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无欲的悲歌(3)

但是她对寻求刺激从来没有兴趣。这种事通常会过早地让她感到有负担，一直听人念叨羞耻心，现在自己成了羞耻心的化身。所谓刺激，她只能理解成是有人想跟她“有什么”，这让她望而却步，她不想跟谁有什么。她后来乐意相处的那些男人都是绅士，她只需要从他们那儿得到温柔这种美好的感觉就足够了。只要能有人说说话，她立刻就不再拘束，几乎感到了幸福。她不再允许人接近自己，因为她需要的是曾经让她感到自我存在的那种体贴——不过这她只有在梦里才能够体会了。她成了中性的，在日常琐事中实现自我。

她不寂寞，但是觉得自己像半个人，因为没有人能够与她互补。“我们俩真是达到了天衣无缝的互补”，她这样讲述自己当年跟银行职员的故事。那才是她理想中的永恒爱情。

战后，大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已经不可能有以前那样的城市生活。为了抄近路登高爬低地在城市的废墟中穿行，却依然在等候的长龙中排在队尾，被那些弯起胳膊肘、目光空荡荡的同代人挤到一旁。短暂的苦笑，目光从自己身上转开，和别人一样无目的地左顾右盼，心虚地发觉自己暴露出了和其他这些人一样的欲望，骄傲受了伤害，却依然试图占得上风。可悲啊，因为恰恰是这点让自己跟站在周围的人成了容易互相混淆、可以相互替换的：挤着被挤的，搡着被搡的，骂着被骂的。

到目前为止，那张嘴至少在表现那少女的惊奇（或是那女性的“故作好像”）、那乡土的胆怯或者那放松沉重心灵的白日梦结束时还常常张开，而到了这种新的生活环境里，它却为了表示顺应大家的坚决，夸张地紧闭起来了，不过由于几乎没有什么能由个人决定，这种坚决也就只能是做做样子。

那面具似的脸，不是像戴了面具一样僵硬，而是像戴了面具一样地活动——矫饰的声音胆怯地尽力不显出与众不同，不光学另一种方言，就连别人用的俗语也要模仿——“喝呀！”，“把你的爪子拿开！”，“你今天吃起饭又像个打谷的人一样！”……从别人那儿看来的姿势，拧着胯，一只脚插在另一只前面……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成为一类人：从战前的变为战后的，从乡下土包子变成城里人，对这类人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高个儿，苗条，深色头发。

描述这样一类人也让人感到摆脱了个人的历史，感到自己总像是被放在陌生人初次打量异性的那种目光之下。

于是，一种从未有机会心安理得地世俗化的精神生活至少在表面上固定下来了，因为它无奈地模仿着那世俗的、特别是在妇女身上很常见的对人际交往的评价体制：那个人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我不是他喜欢的那种，或者我是他喜欢的那种，他却不是我的，或者我们俩是天造地设，或者一个和另一个水火不容——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际关系形式都已经成为非常有约束力的规则，以至于个别的、对别人多表示些许体贴的行为都成为违背这些规则的特例。比如母亲说起父亲的时候，就认为“其实他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就这样，人们依照类型说生活，乐意看到自己具备了普遍性，不再因自我而受折磨，不管是因为出身，还是个人可能有的头皮屑和汗脚，或者每天都在变化的生存条件。一个小人物通过成为某一类人摆脱了自己那丢人的孤独和孤立无援，失去了自我，却成了某个人，即便只是临时的。

然后，她就那样飘行在街道间，受到各种能让人无忧无虑从旁经过的东西的鼓励，又被所有使人驻足、同时让人陷入内心折磨的东西排斥：排队的长龙，施普雷河上的一座高桥，放着童车的橱窗。（她又偷偷地打掉了一个孩子。）动荡不安，是为了让自己保持安宁；东奔西走，是为了摆脱自我本身。口号：“今天我什么都不愿意想，我就只想开开心心的。”

这暂时如愿以偿了，所有的个性都消失在典型性中。后来，就连忧伤都只是开心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孤零零，孤零零，像街上的一颗石子，我是这般孤零零。”用这种假冒的乡曲里连傻瓜都能看出来的刻意的多愁善感，她为娱乐大家还要尽一份力。接下来，节目可以在男人们讲的笑话中继续。那些笑话还没有讲出来，下流的语调就足以让人轻松地跟着大家笑起来了。一回到家里却是那四面墙，还有四面墙里的独自一人，兴奋的感觉还能持续一阵，哼着歌，脱鞋时摆个舞步，想要忘我的愿望一闪而过，随后就又拖着步子穿过房间，从丈夫到孩子，从孩子到丈夫，从一件事到另一件。

她每次都打错算盘，回到家，那些市民的自我解脱的法子可就不起作用了，因为生活环境——只有一个房间的居室，要操心的总是一日三餐，和生活伴侣之间的交流方式几乎仅限于下意识的表情动作以及尴尬的性交——还处在市民阶段前的水平。如果至少想要稍稍享受一下生活，那就得出去。家外是成功人士，家里是处于弱势的那一半，永远的失败者。这不是生活！

她后来常常说起这一切——她有种倾诉的欲望——每次说起来都常常因为厌恶和伤心而颤抖，尽管只是怯怯的，以至于根本无法将那两种感觉抖掉，反而是将它们抖醒了。

我童年记忆中从卫生间里传来的滑稽的抽泣声，大声擤鼻子，红红的兔子眼。她是，她变成，她一无所成。

（当然，关于某个具体的人所写的这些都有点不具体，但是只有不把母亲作为一个或许很特殊的故事里可能独一无二的主人公并且推而广之才能触动我之外的别人——单纯转述一个时好时坏、结局突然的人生不管怎样都是对听者的冒犯。）

但是这种抽象与用词的危险在于，它有不受控制的倾向，会忘记作为起点的那个人物——像梦中的画面一样，是词语与句子造成的连锁反应，是一种文学仪式，在这种仪式里，个人的生活只不过是开始的动机而已。

这两种危险——一是单纯地转述，再就是人物在优美的语句中毫无痛苦地消失——延缓了写作的速度，因为我担心句子写得越多，就越发失去内心平衡。对一切文学活动来说都是如此，遇到这种事实的力量大到几乎不容杜撰的情况则更为甚之。

所以，我一开始还是从事实出发，寻找适合她的词句。随后，我意识到自己在寻找词句的过程中已经离事实越来越远。现在我是从已有可用的词句出发，不是从事实，而是从社会公有的语言基础出发，从母亲的生活中整理出这些模式里已经规定好的事件，因为只有用一种不是刻意寻找的、公共的语言才能够在所有这些无足轻重的生活事件中找出迫切需要公之于众的内容。

于是，我就逐句把描述女人生活的公共模式储备和母亲特殊的生活作比较，写作活动就产生在一致和矛盾中。关键是不能简单地引用，哪怕那些句子看起来像是引用，也无时无刻不能让人忘记它们写的是一个至少对我而言很特殊的人，只有这样把个人的、于我也完全可以是私人的动机牢牢地、谨慎地放在中心位置，这些句子在我看来才是可用的。

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特别之处：我并不像往常那样一句一句地渐渐远离所描述对象的内心生活，直到最后能够无牵无挂、兴高采烈地从外部观察这些对象，仿佛他们是终于被凝固住的昆虫——而是试图用始终如一的僵硬的严肃态度边写边靠近某人，但却没有一个句子能让我把握这个人，因而不得不反复地从头再来，无法达到通常那样能让人超然事外的全知视角。

因为我平常都是以自己或者自己的那些事为出发点，伴随着写作的过程逐渐与它们脱离，最终任由自己和自己的那些事作为劳动产品或者货品渐行渐远——但是这次，由于我只是描述者，无法扮演被描述者的角色，所以也就不能产生那样的距离感。我只能和自己保持距离，母亲却无论怎样也不能像我平常对待自己那样，变成一个使人振奋同时内心激昂、越来越快乐的艺术人物。她无法被凝固，始终无法捉摸，语句陷入一团黑暗，杂乱无章地横在纸上。

“无以名状”，故事里常常这样说，或者“难以描述”，我通常把这当做懒惰的托辞，但是现在这个故事却真的和无以名状，和难以描述的恐惧瞬间息息相关。它描写的是那样的瞬间，意识在其中因为恐惧而猛地一惊；它描写的是那样的恐惧状态，它们如此地短暂，语言对它们来说总是措手不及；它描写的是那样的梦境过程，如此地恐怖，你会在意识中像蛆虫一样经历它们。窒息，惊呆，“一股冰冷的寒意钻进我的脊背，吓得连后脑勺的头发都竖起来了”——鬼故事里的状态一再出现，拧开水龙头后又马上拧上，夜晚在街上手拎一瓶啤酒，只是一些状态而已，不是完整的故事，没有可以期待的、能够给人这样或那样安慰的结局。

顶多在梦里，母亲的故事才会暂时清晰起来：因为在那里，她的情感如此实实在在，以至于让我能够作为双影人去感受这些，与之融为一体，但这恰恰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极端的表达欲望与极端的无语碰到一起了。因此，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生模式的秩序就是通过书写而虚构出来的：“当时——后来”，“因为——尽管”，“是——变成——一无所成”，同时希望以此来战胜那种毛骨悚然。而这或许就是这个故事的可笑之处。

1948年初夏，母亲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刚满周岁的女儿被放在购物袋里——，没有合法证件，离开了东部管制区。他们分别在凌晨偷偷地越过了两条边境线，有一次，一个俄罗斯的边境士兵喊站住，母亲用斯拉夫语回答，像在对暗号。从那时起，对孩子来说周遭就是凌晨、耳语和危险的三合一，坐火车穿越奥地利时的兴高采烈。她又回到了出生时的房子，和自己的家人被安置在两个小房间里，丈夫成为木工哥哥雇佣的第一个工人。她自己又和以前一样成了这栋房子全体居民中的一分子。

和在城里不一样，她在这里因为自己有孩子而感到自豪，也会和孩子们一起出现在人前。她不再忍受任何人的指手画脚。以前她顶多是稍稍跟人对着吹吹牛，现在干脆就嘲弄别人。她可以把任何人嘲弄到哑口无言，特别是丈夫。他常常说起自己的诸多打算，却每次都遭到尖刻的嘲弄，让他很快就说不下去，只能呆呆地看着窗外。不过他第二天又会重新拾起话题。（那些岁月就因为母亲的嘲弄声重新获得了生气！）就这样，每次孩子们表达自己愿望的时候，她都会用嘲弄打断他们，因为一本正经地表达愿望是可笑的。那个时候，她生了第三个孩子。

她重新操起了乡音，尽管只是闹着玩的：一个在国外待过的女人。以前的那些闺中密友这时基本上也都回到了出生的地方，这些人不过是到城里或者国外去转过一圈而已。

友谊在这种多半限于持家和纯粹过日子的生活形式里顶多意味着关系比较熟，并不是说能够向别人敞开心扉。反正大家心里清楚每个人的烦恼都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这个人想得比较开，那个人不太想得开，全是性格使然。

处在这个阶层的人如果没有烦恼就怪了；神经病。喝醉的人话不会变多，只会更加沉默，或许会发发脾气，或者发出一声欢呼，然后又呆呆出神，直到打烊的时候，才突然不明所以地抽泣起来，要么拥抱，要么打身边的人。

要说一个人本身，那是没有什么可讲的，即便是在教堂做复活节忏悔时，这每年一次的机会本来能够让人说一点自己的事，却也只是喃喃地背诵教义问答手册里的条目。在那些片段中，自我真是比月亮的一部分还让人感觉陌生。如果有谁谈的是自己，而不是信口东拉西扯，那就会被人说成“古怪”。个人的命运就算真能够发展得与众不同，其中的个性也会被磨灭得只剩下梦里的支离破碎，被宗教、习俗和教养的规程弄得疲惫不堪，弄得个人身上几乎就看不到什么人性的东西；“个性”只是作为骂人的词而为人所知。

充满痛苦的念珠；光辉灿烂的念珠；秋收节；全民公决的庆祝活动；女士挑选舞伴；确认友谊关系的庆祝酒；愚人节的恶作剧；守灵；新年夜的接吻——这些形式表达的是个人的忧伤，诉说的欲望，活力，独一无二的感觉，对异乡的渴望，性欲，一言以蔽之，每个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的思想游戏。在这个世界里似乎尽是角色的转换，你也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了。

自由自在地生活——工作日去散步，第二次坠入爱河，身为女人却独自去酒馆喝上杯烈酒——这些就已经算是胡作非为了；顶多是“自由自在地”附和一首歌，或者互相邀请跳舞。

被剥夺了个人的故事和个人的情感，久而久之，你就开始像平常形容马这类家畜时说的那样“怯生”起来：你变得胆怯，几乎不再说话了，或是变得有点神经质，在屋里喊来叫去。

这时，上面提到的那些仪式就有了慰藉作用。慰藉：它并不是对某个个体做出的回应，而是因为你身在其中而自然产生；你终于认同了你作为个体什么也不是，至少没什么与众不同。

你彻底不再期待了解个人的情况，因为你不再渴望探询什么，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空洞的套话，回答也空泛到不再需要人了，有物就够了：那甜蜜的坟墓，那甜蜜的耶稣，那甜蜜而苦难深重的玛丽亚，所有这些都成为个人心中对死亡的渴望所膜拜的对象，这一切使每日经历的苦难变得甜蜜；你就在面对着这些给人慰藉的物神时消失了。日复一日用同样的方式与同样的事打交道，这些事因此让你觉得神圣；甜蜜的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工作。反正你也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