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尚书：追寻永恒的天命(4)
《酒诰》开头“王若曰”，《大诰》篇开头“王若曰”，《康诰》篇第一段的描述结束后，第二段开头“王若曰”，《多士》篇第一段的描述结束后，第二段开头“王若曰”，《君奭》篇开头“周公若曰”……这些例子让我们了解，这里的“若”字就是一个表示敬意的符号，所以通常用在文章中重要人物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用来强调他的尊贵地位，或他说话内容的重要性。这很像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表情记号，一副很严肃、很认真的表情被标记在这里，只是这些记号和文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
还有一项麻烦之处。前面提过，金文使用的文字符号少于甲骨文，所以同一个文字符号经常带有多重的功能。“若”有时当作单纯的标示记号来用，有时却是具备意义的文字，而且，在某一段中代表的是“好像”的意思，在另一段却变成是“柔弱”或“幼小”的意思，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只能从累积的阅读经验中，小心地、尽可能地分辨出来。
《尚书》中比较可信的篇章，其文法接近金文，很有可能是将原来铸在青铜上的字句翻抄下来的，但检验现存金文的经验告诉我们，因为牵涉到复杂的工艺技术过程，加上显然不是每个工匠都能充分理解、掌握金文，所以铸在青铜上的文字，无可避免地夹杂了许多错误。最容易察知的例子，是同一套的青铜器上照理铸的是完全一样的铭文，但一比对，中间却出现了差异，那无疑是铸造过程中产生的失误所导致。
铸的时候可能就有错，从青铜铭文翻抄下来，又可能出错，别忘了，后来还要加上另一道手续——将古大篆写的内容改写成汉代通用“今文”，这里头也可能出错。
诚实地说，对于《尚书》的文句意义，我们只能大概地模拟、趋近，在把握程度上，是无法和《诗经》相提并论的。
周人的深层焦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一个特别被标记为庄严地位的王，对受封的康叔说：“你去商王纣原来的那块地方，昭告他们这件重要的命令。”“大命”指的就是周公代替成王，将“妹邦”封给康叔并由康叔来管辖的这项决定。
“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要记得我们了不起的父亲文王，在西方创立了周。“肇”是开始、建造的意思；“厥”是代名词，承前文，指文王；“诰毖”换做今天的字就是“告白”，即清楚地宣告；“庶”字是复数记号，表示不止一个；“庶邦”就是所属的邦国；“庶士”是底下负责管事的臣子；“越”是金文中常见的连接词，其用法其实最接近英文中的“and”，但是比现代语言中的“和”“以及”还要再广泛些，有转折“而”的意思，也有因果关系“于是”的意思；“少正”“御事”都是重要的官职。整句的意思是：还在西方时，文王经常早晚告谕所有的人一项重要的原则：“只有在祭祀时，才能饮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周公援用周人的天命观提醒康叔：我们能够成立、能够发达，不是人力所及，而是上天赐给我们机会与使命，所以只有在“大祀”，也就是祭天时，才能够用酒、饮酒。
接着说：“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这里有了一个比较整齐的对句。意思是，天会赐给我们机会，也可以惩罚我们（“天降威”），如果上天要让我们败德乱行，那么就一定是用酒来害我们。“罔非……惟”是极为强烈的表现方式，指“必定”“只会是这样”“没有别种可能”。然后说：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因为过去的经验，不管是大邦或小邦，凡是灭亡了的，毫无例外，都一定是被酒所害的。
这里清楚显示了周人的两项重要信念。第一是“天命”，周人相信，以他们在西方边缘的小国，竟然能够一举打败被他们尊称为“大邑商”并比他们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殷商，是因为后面有超越的天的意志在主导。而天不是人可以控制、左右的，人只能小心翼翼地保守“天命”，不能败德乱行。殷商原本费心照顾人民，所以拥有“天命”，但后来商人败德乱行，所以本来在他们身上的“天命”，就被移转给了周。同样道理，如果周人胡搞瞎来，那么“天命”也会换给别人，带来周的毁灭，让周人和商人一样，沦入失国为奴的悲惨遭遇。
商人的遭遇让周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使得他们长期处于戒慎紧张的状态中。他们尤其担心的，是该如何察觉“天命”还在我们身上呢？于是产生了他们的第二项信念：周人从殷商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发现商朝毁灭过程中最糟糕、最可怕的现象，是他们沉湎于酒，并因酗酒引发了种种恶行。因而周人相信，喝酒、酗酒，正是“天命”移转，即一个原来拥有“天命”的民族被天抛弃了的主要迹象。
这很像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描述的那种加尔文教派信徒心中的焦虑。加尔文教派主张“预选说”，相信全知全能的上帝早就有了完整的计划，选好了谁该上天堂、谁该下地狱。渺小的人不可能有资格借由自己在世间的表现来影响上帝的决定。如果上帝还要拿个点名簿、成绩本在那里考察人的表现，才决定谁上天堂、谁下地狱，这还算全知全能吗？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改变上帝的决定，只是人的傲慢与过度自信。
所以依照加尔文教义，一屋子的人谁是“选民”，早早就决定好了，你做再多好事、上再多课、读再多书，都改变不了这个预选的结果。如果你是加尔文派的信徒，你会怎样想？你会觉得：哇，这样多好，反正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果，那我高兴怎么享乐就怎么享乐啰！
不是这样。活在加尔文派的社群中，如果你纵情声色，尽量享乐，你就会发现周围的人用一种高度同情、怜悯而绝非羡慕的眼光看待你。唉，你这样的作为，不就百分之百证明了你是被上帝放弃的人，是注定死后下地狱的那个吗？被人家用这种眼光一看，难道你不会心中悚然一惊，吓得不敢去看但丁《神曲》里是怎么描述地狱的吗？
加尔文教徒的焦虑在于如何说服自己：我是上帝“预选”名单上的人。他们小心翼翼，表现出像个“预选选民”的模样。上帝不会选懒人，反过来说，被上帝选上的人不可能懒惰，于是他们非得勤劳不可，稍有懈怠，就开始担心会不会因为我不在“预选”名单上，所以才这么懒散？会被上帝选上的人，照理说并不贪图世间的享受，更不可能耽溺于世俗欲望的满足，于是他们就得过着简朴清苦的生活。稍稍吃得浪费些、住得豪华些、听点美妙的音乐，就不免紧张兮兮地害怕：会不会因为我不在“预选”名单上，所以才会喜欢世俗的享乐？
韦伯分析：就是在这种深度焦虑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生活态度，勤勤恳恳，努力工作，获致了成就、赚到了钱，可是却又无论如何不能将这些成就、这些财富转化为享受。那怎么办？只好勤勤恳恳地拿已有的财富去换取更多的财富，就是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产生了资本累积与“资本主义精神”。
周人的“天命”观念，也给自己带来类似的深度焦虑。战战兢兢地建立起成功的国家，却绝对不能自满、不能松懈，要一直不断地自我检查，看看身上是不是出现了什么迹象，可能代表“天命”的不满，或“天命”正要离开、移转。这是“周人精神”，也是周文化的基础所在。
原则与弹性
接下来：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文王告诫我们这些后辈，以及身负执掌责任的人，不能经常喝酒，不能养成喝酒的习惯。“彝”是“常”的意思，是“经常”，也是“固定不变”。至于那些属邦（“庶国”），就只能在祭祀时喝酒，即使祭祀时喝酒，也必须维持正当行为（“德”），不能喝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惟曰”作为一个标示记号，将这段和前面文王的“诰教”区分开来，接着再对康叔耳提面命。“民”，是“勉”的意思。“我勉励、指导你们这些年轻人，要特别爱惜土地上长出来的东西（重视农业）。你们的心地要善良，要把耳朵竖起来，好好听从祖上前辈的常道，不管大小德行，都以同样态度重视。”“聪”字原意本来就是形容耳朵敏锐，可以将细微声音听得很清楚。
先训勉“小子”保持周人的特性，接着对照形容康叔要去的地方：“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意思是：“妹土”此地的人，是你要去统治的臣民，你要教他们努力种田，生产黍、稷等作物，勤劳地事奉父母长上。若是为了要孝养他们的父母，所以必须辛苦地牵牛拉车到远方去做生意，回来时，父母高兴准备了庆宴，那时候是可以喝点酒的。“服贾”是做生意的意思，“洗腆”或做“先腆”，指的是设下盛宴。
周公先对康叔定好了周人自身饮酒的原则，然后交代他管理“妹土”商遗民喝酒的方式，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周人是个典型的农业民族，所以还是希望商遗民以土地生产为重，不过他们显然也明了这个地方人民有着不同的谋生方式，他们会牵牛拉车，远离家乡到别的地方做买卖。这样的人，跑一趟远路回来，父母会要设宴迎接欢聚，一定不让他们喝酒，说不过去吧！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殷商之民和动物的关系极为密切，很早就懂得利用动物的力量，开发出较大的迁移、活动能力。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证据，不过传统上讲到买卖生意有“坐贾行商”的说法，固定开店的叫做“贾”，流动、跑来跑去的叫做“商”，用的就是“商朝”的“商”，两者应该是有关联的。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意思是：各种官长、诸侯贵族，都要听我的指示，你们只有在进献美食、款待老人与长上的特殊场合，才能够放开来吃喝饮酒。“羞”是美食，做动词为“进献美食”之意，“耇”是长寿的老人，“君”是地位较高的长上。
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丕”是分段发语的语词。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平常要是能经常观察、反省，所作所为都切合标准，那么再向神明进献美食时，你们才可以放松管制，多喝点酒。“稽”和“中”都是符合、切中的意思，“德”是正当的行为标准。“馈”是进献、赠送的意思。“自介”就是“自求”，“用逸”指的是脱离常轨。
这是周公让康叔带给“妹土”官员、贵族的训诫。“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意思是：这样你们才算是尽到责任的王臣，得到上天善德，也才能长久不被王朝灭亡。“忘”在此不是“遗忘”，而是“亡”，灭亡的意思。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封”是周公对康叔的叫唤。“棐徂”是过往、从前的意思。周公说：“封啊！我们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从前的诸侯、官长，乃至后辈小子，都能奉行文王的指导，不多喝酒，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能够将天命从殷人身上转移过来。”这是再三提醒，周人之所以能打败殷商，靠的就是不酗酒、不沉溺，叫康叔一定不能忘了，绝对不能到了“妹土”去，就被商人感染、影响，而失去了原本的清醒纪律。
殷鉴不远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周公再进一步告诫康叔，其实商朝早期的贤君，也不是这样沉迷饮酒的。他说：“封！我还听说，殷商当年聪明有能力的王，他们敬谨对待天命和小民，拥有智慧来按照正确的规范行事，从开国的成汤到帝乙，个个都是努力有所成就的王，旁边有兢兢业业辅佐的相，抱持谨慎的态度，不敢自我放纵、偏离正轨，更不必说敢耽溺喜爱饮酒了！”“迪”字是语词。“天显”就是“天命”。“棐”在此是辅佐、协助的意思，“矧曰”是强调的习惯用语，意思是“那就更不必说”或“何况”。
原来，殷商也是靠谨慎和自我节制才发达起来的。周公又接着说：“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不只是殷商先王贤相不喝酒，他们所统辖的“外服”——联盟内远近不一的这些诸侯邦国——从最近的“侯”到最远的“邦伯”，以及在殷商本部领有责任的种种官员，再到服从领导的一般部族领导，以及曾经任事、现在退休了的人，都没有敢沉溺于喝酒的。他们不只是不敢，平日致力于分内职责，也没有闲暇可以用来喝酒、醉酒。他们在忙什么？忙着打算彰显王的明德，以及治理人民，使他们遵守规矩。“尹”是“治理”的意思，“祗”是“敬”，“辟”是“法”，“法则”“规矩”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