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与写作

看过您的硬笔字，隽秀。《荒废集》、《退步集》等书名都是自己所题。您不太讲起与书法的渊源，我们先从练字的经历讲起好吗？

 

我哪里谈得上会书法，更不知“书法的渊源”。小学时临过几页王羲之的《圣教序》，还有苏东坡，此后只是偶然写写。我没有国画画案，没有文房四宝，我不谈书法的，那是太深的学问，被太多人谈过了。

 

在形容一位美女时说到眉眼鼻梁笔笔中锋，像王羲之的字。您比较欣赏的书法家是何时何人？

 

古典中国的好书法，都爱看。各有各的好，最好固然是魏晋和唐宋。格外偏爱王羲之《十七帖》，颜真卿《祭侄文稿》。汉简也欢喜，尤其那些军令的残片。

 

《归国十年》画展中“画”了唐太宗、怀素和八大山人等人的字，那种快感是怎样的？

 

我这类书画静物画总被误解，以为我在画山水，写书法。绝对不是的。那是油画，工具全是西式的：我用排刷式的油画笔在麻布面上描绘线条和书法，当然，很有快感，但那是油画的快感，和中国画和书法不相干。

 

《艺术与国籍》一文中称安迪·沃霍尔，利昂·戈卢布，菲利普·加斯东等都是自己的“英雄”。国画中，哪些是你的英雄？

 

顾恺之、李思训、武宗元、郭忠恕、钱选、董其昌……太多了。

 

说到中国最好的人体画，认为是春宫，而春宫男女又不是西方的所谓“裸体画”。可以择要讲讲个中缘由吗？春宫对于当下的不少人几乎是一个“传说”。

 

中国眼下“小姐”无数，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色情业“队伍”——虽然既不合法，也不专业，更缺管理——可是迄今为止，中国还不准出版老祖宗的春宫画，国家博物馆恐怕也没几件像样的春宫画（或者真是藏着，不肯透露，也不便展吧），明清时代最精美的春宫卷子几乎都在欧美日本港台，近年略有回流，现身拍卖行，但不能印在图册中——我不知道春宫画的“传说”还要传多久。

古典春宫画描绘肉体与姿势，其意不在人体，而在房事，与西方专画人体的整套美学不能并论。中国古典绘画有一难解，即画动物的身体与美感，纤毫毕现，精确而传神，宋代的禽鸟虫鱼，画得太好了，可是漫长几千年，中国画家未如希腊罗马人那样专注于人的身体的崇拜、观察与描绘，春宫画里的男士，唯阳具画得真确，其余部分，马马虎虎。怎会如此呢，我知识太少，无能解答。但中国人白描勾线的女体，另有一种好，实在性感而淫美，只是很难确分是画性感还是画中人性感——你要知道，毛笔蘸着墨，画到宣纸上，触纸之际，无比性感，流转行笔，极尽淫荡。

所以中国人画国画，至今画不厌，那是人与工具的无边性事啊。

 

《漫谈普拉多美术馆珍藏展来华》：“可是当我看多了宋元的原典，我就觉得当代国画几乎都是卡通或漫画。”国画的没落（不知确否）是不是和西画的冲击有关？换言之，国画可能慢慢好起来吗？

 

我不会说国画油画是否“可能慢慢好起来”，或者慢慢坏下去。眼下有太多国画家油画家，整体水准不论，总看见若干有才华的后生冒出来，画得蛮有意思，蛮好看。至于当代国画为什么有卡通病，那是另一话题。像卡通，也并非不好，在好画手那里，就能出新意。陈洪绶、金农，依我看就是卡通化的先驱。

 

先生注重“原典”，我倒想知道，对于当下的国画乱象，出现像董其昌（或齐白石）那样的宗师容易吗？

 

话不能这么说。董其昌时代不会出今天的蔡国强，齐白石时代也不会出刘小东。而齐白石的意趣，不会出在董其昌的晚明，董其昌的笔路，也不会出在他所景仰的五代或北宋。

我注重原典，部分原因是我们活在印刷品时代，你品董其昌，最好看原典，那种淡墨，那种微妙的敷彩，唯原典才能看得真。原典的神气永远无法复制的。

 

去美国时“玩不起潇洒”，“事事须为谋生”，“市场又曾搅扰我，使我一时无所适从……”那么，初到美国时的搅扰与谋生可否稍作描述？

 

就是每画一幅画，不免心想能不能卖掉，开个展览，总会留心画下是否贴了小红点——画廊里卖了的画，右下方就会贴个小红点的——这是大无趣。出国前，“文革”中，我们画画固然希望选上全国美展之类，但我的脾气是选不上拉倒，每次落选，默然几分钟，就忘记了。可是你在纽约画画卖不掉，怎么活呢？

所以我曾经勇敢到八年（1988年—1996年）不找画廊，自己设法赚点小钱，不肯就着市场的意思画油画——1996年有家画廊找我了，每月付钱，每年交画，由我随便画什么，卖不出去，照样付钱，我就应承了，直到新世纪回国。我很谢谢画廊老板的美意。

 

换言之，去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您的绘画状态和人生轨迹？

 

没什么改变，老脾气。人生轨迹当然改变了，更扛得住，更不肯随大流。美国艺术家多得是傻逼，走自己的路，根本没人说：他们都是我的榜样。便是没榜样，我也脾气难改吧。

 

您常常援引毕加索、杜尚或沃霍尔等人的言论，不过自己“不弄前卫艺术”。何以起初就有这样的志趣，到了美国眼界大开后，依旧秉持古典的风格？

 

我从来没有弄“前卫艺术”的“志趣”，别人弄，弄得好，我很开心，喜欢看看，弄得不好，那是别人的事。中国人有个毛病：人家的事好像是自己的，自己的事好像是人家的。我这脾气没被传染，如此而已。

但我也未秉承“古典的风格”，只是相对眼下各种新花样，显得比较传统老套而已。我们说起美术的词语，总归大而化之，“古典”、“现代”，都是被说坏的词：所谓古典油画在欧洲不同世纪，不同国家，称谓是不一样的。你到美术馆去看，只有意大利馆、尼德兰馆、西班牙馆，或者十四世纪馆、晚期巴洛克馆等等区分，没一个馆名叫“古典馆”。

 

艺术家都怕别人说自己模仿别人，而您高声称自己是“模仿家”。原谅我借用一个大词——影响的焦虑——在您的创作中“影响的焦虑”是不是有着不同的体现？

 

“影响的焦虑”是哲学词语。我愿模仿别人——当然，我所喜欢的人——是我“自己的事”，无关“别人”。影响的焦虑，很好啊，有谁不受人影响吗？我一天到晚在找“影响的焦虑”呢，可惜不太找得到，换句话说，并没有几个人真的对我构成影响——不是我骄傲，也不是我谦逊，而是，艺术很具体，影响也很具体。

 

你说从《来自青岛的时尚帅哥》开始，“比较地画得狠了……久看经典的罪过，是丧失胆气，我丧失很久了。”这个“狠”和“胆气”可以说得详细些吗？后来在谈临摹苏里柯夫《攻克雪城》时又提到青年时代“可贵的无知和胆气”，今天的“狠”更仰仗什么呢？

 

初生牛犊不怕虎，抹了颜料涂开来，管他娘：那是一种狠。开眼了，懂事了，下笔可就温良恭俭让，失了胆气了。所谓胆气，一是靠禀赋，一是靠经验，一是看状态。我有点禀赋，经验也还多，但状态长久不佳——人在纽约前线，厉害角色太多了，我承认自己不算什么，回到北京，晚生可畏，也是礼让而旁观，但这样对画画不好。艺术家应该狂，应该自信，应该老子天下第一。

近年我又来点胆气，是在岁数大了，手头不紧了，没了顾忌，忽然像小时候一样，管他娘。当然，持续画着，总会手上渐渐放肆起来。

 

“单论写实人物油画，我不知道刘小东能否在当今世界同类画家中找到对手。他远远超越了弗洛伊德和艾瑞克·费舍尔。”真有这么乐观吗？

 

弗洛伊德和费舍尔周旋的国家和文化，太成熟了，刘小东这二十年面对的国家和文化，正在胡乱变化，生动之极，他看到了，把握了，画出一股子生气，这生气，在西洋人的绘画中早已没有了，虽然他们有他们的深度和强度，但艺术顶要紧还是生气啊。

 

从访谈和行文中发现，您是把艾未未视为“北京版的沃霍尔”，认为他将纽约精神带回了北京。到底什么是纽约精神？在北京和在纽约的艺术家艾未未，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纽约精神就是不买账，就是草泥马，北京的未未也是不买账，也是草泥马，我不会设想他与纽约时期有什么不一样。纽约的伟大，是它鼓励你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做你自己，做独行侠。

 

14岁就在巨大的铁板上画毛泽东，40岁又画，题目叫做“毛润之”了。我发现大家不太称这套画为政治波普。自己对这一系列的画作又有什么考量？

 

为什么要人家称为政治波普呢？画画时不可以考虑人家的。

 

《影像与城市》里说：“长期在纽约居住的经验告诉我：不论哪一种绘画，都不再具有真正的创造力和影响力，绘画在当今时代的言说功能，微乎其微。”我想知道，先生心目中绘画的“言说功能”具体包含什么？

 

在没有现代影像和电子媒体的时代，长达数千年，所有政权和宗教的媒体，就是绘画雕刻。在古早时期的任何文明中，绘画都不是艺术，而是通灵的，是实实在在的图腾和符号，皇家、贵族、臣民、乞丐，都膜拜绘画，敬畏绘画。你去欧洲所有教堂看看，去敦煌或者道教佛教的庙宇看看，就知道绘画曾经何等重要。

说一件真事：“文革”初期，在弄堂墙壁，在工厂车间，在村口晒场，我画了许多毛主席像，每天一大早，居民、工人、农夫、干部、老少妇孺，排着队站好了，对着我画的毛主席像鞠躬、宣誓、唱赞歌。

这不是我“心目中”的言说功能，而是真确的历史。拿破仑一世二世，还靠无数绘画宣教政权的理念，歌功颂德；拿破仑三世后，早期现代媒体逐步建立，这才渐渐使绘画成为今天的所谓纯艺术，开沙龙画展，给人欣赏，不再是崇拜对象了，纯绘画如印象派，于是出现。

 

近来，媒体称尤伦斯夫妇要和中国说拜拜了（大肆抛售和退出中国），有人对中国当代艺术显出忧心，您对此怎么看？

 

尤伦斯是商人，商家开店关店，很正常。中国现代文化还没成熟到足以和欧美一流美术馆平行交流，尤伦斯一度热爱中国，率先做了这件事，了不起，这些年要是没有798,798要是没有尤伦斯，北京的当代艺术可就逊色多了，层次也低得多。有短短几年——虽说现在可能要歇——也很好啊。偌大的中国，倘若尤伦斯一撤离就得集体忧心，岂不印证中国当代艺术的脆弱而夹生？但我没什么看法。不论进退好坏，事情总会发生。

 

在世纪初，您在回答《艺术世界》读者问题时，说到“金茂大厦，那是世界范围后现代建筑近年的杰作之一”。而今，看着陆家嘴的整体建筑景观舒服吗？对北京的建筑又怎么看，如鸟巢，如国家大剧院，如央视新大楼……

 

单幢新建筑，好例子多得是。但整体景观到处难堪，没有一处景观可以称得上景观，只是堆砌和杂凑。

 

几年前，油画《国学研究院》以1200万元落槌；《牧羊人》以3200万元卖出……您是看淡名利之人，就事论事，究竟怎么看待拍卖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艺术界总想解读拍卖，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媒体总要画家谈拍卖。那是专业，是商业行为，你等于要一个画家去谈数学或者地质学。但我不会昂头清高，决不谈买卖，三十年前我就在纽约靠一幅幅画卖了去，才能活下来。

 

“反正，艺术家好比形形色色的娜拉。”这是《与陈丹青交谈》里的话，似乎意犹未尽，愿闻其详。

 

娜拉的角色介于依赖和独立之间。英语的“依赖”和“独立”是一个词，只差个前缀——消费时代的艺术家，同时活在艺术家宣称独立的时代。他自以为独立，也可能果然独立，但他一定有画廊，有买家，有经纪人，不然靠什么独立呢？等他有钱了，有自己的公寓或画室，他就独立了，但他一定清楚：他离不开商人——当然，画商也依赖艺术家——我的意思是说，绝对独立的艺术家不存在。

我给党画过画，给资本家也画过画，我从来不会大声说：老子独立，不靠谁。娜拉出走，可以，鲁迅说了，她钱包里要有点准备，不然又会回家的。

 

有人说崔健有一颗大的灵魂，您说崔健“称得上是四九年后新中国的歌曲天才”。还记得在国外是怎么听到他的吗？是否也曾把他和罗大佑或是鲍勃·迪伦比较过？

 

四九年前，黎锦晖、聂耳，是歌曲天才，之后，郑律成、李劫夫是歌曲天才，八十年代，无疑是崔健。重要的不是他创作了摇滚乐，而是，我觉得，他知道什么是歌曲，什么是歌唱。好的歌，好的歌唱，带动所有人。我不会将崔健与谁比，他非常崔健。

 

我比较喜欢左小祖咒和盲人歌者周云蓬，您关注过吗？

 

很抱歉，我是个老年人了，对年轻当令的歌手不熟悉。

 

喜欢王菲吗？或是说说周杰伦和中国风吧……

 

王菲好。她唱邓丽君的“千里共婵娟”，多好，还有几首，都妙极了。周杰伦听得少。“中国风”指什么？请原谅我的无知。

 

哈，这绝非无知。我冒昧地约略说说，就是一种以中国文化元素为基础、融汇现代风情的创作，尤以台湾的方文山和周杰伦的合作为突出，如歌曲《青花瓷》，“在瓶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菊花台》，“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当然了，听了才真切。转问一句，留意过香港词人林夕吗？

 

您好像很享受的样子，恭喜恭喜！

 

关于电影，您有言：“第五代在寻找电影，想象电影，姜文直接给你电影。”此话怎讲？

 

第五代就是我这一代嘛，太了解了，青春期电影记忆全是革命货，顶多看看“文革”后那几部可怜的日本和欧洲电影，不管怎么折腾，一瞧，底子还是“文革”那一套，虚张声势。姜文是六〇后，青春期赶上各种外片进来，大看，自己动手时，拿着感觉玩儿，不像第五代弄来弄去甩不脱一套概念。到了第六代和贾樟柯，电影看得多了，概念就少了，虽有其他问题，但究竟不像第五代那么土了。

 

“冯小刚是个狡猾的人，电影必须狡猾。”这个狡猾怎么理解比较妥帖？

 

流氓，狡猾，是指江湖气和判断力。冯小刚不是科班出身，他比书呆子了解现实，了解人，商业片还是他好。雅俗共赏，很难很难的。他现在的水准，接近早先香港印度的商业片，但人家那里有得是冯小刚，咱就一个，电影界书生还来瞎争论。商业片有什么好争论的？电影就是娱乐，你没票房，你谈什么？也就中国一班体制内书生嚼这类烂舌头。

 

《岁阑闲谈》里提到有几部小说，隔六七年再读，还是感动。是哪几部，又各是哪般的感动呢？

 

去年第五遍重读了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最近在重读普希金的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日后，《水浒》《红楼》还得重读。古诗词随时可以重读，随时感动，居然和几十年前一样感动。还有一层，我是感动——其实是惊异——古人的憨傻。换了今天，谁有这份大真挚，死去活来写小说啊。

不过据说中国每年还是有几百部长篇小说冒出来，真厉害！我不知道谁在写，谁在读。

 

我注意到，您在美国看了皮兰德娄，看了博尔赫斯，或许还包括杰克·伦敦的长篇《铁踵》等等，会在什么情况下阅读小说？据说，不仅一般读者，即便作家在中年后也往往偏向纪实类作品，对虚构作品的涉猎减少。

 

如实招供：杰克·伦敦的书我一页没读过，皮兰德娄，只读过一篇，博尔赫斯，不很喜欢，他的访谈录还好。再如实招供：大约35岁迄今，我几乎不读小说了。除了重读少年时的那几本。真不好意思。

 

在文中提到自己当年记日记，如今还有类似习惯吗？

 

不记了。人越老越不犯傻。青春可贵，一半是指犯傻。我真希望傻回去。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里说：“（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救了我。”那时您三十岁，刚出国不久。还有什么书救了您或是警醒了您？

 

叔本华那里绕一圈，间接明白了佛教，确认生命无意义，这是天花麻疹，一定得出，知道生命无意义，就能大约活得有点意义吧——其他书？只要是好书，都在救我啊。

 

当屠格涅夫将《战争与和平》第一册介绍给福楼拜，福楼拜叹道：“啊！一流的画家！”您对这样的例子印象深，那么，在中国作家中谁堪称“一流的画家”？

 

魏晋唐宋的诗人，都是一流画家，尤其陶潜王维苏东坡。中国小说倒不是状物见长，而是语言好、语气好。托尔斯泰式的“状物”不能和中国小说并论，因汉字状物，一字一义，不是如洋文那般的长句——“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洋文没法子这么写景物写感觉的。

现代中国作家，我看得太少，一时想不出哪位笔下富画意。鲁迅可以部分地是，《野草》中的《好的故事》，色香味俱全，但简练，是上好的汉语。萧红也会状物，我少年时读她，不太记得了，她回忆鲁迅，处处状物，会观察。张爱玲也会观察，写块绸布，写汽油味，随手撩撩，都好。

 

您还曾感叹，我国太多公案有待昆德拉式的揭示，只惜我们没有昆德拉那样耿介而高明的人物。您觉得昆德拉的文字高明在哪里？

 

我不懂捷克语和法语，不能说昆德拉文字如何高明。译笔好，那是汉语好。中国有耿介的人，未必高明，高明的人应该也有吧，未必耿介。欧美则二者兼具者太多了，不独昆德拉。

 

读1981年的《我的七张画》，觉得与现在的文字风格差别不算小，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书写”？

 

我写了散文拿去发表，时在1992年，都快40岁了，是应上海一位编辑谈纽约的音乐见闻。此后越写越多了，直到现在。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有意识的书写。

 

在《古镇：衰败与沦亡》里您说：“什么是‘中国文化’？就是地主文化。”《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里说：“中产群体在中国是个巨大的良性肿瘤。”很想听您把这两个联系在一起谈谈。或者简单说说，我们的中产可能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吗？

 

地主属于农耕文明，中产阶级属于工业文明和消费时代，二者很难联系。目下的中产阶级有薪资指标、财产指标，罕见文化指标。有房有车，弄点雪茄高尔夫之类，如果也算“新的文化”，我没意见。

 

原《纽约客》驻华记者彼得·海勒斯说：“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当然也有论者提及“野蛮生长”或“中国模式”。您怎么看？

 

这位美国同志说得很对呀。我一点没意见。“野蛮生长”倒是个好词，但凡正在生长的事物，都很“野蛮”。你看竹子根脉蔓延时，连屋子都给顶翻，细草破芽，泥石为之穿裂。但我不觉得真有所谓“中国模式”在，中国的好、中国的不好，就是没模式，或者说，根本不在乎模式不模式。胡兰成以为中国人大气，就是行动力，凡事“马马虎虎”——鲁迅晚年参透中国的不可救，也是那四个字：“马马虎虎”——“马马虎虎”，北方话叫做“大概齐”，上海话叫做“混qiang水”，但这“qiang”字的正确写法，我不知，方言土话，常是没有字源出处的。

我以为胡兰成，鲁迅，都有理。

 

41岁在纽约移民局获取公民护照，53岁在北京获得公安部颁发的外国侨民永久居留证，这对于您的行文有无潜在的影响？毕竟身属美国籍了，像梁文道等香港评家的胆色也要勇猛些。

 

国中如今持有我这护照的人，不很多，也不很少，都像我这般傻逼吗？我的文章和脾气并不抵押在护照上，我想梁文道也不是。你去机场海关看看，每天过手多少护照啊。

 

您有个意思，中国艺术家的幸运取决于近来国运的大好。那么，文学也可以类推吗？

 

要看什么国运。如今经济国运好，热钱无处投，部分流进艺术市场，如此而已。艺术品收藏回报快，春季买进，秋季抛出，增多少倍。可谁会去投资文学呢？所以文学家音乐家演奏家舞蹈家，可没这般幸运了。电影，连续剧，开始有赚钱的例子了。但弄电影多烦啊。除了几个名角儿，谁投钱给没名气的导演？

 

“依我的偏见，他的书写、性情、器识，犹有胜沈先生张先生之处”，请具体讲讲，胡兰成比沈从文和张爱玲胜在何处？

 

沈、张是小说家，胡是文章家。胡以为中国的大统，是文章，不是小说，小说是西来的，明清章回小说不是西洋小说的意思。胡主张载道言志，但胡懂修辞，好文采，他的《今生今世》是五四及今罕见的好文学，不过现在的小说家很少认同他。

 

胡兰成的才情，依您看来，哪些地方被夸大了，哪些地方又被低估了？

 

论者十九会骂胡的情史，我看是夸大了：国共两党名流的情事，谁比胡少？当然也骂胡的附逆，我以为亦属夸大，今之骂者搁在那年月，做叛徒的胆，未必有吧。他的见解则被严重低估，甚至估也不估——谅也没水准估——当今学者的器识，哪里及得胡兰成。

 

胡兰成说鲁迅的可爱处是“跌宕自喜”，底下还有话的，如：“鲁迅的毛病是他教育青年之心太切，而他的思想其实许多不对。”不知您怎么看。

 

前一句话不同意。你去读鲁迅给青年的信，哪有教育的腔调，只是随便聊，恳切平实。鲁迅明面上的文章，再严厉，再公道，也半点没有教训气，不作导师相。后一句话同意，半世纪过去，回头看，鲁迅的思想多有“不对”，但鲁迅从不以为自己正确。

胡兰成还有许多论鲁迅的话，有一篇谈五四文学，谈及鲁迅，精到公允。

 

“阅读民国其他作者的作品，使我对鲁迅的敬爱与了解，获得更深的理由，这种了解，有一部分即来自胡适。”我的问题是，一，阅读鲁迅，也会加深对胡适的了解吧？二，还因阅读谁而加深了对鲁迅的了解？

 

读胡适而能了解鲁迅，是胡适及其同党给出了鲁迅当时的语境，但未必因此更能了解鲁迅，他俩在不同的频道，鲜有交叉处。鲁迅从来不谈英美一路政治文明，这是鲁迅被当今学者批判的理由之一。但我以为胡适之外，不能想象中国没有一个鲁迅，亦如鲁迅之外，幸亏有个胡适。崇尚英美理念的新派学者总要在胡鲁之间断是非，这种贬褒意图，本身即大悖英美理念。

 

您还谈及哈金和高行健，应该对这两位有些新鲜见解吧？

 

对不起，我没有看过这两位的书。但我听过哈金先生一场讲演，非常忠厚的人，观点很过硬。

 

过硬的观点是否还记得一二？他的硬度和国内的作家有何差异——譬如较为熟识的阿城和王安忆？

 

哈金以为文学家必须撇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不然怎么写也没深度，就我所知，阿城有这硬度——这在欧美是常识，在中国，爱国主义是最高境界——王安忆与我不谈起这类话题，她不太谈文学以外的话题，我相反，熟友生人，几乎不谈画。

 

《凤凰非常道》问：韩寒的还没有看过吗？您说：“从来没有。但是我相信他是比较轻量级的，他不喜欢沉重的东西，他要返回个人的经验，但是个人的经验，我相信缺少一种背后更复杂的东西。”不过您也说过，当一个知识系统太成熟以后，破局的人通常是非知识分子化的。那么，怎么面对这个“非知识分子化”的“轻”与“重”？

 

韩寒如果是重量级的，就没意思了。他好在轻量，好在轻盈。

 

“韩寒之于今日，也许比鲁迅之于当年更稀缺。他有三亿多博客点击量，可他身边是空的，他要是遭遇麻烦，会有三亿人声援么？会发生作用吗？”说这话时，您是否想过当下公民意识的提升，以及互联网可能具有的效应？

 

公民意识还没破壳吧，不然韩寒不会那么突出而孤立。互联网的效应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一个国家单靠互联网，不会改变的。它会促发改变，它更被期待促发改变，但眼下互联网是半残的。连个起码的互联网都是奢求，路还长。

 

有人说，中国并没有知识分子，只有姿势分子。您说，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公共知识分子？那么，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心仪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

 

我不心仪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要紧的不是这种分子，而是知识群体的基本水准，基本人格，是全社会自给自足的言论生态。

 

开了博客，又关了。目下，对微博、twitter、facebook之类怎么看？

 

好啊，多一两条树枝，多站几只鸟，多听几声叫啊——不过情形似乎差不多，我没见格外异形的鸟，也没听到格外异样的叫。玩twitter玩到艾未未那样，当然精彩，不过不是twitter好，而是玩家名叫艾未未。

 

对ipad呢？对电纸书呢？或者说，对网络英雄比尔·盖茨（微软）、乔布斯（苹果）、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又有何见解？

 

没见解，只是目瞪口呆。世上真有贼聪明的人啊！

 

李开复曾引美国硅谷媒体的话：（中国互联网的竞争）就像一个没有规矩的竞技场里，角斗士战斗到死。对此关注吗？

 

角斗士死了，会有新的不要命的补上来吧。

 

多年来，觉得对自己比较大的误解是什么？

 

我没自以为重要到不能被人误解。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想法做法，可以要求人别误解吗？

 

“信不信由你：现在的北京像纽约。……其实今天的北京比上海更像上海，虽然北京也早已不像北京了。”如今还有什么京派和海派可谈吗？

 

屁个京派海派。要说有，我听人大一位教授说，北大清华的牛逼教授对外地新来的书生开口就说：“你哪儿的？我的书读过没有？”这大概就是当代京派的腔调吧，上海的学者书生似乎还没这般乖张的，也许有吧，我不知道。

至于市民的差异，也就饭菜口味的差异吧，如今交通发达，肉食蔬菜运起来便当，南北菜系早已不分南北了。但我没吃出真味道，随便什么菜系都是一股作料味，一嘴鲜，一嘴咸。

 

归国十年，画展举行了，同名画册也出了，“文字的陈丹青”更是跃然。较诸归国伊始的好奇，今朝的心态有多少不同？

 

刚归国时当然兴奋。但人不能靠兴奋过日子。我很感谢清华的经验，体制立刻灭了兴奋感，将我带入现实。我需要现实感。

 

个人很喜欢您笔下一个个的“中国肖像”。就那些普普通通的个人、年轻人的神采面貌而言，察觉出了什么变化，或者说有多少乐观？

看不出什么变化。十年来，南北各校讲演几十次，每个学校全都约好了似的，一样的问题，一样的提法，一样的词语，一样的笔误和错别字——对此我很乐观：我们的教育多么成功啊！

 

十年，十一年，不长也绝算不短，对于这一国度还有什么惊艳或看不懂？

 

没什么特别看不懂的。倘若不懂，那就不懂，也不想懂：譬如为官之道，譬如利益游戏，忽然谁上去了，忽然谁双规了，忽然哪块地批了，忽然哪个机构消失了……这类事也算“惊艳”吧，惊艳不必“懂”。

 

辛亥百年，民国百岁。“辛亥革命的成功却并不是必然的。清末新政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对中国也会更好，”李泽厚先生还有言，“要是慈禧晚死十年，宪政早已实现几十年了。”对这个“偶然”和“宪政”，对那个“民国”还有什么想谈谈？

 

历史确是偶然的，没有剧本，即便有，一路演着，也会出岔，中国历史，则大约总是等哪个人死，现在呢，五年十年等换届，此外没戏。不过慈禧即便高寿，也未必实现欧美式宪政。并没有一个放之诸国而皆准的“宪政”，单是欧洲各国的宪政，各色各样，莫说亚洲各国了。我相信不同的国家与文化，各有各的命。说到“命”，已属后人的风凉话，近于阿Q的意思了。但我想不出别的说法。

 

民国自然可以一直谈下去，最近在看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写得好，应该有十个博士为这本书写论文，太多讯息可以做文章。

 

“中国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您这话已传了一段时间。什么样的国家可以称为世界性的国家？

 

世界性的国家，就是，把人当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