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张东荪“叛国”案再研究

一、引言

2009年戴晴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书很好看，并且发掘和披露了相当多重要的史料和史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出书前把书稿发给我看，让我写一段介绍评语，我几乎是一口气就把书稿读完了。不过，后来登在封底的评语和我发给编辑的内容稍稍有点不同，编辑删掉了我对这本书的个别推论略有保留的话。

我的保留严格说来不是因为史实。对史实掌握的多少或深入与否，往往会受到研究者获取资料条件的限制，且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人读来，也难免会有不同的理解。就张东荪“叛国”案的研究来说，这或许并不算特别重要的问题。我的保留多半是因为戴晴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太过明显，没能保持住一位研究者应有的客观态度，以至对张东荪一案的认识和判断有些地方显得有些偏颇和武断。书中对张东荪在1949年以后留在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的地位的评价，也不够实事求是。给人印象是，好像其他名人教授，包括最具独立性格的梁漱溟等，都不得不低眉顺眼地向权势示好，只有张东荪能够洁身自好，一直保持了他的“沉默的自由”。就连运动中他的种种检讨，按她的说法，也都是当年思想比较活络的儿女们“捉刀代笔”硬塞给他的。

张东荪，1910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成名较早，“五四”时期已经是国内重要报刊《时事新报》的主笔，他创办的《学灯》副刊和《解放与改造》杂志，都是那个时期最著名的刊物，对当时新思想的传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张东荪本人甚至还曾经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者，尽管他赞同的只是英国的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当时开始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苏俄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也因此一度被苏俄派来中国的代表招揽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激进组织，和随后建立起来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发生过些许关系。

张东荪没有加入陈独秀发起组织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他甚至很快就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与陈独秀等人围绕着中国应否马上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在此之后，他在理论上更是始终坚持批评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映在政治行动上，他和好友张君劢一道，不仅是梁启超研究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两人并共同创立了与中国共产党格格不入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改组为中国民主社会党）。

如果张东荪像张君劢一样，始终坚持既有的立场和主张，他最终一定会与张君劢走上大致相近的道路，不仅不会接近中共，而且会因为在战后逐步站到国民党一边去，而与中共完全决裂，在1949年只能选择离开大陆，也不会有所谓张东荪“叛国”案问题发生了。但是，张东荪与张君劢明显不同。抗战开始后，他就逐渐表现左倾，和共产党人有了较多往来。抗战结束前后，他反而与张君劢越走越远，与共产党越走越近了。

张东荪在政治上发生令人吃惊的转变，是在担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前后。他原本是和张君劢一道，代表国社党参加民盟的。但做了民盟秘书长后，他明显地开始表现出和张君劢不同的立场。为此，他不仅公开抵制了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而且不惜与坚持参加国民大会的张君劢和民社党公开决裂，牺牲了与张君劢长达二十多年的共同政治追求。1949年他会坚定地留在大陆，原因一目了然。

由上可知，张东荪靠拢中共，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建国后，他作为民盟华北地方组织的领导人，荣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成为一般人只能跷却仰望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超额回报。但令人惊异的是，张东荪没有满足于这一系列从天而降的政治荣誉，转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秘密与美国人发生关系，最终因为向变成敌国的美国透露了“国家重要情报”，不仅丢掉了各种职位和荣誉，被民盟开除，政治上备受屈辱，晚年还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戴书没有能够具体说明张东荪战后为什么会和好友张君劢决裂并靠拢中共，却相信张和中共关系的恶化，纯粹是源于一次不记名投票的结果。书中写道，1949年身为政协主席团成员的张东荪，因为内心不满中共的政策，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选举国家主席投票时，投了当时选票中唯一一张毛泽东的“反对票”。

有关这段史实，书中唯一的根据是张东荪女儿晚年的回忆。张东荪女儿回忆的依据，又是源于她记忆中1993或1994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党支部书记几十年后的“回忆”。这位支部书记当时“回忆”中的根据，也是间接得来的，而且也是“猜”。据说他“回忆”称：“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选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边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那时刚刚解放啊，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有人投反对票——敌人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了。”

作为受父辈牵连遭受过不幸的张东荪子女，听到支部书记的类似说法，怀疑张即是因此惹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支部书记几十年后一面地、间接地回忆当年如何“猜”，是难以作为凭据的。况且，回忆把1949年政协会上毛泽东缺的那一票，说成是“反对票”，也与史实不合。只要读一下《人民日报》10月1日的报道和投票人的日记，就能了解，9月30日的选举投票方法，并没有设计弃权票和反对票。当天的选票对每位候选人只有两种选择，要选的划圈，不选划叉。因此，毛泽东少一票，也不意味着就是一票“反对票”。

这位支部书记1949年只是在校大学生，他当时自然不可能参加这种“猜”测。回忆中提到的“他们”，应该是指张案发生多年后上级党组织中的个别人。如果他的回忆不错，也只能说明党组织中后来有过这样的议论。但回忆中所说“他们当时就猜”，却给人以误导，让人以为选举结果一出来党内人就在“猜”了。事实上，1949年9月30日投票日在场的576位投票人，统战对象的成分极其复杂，不少人当时与中共关系就不很融洽，有些后来更是成了“敌对分子”或“右派分子”。如果真的当时会“猜”，恐怕也想不到张的头上吧。因为在民主人士中间，当时张东荪表面上恰恰还是与中共关系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也因此才获得了政府委员的提名，并和毛泽东一起顺利当选。事实上，在这一时间问题上，戴书自己也推测，这个“当时”可能是在一年之后了，并不是在1949年当年。书中说，只是到了1950年张东荪和美国人的关系问题暴露出来，毛泽东这才重点“猜”到张东荪的头上去了。换言之，如果当时党内真有人也在“猜”，想来也只能是在张东荪案发之后了。而那时再来“猜”，就纯属有罪推定了。

戴书中在这个问题上唯一有些分量的间接证据，出自当年在政协投票现场的一名参加计票的干部几十年后的回忆。他在回忆中提到，统计选票时发现毛泽东少了一票，说他们很遗憾，因此建议把那一票做废票处理。回忆说毛当时答复称：“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作者举出这段回忆，意在证明少的那张票肯定不是毛泽东自己投的。但一来这证明不了那张票就是张东荪投的；二来这种回忆中的说法到底也还是太过间接，不足以拿来做证据；三来这一回忆中的说法如同那位支部书记的说法一样，都存在着不那么合乎情理的地方。比如，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自尊心极强且对批评意见很敏感的人。自1949年初进入北平，开始筹建政府以来，毛一直频繁与各方人士打交道，始终保持着谦和礼让的形象。照理，投票选举国家主席，如果毛不参加投票，全票通过自然最为理想。毛参加投票，则差一票最为理想。因为少一票丝毫不影响选举结果，还会让人相信是毛少投了自己一票，树立毛谦谦君子的形象。反之如果全票通过，谁都知道毛自己也投了自己一票，而这恰恰是中国人传统颜面观所忌讳的，因而也是最容易惹人闲话的。以毛泽东的性格，他绝不可能不知道。故对这位计票干部几十年后回忆中的说法，恐怕也不能轻信。

很遗憾，戴书太过轻信了那几则回忆，很简单地就得出了结论，认为“对‘冒犯’怀有切齿之恨”的毛泽东完全是不顾事实刻意制造了这样一个“叛国案”来报复张。即利用张所信赖的一个小商人，故意套出张几句实属“文人议政”的言论，给张戴上一顶“出卖情报”的政治大帽子，以报这一箭之仇。

由于长期以来官方没有公开过张东荪私通美国的“罪证”，对张东荪涉嫌“叛国”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围绕着张东荪“叛国”案的研究，当今学界及文化界主要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向上：一是有罪论，一是无罪论。前者又可分为罪罚适当，罪重罚轻和于法有罪、于情可原三种观点。后者也可以分为有错无罪、阴差阳错和政治报复三种观点。

相对于不同时代，特别是不同制度的判罪标准来说，历史学介入对这一类有罪无罪的讨论通常没有多少意义。更何况，对于张东荪被控在1949年至朝鲜战争爆发后，先频繁与美国人接触，并通过王正伯（又名王志奇）向美方转达信息的情况，几乎没有人能认定无其事。既如此，在当代中国，长期以来，沾上“里通外国”嫌疑而罹罪者，上至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下至大学教授或一般草民，早不知凡几。张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尤其是，当年国家副主席高岗、国防部长彭德怀、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等被控犯有“里通外国”罪，其所“通”者，还是当时中国的盟国、友党——苏联；而张东荪案则是发生在中国对外战争期间，所“通”者又是中国当时的敌国——美国，故张会被当政者定“罪”，无论是叫“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还是叫“特务活动”，或者叫“叛国”，在当年都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

比较而言，对张东荪案，在今天最需要讨论的，恐怕只是阴差阳错和政治报复两说了。因为当政者长期不曾披露这一案件的历史细节，各种片断史料及回忆录又拼凑不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历史关系图谱，个别触及档案者的说法又破绽百出，再加上对张本人动机，以及对毛泽东“宽大”处理之反常，都得不出合理的解释，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们的种种疑问。这里面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张东荪与美国人之间的这种接触与沟通，是否原本就是在中共高层的直接掌控之下，仅仅因为安全部门办案时阴差阳错，或因为政治领导人蓄意报复，才致张遭此灭顶之灾？

笔者并没有足够证据解答上述所有困惑，也无法全面还原当时的各种历史情景，故对介入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颇感犹豫。但是，戴书出版后，相关讨论越来越多，多数看法都倾向于中共相关机构甚或毛、周等有意构陷。而这中间的许多研究和讨论，或基本上不掌握第一手史料，或掌握到部分史料却主观先行，随意肢解材料为我所用。结果，许多重要信息得到披露，史料却没有得到准确解读，张东荪一案的史实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矛盾百出，就连一些从常情、常理就可以看出的问题，也没有人在意了。这种情况实在不利于我们客观了解和认识历史，这是笔者不揣冒昧，想就戴书所涉及的一些说法和情况稍做考证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想要对这一问题再做讨论，还有另外一层想法，那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努力，能够比较多侧面地呈现张东荪当年的思想及其关怀之所在。戴书考察张东荪案的一个最大的欠缺，就是几乎没有讨论到，一个在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二十多年的堂堂大教授，何以竟会被一个一望而知“好吹且能吹”的到处钻营的小商人所蒙骗？其实，张东荪求助这个小商人经香港向美国政府传递意见或信息这件极其荒诞的事情本身，就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个案。可以肯定的是，1949年前后转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走向及其命运的看法，并非都是积极乐观的。问题是，和张东荪一样有着类似的忧虑，同时又书生气十足，甚至多少有些迂腐、执拗，缺少政治经验却自信满满的知识分子，并不少见。对他们，特别是对他们不得不在政治强势下转变思想的研究，我们今天显然做得还很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