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二〇一一年五月，我突然接到学校的通知：停发奖学金。我的美国留学生涯，因此戛然中断。我回到台北，暂时以接稿翻译为生。二〇一二年四月，《印刻文学生活志》办了一场齐邦媛先生与白先勇老师的对谈，我有幸受邀担任记录。当时只感觉自己真是幸运，可以亲见两位“民国人物”、文学大师！那次对谈，聚焦在齐、白两位老师的父亲：齐世英先生与白崇禧将军。齐先生说，她父亲一生的事业无一成功，但是她从不认为父亲是个失败者；相反的，他的人格比许多胜利者更加伟大。齐先生这番话，鼓舞了当时坐在她身侧，埋头记录的我。
能获得如此鼓励，我已经感觉十分幸运，之后竟还有更加想象不到的荣幸。这场对谈一个月以后，时报文化找我帮助校对白先勇老师的大作《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接着在年底受邀参加“一代名将白崇禧将军身影展”的文字撰述。二〇一三年初，展出顺利成功之后，我受到白老师请托，要我帮忙找二二八事件当中受难的幸存者萧锦文先生。白老师在台北中山堂访问萧先生后，对我提起，他正打算写一本关于父亲白崇禧将军在“二二八”时宣慰事迹的书，问我是否有兴趣与他合作？我乍听之下，真是受宠若惊，同时却也深觉惶恐。
因为这样，从这时候起，我开始大量搜读二二八事件之后白崇禧将军宣慰台湾的史料与文献。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段故事同时兼具战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历史背景。但多年以来，以白崇禧将军和台湾二二八事件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我认为，想要了解当时脱离日本统治一年多、“二二八”镇压之后的台湾，与正要陷入国共内战漩涡的中国，白崇禧部长来台湾宣慰的十六天，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极佳角度。
许多人不晓得：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国防部长白崇禧率领十余名随员（当中包括蒋经国在内）飞抵台北，宣慰“二二八”镇压之后的台湾。在这个全岛惶然惊恐的时刻，白崇禧突破台省军政当局的重重掣肘与包围，查明事件的真相，拯救许多无辜遭难的民众性命。如果二二八事件，曾经造成台湾如此巨大深刻的创痛，而应该仔细地还原真相，那么当年曾经试图弥补疗伤的努力，也不应该被忽略遗忘。我想，这是白老师将本书定为“止痛疗伤”的意义。
这本书里，既收有白老师采访的六篇访谈，也有与白崇禧宣慰台湾相关的文献史料，我认为两者相辅互补，同样重要。档案文书为我们标定精确可靠的时空坐标，人物访谈故事则在冰冷的档案文字之中，提供真实的血肉与情感。除了还原白将军宣慰台湾的史实之外，这本书收录的访谈，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解答为什么白将军晚年在台湾会遭受情治人员监控的原因，以及他宣慰台湾遭受忽视淹没的根源。
我所写的长文《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事件》，是尝试结合档案与访谈的努力。这篇文章尽量利用上述两方面的资料，对白崇禧将军来台宣慰的关键十六日带来的影响，作出初步的解释和评价。为求言之有据，这篇文章采用学术格式，标注资料出处。
我是从小在台北市松江路长大的孩子，就读长春、松江路口的“大同国中”，很早就知道从前这里住过一位民国时期的名将白崇禧，也知道仅一街之隔的四平街，代表着国共内战时候的一场战争，一个难以抹平的憾恨。可是，要不是撰写这本书，我无法知道白将军与台湾原来有着如此深的关系。因为探究这段故事，自己将心比心，我感受到当时民众遭受镇压，死者往矣，幸存者却须经历那种蹑气吞声、长夜饮泣的痛苦与煎熬。由此，更能感受到白崇禧及时救难的可贵，因为一切政治、经济的改善革新，都不如拯救人命来得重要。
我想请读者特别注意本书里萧锦文与粟明德两位先生的访谈。萧先生可作为白崇禧在“二二八”时期救人的见证；而粟先生的访谈当中，所提到白将军本人晚年时对宣慰“二二八”的感想谈话、因为“二二八”来台宣慰而被当局所忌，以及在台湾被特务监控的真相，都是第一次公开于世。对于白崇禧将军的研究，应该能起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
感谢白先勇老师，他对书稿的方向，从不干涉，只是不断勉励我“还原历史真相”。能与白老师合著本书，真是何等福分！感谢研究所同学与好友李清瑞小姐，她真是我回台之后的贵人。最后，要谢谢为这本书奉献心力的项秋萍主编、李筱婷小姐，我衷心感激她们的支持与鼓励。
二〇一四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