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编者前言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被奉为奥地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也是当今德语乃至世界文坛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汉德克的一生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此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世界许多国家，为当代德语文学赢来了举世瞩目的声望。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孩童时代（1944—1948年）随父母在柏林的经历，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弃学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就在《骂观众》发表之前不久，汉德克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展露锋芒，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严厉地批评了当代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在他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1966；《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1967）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自我控诉》（1966）、《预言》（1966）、《卡斯帕》（1968），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1969）等。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在“格拉茨文学社”中的创作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重现》（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梦幻者告别第九国度》（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世纪文景将陆续推出八卷本《汉德克作品集》，意在让中国读者来共同了解和认识这位独具风格和人格魅力的奥地利作家。《无欲的悲歌》卷收录了汉德克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大黄蜂》和20世纪70年代初引领潮流的中篇小说《无欲的悲歌》。如果说前者是汉德克一反传统步入文坛的标志的话，那么后者则是继《骂观众》和《卡斯帕》之后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创作时期。

1966年3月，小说《大黄蜂》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终于问世，批评界起初并未给予关注，甚至不感兴趣。而当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作家同年在普林斯顿举行的“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向老一代作家提出挑战甚或发难以后，报刊上才出现了对这部小说连篇累牍的评论，其关注的焦点几乎都离不开非同凡响的语言实验和独来独往的形式追求。也有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的表现是言之无物的华而不实，炫耀形式的矫揉造作。诚然，汉德克从走上文坛开始，就一如既往地继承了奥地利文学的语言批判传统，语言与叙事的矛盾成为其文学表现的内在主题之一，因此也招来了不少非议。

事实上，小说《大黄蜂》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汉德克文学创作的基础。小说中，叙述者早年的经历和感知以独具风格的魅力焕发出了一种新的生命。在这种表现的背后，潜藏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感知：汉德克在寻找那个逝去的童年，因为叙事的长河从这童年的经历和感知中奔涌而流。可以说，童年的经历和感知构成了汉德克整个叙事的核心。作者在谈到这部小说时也一再强调，与其说是语言形式的实验，倒不如说是一部回忆小说的种种因素所在；一个在战争中还是孩童的人回忆着当年战争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小说年轻的叙述者是个盲人，在回忆的梦想中期盼着那个失踪的弟弟归来，而童年在战争中对血腥暴力的恐惧始终伴随着这样的回忆。这无疑是一种心灵的创伤。整个小说在结构上既没有脉络清晰连续发展的情节，也没有对主人公的整体刻画，而只有对一个个事件细节的描述，对一个个具体事物的感受，一个个相互似乎毫不相干的断片成为结构小说叙事的中心，甚至连一个个章节标题也成了启人深思的隐喻。尤其小说中是对一本失去的书的回忆的情节起到了非同小可的叙事作用。这本在记忆中支离破碎的当下的书展现出贯穿小说始终的创伤性结构。不言而喻，叙述者所叙述的那些看上去最私密和最个性的东西，通过这种感知细腻的叙事方式获得了让读者广泛联想的普遍意义。

《大黄蜂》的叙述者以无与伦比的感知方式渗透到“那些事物和事件的中心”，“撼动了那些无生命的东西”（汉德克），使之发出休戚与共的悲伤：“我所看见的东西，并不是通过眼睛，而是由于那些无生命的东西本身在颤动。此时此刻，我既不觉得它们是异物，也不觉得它们和我之间存在距离，因为仅仅由于我看见它们，那些东西就撕开我的血管，仿佛这种没有生命的东西，也可以说它不再浮现在眼前，会为那个不用眼睛看它的人而痛苦地颤动，并且在向这个观看的人诉说着这种莫名的痛苦；仿佛我心中那可笑的愤怒就是这些东西无法消除永无止境的悲伤似的。”（《大黄蜂》）这样的生存痛苦奠定了汉德克文学表现的基调，构成了其审美感知的内涵。

如果说《大黄蜂》开始了汉德克一反传统的小说叙述风格，那么《无欲的悲歌》则从趋向于语言实验的叙事模式转向近乎写实的自传性文学，代表了“格拉茨文学社”一个新的转折，成为引领上世纪70年代德语文坛的经典之作。汉德克创作这部小说的契机是母亲于1971年底自杀；母亲被异化的人生也成为他文学创作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汉德克把这些传纪和自传因素融贯到一个从《卡斯帕》以来始终不断发展的主题框架里，那就是异化的生存方式在摧残着人的生存；语言是一个被自然而然所接受的社会秩序的统治工具，语言模式同样在异化生存。在回忆母亲和反思语言的交织中，作者细腻而真切地描绘了母亲在一个具体而僵化的社会现实里被扭曲的人生。

在这里，汉德克打破了迄今所遵循的叙述风格，几乎重蹈了被他嗤之以鼻的“叙述文学”之道。小说叙述是以一位51岁家庭妇女自杀的报纸报道开始的。叙述者“我”立刻要义不容辞地写一篇与这个无名无姓的消息针锋相对的文章，撰写自己母亲那“简单而明了的”故事。在对这个女人命运的回忆中，她那受制于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生存轨迹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在叙述者极具张力的感同身受中，这个“故事”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案例”。母亲的生存世界是非常狭小的，她只能在幻想中逃脱到过去的梦境里，而一个幻想的明天对她来说是陌生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小农环境里，接受的是无欲望、秩序和忍受的道德教育。她被迫嫁给了一个酗酒者，短暂而快乐地感受过1938年奥地利被法西斯德国吞并后的情形，随之而来的就是战争，接着安身于贫穷的小市民生存状况中，时而也有小小的反抗。她钟爱文学，因为文学给她带来一种解脱，至少使她有能力来“谈论自己”，感受自己。在阅读行为和由此而产生的对话中，语言作为社会异化的工具毕竟会转化为分析自我生存条件的工具。母亲最终依然无法逃脱社会角色和语言模式对自我生存的毁灭，于是自杀成为她无可选择的必然归宿。这就是一个女人受制于外在现实的生存之路：“个人的命运，即便它真的什么时候作为某种独有的东西有过发展，彻底被非人化了，连做梦的余地都没有了，并且泯灭在宗教、习俗和美好道德的礼仪中，因此，个性中几乎连一点人性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汉德克）

在《无欲的悲歌》中，对母亲的故事的描写和对叙事在审美感知上的反思相互交织在一起。对叙述者而言，感知母亲被扭曲的人生成为一个痛苦的过程，同时也成为一个叙事问题。在叙事过程中，叙述者越来越偏离了最初保持距离的客观叙事态度，从而成为身临其境的经历者，感同身受的回忆者：“在我写这个故事的几周里，这个故事也不停地让我思考。写作并不像我最初以为的那样，是对自己生活中一个已经完结的阶段的回忆，不过是以语句的形式不断装作回忆的样子而已，这些语句只是宣称保持了距离。我依然会不时地在深夜突然醒来，就像从内心深处突然被轻轻地推出睡梦，体验到自己如何在因为恐惧而屏住呼吸的同时，身体一秒一秒地在腐朽。黑暗中的空气凝固不动，让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重心，仿佛拔地而起，只是在没有重心的状态下无声地四处飘动，马上就要从四面八方砸下来，把我憋死。”（《无欲的悲歌》）

《无欲的悲歌》以其巧妙的叙事结构和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表现了母亲生与死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一种启人深思的愿望，一种值得向往的生存，一种无声质问社会暴力的叙述之声。作者后来把这种愿望具体形象地寄托在另一部以女性为中心的小说《左撇子女人》中。

我们选编出版汉德克的作品，意在能够不断地给读者带来另一番阅读的感受和愉悦，并从中有所受益。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韩瑞祥

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