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试论疲倦(3)

难道这现在还不明显是一种想法而已吗？

这不是想法，而是图像：因为我所想的，同样也看得到。想法，而且并不正确，在这方面也许就是“民族”这个词；因为在这个图像中，我觉得恰恰就没有“民族”，而是“不知疲倦的一群人”，顽固不化，注定缺少对其非人的罪行的认识，注定无休止地循环往复。但是显而易见，现在立刻就有其他图像与之相矛盾，而且重新要求公正；只是它们对我触动不那么深，无非缓解而已。——那些能够追溯的祖先都是仆人和贫民（没有农田的小农）；如果他们受过点教育，那总会是木匠。这个地区的木匠，也正是我一再看作的那个疲倦的民族。当时是战后初建年代，作为家中最大的孩子，我常常被家里的女人们，母亲、祖母、婶婶打发，带上装午饭的保温罐去周边不同的新建筑工地；家里所有没有在战争中阵亡的男人，有一段时间也包括60岁的祖父，在那里和其他木匠（“木工工人”）一起忙着架屋顶。在我的图像中，他们吃饭时坐在建筑骨架旁——总是以不同的姿态——部分已经被凿好的梁上或者剥了皮正在加工的树干上。他们把帽子摘下，头发粘在一起，额头呈乳白色，和黝黑的脸庞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所有的人都显得很结实，瘦小，同时四肢很灵巧和柔韧；我回忆不起来其中会有人大腹便便。他们吃饭很从容，而且少言寡语，也包括那个德国继父，他是个“木匠助手”，在这个陌生的国家和村庄里他平时只能通过对世界著名大城市的自吹自擂维持下去（愿他安静吧）。之后他们还会再坐一会儿，稍带疲倦地相互走到一起，他们聊起天，没有诙谐，没有咒骂，甚至从未抬高嗓门，聊起他们的家庭，几乎只这样，或者，非常平静地聊起天气——从来不聊别人的事——，一种聊天，接着就过渡到下午的工作分工。尽管他们中间有工头，但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人可以说一不二，也没有人可以做决定；在他们之中，仿佛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统治或者可以“占据统治地位”，这也属于他们的疲倦。与此同时，他们的眼皮看上去沉沉的，发了炎——疲倦的一个特点——，意识清醒；每个人身上都有股子机智果断劲（“拿去吧！”——一个苹果扔出去——“接住了！”）；很有生气（总是不断开始多声部、无意识、出乎意料的叙述：“战前，我母亲还活着时，我们有一次去圣维特医院看望她，然后在夜里徒步走了五十公里路，穿过特里克森峡谷回家……”）。这个残缺不全的疲倦民族所拥有的图像颜色和形式就是工作裤的蓝色、大梁上用铅垂线画上的红色直线、红色和紫色的椭圆形木工笔、黄色的折尺和和水平仪上的椭圆形气泡。太阳穴上被汗水弄湿的头发干了后立了起来；摘下又戴上的帽子上没有什么标志，帽檐上不是羽毛而是铅笔。要是那时已经有了晶体管收音机的话，无论如何我可以想象得出来，那也会在远离工地的地方。尽管如此，我觉得，仿佛从各个地方的光明中出现了某些如同音乐的东西——悦耳动听的疲倦音乐。是的：那种亲身经历，又一次让我明白了，这是个神圣的时刻——神圣的插曲。——当然是属于这个疲倦的民族——和在脱粒机旁的群体不同——我不属于其中，却很羡慕他们。可是后来，快成年时，我曾经可以属于其中，这一切变得跟当年我作为一个送饭人的想象完全不同了。祖母死后，祖父退休了，放弃了农业，在这个大院里——在村里不仅仅一家如此——几世同堂的生存模式告终了，我的父母盖起了自己的房子。盖房子时，除了最小的孩子，这个家里的每个人都得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我也被派上用场，于是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疲倦。在头几天里，首先的工作就是，把一个装满细方石的推拉箱拖到山上那个载重汽车没法到达的工地，拖过放置在泥浆上的木板，我所经历的不再是我们共同的工作经历，而是苦役。那漫长的、断断续续的、从早到晚重复向山上推的艰辛，让我感受到无法承载的重压，我的眼睛没法再去观察周围的一切，只能死死盯着前方，盯着那灰色的、棱角分明的砖块瓦片，那些在小路上来回翻滚的、灰乎乎的泥石流，特别是那些木板之间的过渡地带，我通常要在那儿把手推车稍微抬起来或者狠劲推一下，好越过那些棱角和拐弯。载重汽车在那里翻车屡见不鲜，我也一样。在这几个星期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徭役或奴役。“我累死了”，口语是这么说的：是的，这些日子结束时，我不仅手上满是伤痕，而且脚趾也被从它们中间挤出来的水泥灼伤了，我彻底散架了，蹲在那儿（不是坐着），累垮了，只有疲倦。无法吞咽，我吃不下任何东西，也不能说话。这种疲倦的特殊信号也许就在于，看来没法恢复过来了。尽管你几乎可以立马就地睡着，但第二天黎明，当你在工作开始前不久醒来时，你会感受到比之前更加沉重的疲倦；好像这艰辛的劳累从你身上驱赶走了一切尚属于那样一种渺小的生活感受的东西——晨光的感受，微风拂过两鬓的感受——，而且永远如此；似乎从现在起，那种生不如死的状态就没有尽头似的。难道我之前在烦恼时没有很快找到借口，想好这个或那个诡计吗？现在我实在太虚弱了，以那些久经考验的方式——“我必须学习，准备去上寄宿学校”；“我去给你们到森林里找蘑菇”——来逃避。任何鼓励都于事无补：尽管是关乎我自己的事——我们的房子——，可是作为一个生手工人的疲倦没有一时一刻不纠缠着我；疲倦，个别的疲倦。（再说吧，还有更多这样的工作，让所有的人都害怕，如挖水管壕沟：“这个工作就不是人干的，鬼才干呢！”接着奇怪的是，久而久之，那种极度的疲倦脱离你，而让位于木匠-疲倦？不，让位于一种运动，一种创纪录-雄心，伴随着一种痛苦的幽默。）——

又一个不一样的疲倦经历是在大学读书期间为了挣钱干的倒班。那里人们一大早就得工作——四点我就起床赶第一班有轨电车，没有洗漱，在斗室里小便到空果酱瓶子里，免得打扰到房间里其他人——一直干到下午早些时候，在一家百货商店货物发送部那密不透光的阁楼上，就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前几周里。我拆开旧纸盒，在锋利的裁刀台上裁出一块块大长方形，用作新盒子的衬垫和托架，此外还在流水线车间打包（一个久而久之甚至让我感觉挺惬意的工作，就像过去在家里劈柴火和锯木头一样，因为它让我的思想自由自在，可也不会因为它的节奏造成太多影响）。于是出现了那种新的疲倦，如同我们下班后出去走到街上，人人各走各的路。这时，在我疲倦的孤独中，眯起眼睛，戴着沾满尘灰的眼镜，敞着肮脏的衬衫衣领，我突然对这个熟悉的街景有了另外的眼睛。我看见自己不再和先前一样，同那些忙来忙去的人一起忙忙碌碌，逛商店，去火车站，看电影，学习。尽管我在清醒的疲倦中走去，没有困意，没有封闭在自我中，但我却觉得自己被排除在社会之外，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我是唯一与其他所有人背道而驰的人，走进了无望之境。在下午的阶梯教室里，我一踏进去就如同走进了禁室，能倾听的风琴声比平时还要少；那里所讲述的东西，也不是针对我的，我甚至连个旁听生都不是。我日复一日地怀念在阁楼上面那一小帮疲倦的倒班工人，而现在，当我再次感受着这个图像时，我认识到，我在那个时代，很早，19、20岁的样子，在我真正开始写作前好长时间，在大学生中就没有了作为一名大学生的感觉，这种感觉并不舒服，更多的是恐惧。

你有没有发觉，你所描绘的疲倦图像都来自手工业者和小农，带点浪漫主义手法，可从来没有过市民的，不管是大市民还是小市民？

我在市民身上还从未感受过那些如画的疲倦。

你对此甚至都不能想象一下吗？

不能。在我看来，疲倦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把它视为一种不好的行为，如同赤脚走路。此外，他们没有能力扮演出疲倦的图像；因为他们的工作就不是这样的。至多他们在最后可以表现出死亡的疲倦，如同我们大家期盼的。同样，我也很难以想象一个富人的疲倦，或者强权者的，也许除了那些被迫退位的，如俄狄浦斯王和李尔王。我甚至看不到在下班时从如今全自动化的公司中走出疲倦的劳动者，而是看到一个个像统治者一样腰板挺直的人，带着胜利者的表情和巨大的婴儿小手，这些手在位于拐角的下一个自动赌博机上会马上继续抓住懒散而快活的手柄。（我知道，你现在会提出反对意见：“你在说出同样的话之前，才真正会变得疲倦，目的是保持分寸。”但是：我必须有时变得不公正，我也有这样的兴趣。此外，当这些图像此间萦绕时，人们对我的指责无可辩驳，彻头彻尾疲倦了。）——后来，我认识到一种可以和倒班工人疲倦比拟的疲倦，这时，我终于——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开始写作”，每天，几个月之久。当我后来走到城里的街道上，我又发现自己不再属于那里的大多数。然而，那种随之而来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同：不是普遍日常生活的参与者，我觉得无所谓；恰恰相反，在我创作的疲倦中，近乎筋疲力尽，这甚至赋予我完全愉快的感觉：不是这个群体对我不可企及，而是我对它，对每个人都如此。你们的娱乐、节日和搂搂抱抱跟我有什么相干呢——我有的是树木、草地、电影院的银幕，那里，罗伯特·米彻姆[2]只为我上演他神秘莫测的表情，还有投币式自动点唱机，鲍勃·迪伦在其中只为我演唱他的“眼神悲伤的低地女人”，或者雷·戴维斯[3]唱着他和我的“我不像任何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