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自行车的人
The Bicycle Thief, 1948
《偷自行车的人》长期以来一直被权威意见奉为一部杰作。在这么多年后重看，依然觉得它充满力量，生机勃勃，这多少有点儿令人吃惊。它在1949年获得了奥斯卡荣誉奖，是各大“影史最伟大电影”排行榜上的常客，被誉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流派的基石之一。它简洁有力，讲述了一个需要工作的男人的故事。
为了纪念《偷自行车的人》诞生50周年，最近重新发行了新的拷贝。电影的导演是德·西卡，他相信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完美地扮演一个角色，那就是他自己。剧本由西萨烈·柴伐梯尼（Cesare Zavattini）创作，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到七十年代曾与众多伟大的欧洲导演合作过。在他的日记里，柴伐梯尼写到他和德·西卡是怎样去一家妓院为电影作调查研究的。后来，他们还去了一个女巫师的房子，电影中的一个角色就是受她启发。我们从这些片断中得到的印象是，德·西卡和他的编剧试图贴近战后的真实环境来寻找创作灵感，那时的意大利正因贫困而陷于瘫痪。
电影的故事很简单。非职业演员朗伯托·马乔拉尼（Lamberto Maggiorani）扮演主角里奇，为了找到一份工作，每天早上毫无希望地排着长队。某天终于来了一份工作——但只能给有自行车的人。里奇喊道：“我有一辆自行车！”但其实他并没有，他的自行车已经当掉了。他的妻子玛莉亚（莉亚奈拉·卡莱尔[Lianella Carell]饰）从床上抽出床单，给他拿去当铺并把自行车赎回来。在当铺里，透过柜台的小窗户，我们看到一个男人拿着那捆亚麻床单沿着梯子爬上一面高墙，墙上的架子里塞满了其他人的床单。
这辆自行车让里奇有了一份海报张贴工的工作，他的任务是在墙上刷一层糨糊，然后把电影广告贴上去（其中有一张巨大的丽塔·海华丝
肖像，好莱坞的世界和新现实主义关注的日常生活形成了讽刺性的对比）。在此期间，玛莉亚去女巫师那里还愿，感谢她预言里奇将会找到一份工作。里奇不耐烦地在外面等着，最后实在按捺不住，就把自行车留在门边，走上楼去看她在干吗。德·西卡在吊我们的胃口，观众会猜想里奇回来后自行车可能已经不翼而飞，但它仍然原封不动。
不出意外，后来它还是被偷了，小偷毫无疑问是另一个需要工作的人。里奇和他年幼勇敢的儿子布鲁诺（恩佐·斯代奥拉[Enzo Staiola]饰）四处寻找，但在一片荒芜的罗马，想找回来是不可能的，警察也爱莫能助。里奇最终泄了气，他对儿子说：“你活着总是受苦。去他的吧！你想吃比萨饼吗？”在一场气氛欢快的戏中，他们去一家餐厅就餐，布鲁诺甚至得到许可喝了点儿酒。他充满渴望地看着身旁一家人吃着大盘的意大利面，而父亲却告诉他：“按那种吃法，每个月至少得挣一百万里拉才够。”过了一小会，令他惊讶的是里奇居然发现了偷车贼，并一直把他追到一家妓院里。一群丑陋的群众围过来，还来了一个警察，但什么忙也帮不上，因为除了里奇本人目睹一切之外没有任何证据。最后，在影片著名的结尾段落中，里奇经不住诱惑，去偷了另一辆自行车，把贫困与偷窃的循环延续下去。
故事非常直白，看起来更像寓言而非戏剧。在它上映的那会儿，人们把它看做一则马克思主义的寓言故事（柴伐梯尼当时是意大利共产党的一员）。随后，左翼作家乔伊·卡诺夫（Joel Kanoff）批评这一结尾“有高尚的卓别林式的调子，但社会批判的力度却不够”。大卫·汤森（David Thomson）则认为故事矫揉造作，他写道：“这部影片看得越多，越觉得这个男人的角色十分乏味，越觉得德·西卡拍摄的城市影像成熟而富有诗意。”
确实，里奇的角色完全受阶级和经济需求的驱使。尽管比萨店那场戏把他拍得栩栩如生，但他身上并没有太多其他的东西。同样，电影没有试图在他的贫困和百万富翁的奢侈生活之间的对比上大做文章（财富仅表现为买得起一碗意大利面）。但如果能等待足够长的时间——直到制作者们去世，直到新现实主义已成记忆，不再是灵感的源泉——《偷自行车的人》就能躲开评论家们，重新焕发故事的光彩。这才是它的归宿。
而且它的影响并不仅存于过去。在获得1999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影片中，有一部伊朗电影《小鞋子》（Children of Heaven,1999），关于一个男孩弄丢了他妹妹的鞋子的故事。电影中有一个可爱的片段，父亲把小男孩抱起来坐上自行车的前杠，然后骑着车去有钱的邻居家找工作。任何看过《偷自行车的人》的观众，对这一段都能产生共鸣。这样的电影超越了时间的束缚。一个男人爱他的家庭，想保护他的家人，社会却给他制造重重障碍。谁看了不会心有戚戚焉呢？
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1902-1974）相貌英俊，经常作为演员出现在电影中，他的导演处女作是一部轻喜剧，就像他经常参与演出的那些影片一样。可能是二战的残酷现实破坏了人们乐观向上的态度，使他们不再有心情去欣赏喜剧了，于是德·西卡在1942年拍了《孩子在看着我们》（The Children are Watching,1944），影片在维斯康提的《沉沦》（Ossessione,1943）之后不久上映。尽管在默片时代就有许多影片大胆地尝试用未加修饰的手法去表现日常生活，维斯康提的那部改编自詹姆斯·M．凯恩（James M. Cain）的硬汉派小说《邮差总按两遍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的电影仍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德·西卡和其他新现实主义导演经常在影片中起用普通人而非专门的演员，这一做法在好莱坞多年的浮光掠影之后震撼了观众。宝琳·凯尔还记得她去看德·西卡的第一部上乘之作《擦鞋童》（Shoeshine,1947）的情景，那会儿她正跟男朋友吵完架，处于绝望之中。她写道：
“我走出影院，泪如泉涌，却无意中听到一个女大学生不耐烦地向男朋友抱怨：‘我实在看不出这电影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沿着街道走下去，哭得什么都忘了，已经分不清我究竟是为银幕上的悲剧流泪，为自己的绝望遭遇伤心，还是悲哀地发现那些在《擦鞋童》面前无动于衷的人几乎属于另一个世界。如果一个人不能被《擦鞋童》感动，那他还能被什么感动呢？”
“新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意味着很多东西，但主要是指那些关注劳动阶级生活的影片。它们以贫困条件下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往往暗示着在更好的社会中财富分配会更加平均。《擦鞋童》的故事围绕两位擦鞋童展开，他们因为参与黑市交易而被送进少管所。凯尔对它的描述如下：“有一类艺术作品呈现的是一片混乱的人类经验。它们既不求磨光那些粗糙的棱角，也不像多数影片那样回避生活中的困惑和意外。《擦鞋童》就是其中之一。”这段话出色地定义了新现实主义背后的期望。
德·西卡的下一部影片《偷自行车的人》延续了这一传统。随后，他在1951年拍了节奏明快的《米兰奇迹》（Miracle in Milan,1951）。再往后，他又和柴伐梯尼一起回归以前的风格，并于1952年拍摄了《风烛泪》（Umberto D，1952），讲述一个老人和他的小狗被强行赶出家门上街乞讨的故事。在此之后，多数影评人都认为德·西卡的导演才华没有得到多少发挥，他转而拍摄了更多的轻喜剧（比如《意大利式婚礼》[Marriage, Italian Style,1964]和《昨日、今日、明日》[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1963]）。这一阶段只有两部影片是很重要的例外：其一是《两个女人》（Two Women,1961），索菲亚·罗兰在片中扮演一位战争期间无家可归的女性，并因此获得奥斯卡奖；其二是《芬奇-康帝尼家的花园》（The Garden of the Finzi-Continis,1971），说的是一个意大利的犹太家庭试图忽视步步逼近的毁灭。编剧都是柴伐梯尼。
《偷自行车的人》首次发行时影响巨大。1952年，英国电影杂志《视与听》举办了首次国际范围的投票，电影人和评论家将其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影片。这个投票每十年举办一次，1962年它下滑至并列第七，再往后就榜上无名了。然而1999年的重新发行让新一代人也能看到这部电影是多么的简洁、直接和真实——看看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吧。
（周博群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