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左传：封建制度的黄昏(2)

我们今天讲到《春秋》，概念中那是历史，那是历史记录。从历史记录的角度与标准看，早在宋朝时，王安石就嘲笑《春秋》是“断烂朝报”。“朝报”意为里面只有官方活动记录，谁和谁盟会，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打仗，除此几乎没有别的；而且就连官方活动记录，都记得很简陋、断断续续且充满缺漏，所以说是“断烂”。

现存《鲁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开始，记录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前后两百四十二年。《春秋》记录了两百四十二年，全文却只有一万八千字左右，算一下，每年平均只分配到七十个字，其中还要扣掉像“春王正月”这种没有实质内容的套语呢！今天随便一份报纸，光是前面四个要闻版的字数加起来，差不多就和《春秋》记录两百四十二年的字数相当了。我们能怪王安石用“断烂”来形容《春秋》吗？

掌握来龙去脉

不过，前提是我们认定《春秋》是一本历史著作，而且我们认定先有这样简单、简陋的《春秋》经文，然后才有解释经文的《左传》。

先有经，才有传，在面对像《毛诗》或《尚书大传》时，没有问题；在面对《公羊传》、《谷梁传》时，也没有问题。《公羊》、《谷梁》都是依循着《春秋》的文句对应解释的。

但面对《左传》时，我们却必须稍微小心一点，不能如此理所当然、想当然耳。表面上看，《左传》也是依傍着《春秋》，《春秋》经文起自鲁隐公元年，《左传》记录也起自鲁隐公元年。但是《春秋》结束在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却结束在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了十三年的内容。也就是说，作为解经的传，《左传》里竟然有十三年的解释，没有对应被解释的文句。

另一个问题，《公羊》、《谷梁》主要在解释《春秋》文句的意思，进而挖掘、分析对《春秋》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左传》中也有这种直接解释文句的部分，但《左传》里更多的，《左传》真正的内容主体，却是“以事解经”。也就是说，将《春秋》中简单的三言两语记录加以展开，让读者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原其相对比较复杂的过程。

因为以事解经，所以事，而非理，才是《左传》的重点。也因此才可能出现鲁哀公十五年之后，有传无经的奇特现象。事实上，那就是从鲁哀公十五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的大事纪，说明了那十三年间发生了哪些事。

换个角度看，鲁哀公十五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的《左传》内容，不会因为没有相应的《春秋》经文而失去意义，仍然可以独立地提供我们对那些年间历史变化的讯息，那么有什么道理认定《左传》其他两百四十二年以事解经所记录的“事”，不能独立于经文存在吗？没有经文，不用对照经文，占《左传》绝大部分篇幅的事件记录，独立来看，都是重要的历史；《左传》根本就可以独立于《春秋》之外，自成一本丰富而精采的史书啊！

还有，《公羊》、《谷梁》的作者，可以对着《春秋》的文字，讲出他们大部分的解释，《左传》却不可能。《左传》的作者再怎么了不起，都不可能从《春秋》经文中简单的“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几个字，读出从郑武公娶妻开始，到后来庄公和太叔段的兄弟之争，再到太叔段逃到鄢等等复杂的过程。显然，写《左传》的人，手中必须有别的记录，才能依照这些记录补充《春秋》中没有记载的细节。

然而，《左传》运用的这些材料，为什么《春秋》的作者看不到？还有，为什么《春秋》的作者不运用这些材料，把事件说明清楚呢？

答案的关键在：《春秋》的撰写用意，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着眼于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历史”功能的。《春秋》所关心的，回到那样的时代环境下，是借由文字将现实事件和应然礼仪、秩序、道理、原则，进行比对，并且将比对结果固定下来，供当时人及后人学习参考。也就是说，《春秋》的重点不再记录发生了什么事，而人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事的意义，放在封建礼仪秩序下所展现出来的意义。

换另一个方式说，《春秋》的核心功能是“正名”，找到符合封建礼仪道理的方式将现实事件写下来，传留下去。孔子说“必也正名乎”那样的价值观念，应该是有周代封建，至少是鲁国文化传统为背景的。

以血脉为基础的封建秩序

让我们试着从中国文字演进变化的过程，将这套逻辑说得更清楚些。

中国文字最早是作为一种宗教性的神秘符号出现的。商朝时，文字是商人发明、独占的权力工具，用来传达、记录和天上祖宗神灵之间的沟通讯息。其运作类似于“三太子扶乩”时在沙盘上写下的符号，或是道教里的灵符。那样的人为记号，一般人都看不懂，只有极少数人声称他们可以从中解读出神秘意志的告示，甚至可以借由这套符号和虚无飘渺的异界沟通，让异界的力量为我所用，趋吉避凶。

商周之际，统治的模式有了巨大的转变。周人学习、套用了商人发明的文字符号，却明确抛弃了商人那种“神道设教”装神弄鬼的思想，给了文字不同的用途。在周人手中，文字和青铜器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抗拒时间、抗拒遗忘、抗拒变质的效果。用文字写下来，刻铸在不坏不朽的青铜器上，那么这件事就被明确地固定下来了。

周人“翦商”，取代商人原有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彻底改变了统治的安排方式。他们用封建原则取代了原本的“共主”架构。封建的基础，是亲族、宗族关系，将源于父母兄弟亲戚的人情互动，推扩出去，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组织。领有这块封地的人，是天子的弟弟，这个国也就必须对天子负担和弟弟一样的礼仪与行为责任。这个国君是那个国君的侄子，那么两国之间，也就自然形成了叔侄关系。

所以封建秩序的根本与开端，是确认彼此之间的亲族关系。而亲族关系很容易随时间、随世代延递而变得不确定。你当然知道你的兄弟是谁，但对堂兄弟，也就是叔伯兄弟，你就不见得都能够记得明白、认得清楚了。更不要说到第三代、第四代，家族开枝散叶出去，彼此关系要如何一一记得、一一遵守了。更何况，周人亲族开枝散叶和他们的封建开拓同时进行，周公子孙被封到离中央千里外的东方，召公子孙则封到离中央千里外的北方，几十年、上百年之后，谁还认识谁啊？

因而，周代封建竟然能够维持几百年，国与国仍然基本按照亲族关系保留彼此地位与权力义务，一是靠复杂严密的礼仪，二就是靠文字。而且复杂严密的礼仪，往往也要靠文字才能代代完整传留下来。

周初有一套特别的安排，叫做昭穆制。这是出于协助记忆亲族关系的一种设计。简单说，就是将单数代和偶数代分别开来。在宗庙祭礼上分成左右两边。一、三、五、七……代在一起，二、四、六、八……代在一起。一边叫昭，另一边叫穆。如此一来，就将代与代之间的关系减半划分。你知道你属昭，遇到同样属昭的，就知道两个人要么同代，要么差两代。若是遇到属穆的，就知道他要么高你一代，要么低你一代。在辨识记忆上，排除掉一半错误的可能性，上一代下一代的年岁差异，很容易混淆，很多人会有年纪比你小的阿姨、叔叔，但相对比较不容易有和你年纪相当的姨婆、叔公吧？

这是很聪明的设计，而且符合隔代彼此亲近的人性习惯。做爸爸的经常会在管教上和子女关系紧张起冲突，做祖父的，相对就会对孙儿比较宽容。所以昭代与穆代之间存在对抗、竞争气氛，而昭代、穆代内部却是和谐和乐的。

从昭穆制我们看得出来：避免亲族淆乱，确认彼此关系，在周人生活中极其重要。即使有了昭穆制，只要时间拉得更长些，还是难以避免产生错乱。

还好，周人手上拥有一项比昭穆制更好用、更有效的工具来避免错乱，那就是文字。可以用文字记下每个亲族成员的辈份位置，那就构成了源远流长，传了两千多年的族谱。不只如此，更好的还能用文字记下不同亲族辈份位置之间的彼此对应关系与礼仪，让彼此的行为规范，也能不受时间侵蚀改变。倒过来，又以日常礼仪规范加强对于亲族关系的认同。

封建制起于自然的人际亲属关系，然而要能维持封建制几百年之久，绝对不可能单靠自然亲属感情，需要很多的人为设计与努力。对周人而言，亲属关系同时就是政治关系，亲属关系破裂失序，必然带来政治关系上的破裂失序。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必也正名乎

今天留下来的《鲁春秋》，提示了我们这些列国史记可能的起源与功能。借由像《春秋》这样的书写，各国保存自己和天子以及其他诸国间的亲族记忆，并且一次又一次在书写中固定、确认不同亲族关系间的“对待之宜”。换句话说，《春秋》和其他类似的诸国史记，是当时的封建教本，用来反复申说传扬封建赖以运作的各层对待规范。

一国之内，卿士大夫和国君之间，有来自封建亲族的权利义务。国与国间，有来自封建亲族的权利义务。各国对周天子，也有来自封建亲族的权利义务。算算，到《鲁春秋》开端的鲁隐公元年，周封建制度已经存在至少三百年了，亲族发展变得多么庞杂，相应地，这些权利义务关系也会多么庞杂！

亲族愈庞杂，要维系封建秩序，就会有愈来愈强的“正名”冲动。放回周代环境，正名绝不是简单的事。那不是在字面上考究正确定义的活动，而是申说确认：在封建秩序下，这个亲族名称应该连带有什么样的行为规范要求，拥有这样的亲族头衔，就应该“实符其名”做到怎样的正确行为。

《论语》中记录的对话，是发生在卫国，子路问孔子：“要是卫国国君愿意用你，你认为最先该做的大事是什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有意思的是，子路的冲动反应是大大不以为然，对老师说：何其迂也！你的答案怎么这么老套，或你的答案怎么这么不切实际啊！然后，孔子训子路：“你太粗鲁了！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别乱发表意见。”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卫国当时陷入父子争夺王位的尴尬局面，孔子的正名显然是针对这件事而来的。从孔子的价值信念看去，一个父不父子不子的国家，是不可能好好治理的，一定得优先处理这个根本问题才行。可是就连孔子的大弟子，才比孔子年轻九岁的子路，都没有这样的信念了，子路想的，显然是更加直接的治理方案。

从西周进入东周关键的变化就是，旧的封建规范逐渐被边缘化、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国自我中心的打算，不再感觉到应该要在完整的封建架构下依照所据的位置行事。这正是孔子最担心、最看不过去的。

国与国之间该如何和平相处，靠的就是回到这套封建秩序中，清楚辨认彼此的亲属关系，模拟亲属关系的上下远近来安排，各安其位就不会有问题。反过来，如果亲属位分被遗忘了，或更糟，被刻意忽略了，就必然产生脱序的现象。

《春秋》的本意，不是记录发生了什么事。从《左传》叙述的丰富史事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一定另有其他比较详细叙事的材料。《春秋》是要将这些事情在封建亲族架构下的意义，给固定下来。《春秋》的简明扼要，不是出于限制，而是刻意的。《春秋》假定读这份文本的人，都知道这些事的来龙去脉，至少知道要去哪里找对于事实的记录，《春秋》没有要和蔼可亲地跟你说故事，而是板着脸孔教你这每一件事背后的价值、道德教训。

不是所有发生的事，都值得被记录下来。更进一步，就算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大事，也不必然就值得被写进《春秋》里。《春秋》有很不一样、很明确的选择标准，特别凸显出那些和封建秩序有关的事件。严重破坏封建秩序的，或在艰难环境下仍然努力信守封建秩序的，是《春秋》记录的首选。

经传并存才有意义

理解这样的时代用意，我们就很容易明白《春秋》根本的内在矛盾。那是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现实发生的事情，《春秋》要透过文字，给予“正确”的记载。这意味着，许多事件中间带有的“不正确”、“不应该”的过程或细节，会在记录中被牺牲掉。

例如，鲁昭公二十三年，《春秋》经文记载：冬，公如晋，至河，有疾，乃复。字面上的意义说，那年冬天，鲁昭公要去晋国，到了黄河边，却因为生了病，所以没有渡河到晋国去，就返回鲁国了。

这是正名的写法，记的是应然，却显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那一年鲁国侵略旁边的小国邾娄，侵占人家的土地。邾娄去向当时的霸主晋文公告状，晋国就要鲁国解释其行为，鲁昭公派了使者前去晋国，结果使者被晋国扣留不放，鲁昭公害怕了，只好自己出马要去晋国说明，没想到，在晋国边界上，竟然被晋国拒绝招待。碰了一鼻子灰，鲁昭公去不了晋国，自己退回来。

事实如此，可是从鲁攻邾娄，到晋睥睨鲁君，每一个环节都是违背封建之义的。《春秋》的对待方式，就是不承认这些悖礼的做法，在封建礼仪中，鲁国君要去同属姬姓兄弟之邦而且都是公国平等层级的晋国，只有一种合礼的情况会解释出发了却到不了，那就是鲁君自己生病，所以《春秋》就把这件事记成“公有疾，乃复”。

我们今天一般的读者，看这段文字“冬，公如晋，至河，公有疾，乃复”，都不可能知道背后的来龙去脉，也就绝对不可能了解《春秋》这样写的用意。奇怪了，如此一来，《春秋》要正名的功能，不也就没有效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