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事件

发生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近代历史上最惨痛的悲剧。“二二八”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尽管时间过去，仍然没有消散。

在一九九〇年以前的台湾，“二二八”的历史是一块不能谈、无法碰触的禁区。直到一九八九年，海内外开始有为“二二八”平反的声音出现。一九九四年，官方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从此之后，各种档案的开放、文献的出土，以及运用档案文献而撰述的研究，学术机构与民间私人进行的口述历史访谈，有如雨后春笋，为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带来许多新的观点与解释。

但是，目前对于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多半集中在二月二十七日事件爆发起，到三月上旬这一段时间，对于“白崇禧来台宣慰”这段历史，却仍然没有专门、详尽的讨论。南京国民政府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派遣国防部部长、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将军（1893—1966，以下省略敬语）来台宣慰，至四月二日任务完成，飞返南京复命。白崇禧如何成为来台宣慰的人选？这十六天当中，白崇禧作了什么决定？发生了什么作用？前后期间遭受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阻挠？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发展与善后，还有往后的台湾，产生何种效应，造成什么影响？白崇禧宣慰台湾的十六日行程，同样是二二八事件当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既然官方的档案史料多数已经开放，民间也有各种口述历史、田野访查的成果，运用这些材料，应该能够还原这“关键十六天”。

我们认为，白崇禧来台宣慰，对于二二八事件对台湾所造成的伤害，发挥了即时的止痛疗伤作用。白崇禧来台，有三项主要目的。第一在查明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第二是宽大善后，制止军警滥杀妄捕；第三为改革省政，调整人事。第一与第三项的成就，或许受到国共内战的时代格局所限，以及国民党内派系权力争斗的影响，而显得有其局限缺憾之处；但是第二项目的，可说在各种困难、重重阻碍当中，立即发挥抚平伤痛、急救止血的作用，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虽然白崇禧在一九四九年来台之后，受到当局所忌，形同软禁，壮志难酬，宣慰台湾的事迹也被抹煞掩盖，但是从民间社会所保存的集体记忆看来，白崇禧在宣慰时的各种措施，在当时及之后，都有深远的作用、影响。

本书抱持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态度，运用各种档案、电报、函件，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与口述访谈记录，重建白崇禧奉命来台宣慰的前因后果，尽量以每个小时作为单位，近距离观察这平抚伤痛的关键十六天。为了提供后续研究的便利，本书附录与白崇禧宣慰台湾相关的函电、讲词；另外，为了弥补官方档案的不足之处，本书特别收录白先勇教授对“二二八”见证人萧锦文、受难者家属杨照（知名作家，本名李明骏）、陈永寿、随白崇禧全省宣慰的白克之子白崇亮，以及白崇禧的同乡晚辈粟明德等六篇口述访谈，可以提供读者来自民间社会庶民记忆的不同观察角度。

既然说“疗伤止痛”，本书也该从伤痛的来处，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爆发前后的台湾开始说起。

伤痛之一 派系倾轧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战败，十月，仍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台湾。仅仅一年四个月之后，二二八事件爆发。首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1883—1950），以及来台接收的国民党各派系，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

陈仪，字公洽，又字公侠，浙江绍兴人，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曾经担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兵工署署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务。陈仪留日，娶日本妻子，从一九三四年起，担任台湾对岸的福建省主席，主持省政前后长达八年，更曾在一九三五年渡海来台，参加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总督府举办的“始政四十年纪念台湾博览会”，对日本治下台湾的情形有了解，这种种条件，加上他本身的运作，终于使他成为抗战胜利、收回台湾后的首任台湾行政长官。

新收复的台湾省，行政体制和内地各省不同，不设省政府，而设行政长官公署。省政府采合议制，省政府主席只是省府委员会议的主席；而行政长官却大权独揽，长官公署各处、局都听命于长官一人，陈仪还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军政合一，予台湾民众“日本总督府复辟”的联想。

以国民党内的派系而论，陈仪属于“政学系”成员。政学系是由前北洋政府官僚、学者出身的政治人物组成的松散同盟，没有严格的组织或领导人物，但是他们大多娴熟政务，政治手段也颇为高明，所以很得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重用。抗战胜利以后，政学系人物一举囊括了两大胜利果实——东北与台湾，因此遭到党内其他派系的嫉视。

 

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势力，例如以党务系统为大本营的“CC系”（领导人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军队、各省市警备司令部为重心的黄埔系（中央军校前期毕业生），以及在青年学生里发展组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重要领导人物为书记长陈诚、干事会处长蒋经国），此时也纷纷进入台湾。“三青团”到台时间最早，吸收了许多心向祖国的台湾青年，等到以“CC系”为主的台湾省党部成立时，发现政治地盘已大半被占，就和“三青团”处处对立。另外，随着“CC系”和黄埔系进入台湾的，还有隶属国民党的情报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以及由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缩编的国防部保密局（简称“军统”）。这些派系与情治单位，各有盘算，和陈仪以原来福建省政府班底组成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并不是同一回事；再加上内地来台人员和台湾本地精英也有结盟、对抗关系，使得情况更为复杂。

陈仪本人顽固刚愎的性格，也是造成派系倾轧的原因之一。他虽然懂日文，会说日语，但是平日绝不使用日文和本省人士交谈；他和台湾士绅之间，也很少交往应酬。陈仪本人廉洁俭朴，爱护后进，提拔任用了如严家淦、任显群等日后对台湾建设有贡献的官员，但是面对若干公署官员的贪污舞弊证据，却往往视作敌对派系对他的攻讦，而采取包庇回护的态度。这就使得长官公署下辖机关的贪污问题愈来愈严重，而陈仪在变乱发生的时候，几乎与台湾民意完全隔绝。

伤痛之二 政经失序

虽然陈仪颇以“开明”、“进步”自诩，但是在他一年多管治之下的台湾经济与社会，却一步步走向失序骚乱、民怨沸腾的临界点。

民怨累积的第一个层面，是经济萧条。首先是基础建设的破损：大战末期，盟军空袭台湾，炸毁多处港口、铁路、工厂，而战后修复的速度却很缓慢。其次，原来台湾的外销贸易只能销往日本，如今日本战败，一时之间难以找到替代市场。而上述两者的结果，就是台湾原料、资金欠缺，产业生产力衰退。再次，台湾的物价，从战争末期（一九四四年）就开始浮动，通货膨胀的趋势，在战后变本加厉，而长官公署还将大量农、矿产，比如盐、糖、煤、水泥等运往大陆，更助长通膨压力。最后，许多从南洋遣返的参加日军的台湾人（据统计，达当时全岛人口的百分之五），在这样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形下，难以就业，不但怨声载道，更制造社会问题。

第二个层面，是长官公署采行的经济统制政策。长官公署下设贸易局和专卖局，包办垄断烟酒、食盐、樟脑、火柴等事业的产销与进出口贸易，用意本在实现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付诸实施后，却招致许多“与民争利”的负面批评。贸易局和专卖局，也成为若干不肖官员走私亏空的温床、民怨的渊薮。例如专卖局所贩售的酒类，味淡如水，香烟则品质拙劣，难以吸食，人们转而购买走私洋烟洋酒。为了取缔私货，专卖局缉私干员四出侦查，态度强横，终于酿成“二二八”的导火线。

一九四六年八月，中央“闽台区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团”抵台，查出贸易局局长于百溪、主任秘书朱经霖两人贪渎不法，侵占公家财物，向国民政府声请查办。陈仪长官虽将两人免职候审，但是此后一直有“陈长官干预司法审理”的传言出现。于百溪的贪污案，经过台北地方法院的审理，最后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爆发“缉烟血案”的当天），获得“不起诉”处理。长官公署的形象和陈仪的威信，因为此案而受到重大的打击。

最后，大陆来台官员种种贪污舞弊的不法行为，掺杂原本台湾社会已经存在的省籍情结，使得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鸿沟更加扩大。台湾百姓因此将大陆来台的外省（唐山）人，蔑称为“阿山”。更可议的，是战后从大陆凯旋返乡的台籍人士。他们其中有不少人在接收日产过程中，趁机中饱私囊，摇身一变，成为政、商两栖的新贵。这些有祖国经验的台湾人，被称作“半山”，意思就是“半个阿山”。陈仪政府选择和“半山”集团合作，阻绝台湾本地政治精英和国民党其他派系的政治参与，结果，“半山”集团不能扮演沟通桥梁的功能，长官公署反而落入四面孤立的窘境。

到了一九四七年年初，台湾全岛，由上到下，已经渐成乱象。陈仪却仍然感觉良好，认为台湾人民久经日本管制，具有守法精神，不至于起乱事，因此还将原来驻台的国民党军队（因军纪问题，饱受台人责难）调回大陆作战，全台守军只剩五千余人。以自由主义立场闻名的上海《观察》周刊，派驻台湾的特约记者，在这个时候发出一篇通信专题报道，题为《随时可以发生暴动的台湾》。在报道里，作者认为台湾行政长官权力庞大，和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总督几乎没有差别，失业人口急遽增加，物价腾飞，走私猖獗，购买力低微，“因而引起了一切社会的不安、贪污、舞弊、抢劫、淫逸和走私等等问题”。台湾维持特殊的经济统制政策，但是并未能解决问题。专卖局和贸易局的贪污，“至今将以不了了之”。最后：

 

据我在台湾的观察，我直觉地感到，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的。

 

这篇报道写于二月中旬，到刊出时，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二二八事件已然爆发。

伤痛之三 镇压捕杀

二月二十七日晚间，四名专卖局外省籍缉私干员，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南京西路一带）“天马茶房”前，取缔女私烟贩林江迈，将林妇身上的香烟、钱财全部没收。林妇以家计困难，跪地苦苦哀恳，请求至少返还部分公烟，但干员坚持不肯，还以枪托殴击林江迈头部，导致她当场晕厥，血流如注。围观民众群情激愤，包围干员，干员逃离时，欲对空鸣枪示警，流弹却意外误伤围观的民众陈文溪，隔日致死。陈文溪的兄长在当地素有声望，遂一呼百应，纠集愤怒群众，于当晚包围警察局，要求惩办凶手，另有人沿街敲锣打鼓，号召声援。二十八日上午，群众冲击肇事干员所属的专卖局台北分局（今彰化银行台北分行），烧毁公物、烟酒、汽车，打死两名职员；同时，大批请愿民众在长官公署前广场（今中山南路、忠孝东路圆环），公署卫兵开枪二十余响示警，打死两人，多人受伤。民众益发愤怒，开始四处追打外省人；下午，群众占领位于新公园（今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今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向全台播送事变消息。

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四日，动乱蔓延全省。各县市群众攻击警察和驻军，抢夺武器弹药，砸烧公家机关。台湾本省警察大多由日本殖民时期的警察改编，心理上倾向群众，放任武器被夺。台人四处搜捕外省人，或沿路以闽南语、日语和日本军歌，盘问、殴打“阿山”，外省公教人员仓皇躲避，死伤上百，局势全面失控，动荡混乱，难以收拾。省方驻军不足，无法恢复秩序，于是，先是在台北市，由台湾本地士绅和“半山”组成的“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登场；接着，在获得陈仪长官的接见与善意回应后，调查委员会在三月二日改组为官民合组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简称“处委会”）。

但是，正是这个“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却成为日后悲剧的导火线。首先是各商会、工会、学生、政治团体，见到“处委会”能和官方平起平坐，于是纷纷谋求加入，所以“处委会”的代表人数激增，当中的派系和意见也愈来愈驳杂激烈，不但组织膨胀，设立二局八组，还在全省各县市成立分会。三月七日，由省参议员、“处委会”宣传组长王添灯（1901—1947）起草“三十二条处理大纲”，没想到会场上各方代表纷纷加码，又另外提出“十项要求”，里面包括“处委会”有权改组长官公署、撤销警备司令部、以台人充任台湾驻军、不参加中国大陆内战等，无一不触犯当局的大忌。有学者认为，“处委会”已遭官方特务渗透，故意提出这类要求，以作为将来镇压口实。

至于官方的态度和反应，并不是完全一致，比如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1908—1997），在事件一开始就主张武力镇压，而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的角色则更受争议。有种看法是，陈仪一开始时的善意退让，实是缓兵之计，目的只是在等待援军开到；另种说法则认为，陈仪在事件爆发之初，未必没有和平解决的想法，因为台湾在他的治下，不过十七个月就发生乱事，对他的仕途毕竟是沉重一击，直到“处委会”要求愈发驳杂激烈，陈仪痛感和平解决无望，竟转而狠下杀手。而根据属于“CC系”的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1896—1969）在几年之后的追忆，认责陈仪：

 

素性颟顸，忽于事件之初驯扰如羊，横逆之来，不形声色。事件委员会以其弱而易欺也，益肆猖狂，得寸进尺，及至提及三十二条，乱罪已构，而国民党军队亦至，遂一反前之所为，大动杀机。

 

李翼中对于陈仪与“处委会”的评述，未必全都公允，但是陈仪在事件爆发之后，对长官公署在台的施政缺失毫无检讨之意，反而在向南京的报告里，将事件描成共产党所造成，并以此作为请兵平乱的借口，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三月六日呈给蒋介石的专函里，陈仪更向中央请求，台湾至少需有“纪律严明、武器精良”之国民党军队两师，才能维持秩序；必要时，并可派“大员来台协同办理”。

这个时候，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依据他军政生涯的经验，以及各方呈送的情报研判，认为台湾事件“实有叛国及夺取政权之重大阴谋”。虽然他接到的情报里，对于陈仪的施政有强烈的批评，蒋氏本人也在日记里埋怨陈仪，认为他“事先不预为之防，事发又不实报，及至势成燎原，乃始求援，深致愤惋”,但蒋介石仍然决定，先派出军队到台湾恢复秩序，再应台湾士绅的要求，派遣大员进行安抚。

几乎就在同时，当时任职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的职员汪彝定，以其亲身在台北的观察，以及对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处理民变的了解，认为形势发展到此，即便南京完全答应“处委会”上述的要求，也会有新的要求出现。因此，蒋介石的对应方式，“正符合中国历代对付反抗人民的基本原则：先用兵后安抚”。所以日后悲惨的镇压局面，其实在此时就已经注定。

三月八日深夜，奉命来台增援的整编第二十一师主力在基隆上岸，秩序很快就大致宣告恢复，但是恐怖的暴力镇压、滥捕滥杀随即展开。如果说，二二八事件爆发前几天，本省人殴打、追杀外省公教人员，是纠结着省籍和意识形态的各种情绪，那么登陆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同样也存着报复的心态。虽然有若干部队单位的纪律良好，与百姓相处堪称平顺，但是有更多的记载显示，在三月九日到十七日这段时间里，宪、警、军队、警备总部“别动队”、要塞守备部队不按法律程序，甚至公报私仇，任意拘捕人民，暗中行刑处决。三月十日，“处委会”被强制解散，在官民交涉期间活跃的台湾精英首当其冲，立刻遭到捕杀。前面提到的王添灯，在三月十日被带走，从此一去不复返。王添灯的儿子王政统，当时人不在台湾，他转述家人的回忆：

 

三月十日，第一批来捉我父亲的人，穿着私服，走进贵德街的茶行，就把父亲捉走了。第二批来捉的人，是穿军服的宪兵。来时，先是说：“要捉王添灯父子。”家人气愤的说：“父亲早被捉走了。”他们改口说：“那就捉儿子。”

 

和王添灯为前后任《人民导报》社长，同时也曾是长官公署各处局里唯一台籍副首长的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1903—1947），也约在同一时间被捕。他的儿子宋洪涛回忆父亲被带走的那一幕：

 

我亲眼看到两个便衣拿着短枪，把我父亲架出门外。外头有黑色轿车接应，门外还站着两个或四个人，父亲被押上车，立刻被他们用黑布蒙上双眼。

 

恐怖镇压株连广泛，并不只是社会经济地位高的本土精英遇难，基层百姓也同罹大劫。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滥杀，在此仅举几乎与捕杀精英发生在同时（三月十一日）的“八堵火车站事件”为例。先是在三月一日时，八堵火车站发生本省民众殴打外省军人的情形；三月十一日，有军车载来三四十名士兵，“入站即射杀七人”，并将三月一日当天值勤的十一位员工全数带走。这些人被载走之后，便一去不回，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遭到株连杀害的人，生前固然都遭受到极大的折磨与痛苦，但是，他们的死亡，更留给活在世上的家人无穷无尽的煎熬与哀痛。被捕遇难者，大部分是男性，他们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对于台湾回归祖国的管治，原先或抱持着参与的理想，或有不平之鸣，甚至只是单纯的尽忠职守，却在镇压时期同成枪下亡魂。他们遭难遇害，对家属心理造成的伤痛、恐惧和阴影，不但无法言喻，而且难以消解。家属的悲痛怨恨，有如心中长期插进一把尖刀利刃，鲜血迸流，无法痊愈。前述“八堵火车站事件”里，被捕失踪票务员周春贤的胞弟周秋金就如此说：

 

你们也许不能了解，发生这种事情，终我一生，我永远无法原谅政府，永远无法原谅国民党。我大哥没有做错事，没有任何犯法，他规规矩矩去上班，竟然在值勤时间被土匪兵在值勤地方抓走，从此下落不明，没有起诉书，也没有判决书。

二二八事件之后，我们家三餐不继，母亲以泪洗脸。小时候不懂事，看到母亲早上哭，晚上也哭，很伤心，我在旁边也跟着哭。母亲怕我们发生危险，不准我们出门，她和大嫂两个女人家整天出去找大哥的下落，一个是找儿子，一个是找丈夫，白天流着泪出门，晚上流着泪回家。其中的痛苦，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不能原谅国民党。

 

这个时候，全台各地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风声鹤唳，许多人音讯杳然，生死未卜。此时的台湾局面，诚如白先勇所言，“是个极端敏感躁动的时刻，任何错，可能火上加油”。用兵阶段结束，蒋氏决定派遣中央大员来台安抚。而就在这个时候，国防部长白崇禧负责来台宣慰，承担起这个关键时刻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