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寄希望于美国人

关于张东荪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戴书的记述很简单，主要是两度引述了司徒雷登和柯乐博提到与张东荪接触及所获信息的几封电报的部分译文，并解释说：“1949年夏天和深秋”，张东荪与美国驻北平总领馆“一直有处于当局掌控下的，无须隐瞒的接触”。但是，第一，戴书断定这些接触一直处于当局掌握之下，“公安机关一定清楚知道”，并未有史料文献的举证。第二，戴书对张东荪在与美国外交官接触中的种种复杂情况，明显地缺少分析和说明。

自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各个中间党派的代表人物就经常与美国驻在昆明、重庆、南京和上海的外交官进行接触了。尤其是1946年马歇尔使华，推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国共两党冲突加剧，美国政府愈发重视第三方力量，这种接触就变得更加密切和频繁。包括民盟骨干响应中共号召，集体北上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同时，他们也和美国人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因此，身为民盟在华北的主要领导人，张东荪与美国外交官有接触和交往，确如戴书所说，本来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只不过，身在北平，远离渝、宁、沪等政治中心区域，张东荪本人过去与美国外交官员却很少接触。张早先与美国外交官接触的经历，还是在1946年底1947年初他担任民盟秘书主任，经常往返于京沪宁三地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张东荪对美国在国民党问题上的态度，还多少存有批评和不满，因此一连两年时间，他竟很少和自己所在的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及前校长、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发生关系。仅有的一次，还是在1947年1月国共和谈破裂，民盟刚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他刚刚被推举为秘书主任的时候。当时，民盟决议与中共同进退，同时努力促成恢复和谈。蒋介石则电邀张去南京，劝他参加新一届国民政府，意图借以分化民盟。在取得中共谈判代表董必武的同意后，张去南京拜见了蒋介石，当面力陈民盟力促和谈的主张。事后，是司徒雷登主动约张吃饭了解情况，而张一样坚持民盟全会的立场，甚至于要司徒雷登对蒋施加影响，促成和谈的恢复。此足以见他当时对美国人的态度。

国共内战爆发后驻华美国外交官在电报中提到张东荪名字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前后了，张东荪已回到北平做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从1949年1月11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电报中可知，他这时才刚刚注意到张东荪这位教授的名字不久。他依据间接得到的消息说，张和另外三位民盟成员7日已经离开北平前往石家庄，去参加旨在成立没有国民党参加的联合政府的各派团体的协商会议去了。

从上述电文内容可知，张东荪直到这时还没有与柯乐博联系过，柯的信息是对的，但是辗转得来的，并不准确。事实上，张东荪7日当天还只是作为傅作义与解放军谈判的见证人，与周北峰一起动身去蓟县八里庄见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高层指挥官而已，四人去西柏坡是张9日返回北平以后第二天的事情。

正是因为张东荪这个时候还没有同柯乐博建立起直接的接触，因此，几个月后，即当他想要出面来做美国人的工作的时候，他没有去找就在北平城里的柯乐博，而是千里迢迢写信去联系南京的司徒雷登。

触动张东荪想到要联系司徒雷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发现中共占领南京后，司徒雷登竟然没有撤离。他马上想到，这是美国政府有意想要和中国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表现。此前，张东荪不满美国偏袒国民党，促成国共武力相向。如今，张东荪却担心中共太过靠近苏联，因而希望分化美蒋，推动美国政府抛弃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共新政权发生关系，进而对中国施加影响。

如何让自己一直拒而远之的美国人相信自己的诚意呢？一方面，他想到了自己学校的老校长司徒雷登；另一方面，他知道该如何取信于一贯怀疑共产党的美国人。张东荪特地给远在南京的司徒雷登去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在述说他对中共失望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他经常可以见到周恩来等人的情况。司徒雷登收到张东荪的信后，很快致电柯乐博，要他去找张东荪，并要求张东荪能够找机会前来南京，以便取得张“掌握的资料”，“带回华盛顿”去。司徒雷登显然相信，由于张是民盟的负责人之一，受到中共的高度重视，可以直接见周恩来，因此，他提供的资料一定对美国政府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甚为有用”。

从5月28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可以了解到，柯乐博已经直接与张东荪取得了联系，从而担当起了在张与司徒雷登之间传递信息的工作。从这个时候司徒雷登转述的情况可知，张东荪主动沟通美国外交官的一个主要目的，其实是希望美国政府不要放弃争取和影响中共的努力。因为，中共的政策并不是僵化的，而是在变化之中，是很可能会向美国政府所希望的方向转变。张介绍说，中共在外交事务上尚未准备好与苏联分手而改采不同路线，但在国内事务上已有可能倾向右转。当然，张东荪会提醒说，现在一切都还在未定之中，美国人“现在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从事，以保留将来采取有效行动的机会”。但他要司徒雷登重视的是，他刚刚见到周恩来，因而很清楚中共高层的政策意图。他宣称，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察觉到了与美国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他们的意见并未完全被下面的干部所接受，但在对美政策方面明显地已经出现了调整的趋势。只是还需要等待。

直到6月上旬，我们都可以从司徒雷登及柯乐博等人的电报中清楚地了解到，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对中共建立新政权以后走南斯拉夫铁托式的道路，即与苏联破裂关系，接受美、英援助，曾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柯乐博甚至直接告诉国务院说，周恩来5月31日通过中间人转给美国政府一个秘密口信，说中共高层在对美政策方面发生严重斗争：激进派以刘少奇为首，主张联苏反美；自由派以周恩来为首，担心向苏联一边倒会卷入战争，希望在美苏之间走中间路线。柯乐博的这一消息和看法，也得到了张东荪提供的分析意见的支持。张东荪透过长子张宗炳在三次不同时间的谈话中均表示相信，中共最终一定会接受美国援助的。虽然，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相反的信息，比如就有公开报道宣称，周恩来在对平津地区的教授们的讲演中说明，中共决不会走南斯拉夫铁托主义的路线，云云。但张宗炳仍旧会告诉柯乐博说，他父亲不同意这样的解释，因为事实上中共正在走上铁托主义的路线。

由于相信确实存在着种种足以争取中共转向的可能，司徒雷登这时也不惜通过负责中共南京外事工作的前燕大学生黄华，与中共保持接触，并努力传达美国政府希望中共脱离苏联阵营的要求与意图。他甚至让他的秘书傅泾波告诉黄华，他有意在返回美国之前，亲赴北平面见周恩来。

对于司徒雷登有意前来北平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的问题，张东荪当然表示肯定，但他主张司徒雷登最好等到巴黎外长会议开完，看清苏联政策是否软化以后再考虑是否来平。用他的说法，如果巴黎外长会议破裂，美苏爆发更严重的对抗，那时中共将不得不紧随苏联。那样的话，司徒雷登来到北平反而会陷于被动。

6月上旬，中共中央与民盟等各党派最终达成共识，新政协代表名额分配基本确定。6月7日，张宗炳打电话给柯乐博，告知张东荪所得到的召开政协筹备会议高层磋商的结果。8日，张宗炳再通过电话做出补充和更正。据柯乐博电告美国国务卿，张东荪透露的内部消息显示：8月将会正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0月10日将正式成立中央政府。民盟有七名代表将参加马上要召开的政协筹备会议，包括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张澜、罗隆基和张东荪本人等。加上民盟中其他党派代表，民盟总共会有十至十二名代表与会。筹备会议将就一切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然后再召开正式会议，给有关决定盖上橡皮图章。张东荪认为，这一情况进一步显示了中共想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的意愿，而这很可能与苏联想要在亚洲后退的国际战略有关。在次日更进一步的消息通报中，张东荪表示，现在看来，毛、周、刘共同工作，牢牢地掌控着局势，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分裂的迹象。因此，如果中共真的会摒弃苏联阵营而转向西方民主国家的话，一定是整体发生转变。但如此则非要放弃东北不可，因为东北今天更多地掌握在苏联的手里，中共无力控制东北，“一旦关内转向铁托主义，有理由认为它将落入苏联阵营”。

张东荪的判断很快就被事实证明不正确了。1949年6月15—19日，政协筹备会议正式举行。会议闭幕不久，毛泽东便发表了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声明。毛泽东的强硬态度无疑让张东荪很受刺激。司徒雷登自然也彻底放弃了争取中国新政府转向美国的幻想和尝试。但是，北平总领事柯乐博仍不死心，他甚至通过张东荪的儿子张宗炳为此约谈了张东荪、罗隆基、周鲸文等民盟领导人，向他们具体了解中共决策的相关背景情况。他随后乐观地报告说，这次晤面能够举行，毛泽东理当是知情的。这意味着，情况未必那么悲观。

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政策后，张东荪再度心灰意冷。但是，由于这段时间中共与美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中共新政权全面接管接收实行新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在华外交机构及其人员接连遇到麻烦，甚至受到冲击。在与各地中共政权交涉难有结果的情况下，从司徒雷登到柯乐博，都不得不寄希望于自称能够见到周恩来的张东荪帮助沟通中共中央，以求尽快解决问题。因此，张东荪这时虽再无多少意见愿意提供，却不能不勉为其难地帮助柯乐博分析种种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提供看似可能的解决办法。说其勉为其难，是因为事实上张东荪根本无法代为转递美方的要求和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法，但又不能不应允下来。

如7月17日，柯乐博专门就中共南京当局拒绝司徒雷登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南京返回美国一事，委托张东荪向中共中央进行疏通。张宗炳接受了柯乐博提供的备忘录，并转述了张东荪和罗隆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析。他表示，他应该可以在18日下午四点以前得知其父是否能够与中共高层取得联系。但实际上，他迟至20日晚才通过电话告诉柯乐博，备忘录虽于18日就送上去了，但未能得到中共中央的任何反应。

7月29日，尚未离开南京的司徒雷登电告柯乐博，当天上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被一批前中国雇员闯入，并阻止人员进出，他要求柯乐博尽快与张宗炳联系，通过张东荪“将此肆无忌惮之事态报告给周或毛”。8月1日，柯乐博向张宗炳说明了这一情况，张亦表示会通过其父向上转达，但事后柯乐博亦未得到任何回应。

10月31日，据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遭到拘押，并遭起诉。得此消息后，美国国务卿很快以司徒雷登的名义致电柯乐博，请通过张东荪向中共高层表达美国公众的愤怒心情。柯乐博转述美方要求后，张东荪于11月23日告诉柯乐博，他已就此写信给周恩来。但是，虽然11月下旬中共中央已经内定将华德判刑后驱逐出境，张东荪却一无所知。12月1日，柯乐博再见张询问此事，张则解释说，前一天还在会议上见到了周恩来，周表示说他已经收到他上呈的函件，但周随后不再提有关华德案件的事情，因此他也没有能够打听到任何消息。可想而知，一直到12月11日报纸上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决定驱逐华德的消息，张东荪都没有能够打听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给柯乐博。

1950年3月，柯乐博受命准备关闭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前，还曾要想办法最后见一下中共最高领导人。当柯乐博为此再次求助张东荪，并给张东荪展示美国可能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帮助中共的种种诱人前景的时候，张终于不得不如实告诉柯乐博，他自己现在也很难见到中共领导人了。他并且分析说，这种时候要让中共领导人接见柯乐博也没有可能。他甚至一反他此前的看法，告诉柯乐博说：至少在两年内不要指望毛泽东他们会有任何公开的转变。他宣称，毛和他的党到底是共产主义教会的一分子，他们很怕被逐出共产主义教堂，因此中共现在是不可能对苏联采取中立立场的。中美关系的缓和，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美苏关系改善；一是美国在对苏战争中取胜。不要指望用美国的经济力量来吸引中共，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经济永远都是服从于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