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的军阀及其统治

简单地说，“军阀”是指挥一支私人的军队，控制或企图控制一定范围的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的人。在中文意义上，“军阀”是个不光彩的贬义词，意指没有什么社会意识和民族精神的一介武夫，是手中握有枪杆子以谋取个人利益的极端自私自利者。有人认为，在当时握有兵权的品流混杂人物中，称之为“地方军阀”，实在是高抬了这些人的用语。另一些人认为，就其强暴和侵夺国家官员权力而言，用军阀一语的含义是恰当的。不管怎样，对“军阀是以其行使某种权力，而不是以其目标来识别的”。由于许多主要的军阀，拥有一省军事统治的地位，“督军”一词被用作军阀的同义语。

军阀是形形色色品流混杂的人物，其个人品格和所实行的政策，一般的概括也难以避免许多例外。在袁世凯死后的两三年间，一时的风云人物都是原来清军的高级将领，一般都能恪守儒家的社会准则。例如段祺瑞（1865—1936年），如前章所述，曾是一位遍及各地的军人派系首领，在袁世凯政府中担任过陆军总长；袁氏死时，出任国务总理。

冯国璋（1859—1919年）的经历，在有些方面类似段氏。冯氏也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并成为袁世凯建立一支新军的助手之一。在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使用政治伎俩迫使宣统退位，自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运筹操作中，冯氏率兵给袁世凯帮了大忙。从1913年起，冯氏出任江苏都督；1916年袁氏死后，黎元洪正位总统，冯氏当选为副总统，但仍在南京督军的位子上。尽管冯氏缺像段祺瑞那样网罗部属和激励以忠诚的才能，但其具有广泛联络，从1917年起，越来越显出，是段祺瑞政治上的对手。

一个更明显的传统拥护者是张勋（1854—1923年），忠心耿耿的为清室效力，并从皇帝那里得到殊荣。此人在民国后，仍令所部蓄发留辫，以示其作为效忠清廷的标志，并认为其个人与清室废帝的命运休戚与共。外国人称此人为“辫帅”。1917年，辫帅曾使清帝一度短暂复辟。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第二代军阀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中很多人是出身寒微。例如冯玉祥（1882—1948年）在19世纪90年代投军时，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子弟，由于勤奋好学，幸运地和一位北洋军官的侄女结婚。冯氏富于练兵的才能，得以在森严的军旅等级制中步步高升。冯氏把中国的传统知识和近代西方的知识，混合起来进行自学；部分因为其自身具有基督教的清教徒精神，部分因为信奉基督教可能得到外国的援助，遂于1914年受洗为基督教徒。在冯氏一生的鼎盛时期，以基督将军而闻名遐迩；其部队是出名演唱激昂的耶教赞美诗来代替进行曲的军歌。冯氏很相信儒家关于政治道德的作用，政府对民众的责任；在其辖区范围内，带来了和平和社会秩序，并力求以其个人的品德垂范示人。

张宗昌（1881—1932年）出身微贱，野心使其成为一支军队的司令官以前，曾犯轻罪，当过土匪。其人所实施的政策，是和改良主义相对立的，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成为山东军务督办时，把该省所能得到的财富都搜刮到手。张氏的军队以擅长“开瓜”而闻名。所谓“开瓜”，就是敢于鲁莽冲撞这位“狗肉将军”的人，其头颅将被劈开。

西式教育对陈炯明（1878—1933年）有较大影响。陈氏在1898年前后的科举中考中秀才，但却越来越转向西学，编辑维新报纸，并任广东省咨议局很活跃的议员。辛亥革命期间，陈氏组织一支军队，攻占了惠州，开始其军旅生涯。陈氏后来统治广东时，曾试图着手进行民主政治改革与教育改革。但与孙逸仙的事业相比，陈氏专注于广东的独立和其在广东的统治。1922年，陈氏与革命家分道扬镳，最后为孙逸仙的党人赶出广东。

李宗仁（1891—1969年）1891年生于广西临桂，实用主义似乎为其特点，是广西的领袖之一。李氏出身于富有的家庭，进广西陆军速成学堂，于1916年参加广西的军队。在20年代初，广西有一打以上的军事割据，各自拥有军队，控制数县。各割据称雄的大小军阀之间，连续不断的发生混战。李氏和两个信得过的朋友加入了这场竞争。到1926年底，李宗仁等三人控制了广西全省，同年都加入中国国民党，实行开明而有实效的政策治理广西，颇获国人称誉。

“学者军阀”吴佩孚，是一个变成军阀的儒家学者，饱受传统的教育，于1896年考中秀才。一直到死，吴氏始终是一位明确的儒家制度和社会准则的倡导者。吴佩孚于1903年毕业于袁世凯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两年后，被派到北洋军第三镇。该镇自1906年起即由曹锟任统制。曹氏是袁世凯最初网罗来训练北洋军的一批军官之一。在袁世凯任总统期间，曹锟—吴佩孚与其追随者，利用第三师（第三镇）来推行袁氏的政治目标。1916年，曹氏任大省直隶（河北）的督军，这是很有权势的职位。吴佩孚所以能分享督军的权势，不仅是因其为曹氏的忠诚副手，而且还因其为一颇有才能又颇有主见的将领。吴氏虽从未否认过曹锟的领导，但其实际居于直系军事的领袖地位，是得到普遍认可的。注1

注1：吴应:《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在数百个军阀中，现在还只有少数被研究；余下的一些，对其价值观、政治倾向或个性，可望将获得研究。总之，这些作为军阀的人，都统率有一支私人军队，并且控制或企图控制一定的地盘。

军阀部队

说军阀是有“私人的军队”并不确切，因为军阀的军队在建制上是有组织的自治团体，使之有可能为其他指挥官所完整的接管。这些军队并不因对“私人的忠诚”永不得解脱，而承担单一对个人的义务。实际上，当受到个人政治利益的驱使时，即使是司令官最亲密的支持者，届时也可能背弃而去。尽管如此，由于两个密切相关的理由，“私人军队”的用语，还是十分恰当的。第一，只有这支军队的司令官才能决定对部队的调遣，而其上级是调遣不了的。一个司令官若是忠于上司的命令，将部队带至指定的地方驻防，此人即不是一个军阀；由个人决定其所属部队行止的司令官，则是一个军阀。这个界说虽不十分明确，但用以区别两者还是有实际意义的。因此，由司令官独立使用，由其个人任意支配，甚至用于反对其上司的军队，在这个意义上，这支军队即为一支“私人的军队”。

第二，一个司令官与其重要的军官之间，将感情、忠诚或义务的私人关系，置于其组织之间的关系之上时，此司令官即可能具有独立的权力。权力和服从、纪律和忠顺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中国军队中都是存在的；就军事的组织来说，这是正常的。实际上，在民国早期，军队可能是最少分裂的组织。但是，在面临与其他军阀冲突的普遍威胁时，脆弱的政权机构及其自身的合法性，又在有可疑之处的情况下，军阀们为谋求其在军中的权威，只有借助中国社会长期传统崇拜的各种私人关系。这类私人关系，包括师生间终生忠诚和相互帮助的关系。一旦卷入军官培训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建立这类关系。此外，有时通过互相同意，此一人可以成为彼一人的“受业门生”或“夫子”，而不必实际涉及给予或接受教导。在中国所有的关系中，以家族纽带关系最为强而有力；因此，军阀们有时派遣其亲族成员到重要的职位上。婚姻关系虽然稍弱于亲族关系，但也常被利用。军阀们常常培养有才能的年轻人，从而在两者间建立起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同在一个学校毕业，尤其是同班级，会在个人之间建立起联系，正如同乡就具备了特殊交往关系的基础。

军阀们利用如此的私人关系，以谋求下属军官们对其的忠诚；同时，下属军官也仿此与其下级建立类似的关系。有些司令官尽量把第二层次的忠诚减少至最低程度，并把全部忠诚集中于一己之身；但欲达此目的，则十分不易。第二层次忠诚的格局，在军队组织中是一大隐患，一个下属军官的叛逃，会带走其党羽及士兵。用这种办法诱使军阀中军官的叛逃，成了军阀冲突中使用的重要策略。

军阀军队的士兵，主要是由应募而来的破产贫苦农民所组成。在整个军阀时期，用武器装备的人数，从1916年的约50万人，增加到1928年的200万人或更多。有不少人把当兵当成找饭吃的路子，俗称当兵为“吃粮”。另一些则是穷苦没有读过书的人，想从当兵中寻求出人头地的机会。尽管正式的规章规定了新兵的体格及其他条件，还有服役的期限以及薪饷等，实际上执行的远不符合这些规定。大多数军阀所招募的新兵，只要看上去身体能干活的人就可以入伍。当兵是无限期的，视每个士兵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和态度而定。有些司令官发现难于给部队正常发饷；在最糟糕的军队里，有时会用抢掠的方式来发饷。战争也是补充兵源的一种方式；凡得胜一方的军阀，照例将战败一方军阀的部队收编成为自己的军队。被收编的部队，似乎与其在原部队中一样的发挥作用。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中国的士兵曾在三四支不同军阀部队中效过力，已是屡见不鲜的事。

这些军阀的军队，使中国军队得到“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极坏名声。中国人把军队看成是集瘟疫、为非作歹、破坏成性、残暴不仁四者的化身。外国记者把中国军队描写成是一群毫无纪律的流氓恶棍群体；中国古代的典籍也流传着这样的看法。中国军队仅以显示武力解决争端，避免真正实际进行战斗。为了得到一点儿军饷和安全而应募的散漫农民，用以组成新编组的军队。在战斗中，当看到己方与对方显而易见的力量悬殊时，就会迅速撤退，认为这样要比英勇战斗的办法好。一个军阀为了避免战斗，可能会用“银弹”买通对方军官率部来降。此外，军阀们通常也不轻易把部队投入战斗，因为这样做极有可能导致失去部队。但军阀之间仍然有过无数次的战争，其中有多次是残酷的遭遇战。一位下台的军阀回忆说，当其还是年轻的军官时，在与对方的战斗进行中，奉派指挥留在后的督战队，开枪射击从前方退却的任何士兵。因为当时的医疗设备极端缺乏，所以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对伤员也没有救护的准备，常是靠军中的朋友，或是中国的志愿者，或教会的医生来搭救伤者。

控制地盘

独立军队的主要因素，是需要有独立运作的地盘来维持。地盘提供可靠的基地，有税收的收入，有物资的供应，也有兵源的来源。没有对地方权威的司令官，必然是别人管区里的客人。处于一个地区客人的地位，是非常不可靠的，而且处境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军阀们不得不以武力来夺取地方的权利，要不然就要接受从属的地位或不利的结盟。占有了地盘，即使是最独霸专横的军阀，也可以因此取得合法性。为此，产生了镇守使、巡阅使、护军使等官职头衔，各为一特定地区军阀的活动提供合法的根据。统治省城的将军，一般是督军及其后的督办。但在有些情况下，督军或督办也仅只控制该省的一小部分，实际权力则分给了若干小军阀。

占有地盘涉及政府的责任，而军阀政府的性质和实力差别很大。有的军阀拥护“进步的”政治思想。但在整个军阀时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以“模范省长”而闻名。阎氏之所以有如此的称号，主要不是由于其施政值得效仿，而是由于在此大部分时间内，使山西处于战争之外的事实。一方面，阎氏提倡社会改革，废除妇女缠足，实行改进妇女教育和改善公共卫生的措施。另一方面，阎氏不能消灭省里官僚机构的贪官污吏，其施政通常与士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有时也会发生冲突。

当陈炯明统治广东时，设立了一批新式学校，资助80多个学生出国深造，遵循民主的方针调整广州政府，促成保证公民权的省法规，厘定反对军人干预民政的条款。冯玉祥在其当权的省内实行改革，废除妇女缠足，禁止吸食鸦片，修筑道路和植树，逮捕与处置贪官污吏。陈炯明和冯玉祥俩人，都不能在省内进行持久的施政改革，但其政策仍然反映了进步的倾向，也反映其把握机遇和负责的自觉。相反，1918年至1920年的湖南督军张敬尧，1925年至1927年的山东督办张宗昌，两人却以贪婪和敲诈勒索著称。

最进步的政策，如果不能一直贯彻到地方一级，也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对军阀和地方当局之间关系的研究，现在才是开始；不少关于这方面的疑问，还未得到解答。在大多数省份里，省长与督军、督办并行职权，尽管有时两个职务由同一人担任。在理论上，省长的职权是管理经济事项、教育、司法和财政事务，监督下级官吏；但在事实上，省长通常完全从属于督军、督办。

军队在这个时期的地位是突出的；军队的长官在地方政权中起重要作用，行政机关都全部变成军事化了，也是不足为奇的事。有迹象表明，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吴佩孚控制河南的鼎盛时期，即1923年时，144个地方行政官员中，有86人在军队中任过职，有24人是吴佩孚的直属下级，另37人是吴氏部下的参谋人员，还有25人在其他军队中供过职。这些人并不都是上过前线的军官，许多人只担任过顾问、书记、军法官、军需官等；有些人甚至在任行政官员时还兼任军职。注2

注2：吴应:《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62页。

此时，地方行政长官的更换率很高，尤其在不稳定地区更是如此。例如四川——该省在军阀时期，一直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地区的行政长官平均任期都非常之短。有一个地区，两个行政长官设法才任职满了一年，有22个行政官员任职不足一月。注3在互相争夺的地区，情况就更为复杂。在1919年，一度有三个对立的行政长官，在广东同一地区各设官署，同时宣称其各有权在该区统治。

注3：吴应:《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载《现代亚洲研究》8.2（1974年4月），第237页。

军阀的统治破坏了昔日的回避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县和府的行政长官不得在本省任职。而在军阀时期，当地人在本地区出任行政官员的人数明显增多；在有些情况下，县知事就是本县的居民。例如在广西的一个大县里，在1912—1926年之间，18个县知事中，有15个是本省人，有7人来自本县。

税收

军阀为了提高其主要部下权势以及部队供应武器、给养和薪饷，因此，对于获得财源异常关切。各级政府因为战争造成很快的人员变动，也常常形成混乱的局面。许多军阀把其在辖区的权势，看成可能是暂时的过客，所以总是依靠获得税收的传统做法，以其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来搜刮民脂民膏。

基本的税收来源是田赋，有些军阀就大为提前征收田赋；军阀还可以规定对一些商品实行政府专卖。例如在山西，阎锡山控制了面粉、火柴、盐和其他商品的生产。垄断政策，对于像阎锡山这样多年维持稳定政权的军阀来说，是非常适合的；也有其他军阀试图举办专利事业的例子。军阀把持铁路运营，下令征收食盐附加税，货物过境税。一些军阀发行自己的货币，至少有两种纸币，是由手工操作的印刷机印制的。

出售鸦片可获利极丰，这种毒品的税收中心，在禁烟局的伪装下，日益增多。在有些地区，设立合法的赌场，军阀也可以从收赌捐中得到大笔收入。例如在广东，1928年的赌捐每月收入可达120万元，而且这是许多官吏在中饱私囊后的款项数字。卖淫与其他色情行业，军阀也加以支持，以抽取花捐。

军阀在规定的数额之外，还以各种方式榨取商人。1925年，山东商人被迫从省政府购买新的印花，规定在所有证件和单据上都必须贴用；而商人们已经按北京规定，使用了同样的印花。商人们被迫要提前交纳打折扣的执照费和各种税款。例如广东的当铺要以额定税额的75%，提前两三年交纳税款。有的地主被勒令在指定日期交出一笔专款，额度相当于一季地租的收入。有时军阀干脆宣布，限令城市商人必须在数日内交出其所需要的金额。特别在某一军阀将要被敌方赶出某一城市时，在其失去母鸡前，尽可能争取抠出最后一个金蛋。卢永祥在1924年撤离杭州时，从杭州商人手中榨取了50万元。当湘军于1920年迫近长沙时，湖南督军张敬尧迫令长沙商人交出80万元；并警告说，否则，将纵兵劫洗长沙，且扣留商会会长以为人质，最后商人只交出11万元，张敬尧为了要急于逃命，也就只好接受了。

尽管军阀们拼命的横征暴敛，但省政府仍常常处于破产的边缘，连行政事务费也无钱可用。有一些省里，长期拖欠教师薪金的例子，正和20年代初期北京发生的情况一样。当然，造成这种矛盾的明显原因，是军阀们搜刮来的钱不是用于政府的公共费用，而是进了军阀的大小头目们的腰包；军阀中有许多人积累了巨额财产。此外，每省都要维持一支军队，而军费的开支又是很大。在整个军阀时期，政府的岁入实际用于公共用途的部分，许多省都显著的下降了。注4

注4：军阀税收的资料，选自范围很广的原始文件。关于个别军阀的专题论著，外交家和记者的报道，报纸和期刊的纪事，有些最有趣和最富有揭露性资料，载于《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唐德刚和李宗仁的《李宗仁回忆录》。关于军阀税收简要而有见地的记述，是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陈志让讨论了这个问题，见《军人—乡绅的联合：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第130—145页。吴应《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55—80页详细研究了吴佩孚的岁入资料。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强调军阀搜刮钱财的范围以及多种横征暴敛的性质。

军阀派系

主要的军阀通常因利益一致而结合成为一体的各派、各系、各集团，和结合成为一体的政治派系（见第五章），几乎如出一辙。但是各军阀集团之内的团结，从松散的结合，到组织成为紧密的统一体，则各不相同。最松散的派系，主要是为参加者各自图谋的利益而结成联盟；但私人的交往和恩义的纽带往往也起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势力较强的派系之中。派系之间的结盟，主要为成员与其领袖之间的关系；各派系成员之间的横向私人联系，可能很少，或根本不存在。各派系成员与其领袖之间的私人纽带，如前所述，即用以增加军阀军队内部凝聚力的纽带，为亲族、师生、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关系，同省或同乡、友谊、同学的关系。

齐锡生曾将这些从最强（父子）到最弱（同学）的私人联系加以分类，分析研究了皖系、直系、奉系三个主要集团。奉系的内部组织是最简单，也最严密；每个成员实际上如齐锡生所断定的，与其领袖都是这种纽带联系。相反，直系的结构非常复杂，包括一大批多种多样关系的军阀，但大多是齐锡生列在松散的一类。然而齐锡生又暗示，各种关系的交叉重叠可以强化这样复杂的关系，而有利于巩固结合。但直系中地位相近的人结成联盟，显然比奉系为佳。皖系的联系，比直、奉两系要松散一些，因为该系拥有大部兵力的司令官，是以最弱的纽带与其领袖相联系。齐锡生没有分析桂系和直、奉、皖三系的不同，因桂系大部分活动时间限于在一省之内，基本上是广西一省的政治—军事组织。它的三个领袖，非正式地承担不同的领导任务，并且令人惊奇地保持极高程度的团结。对各系的简要研究，可以说明在其间所表现出的差别。

直系和皖系的基础，是以袁世凯北洋军的军官关系建立起来的。袁氏在其部下中培植各种私人恩义，以保证其军队的忠诚和团结，而袁氏党羽也以同样办法对待其部下。在袁世凯活着时，北洋军中的这些关系网，是从属于对袁氏忠诚的格局；而在其死后，北洋的将领不得不适应新的局面。在谋求适应的数年时间内，每个将领都要从对下述诸方面作出抉择：到底何去何从，是听从谁的领导，地理环境和军事形势容许自己怎么办，个人的倾向与愿望，如何使个人利益能得到最大的满足，以及国家的政治形势如何。

我们已经谈到（见第五章）段祺瑞如何逐步建立皖系（段氏是安徽人）和有一个政治俱乐部（安福俱乐部），以增强其个人的实力。不在段氏党羽之列的将领，预见到有朝一日将会成为段氏统一政策所针对的对象，自然对段氏怀有敌意。此外，段氏把自己手下的人安插到最高的位置上，以致使被冷落的人非常不满。从对段氏的畏惧和怨恨的背景出发，遂出现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集团。这个集团寻求一位具有与段氏才干相当，在政府中又身居高位的北洋将领来领导，此人就是冯国璋。

冯国璋做过北洋军最高一级的指挥官，又身任直隶都督，后又当过江苏都督；1916年，又成为民国的副总统，1917年，并成为代总统。对于这些职位，冯氏确认，只有在其党羽对于长江流域的三个省份得到确保控制之时，才可以赴任。对于冯氏为什么要领导一个对段祺瑞怀有敌意的集团，现在还不够清楚。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孙逸仙此时已在南方建立了独立政权。冯、段二人对消灭南方政权和重新统一国家的方针不能一致，冯氏主张谈判，段氏要使用武力。

冯国璋于1918年辞去总统职务，但反对段祺瑞的人仍尊其为领袖。冯氏为直隶人，在发展中的军阀和政客集团就被称为直系，因此，他们尊冯氏为领袖。由于段祺瑞比以前更加着力于图谋建立军事与政治优势，期以由此来统一国家；直隶督军曹锟愈加感受皖系集团的威胁。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也渐渐冷淡起来，曹锟终于迫使段氏下野。由于曹锟在1920年直皖战争中起着领导作用，终于成了公认的直系领袖。注5

注5：安德鲁·J.内森，《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第128—175、232—239页。吴应:《中国军阀一派：直系，1918—1924年》，载安德鲁·科迪埃编：《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文集》3，优秀论文（1967年），第249—274页。又见吴应:《中国的黩武主义》。

奉系的创始人是张作霖，也是出身寒微的军阀之一，生于满洲一个农民家庭，最初应募当兵，后来组织一支地方防卫队，并编成为满洲正规部队的一部分。张氏率领与其有亲密私人关系的下级及同伙，循军队升迁的阶梯逐渐上升。辛亥革命时，张氏支持清政府当局；动乱平定时，遂成为奉军中第二位的职务。1915年奉天将军去职时，张氏以其与地方的关系并率其部属，迫使新到任的将军难以立足；1916年4月，终于被承认其为奉天的将军。

张作霖稳固地控制了奉天之后，便使用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建立威信。1917年，北京以黑龙江督军支持清帝复辟，将其免职；张作霖已经做好军事准备，保证了这一免职令的执行，并提出其信得过的人为黑省督军。从这时起，黑龙江即由张氏所认可的人治理。在吉林省，也发生如黑龙江相类似的情况；直到1919年，张作霖才将该省完全置于其部属控制之下。由于张氏对奉、吉、黑三省牢固的控制，三省的丰富物产与地理位置，遂一直成为奉系的基地。后来，张作霖的势力扩展到了华北，另外一些军阀也加入了奉系，但其与张氏的关系从没有像满洲将领之间那样牢固。

在此大部分时间里，桂系只在广西一省里活动。李宗仁是桂系首领，但以其为桂系三巨头中居于首位更为恰当。白崇禧和黄绍竑是桂系初期的两个成员，直至黄旭初取代黄绍竑为止。桂系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建立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其目的是在统一极度分裂的广西省。到了1924年，李氏等三人消灭了许多省内的小军阀，但三人之间又面临互相交战或进行合作的抉择；因为三人的出身相似，又发展了互相牢固的关系，所以决定其合作共事。

各军阀内部又产生了派系。直系分裂成了两派，一派以吴佩孚为首，一派以曹锟为首。曹锟的一派，又分裂为二。这些派别为了担任的职务，为了控制的地区和财源而争吵不休。奉系内部也存在派别。尤其在1922年受到一连串挫折时，张作霖随即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提拔一批受过近代军事训练的年轻军官，同时又想继续得到旧部属的支持，遂使奉系中产生了“新派”与“老派”的分化。

军阀混战

在民国期间，举凡地方性和地区性，以至全国规模的长期和短期的武装冲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数十百次之多。许多次战争，军阀间是为了争夺对一个行政区或一个地区的控制，如一省或一县而以兵戎相见；其他则是为了争夺跨行政区的地方，或为区域性经济流通网络而战。例如，来自云南、贵州的鸦片，需通过一条可靠的商路运到湘西，然后从这里向北可以运到长江流域，向南可以运到珠江三角洲。而控制湘西军阀的归属与倾向，则决定选择哪一条路线，是使长江流域的军阀赚钱，还是使广东的军阀得利。湘西正处在这条商路的位置，因此，这里成为军阀争夺的目标；对长江流域和广东两方面军阀来说，这里都成为必争之地。类似于此的商业网络遍及全国，无疑要引起战争。谢文荪已经开始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

各主要派系之间具有相当规模的战争之所以引起注意，因为这将决定对北京政府的控制；而北京政府是正统的象征。当某一派系扬言强大到足以制服其他派系的军阀时，便图谋以其为中心，建立真正中央集权制的政权，而其他的军阀便合力对其共击之。因此，直、奉两系于1920年协力赶走北京政府中皖系的权力人物，使皖系控制的大部分省份转移到胜利者手中。1922年，奉系又联合皖系的残余和华南的势力，图谋推翻直系。奉系虽然失败了，但没有被消灭，因其有一个远离华北战场广大富饶的满洲基地。直系没有做好侵入满洲的准备，因而奉军能够出关返回基地，重整旗鼓，卷土重来。1924年，奉系再次与华北的皖系支持者以及南方的势力结盟，第二次与直系交锋，并成功地策动了直系将领冯玉祥的倒戈。但直系军阀仍控制华中的数省，于1926年与奉系联合攻打冯玉祥，把冯氏的军队赶到遥远的西北。这样，张作霖就成了北京的主要人物。这时，一支新式的国民革命军兴起了，开始进行消灭军阀的北伐战争，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所附的地图，表示上述历次战争结束后，派系势力分布的大致变化。

学者们从各派系力量的均势上分析了这些战争，有时是国际关系的模式。的确，军阀们为反对可能的统一，而一再联合的实例证明，力量均衡思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但在中国，均势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规律。各派军阀并不寻求作为终极目标的平衡，而是每个派系都在谋求霸权，直至在未来成功的把其他派系都推到对立面为止。此外，人所共庆知，均势是结局的一种方式，即军阀主义有朝一日总会结束，而国家终将统一，这一点也是每个军阀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每个军阀也都承认，国家的重新统一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人所共贺的，但却希望国家重新统一而不限制其个人权力。这是一个矛盾。每个大军阀都期待由其个人来解决国家的重新统一。不可能领导国家统一的军阀，则希望延缓统一，同时制造混乱。军阀们都是只看眼前的事物，作极短期的打算，很少考虑到5年或10年之内会是怎样的形势，而努力在今年征收明年的税收。

虽然每次战争的结果都有一个明显的胜利者，但从长远的意义上来讲，这是不确定的。因为没有一个派系所树立的政府，其政治权力是长期计划的。每个军阀的主要目的都是个人的，或以一己为主要目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其个人权势。派系中的每一人，其目的并不是为该集团的目的而去作出贡献，都是在为其个人利益而打开局面。一个派系的领袖可能希望统一国家，但他是孤立的，站在流沙之上的。每个派系的领袖只不过有个统一的简单想法，而且其目标的实现将会威胁其敌对者，也同样会威胁到其支持者。因为领袖一旦实现其权力的梦想，将导致对其支持者丧失独立，而独立是作为取得军阀地位的要素。派系目标的暂时性和短期性，是军阀时期高度不稳定性的原因。

军阀间重要冲突的战争，是很短暂的；但在整个军阀时期的趋势，军阀军队的从事战争，是次数更多，规模更大，也更为残酷。1920年的直皖战争，10天之内就结束了，因为吴佩孚所率的一师兵力控制了局势，所以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和巨大的伤亡。1922年的直奉战争，甚至为期更短——只持续了7天，但双方投入的军队数量却更多，伤亡也更大。在这次战争以后，从事战争的双方军阀都扩编了军队。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从华北到江苏和浙江之间以及满洲边界的数处，都被战火波及，以致战斗持续达两个月之久。1926年，冯玉祥与张作霖交战，两军激烈鏖战达8个月之久，伤亡巨大。

军阀与列强

军阀的混战，导致北京政府的软弱不堪，使中国更易于遭受外国的政治压迫与军事侵略。但与此同时，国内普遍的骚乱不安，也限制了外国的活动，妨碍了外国企业来中国开发投资。军阀们有时任意对外国商号增加税收；士兵和土匪使外国人的财产和生命遭到损害。例如，在1917—1924年间，单在一个领事区内，就有153个美国人或其商号遭到抢劫，约损失40万元。盗匪活动和战争，阻碍了正常贸易和商业活动。军阀也压制了外国人在华的贸易伙伴，造成通货贬值和无担保纸币进入流通。军队对铁路设施的破坏，有时竟占用，使之铁路的管理趋于恶化。

外国人以严厉的谴责和停止贸易，来对待此种混乱与破坏的局面。外国政府的代表不断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但软弱的北京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列强于是就具体的问题，与地方的军事首领进行交涉。例如，在1924年，苏俄就中东路的地位与管理，与北京政府达成协议后，而苏俄不得不与张作霖进行四个月的单独谈判，因为中东路是在张作霖的势力范围之内。至少有一个例子，外国人为了取得保护和与地方当局合作，向地方当局付了钱，这种做法，很可能还有更多。

外国对中国所抱怨的混乱，实际自己也起了促成的作用。外国的兵痞在中国内战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个英国人在管理张作霖的兵工厂，三个美国飞行员有数月为陈炯明驾驶轰炸机。类似于此的外国冒险者，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和其他的军队中发现。而更为重要的，1919年多数列强曾签订协议，对中国禁运武器。外国人不顾这个协议，竟输入军火武器，以满足军阀们对枪械无穷无尽的需要。外国军火商不考虑政治后果，以为这是完全公正的交易，向任何能照价付款的人售给军火武器。有些外国政府实际上是在幕后，有选择地支持某一军阀；在整个军阀时期，日本明显的与中国一些军阀有牵连。

1916年，日本政府实行全力支持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政策，建立中日之间政治和经济的合作，签订财政债务协议。日本在随后的两年中供给段氏1.5亿元，表面上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实际上被段氏主要用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段祺瑞政府还和日本政府缔结军事协定，由日本政府提供援助、顾问和教官，帮助中国编练参战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作战。但是这支军队从没有开到欧洲，只是用于扩展段氏的军事力量。在日本政府给予段祺瑞以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同时，日本商人也着手进行许多冒险事业，以与中国企业家联合的形式开发中国的资源。

长期以来，日本对满洲的事务表示出极大的关注，从日俄战争起，即在该地区据有得势的地位。日本人密切注意张作霖的兴起，并在必要时采取积极的干预，想着务必使满洲的人事任命和政策的决定，不得忽视日本的利益。由于皖系在1920年直皖战争中的失败，而张作霖作为直系的同盟者，在这次打败皖系中作出了贡献，遂使之张氏成了全国闻名的大人物，得以控制着满洲和战后分赃得到的内蒙。日本政府的一项政策决定，使之成为此后张作霖生涯中日张关系的指导方针，即在满洲的发展和建设中，日本将牢固地对该地区的控制，直接和间接地帮助张作霖。但日本对张氏谋求问鼎中央政府的野心，则不予帮助；意在张氏即在满洲，致力于维护当地的治安和社会秩序，不要卷进可能导致的战争和混乱中去，以致威胁日本的利益。

日本并不想直接向张作霖提供武器，去违反武器禁运条例，而是帮助张氏建立一个兵工厂，由中国人自己来制造武器。日本人以下述暗示性语言，表达其对于向张作霖提供财政援助的态度：

虽然帝国政府并非不愿据情对财政援助给予友好之考虑，但其重要者，在于所用经济贷款之方式，尤以采取于联合企业投资之形式，得以避免列强之怀疑与中央政府之猜忌。如张作霖氏亦有意于更加推进中日合作之实体，均将尽力关于土地之租借，矿山及森林之经营，以及其他此类有望发展之事业。如张氏愿尽一切努力，贯彻共存共荣之原则，并制定已存与将建立之中日合资经营公司，共同管理之方法。如是，则东三省之财源，即可遽然而兴盛之矣。

但日本与张作霖的关系并不稳定。张氏继续卷入逐鹿中原的事务，置日本望其驻留满洲于不顾，三次投入在华北的战争。张氏不甘于为日本的傀儡，而坚持其独立自主自卫的精神。然而日本仍认为张氏之在满洲，为其所利用之最好选择，尽力维护张氏在满洲之地位。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日本只在边缘非重要方面对吴佩孚进行了干预，显然用金钱买通了冯玉祥在战争中倒戈。当1925年张氏的一个部将反叛，试图夺取沈阳时，日本人进行了干预，把张作霖从不可避免的失败中挽救了出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人还是把张作霖害死了。1928年，日军中的极端分子终于杀害了张氏，原是希望以此引起东北的混乱，日本得以从中谋取利益。

苏联则积极帮助冯玉祥。当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冯玉祥转而反对吴佩孚，急切地寻求援助。因为冯氏知道，不久将被迫要得到日本支持，并与受日本训练的庞大奉军作战。依据苏联的观点，冯玉祥的改革意向和革命言辞来看，认定其是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整个1925年，苏联人向冯氏提供武器、金钱、顾问和军事教官。作为回报，冯氏同意在其部队中进行国民党的政治教育，并广泛与国民党合作。冯玉祥接受了苏联的援助，但却尽可能阻止苏联人或国民党的代表使其部队政治化。因为冯氏知道，其部队的政治化后，即将丧失其个人对部队的控制。

和张作霖的争战终于在1925年末到来，冯玉祥很快在战争中失利，于1926年初通电下野，到苏联去停留有五个月时间。冯氏想着其离国而去，会减少张作霖消灭其部队的决心，也想从苏联领导人那里开阔开阔自己的眼界，了解了解该国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冯氏偕同一位苏联顾问一道旅行，接受进修性教育，就便向顾问求教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世界各地的政治形势、党的体制等问题；并对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以现实国家的统一，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冯氏似乎真正为苏联的社会和苏联共产党的纪律与效力所信服，同时也与其在国内遭受重大失败的部队保持联系。当1926年初秋，在商定450万卢布的附加军事援助后，冯玉祥回到其被击溃的士气低落的部队中。

当冯氏返抵故国时，国、共两党为消灭军阀与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北伐战争已经进行。冯氏对部队进行了一番整编，并在占领河南宣布参加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在1927年蒋介石攻击共产党人时，苏联领导人曾短时期寄希望于冯玉祥，望其能继续支持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以其所统率的军事力量与蒋介石相抗衡。但冯氏迅即与蒋氏达成协议，奉劝苏联人返国。这样，苏联人卷入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也就随之而结束。

长时间以来，英国在中国有很大的商业和金融利益，因此也特别关心中国政府的稳定。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努力恢复其在中国贸易中的突出地位。中国政府的稳定显得更为重要，甚至在混乱预示整个中央政权行将崩溃之时，英国人仍在支持北京政府。因为段祺瑞政府带有明显的亲日倾向，所以英国人对其并不表示热心。1920年，皖系为直系打败后，英国人欢迎段氏下台；因直系领袖曾声称其反对再举外债，使之英国人相信直系有能力统一中国。许多作者曾断言或暗示，英国人和美国人曾向直系领袖吴佩孚提供过各种各样的大量援助。但新近的详细研究断定，当时吴氏确曾悉心照顾英美人士，以期得到英美的财政和军事的援助时，英、美两国坚持严守中立，拒绝给予吴氏援助。尽管在华的外国人普遍赞扬吴氏，而吴氏也确从外国人在中国的公司——特别是英美烟草公司和亚细亚石油公司得到大批款项。这只是两公司对吴氏的回报，感谢在吴氏控制的地区，两公司的商品未曾受到抵制之故。注6

注6：吴应:《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151—197页。关于吴佩孚从一些外国公司得到钱的事，见罗赫德致马慕瑞，1925年9月19日，国务院，汉口档案L，第2号；罗赫德致国务卿，1925年9月25日，国务院，汉口档，第8号；《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4月24日，第207页；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1部分，《政治形势》，伦敦，独立劳动党出版社，1926年；J.C.休斯顿致马慕瑞，1926年7月1日，国务院，汉口档，第63号。

武人的专横与政局的动荡

在军阀时期的12年，北京的中央政府始终动荡不定，变动无常；前后共有7人任国家总统或临时执政，其中1人是两次出任，实际是8位国家首脑。除此之外，有4个摄政内阁，在短暂的过渡期管理政务，还有一次满族皇帝短命12日的复辟。学者们共列举出24届内阁，5届议会或国会，至少有4部宪法或基本法（参看第五章）。在此时期内，人物、机关，以及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变化，更是数不胜数，令人眼花缭乱。因此，要用清晰简明的方式来论述此时北京复杂繁乱的政情，是非常困难的。前面第五章已扼要简述立宪政府的工作。兹就前述之事件加以考察，以表明武人跋扈产生之经过，并终于抹去宪政痕迹。

在袁世凯政权后期，段祺瑞担任了国务总理，并在黎元洪任总统时，继续任此一职务。从黎元洪一上台，段祺瑞就一手把持政务，形成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府院矛盾”。这时段祺瑞领导的国务院，可能认为是责任内阁，这正是议员们在袁世凯任总统时所希望的。但很多政治家对段祺瑞不给予支持；段氏不得已，指望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各省的督军成为其权力的基础。因此几乎从一开始，依靠军队力量的段祺瑞，和谋求对其加以抑制的国会之间，就存在着紧张的关系。

这种段祺瑞与国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17年春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达到了顶点。梁启超和段祺瑞认为中国应当加入协约国一方，梁氏希望利用参战和战后和议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段氏于当年4月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督军会议，对总统、内阁，尤其是对国会形成了压力，近似迫使国会批准参战政策。于是在关于对德宣战问题上，展开了矛盾。督军们支持段氏的参战政策；国会在军人的压力下，则畏缩不前，拒绝段祺瑞在总理任上讨论参战问题。于是各省督军极力主张，由总统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相反，黎氏在稍事犹豫之后，竟免除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这一下黎元洪捅了马蜂窝了。段祺瑞要求督军们给予支持，北方八省的督军宣布脱离黎元洪政府独立。在此期间，面对督军们的反对，黎元洪竟找不到一个人愿出任国务总理。

在这种僵局下，张勋提出愿在总统和督军之间进行调解。此人原是死心塌地忠于满族皇室的“辫帅”。因为“辫帅”曾在一年前促成许多督军们组成督军团，并充当督军团的首脑，似乎此人确实具备影响督军的条件。但是“辫帅”的居间调停，既不是为了保全黎总统，也不是为保卫共和政体，而是梦想实现其复辟清帝的计划。首先，“辫帅”要求总统解散国会，而这正是督军们早就希望的。黎氏此时已别无选择，终于同意解散国会，于当年6月中旬发布解散令。张勋于是率军进入北京，于7月1日宣布复辟满族皇帝重登皇位。

其实，张勋议论复辟的事已有数月，其他许多督军也赞成或默许；但是，这些复辟的假想同盟者，在复辟发生后却兴兵讨伐。有些研究者认为，督军们所以改变主意，因为张勋在复辟朝中占了权势太大的职位，还因为督军们态度的不同，已预示支持复辟者比反对者为少。但主要原因，似乎是督军们并不真心想要皇帝复辟，只是想利用张勋对皇权的信奉，作为反对黎元洪政府的一个手段。段祺瑞立即组织讨伐张勋的军事行动，同时宣布黎总统已重任其为国务总理。这次讨逆战争是短暂的，复辟只在两周之内结束了，张勋避居到一个外国公使馆。段祺瑞以“再造共和”者重入北京。黎元洪可能在段氏的压力下辞去了总统，副总统冯国璋遂继任总统，任满从袁世凯开始的五年总统任期余下的一年。

军事—政治派系的出现，1917—1920年

以宪法为据作为冯国璋出任总统的唯一基础，冯氏是不愿接受总统职务的。在安排其一亲信者继任江苏督军，并使其他两位支持者分任沿江的湖北和江西督军之后，冯氏才同意担任总统。这样，冯国璋与段祺瑞都有相等数量的督军支持者；段氏的支持者为安徽、浙江和福建三省的督军。

当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时，因为以前的国会曾与其作对，遂决定不再恢复被黎元洪解散的国会；而于1918年操纵选举安福国会（见第五章）。为增强其军事力量计，段氏用武力压制不同意见的各省，将其亲信安插在有权势的位置上，以为用这种方式就可以达到全国的统一。其他的督军们担心，段祺瑞沿着这个方针继续下去，督军们将会被逐一消灭，于是集合起来反对皖系势力的控制。这样就形成了直系。

湖南战略地位的重要，使之成为段祺瑞的第一个目标；从北方可以由铁路进入湖南，而湖南与四个分离主义的南方省份相连接。1917年8月，段氏任命其党羽为湖南督军，遭湖南人反对，于是战争爆发。湖南人迫使段祺瑞任命之人离开湖南。战争持续到1918年春季，吴佩孚终于打败了湖南军队，使湖南处于北方的控制之下。段祺瑞遂任命“自己的人”张敬尧为湖南督军，使吴佩孚希望得到这一任命落了空。

在1918年吴佩孚率军占领湖南以前，其上司曹锟通常是支持段祺瑞的。但从此时起，曹锟与段祺瑞为各自的利益开始出现分歧；段、曹关系的恶化，部分起因于吴佩孚。吴氏在湖南取得胜利后，指望能被任为湖南督军。但段祺瑞无视于吴氏的愿望，而属意于自己的人。作为对段氏的回答，吴佩孚停止了对南方的军事行动，并从此时开始，对北京作出了尖锐的批评。同时，曹锟也担心段氏会免去其直隶督军的职务。对于怀有独立野心的军阀曹锟和吴佩孚来说，段祺瑞稳步积累财政、军事和政治力量，俨然对其是隐含着一种威胁。1917年8月，段祺瑞终于对德宣战。原来在1918年初，日本曾向段祺瑞提供了大宗借款，并缔结了陆军和海军协定，为段氏组织参战军提供了合法的基础。表面上这支参战军是为了在欧战中使用，实际上是为段氏在中国的目的效力；欧战停战后，这支军队改名为边防军。

面对段祺瑞正在增长的权势，不属于段氏集团的军阀，便奉冯国璋为其利益的主要代表。甚至更为重要的，曾经听从段氏指挥的军阀，此时也看出段氏的最终目的，是在消灭所有不服从北京皖系政权的军阀。无疑有这种考虑因素，加上段氏没有任命吴佩孚为湖南督军，遂导致曹锟背弃了段氏集团。冯国璋于1918年离开总统职位，并于一年后死去时，曹锟继冯国璋之后，遂成为段祺瑞反对派直系的首领。

满洲的张作霖，也关怀段祺瑞权势的扩张；因为段氏势力的扩张，隐含着对张氏独立自主的威胁。的确，段祺瑞已经把势力扩大到内蒙；张作霖一向认为，内蒙为其势力范围。这样，奉系与直系决定合作来对付皖系。

公众对一系列发生的事件深感不满，在严厉的集中批评段政府的亲日方针之后，使事态发展到危机的程度。1919年的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胶州湾租借地移交给日本，并以日本和段祺瑞政府之间的协定为根据，以证明此决定的正当。巴黎和会的这一决定，立即在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士之中，也在直系军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佩孚，引起了激烈的反对。1920年，反段的军阀们要求改组北京政府，消除皖系势力在北京政府的垄断地位，并要求重开和南方的谈判以及减少段氏所掌握的兵力。段祺瑞拒绝了这些要求，战争于是在7月爆发。直奉联军迅速打败了皖系军阀，按照中国对下野官员宽大的惯例，段祺瑞通电下野，去研究佛学了。

直系政权的兴衰，1920—1924年

在军阀时期，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是以反映幕后的军阀愿望为准则。但政府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难于在职务安排和政策制定中，当众将领对其相互间实力不太清楚的时候，准确反映出军阀间权力分配的状况。在1920年的战争之后，直系和奉系分享政权，起初以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组织政府，接着便开始互相排挤，利用政府官员和政策作为双方斗争的棋子，直至最后双方以兵戎相见。

1886年中进士的年高的徐世昌继续在总统位置上。徐氏资格老，有威望，适合于这个职位，但其和直、奉两派的关系都不密切。徐总统继续任靳云鹏为国务总理。张作霖与靳氏为姻亲，所以能为张氏所接受；吴佩孚曾是靳氏的学生和被保护人，所以也能为吴氏所接受。靳云鹏在任总理的一年多时间里，如履薄冰，只有在和两个集团协商之后，才能作出重要决定。

当段祺瑞被赶下台时，安福国会也随之被解散。总统徐世昌下令，按照1912年《临时约法》选举新国会，但广州的护法政府对此拒不接受。按照广州的看法，新选举是多余的，因为原来的国会议员任期未满；而且徐世昌总统的命令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徐氏的总统是由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南方此时已从分立中获得利益，分立使南方几省有理由保持独立，并为许多国会议员提供职业。因为只有少数议员到了南方；1919年，南方就补选了数百名议员。当北京不顾南方的抗议下令重新选举时，只有11个省进行选举。这样，新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因此，新国会从未召开。

直皖战争后，新组成的北京政府，授予胜利者各种适于其新权势的官职，使其掠夺得以合法化。曹锟被任命为直鲁豫巡阅使，管辖数省的巡阅使——有时称之为“总督”，实际上有权任命所辖各省的督军。张作霖已经是东三省巡阅使，又兼任蒙疆经略使，使张氏在内蒙的活动合法化了。

吴佩孚被任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充当曹锟的下级是适当的，但却不能使这位独立的军阀得到满足。吴氏把其司令部设在河南，似乎已完全控制了该省，又于1921年取得湖北省。其所用的方式，充分说明同一集团军阀之间的矛盾。依附直系已有数年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当1921年联省自治运动接近高潮时，湖北的政治家要求该省制订省宪，并建民选政府。联省自治运动领先的湖南督军，自称是一支军队的总司令，要把湖北从非联省分子控制下解救出来。王占元请求吴佩孚率兵前来援助，但在王占元被湘军打败之前，吴氏并不派兵相助。等到湘军将王占元打败后，据有了湖北，吴佩孚这时才率兵把湘军赶走，自己得到了湖北。于是吴佩孚渐成了直系实际的军事领袖。

吴佩孚于是组织沿江五省的联盟，以防止外部的入侵和内部的纷扰。满洲的张作霖和广东的孙逸仙，都感到来自直系势力扩张的威胁，于是就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1921年末，张作霖利用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挑选梁士诒代替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吴佩孚则以梁士诒的亲日政策为口实加以攻击，实际是间接攻击张作霖。

绝大多数军阀冲突的最初阶段，都是一场“电报战”，双方都在电报中指责对方政策的误谬和爱国心的虚伪，同时也宣扬自己一方动机的纯正。直系和奉系的领袖在1922年的前数月中，互相发出此类通电不计其数，在春季遂发展成为以枪炮相对的真正战争。直系军队以惊人的速度——奉军在人数上和武器装备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但为直系的速战所击败。张作霖只有退回到长城以外，直系也没有准备向关外进军。北京政府随即由直系军阀所控制，所有张作霖任命的官员一律被免除。张作霖干脆宣布满洲脱离中央政府，自行独立，仍如往日一样，以完全分离的形式进行在满洲的统治。

张作霖的同盟者孙逸仙也没有获得成功。孙氏派出一支北伐军后，名义上属于孙氏部下的陈炯明，却炮轰孙氏的总统府。孙氏虽得以脱身，但政府已被颠覆，北伐也只得停止。尽管陈炯明想当广东督军的野心得到满足；很明显，这是陈炯明和吴佩孚协议的结果，也是军阀联盟制造混乱状态的一个显著的事例。

尽管这时只有一个集团控制北京政府，但卷入北京政治斗争的却有两个派别。吴佩孚的军人职责与其忠君的儒家原则，使之其不可能公开背离曹锟，但对于政府却有其不同的主张。此外，每个军阀都有一批党羽，都想在政治策划中提高其首领的地位，并由此求得其个人的升迁。两个派别斗争胜利和失败的主要手段，就表现在内阁的任命和政府的政策。

在战争之后，北京的新统治者立即迫使总统下野。吴佩孚请黎元洪出山，重任总统。同时，吴氏又恢复旧国会。这是1914年第一次被解散，1917年又被黎元洪第二次解散的国会，留下的议员一直在南方，主要在广州。

黎元洪第二次总统的任期只有一年，1923年6月到期，这比其第一次任总统更为失败。直系军阀不给黎氏实权；只有经过军阀们同意，黎氏的任命和决定才能生效，而且也很难得到经费来维持总统府的公务用费。在黎元洪第二次总统任期的前一段时间，吴佩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府；曹锟也无法实现其垂涎已久对总统的渴望。但在1923年初，曹锟的党羽用贿赂收买，成功地把吴佩孚支持的内阁赶下了台，并任命提名的人组织政府。曹锟一伙掌握了主动权，千方百计要使曹锟当上总统。但是，要曹锟当上总统，必须使黎元洪离职；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把黎元洪赶出北京。曹锟以付给投票选其为总统的议员，每人5000元至7000元代价，果然于1923年10月当选为总统。

仍在关外的张作霖，谴责选举曹锟为总统是非法，并宣称其责无旁贷之任务，是使国家从曹锟与吴佩孚卖国贼手中解救出来。张作霖在1922年战败之后，对其所部重新训练和整编；到1924年，与南方的孙逸仙再次结盟，准备与直系一决雌雄。与此同时，吴佩孚已放弃早先想由会议统一国家的希望，并且断定只有打败所有不承认北京领导的督军，才能统一国家。张作霖当然是首当其冲的争战对象。

在互相指责的电报战之后，第二次直奉战争终于在1924年秋爆发。数星期之后，当吴佩孚沿长城一线的进军顺利之时，其部下一个将军的倒戈，导致了吴氏意料不到的战争结局。基督将军冯玉祥突然率军脱离战场，返旆南指，回师北京，于当年10月23日占领北京，囚禁总统曹锟，并宣布停战。吴佩孚试图率直系其他部队对冯玉祥部进行反击；但其他直系部队尚未及成军，而吴部在战场已全线崩溃，其本人只得败走华中。

在1918年后，冯玉祥虽被视为直系成员，但其从来不是吴佩孚的亲密朋友。冯氏曾冒犯过吴佩孚，批评过吴氏的个人表现，于1922年任河南督军时，拒绝送交吴氏所要求的款项。另一方面，吴佩孚曾限制冯氏扩大部队，还将冯氏调离河南督军的职位，到北京就任易受攻击的职务。因此，即使是直系战胜奉系，冯玉祥也并不能指望个人有何得益之处；相反，吴佩孚会因胜利而扩大其势力，将更易于对冯氏的控制。

由于有这样的背景，冯玉祥在接受了大笔贿赂款项后，转而举兵反吴。钱是由日本提供的，显然是采用像给张作霖贷款的方式，可能附有未来由北京建立的新政府偿还的承诺。对于此项贷款金额，各有不同估计，很可能在150万元左右。冯玉祥多年来受到资金极为短缺之苦，就是吴佩孚胜利也不可能有多大指望，因而就接受了这笔贿款。日本人所以要花上这笔巨额贿款，目的有二：第一，预防受其保护的张作霖失败；第二，更重要的，是使段祺瑞再度担任政府首脑，以便恢复1917—1920年之间日本和段政权的互利关系。

张作霖的权势，1925—1928年

冯玉祥发动的政变和吴佩孚的突然失败，引起了广泛而复杂的军阀关系的重组，大约进行了一年。一开始，冯玉祥和张作霖两个胜利者，都为自己在权力分配上能获得相应的职位。张作霖获得统治东北的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与热河、直隶两省区的正式权力。冯玉祥被委任为负责绥远、察哈尔、甘肃三省区；与冯氏结盟的一些军阀，则率兵进入河南、陕西，取得对两省的控制权。张作霖派军队进入山东、江苏、安徽；但一个据有长江流域的军阀，迫使张氏所部退出苏、皖两省，并使该两省加入长江流域的五省联盟。吴佩孚以其资历和声望，试图获得有真正权力的位置，于数月后获得了对湖北的控制权，被承认为华中几省名义上的领袖，并和其长期的敌对者联合，去与新的敌对者冯玉祥作战。

直系1924年的失败，给北京政府的组成形式以强烈的冲击。最后，段祺瑞东山再起，任新政府的首脑。段氏于1924年11月就任临时执政府临时执政之职，颁布了《临时执政府组织条例》（见第五章）。

预料之中的冯玉祥与张作霖之间的战争，果于1925年最后数星期内开始。到是年年底，冯玉祥看到战争已不可能取胜，遂宣布下野出国，希望在其下野后讲和时，能保留一些力量。张作霖对此概不留情，反而此时又与吴佩孚结盟。吴佩孚对冯玉祥怀有刻骨的仇恨，要张作霖率部对冯军继续攻击，准备将其彻底消灭，也几乎大获全胜。到1926年中期，冯氏的部队衣衫褴褛，溃不成军的退往西部。这支军队虽能重整旗鼓，但张作霖和吴佩孚暂时成了十足的胜利者。当然，张、吴俩人的胜利，也预示风雨飘摇的北京政府会有另一场巨变。

1926年4月，冯氏部队以段祺瑞阴谋对其陷害为由，企图逮捕段氏；段祺瑞避入使馆界。在冯玉祥部队被赶出北京时，段氏虽然很快返回临时执政府，但是张作霖已决定不再保留段氏的职位。段祺瑞失去了张作霖的支持，于1926年4月20日黯然去职。当张作霖和吴佩孚尚未决定处理组织政府事宜时，北京有数周时间没有全国性的政府，最后组织一个“摄政内阁”。实际上，“摄政内阁”只是军阀们委任的政客委员会。在此以后的时间里，“摄政内阁”经过了多次变化；1927年初组织了一个新的“摄政内阁”。摄政内阁表明，存在10年的北京政府，已衰落到了极点。从1926年中到1927年中，这时的摄政内阁，“并不比电影中的统治者具有更多的权力”：财政总长没有钱，交通总长没有铁路可管，因为铁路全在军队的司令手中；教育总长该管的公立学校，而这些学校已关门大吉，政府不能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教员也领不到薪金。内务总长“任命任何一个下级官员，都需经官员赴任所在地区军阀的同意”；遇有和外国政府的争端，地方官员与当地的外国领事馆来解决，因而外交总长无事可做；陆军总长对全国的军事组织并无权力，这些军事组织受最有权势军阀的指挥。

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实权的人终于承担起政府的正式职责，这也是人所希望的。张作霖于1927年6月17日宣布组成安国军政府，自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成立了内阁，置内阁总理。政府大体上都由张作霖部下人员所组成，张氏以一个军事独裁者进行统治。和1916年以后的政府一样，张作霖政权的权力只能达到其兵力所及之处，主要是满洲、直隶和山东。甚至在张作霖的势力圈也很快受到挑战，因为广州持不同的政见者已组成了一支革命军，开始进行北伐，要从军阀控制下把中国解放出来。张作霖的奉军最后被北伐军打败，张氏于1928年6月3日逃离北京。

北京军阀政治斗争的可悲记载表明，1928年以前立宪政府的失败，不应理解为有效政体的衰落，而应理解为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政府。段祺瑞、吴佩孚及其他具有全国性资格的领袖，有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建立有实力的军事控制。但这种成就只能在军事上，从来没有随军事以俱来，并与之相结合而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从而规范出真正有权力的文官政府；也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去动员有社会影响的人士来加强政府机制。士兵是军阀唯一的选民。当国家的官员只能靠军队来维持其权力时，这种权力就可能被另一个更强大的军队所废除。军阀的弱点不在于其谋求权力，而在于其把权力构成的眼界看的太狭窄，不能扩大到非军事方面。

军阀统治与中国社会

如上文所指出的，分裂国家的军阀，在才能和社会态度上有很大的差别，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亦因地而异。当地方或地区的军事司令官频繁更动时，也是因时而异。军阀掠夺的方式及其所造成的灾难，任何时期的记述都不能适用于全国；但是，还是可以恰当地说，军阀混战给无数中国人直接或间接带来了恐怖与掠夺。

军阀对钱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从民众中榨取的款项，其名目之多，令人大为吃惊；发行大量无担保的通货强迫民众使用，使商品交易成为变相的没收。在1924年晚期，仅在广西一省，就发行无担保的纸币达50亿元。这样巨额的财富，耗于军事和其他非生产性用途，抑制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筹划，尤其影响到对大规模工程的投资。因之，军阀注定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军阀混战酿成了连年饥荒。在一些省份，军阀强迫种植鸦片作为经济作物，因而减少了粮食作物面积；减少维修水利和防治洪水设施的经费，造成数次灾难性的洪水泛滥。军阀的军队经常抢走农民的耕畜，不但给农民造成经济损失，还降低了农民的耕作生产能力。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晚期几次毁灭性的饥荒，毫无疑问是军阀治理不善造成的。华洋义赈会照章只救济因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受害者；对此情况，该会不得不改变其对饥荒的定义，以便因管理不善和抢夺而造成的饥饿人群也能得到救助。事实上，美国红十字会当时拒绝参与在中国的饥荒救济，认为中国的饥荒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而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

在许多地方，军阀有组织的官兵行为，还不如在乡下抢劫农民的散兵游勇。1930年，即军阀时期结束后的两年，南满铁路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山东省，有31万散兵游勇和土匪，加上19.2万正规军，都是靠掠夺农村来生活。盗匪活动遍及于全国各地，抢劫和暴力行为成了家常便饭。战争得胜的军队随时可能会抢劫。战争常使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政府对此则置若罔闻。贪污腐化，骚乱和抢劫已习以为常。社会失去秩序的混乱，使无数的人流离失所，或漂泊他乡。一个审慎的作者断定，20年代军阀的威胁和骚乱，造成了“本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内迁徙”。

军阀的混战也影响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在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是对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国家分裂，使国家在国际上陷于孱弱的地位。而很多军阀却也很爱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子，提出民族主义的口号，作为其行动合法化的手段。不论军阀们的真实动机如何，其打出爱国主义旗子和提出民族主义口号，也培育了中国人应当关心国家大事和探求国家前途的出路。例如，一位中国的将领回忆说，其1912年投军时只是为了谋生，但在听到冯司令的爱国演说以后，终于从国家的立场来看待军队了。

但军阀的行为也助长了中国民族主义强烈的尚武风尚。尽管军阀们不能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但也阻止了非军事集团去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军阀们以这种方式，促使中国的政治斗争进一步军事化；大多数军阀都继承了尚武精神。国民党为了和军阀相对抗，也不得不发展强大的武装力量；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终于使军队控制了党。共产党人为了和国民党相抗衡，并和1928年以后残存的军阀势力作斗争，也不得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但是，这种军事化并不是根本性永久不变的。军阀统治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有一种持久的核心动力，以保证唯有军队才能起强大的政治作用。曾经有人认为，“军阀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近代中国，政治力量不能与军事力量分离……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发现，怎样能使军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恰恰是这个看法的反面，倒是正确的。军阀们的失败表明，单独的军事力量，绝不能使之成为中国政治力量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以前许多世纪的改朝换代时期，都有许多和近代军阀很相似的人物，但最后还是让位于统一中央集权的文官政府。在20世纪，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个传统过程中起了作用，但并没有文官统一的结局。民族主义只强调国家统一的紧迫性，所有的军阀也都承认这一事实，至少在口头上承认这一事实。尽管一些省和地区的督军或巡阅使宣布独立——却没一人宣布成立新的国家，乃至表示作永久性的分裂。中国国家统一的观念与情感如此深厚，以致有的首领争辩说，地方主义所增强的局部力量，也是有益于国家的。这种论点，只有假定最终国家恢复了统一，才可以说得过去。军阀们也公开声称，愿对文官政府效忠，承认文官治国的历史传统。尽管军阀们把中国的政治斗争造成暂时的军事化倾向，但中国权力斗争最后胜利者的共产党，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

军阀们的地方势力在中国地区造成的分割，对于国家的分裂并没有起多大的加强作用。事实上，地方主义在中国历史传统上是很盛行的；即使是在中央政权很强大的时候，也是如此。各地的地理特征，经济利益，语言差异，民族和文化模式之不同，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在这里，存在有“分层次忠诚”的体系，即有对省，或对多省地区的忠诚。有对省内地区的忠诚，有对边缘地带地区的忠诚。一般来说，这些都不属于政治上的忠诚；同时也说明，这种对地区的忠诚为什么能和有力的中央政权共存不悖。只有当中央政权崩溃之时，传统的地方主义才获得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中国统一的国家里，具有重要文化和经济地位的地区和单位，在中央政权解体之后，便成为自然单元以及自然而然军阀割据的基础。但是，这样的地区在统一的中国，是正常存在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军阀的地方主义，与其他方面相比，是破坏作用比较小的力量。地方主义对于恢复国家的统一，并不是必然起破坏作用，而是独立的军事力量有赖于地方主义。

大多数的军阀是守旧的，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准则是协调的，自相矛盾的。军阀们所造的国家混乱和不统一局面，却为思想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使之其盛极一时。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无法有效地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知识界的其他组织。在这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以何种方式实现现代化，对增强国力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这也是军阀主义弊端的反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一时期的思想繁荣。因此，在1912—1928年时期，一方面，是军阀时代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团结和国家的实力达于低点；另一方面，这些年也是中国思想活跃和文学成就的高峰，作为对军阀一定程度的反应，在这个动乱与血腥的时代，却涌现出导致中国的重新统一，恢复青春的思想和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