子就告诫他说：“办理政事不要求快，不要贪求小的作为。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求小作为就做不成大事。”孔子的回答，对于个人立身明志向来说，同样非常适用。

俗话说，“真有志者立长志，无真志者常立志”。立志不是一天立一个决心，那样就是朝三暮四。立志重在随后的践行，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迎难而上，坚持不懈，才有可能一步一步接近人生目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任何知识、技能和个人素质的提高，都是长期艰苦努力的结果。

拔苗助长，浅尝辄止，急功近利，结果都只能适得其反。事实一再证明，大到人类社会所取得的每一次进步，小到个人的每一次成功，都是持之以恒、不懈努力的结果。所以，从立身角度来看，有了明确人生目标的同时，还应该有朝着目标前进的动力和恒心。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的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

8.“过犹不及”体现了孔子怎样的立身原则？

《论语·先进》篇中有这样的记载：“一天，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两个人相比，谁表现得更优秀呢？’孔子回答说：‘子张做事总是做过头，子夏又做得不够。’子贡问道：‘这样说，是子张表现得好一些？’孔子回答说：‘做过头和做不足是一样的。’”

孔子的回答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做事情做过头跟做得不够所产生的后果是一样的。他所强调的就是，做任何事都要把握一个度。从立身的角度来看，达不到这个度，就是畏缩；超过这个度，就是夸张。所以，过犹不及，体现了孔子“量体裁衣”和“适可而止”的立身原则。

儒家提倡人们积极投身社会做贡献，希望人们以道德来修身，把“治国平天下”作为立身的人生目标。为此，他们鼓励人们树立志向，并坚守志向不动摇。但是有时候，不管个人的主观愿望多么强烈、主观诉求多么坚决，客观因素却早已注定了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比如说，有人立下决心，要把一只猫修炼成一只猛虎，并且他信心满满地认为，只要自己持之以恒地让猫修炼下去，终有一天会使其变成猛虎。但猫永远不会修炼成老虎。所以，这个人的愿望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么，怎样避免这样的情形出现呢？这就要求人们在确定立身目标时，要学会量体裁衣。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孔子给出的答案是：“广泛地学习，详细地求教，慎重地思考，清楚地辨别，切实地实行。”他主张凡事都用不偏不倚的方式去解决，不走极端，利用温和的思维和方法进行思考和行动。

知识的多样性和人生的有限性，表明谁也做不到穷尽一切。人们通过学习得来的知识，除了用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还用来解决自身问题，即让自己具有自知之明。一个对自己具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确立人生目标时就不会好高骛远，也不会妄自菲薄。他会根据自身条件出发，确定自己将来要走的路，包括相伴其间的各种需求。这就是量体裁衣。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人都是有欲望的。受这些欲望的支配，人往往会失去自控力，让心性变得贪婪起来。这种贪婪有时会堕落到穷凶极恶的地步。这时，让适可而止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就显得非常迫切。针对这种现象，孔子在《论语·乡党》篇中就十分形象地提出：“人们总是爱好美酒佳肴，面对它们总会胃口大开，吃起来没个停歇的时候。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是人的共同爱好。但是面对可口的酒肉，哪怕供应充足，也绝不能由着性子乱吃一气，而要有所节制，这样才不会伤身体。”这显然是一种奢侈之风，而这种风气的由来，就是人们不懂得适可而止造成的。

从立身角度来看，一个人哪怕能力再强，也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礼记·曲礼》中就提出：“礼不逾节。”儒家的政治主张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等级观念之上的。抛开这个时代因素，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人的言行同样要懂得适可而止。老师不一定处处都比学生强，也会在教学过程中出差错。但是，谁也不应该因此对老师做出轻慢的举动来，这是最起码的做人准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利用恰当的时机，不损老师的颜面、不失对老师的尊敬而提出来。同样，对于能力比自己差的人，不能嘲弄歧视，更不能挖苦打击，而要引导他见贤思齐。

画龙该点睛时不点睛，画蛇不该添足时偏添足，这种适得其反的做法，是同儒家的立身原则背道而驰的。子思在《中庸》中对人的行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按照所处的地位行事，不抱非分的想法。处在富贵的地位，就按照富贵者的身份行事；处在贫贱的地位，就按照贫贱者的身份行事……处在患难之中，就按照患难者的身份行事；无论处在什么地位，都能够恰如其分地行事。身居上位，不欺凌在下位的人；身居下位，不巴结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不求于人，这样就不会招致怨恨。上不埋怨苍天，下不归罪别人。”

所以，孔子过犹不及的观点，从处世上来说，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从立身上来说，反映了儒家一种正确的处世原则。实际上，它所倡导的就是让每个人都从自身条件出发，确定人生目标，制定行事标准、明确行为方式，从而让整个社会都处于和谐有序之中。

9.孔子为什么耻“恶衣恶食者”？

孔子对人立身的要求，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非常合乎人性。他认为，人立志向，应该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而且重在道德方面。为此，他在《论语·里仁》篇中说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意思是说，士人的志向应该是学习做人的道理，对于那些在乎吃穿的人，应该以和他们交往为羞耻，也就不值得与他们谈论道。孔子这句话，和现代人所说的人生在世不能只有吃喝二事的意思是一样的。

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有着一种先天性的差别。先不说性格、气质这些内在条件，就说外在条件，有的人一出生，由于家中什么都不缺，所以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贵生活。而更多的人，每天都在为生计而不停地奔波忙碌。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打拼更好的生活，是值得尊重的，但偏偏有些人长了双势利眼，只把眼光盯在那些有权、有钱、有势者的身上，并以讨好巴结他们为荣。殊不知，万事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唯一不变的是人的气节操守，而这是人立身的第一要务。

明末有个叫刘军臣的人，他家里很穷，30多岁还娶不起老婆，很多人因此瞧不起他，并当面毫无礼貌地喊他“军瞎”。有一年大年三十，刘军臣在祠堂提了个修理神龛的建议，结果遭到族人的嘲笑。后来，他外出经商发了大财。回到村里时，人们再也不喊他“军瞎”了，而改口喊他“军四爹”。他针对祠堂说了一句不吉利的话后，众人反而附和着说好，结果惹得他大为恼火地说：“你们都是势利眼，嫌贫爱富要不得！”

势利眼之人，就是孔子所说的“恶衣恶食者”。先不说这些人的行为和表现怎么让人不齿，仅就他们的生存意义来说，他们只不过是生活的附庸，永远活不出自我的精彩。普通人，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一世平庸。纵览历史，多少帝王将相、富商大贾无不是从普通人中崛起的。为此，孔子在《论语·子罕》篇中从立身的角度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意思是说，一国军队，可以夺去它的主帅；但一个堂堂的人，不能强迫他改变志向。从立身的角度来看，这种志向就是人的操守气节——活出自我，做个有骨气、有思想的人，不趋炎附势，不昧心悖德。

北宋真宗时期，聊城有个人名叫李垂，他十分有才华。尽管他家境贫寒，但他发奋读书，终于考中了进士。踏上仕途后，他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想方设法地巴结权贵，而是始终保持着正直的态度待人处世。

当时朝中的宰相名叫丁谓，他就是通过阿谀奉承讨得宋真宗欢心的。手握大权后，他便玩弄权术，独揽朝政。许多官场中的人，都纷纷寻上他的门路，通过吹捧巴结他而获得升迁。唯独李垂不为所动，有人就出于好意告诉他，不到宰相府走动走动，就会一直得不到升迁的。李垂大义凛然地说道：“丁谓身为宰相，不但不公正处理事务，反而仗势欺人，有负于朝廷对他的重托和百姓对他的期望。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去拜谒他？”他的直言很快被人打了小报告，丁谓听说后大为恼火，随即找了个缘由就把他贬到外地去了。

宋真宗驾崩后，宋仁宗即位，丁谓随即倒台，而李垂则奉诏回到京都。他的一些朋友提醒他说：“朝廷里有些大臣知道你才学过人，想推举你当如制诰。不过，当今宰相还不认识你，你何不去拜见他一下呢？”

李垂听后冷冷地说道：“如果我从前去拜谒当时的宰相丁谓，可能早就当上翰林学士了。我现在年纪大了，见到有的大臣处事不公正，就常常当面指责他。我怎么能趋炎附势，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借此来换取他们的荐引和提携呢？”结果，他的这番话又被人打了小报告，新任宰相也借故将他贬到外地去了。

李垂的人生际遇令人感到惋惜，但他的为人，尤其是他那不为名利、权势所动的气节，却让人肃然起敬。他用自己的言行，为后人诠释了什么叫“匹夫不可夺志也”。他的表现，是对孔子以及古代先贤关于立身的完美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