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混意义的传统革命

无论倾向何种看法，但都必须承认，对辛亥革命的成败有多种解释；政治体制没有解决的紧张局势，一直延至民国初年。本章关于这个时期的叙述，就从这些多种解释或紧张局势开始，并进而讨论其各种根源。

对辛亥革命后果的不同理解，是从革命本身通过谈判来解决开始的。1911年11月，在革命军取得初步成功后的一个月，清政府的官员和同盟会革命党人代表，举行了最初几次会谈。双方的正式谈判是当年12月开始的。1912年1月，主要问题已经议定，同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三个月后，新的中华民国政府自南京移驻北京行使职权。到底是谁赢了？从1913年和1916年两次起兵，对北京政府的武装进攻（有时称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来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12年的谈判解决办法，是不稳定的妥协。

一方面，这样的解决办法巩固了巨大的革命成果。清王朝被推翻了，这是胜过过去无数次起事的伟大业绩，包括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叛乱在内。再者，代替清王朝的是新的共和形式的政府，维护众多积存下来的陈旧看法和政治习俗的帝制已被废除。这两项成就已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尽管1915年至1916年以及1917年曾有两次恢复帝制的尝试，但主张共和政体革命党人的两项最低目标是永远达到的，即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最早献身革命的人来说，新建立的政体远非其理想之政体。优待童稚的清朝退位皇帝及庞大皇室，包括承诺一笔巨大的皇室津贴。可能这是一项无害的让步（尽管清帝溥仪幸存下来，日本人在30年代得以利用其在东北建立奴颜婢膝的伪满洲国）。革命者的愿望，与新的国家元首袁世凯大相径庭，而且受到袁政府高级官员的严重危害。革命党发言人所以接受52岁的袁世凯来领导新政府，以对袁氏的安排作为清帝退位的代价，也是为了避免长期的内战。有人甚至对袁氏将来发挥的作用抱乐观看法，认为袁氏有能力，在清政府官员中堪称“进步分子”。袁氏的权力毕竟受革命党人制定的《约法》所限制，包括内阁和议会的限制。但是一个宪法总统不承担明确的为革命和共和献身义务，这就是妥协让步引起严重隐忧的根源。袁世凯不愿离开北京，去到南京就任临时总统。1912年初，南京是革命势力的中心，这就加剧了隐忧。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经验革命家的作用受到限制，在北京首届共和内阁中，被排除在财政、军事的职务之外。谁赢得了革命，这仍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

革命对国家统一有什么影响，这又是一个具有不同理解的问题。按照民族主义的想法，革命要保全清王朝的领土作为新国家的领域，并以此作为新统一国家的基础。袁世凯之就任总统，即导源于这种迫切性的需要。实际上，革命已切断了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大部分行政联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对袁世凯总统的不信任，有些省对于恢复其与中央的行政联系，竟予以抵制。更有甚者，地处边陲的外蒙古和西藏，有脱离中国政府的倾向。

就蒙古和西藏来说，汉族的民族主义在这两方面受到抵制。当地的非汉族首领，借机想摆脱北京政府的控制，从而缩小了清朝留给民国的遗产。而列强则趁此时机扩大其势力范围，以紧缩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清末，这两个传统属于中国的旧属地，开始反抗清政府的干预，蒙、藏的上层开始进行摆脱北京当局的活动。在1911年末和1912年初，这些分裂活动在王公领导下取得成功。分裂者为巩固其成就，外蒙古去依靠俄国的保护，西藏去依靠英国的保护。后来，北京政府为收复这些失地作出努力，只能采取同这些欧洲列强谈判方式。无论是俄国还是英国，都不坚持把这两个地方成为其完全的殖民地。但是，民国初年的历届北京政府对两地所能挽救的，只能对清朝时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

外国政府以不同方式利用了革命的混乱。外国参与征收中国关税的程度大为增加；外国特派员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的收税员。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的临时措施，海关的收入在支出之前，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予提取。这项措施，使外国金融家增加了对海关的控制，从而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辛亥革命时期，外国趁混乱之机扩大了在华各种特权，遂使之产生了人们的误解，错误地认为革命损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也玷污了革命的旗帜。

标志革命特征的许多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对革命的后果有不同的解释。同盟会虽广泛有力地领导革命运动，但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年代里，没能够团结一致；其全国领导人往往与各省的革命发展联系甚少，不能把革命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各种势力，融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害怕持续的分裂和内战可能导致外国的全面干涉——革命党人在战略上和心理上对此是完全没有准备的——这种恐惧心理挫伤了革命党人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因此，尽管革命军队凑合在一起，总数远远超过清政府指挥的军队，但由于上述的恐惧，最终作了妥协让步。妥协的方案，是革命党人同意清政府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首任总统。虽然已有14个省成立了革命的军政府，但同盟会仅在光复后的3个省（广东、江西、安徽）担任都督，也有坚定的拥护者可以依靠。事实上，革命党人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革命的形势，只是迫切要求尽早结束当时的混乱局面。

革命的另一特征，与政治激进主义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遂由此导致了对革命后的多种不同解释。这场革命，以近代的西方政体模式，取代中国古老的政体。《约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国会（或称议会）、总统、内阁、法院行使国家权力。但是，在不久以后，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在新的政治体制中，原来占优势的社会名流，不会从其占支配的地位被撤换下来；相反，旧统治阶级中当权人物又都一一出现了。在四川和陕西，秘密会社及下层社会的支持者虽十分活跃，但尚不足对军官、革命政治活动家以及地方自治团体领导人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时，所有三个最有实力的集团，在社会上都是有名气的人物，也大都是士绅。另一个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威胁，则来自数省的民军。这些民军都是当初被动员来支持革命的，但此时也受到了控制，并且对地方没有必要，被予以强行解散（广东就是显著的例子）。

随着社会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民权得到正式的承认；这是激进的。与此同时，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不论其互相之间如何争吵不休，但都一致同意把政权掌握在上层士绅手中；这是保守的。作为革命的湖南都督焦达峰，1911年底，被认为其势力的基础在秘密帮会时，即遭暗杀。围绕在省议会议长谭延闿周围的，是社会上更为保守的集团，遂夺取了政权。贵州的革命政府刚刚坚持同下层分子结盟，于1912年3月，就被邻省云南的革命军队所推翻。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精英名流，在文化风格和经济活动方面，已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但在辛亥革命的余波中，精英名流们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表现出奇特的凝聚力与决心。少数的革命变节者和动摇分子，被轻而易举处置了，根本用不着上报北京的袁世凯政府。

士绅阶层在成功挫败对其构成威胁的社会力量之后，遂向国家和省的领导人提出两项要求，即国家应维护统一，地方应享有自治，这是革命后的紧张局势所以未得缓解的另一个原因。中国的统一是珍贵的历史遗产；而外国对中国的野心图谋，也是迫切的现实，需要图谋对策的。对这一基本的看法，几乎不存在什么分歧。但如何去组织国家的统一呢？随着革命的发展，一些重要的政治领袖和团体，竭力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其中以北京的袁世凯和边远的云南省都督蔡锷主张最力；中央集权制也是许多党派政纲中的要点。但在革命后的最初数月中，中央集权制的呼声被地方自治鼓吹者的声音所淹没，并在国会中被否决；这些鼓吹者往往是省自治的极端拥护者。

认为各省自治较之中央集权制，更有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在清末即已广为传布。大多数省份在革命后，也都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于放弃其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地方的军队，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与此同时，省级以下的县议会的影响力和自信心，也大为增强了。在地方主义者的心目中，统一和自治两项要求，可以融合在联邦制的体制中。民国早期，中国在实际上是各省联邦的形式；但是外国对中国政府不断的施加压力，使这种松散的联邦受到严峻的考验。

新秩序的结构

在紧张的局势未得缓解的形势下，新的政治秩序虽已建立，但上述矛盾并未获得解决，还需付出艰苦的努力。为了弄清以后各主要事件的前后经过，简述1912年新的政治秩序结构是必要的。

根据革命后谈判达成的协议，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总统。袁氏宣读了革命领导人1912年在南京起草的《临时约法》和总统誓词，宣誓实行共和体制。但新的《约法》赋予总统相当大的行政权，理论上总统是全国海陆军的统帅；要弹劾总统是不容易的。再者，总统在理论上有广泛任用官吏的权力，同内阁总理和内阁共同承担责任；而内阁总理和内阁，是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即国会的同意后任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是袁世凯的老同事唐绍仪，在革命以后，却异乎寻常地坚持同情革命。

民国第一届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组成，每省选出代表5人；参议院没有重要的保皇派，但主要革命党同盟会员的席位仍不足1/3。这反映出同盟会对参加革命的各省，仍不能控制半数以上的省份。其他的各主要政党，既不代表先前从同盟会中分离出来的派别，也不代表官吏和士绅的改良主义立宪派。这些官吏和士绅只是在革命中，有的是在革命后，才开始接受共和体制的。第一届参议院的主要成就，是制定两院制议会和新的省议会的法规（各省的省议会，实际上是1913年上半年建立的）；其另外一个成就，是抵制袁世凯关于建立控制各省行政管理的设想。

在大多数的省份里，政治领导集团由两套机构组成：一是军队，主要是清末在各地建立的现代化新军的领导人；二是各省的省议会。虽然革命的爆发经常是从社会下层开始的，但当此清政府已处于土崩瓦解之际，要巩固新政权还是要靠这两个集团中的人。各省最高的军政长官是都督。我们把满洲的几个省和甘肃省排除在外，因为那里的情况不同，难以比较。余下的内地17省中，在1912年仲夏，有12省的都督是军人；这12人中，有6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有5位都督不是军人，其中2人自清帝退位前没有参加革命。在各省政权中，军队和省议会成员所占比例各有不同。在云南，新军军官牢固地控制都督府；在湖南，掌握省军政大权的都督，改由省议会议长谭延闿担任。在几个省内，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成了第三方面势力。在广东，省政权完全由革命党人所控制，胡汉民得以出任都督。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湖北和江苏，军队中的许多重要部门不一定包括都督在内；到处是革命党的支持者，或与其持同样激进的观点。而由此产生的政治状况是相当混乱的。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早先参加革命的省份，多数省都能团结一致，防止北京的权势人物插手地方事务。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满洲，袁世凯才能单方面任命重要官员。

多数省的都督不仅不受北京的控制，而且还能聚集起足够的力量，防止下级行政单位分离出去。在几个省内，巩固省都督的权力是很不容易的过程。扩大革命地区的方式之一，是建立省以下的道一级革命政权，虽隶属于省都督府，但经常不能迅速完成。与革命前的省巡抚权力相比，到1912年底，省的都督在辖区内普遍已具有财政权和人事任免权。这种状况部分是由革命环境造成的，因为革命是采取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面对僵化的中央集权——被认为这是清朝统治，特别是清朝最后数年统治的特征，各省坚持自治，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在对省自治的阐述中，上海年轻的记者戴季陶1912年曾撰文称：“省之地位，对于地方，则为最高之行政区域；对于中央，则为最大之自治范围。盖欲达共和之目的，非求民权之发达不可；而民权之发达，则非扩充自治之范围不可也。”戴氏指出，中央集权拥护者辩解称：“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一般人士每论为地方之见太深，故此省与彼省隔，此府与彼府隔……”戴氏为驳倒此论点称，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不能行中央集权之制；中央集权之制，常造成帝制时期衰弱与崩溃之局。戴氏断言：“由此言之，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正以中央集权思想过深，地方自治观念甚微。”并认为，省自治与民选省长，为国家政治进步与安定之关键。

这种地方分权的自治情绪，与北京的官僚，包括总统在内，正好相反。戴氏的分析，也意味着制止省以下的道有避开省权力的意图。

各省都督府在省内取得的实际权力，也大不相同。清朝末年，已经开始在县建立自治的谘议局；革命后，这些团体的影响迅速增加。按照清政府的预计，地方代议机构的职能，只能是在中央委派的官员指导下，着手进行地方的改革，特别是教育的改革，并为这些改革筹集资金。革命以后，许多地方的县谘议局就任意扩大权力，竟自行推举县的行政官员，包括县知事。县谘议局的这些做法，与数世纪以来的政治思想流派相吻合；这个政治思想流派，竭力促进地方名流与地方行政长官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1912年至1913年间，一个实际的现实问题，不仅违背了北京中央集权者在政治组织上的观点，而且也是对各省都督的蔑视；大体上都是省行政当局得到胜利。但从数年来各省的预算来判断，省当局的胜利常常是部分的；与清代多数省的情况相比，县里截留的税收似乎更加增多了。

同时革命后，军队扩充多了，因之向各省征收的税款也大为增加。尽管在清帝退位以前就裁减一些军队，但参加革命的各省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保留了各种各样的军队。有的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在革命中招募的。不发清长期拖欠的军饷，遣散军队是办不到的；拖欠的军饷越多，士兵和下级军官留在营里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发生骚乱，或从事抢劫。例如在江苏，据一位日本领事估计，清末该省有4.4万名军人，革命时增至18万人。经过大力裁减和遣散之后，在1912年8月，各军事单位仍有10万人。至于全国性的数字，只不过是一种估计。北京政府同外国银行谈判贷款，以便用贷款的一部分去支付裁减军队所需的遣散费；对于当时全国的军事武装人员，谈判时使用的数字是80万。只要有靠地方财政的供给维持军队，北京政府既得到加强，又削弱了省的实力。各省虽对北京当局也做了防范准备，但也耗尽了省预算的资金。不然，这些资金完全可以用在改革上面，也能够为省自治注入活力。1912年和1913年，北京政府继续裁军。到1913年春，当时的现代化正规的军队，约有50万人。但大多数参加革命的各省中，军费的筹措与军队的指挥仍由各省负责；直到1913年夏，袁世凯向省自治发起武装进攻为止。

拖欠军饷曾多次激起兵变，这也是事实。但军队从来不反对社会制度，也没有对当时的上层集团统治构成威胁。同时，农村的混乱和骚动也很快平息了。有关大股土匪的活动也经常发生，农村偶尔也发生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的动乱，但是经常遭到镇压。在二次革命后，农村的动乱也没有达到值得全国重视的规模。来自下面的威胁，即使是分散和无组织情况，也引起地方社会上和政治当权者的重视。当国家的领导在试行自由主义的政治时，来自下面的威胁也被顺利地控制了。

政党和立宪政府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政府之外的团体，是否可以联合起来以达到参政的目的，一直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在帝制时期，正统的观点认为，党派和小集团对政府工作是有害的，而且其本身也是邪恶的。这种观点主要集中在“党”字这个词上。当清朝被推翻时，党禁也被解除，被压制了数个世纪组织政党和社团的热情，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民国刚建立的头数月里，一下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在名义上都是要通过代议制，为取得政权而进行竞争。

政治团体的大量出现，是革命后政治风气的重要现象，这些政治团体，正是建立在革命前的实际经验基础之上的。组织党派的领导人，大多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间。而日本的政党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发展，辛亥革命前后，日本的政治生活正进入新的重要阶段。自从孙逸仙于1894年、1895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组织以来，中国的政党是以秘密团体进行密谋活动出现的。在清朝末年，各省建立的谘议局和全国的资政院，对于公开成立政治团体是一个鼓舞；这些政治团体都毫不隐讳地以政党的面目出现。卓越政论家与具有丰富经验的社会活动家梁启超在日本撰文，以务实的顾问身份，鼓励组织政党事态的发展。当革命到来之时，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特别具有西方政治概念的人，遂以高度的积极性进入政坛，投身于政治斗争。

这时，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最主要的革命团体同盟会上面，孙逸仙、黄兴、宋教仁是同盟会著名的领导人。但同盟会的这些具有全国性威信的领导人，手中并没有掌握有影响力的地方组织；对地方上最具有献身精神的坚定革命分子，也不能真正控制。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强调辛亥革命后各省政治上的自治；但国家的统一仍然是最终目标，国会、总统府等正处在形成全国性合法机构。在此形势下，全国性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功或失败，对革命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对整个政治风气具有重大影响作用。

革命爆发后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党人相继扮演了三种政治角色，即推翻清朝的密谋者，革命中或革命后的军事领导人和行政官员，争取全国大选胜利的公开政党的组织者。

在共和的旗帜下，革命得以迅速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同盟会及其支持者的宣传及各种密谋组织网；革命的成功，也大为提高有经验的同盟会领导人的威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因士绅政客和军官的加入，使革命政府陷入困境。革命密谋的成功虽给地方带来了好处，但好处并没为密谋者所垄断。但无论如何，有经验的革命党人在许多省里实际掌握了政权，控制了资金和军队的权力，因之其在同盟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全国性领导人（以区别于省的领导人），从密谋者转变为行政官员，首先发生在1912年1月光复各省的首都南京。孙逸仙当了革命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从1月直到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孙逸仙同少数杰出的革命家一样，也接受了北京袁世凯的新共和政府授予的职位，当了发展全国铁路的督办。这是一个没有多少分量的职务，但明显符合集中其精力于社会关切的问题，而不去问政治的意向。黄兴是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后来被袁世凯任命为南方部队驻南京的留守，忠实地在南京进行裁军，把军队裁减到经费所能承担的地步，并在1912年6月即辞职。宋教仁在南京时起草了治理新秩序的宪法。1912年春，黄兴与其他的同盟会老会员，一起在北京参加了新的共和政府的内阁。

不论是为革命时的密谋者，或为革命后的行政官员，都未能使革命者获得稳固和主要的地位。除在少数几个省还在掌握权力和有较大的影响外，革命党人在民国元年的趋势，是手中的行政权力越来越削弱了。1912年6月，唐绍仪因与袁世凯矛盾，辞去内阁总理时，来自南京的内阁阁员也都随唐绍仪退出政府。袁世凯控制着内务与陆军两部，使辞职成为唯一可走的路子。因此，有经验的革命家想以和平的方式重新恢复其全国政治影响，就得组织政党，而不能靠官僚机构的特权。

1912年3月，同盟会正式将自己从革命团体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唐绍仪之出任国务总理，虽由袁世凯总统所任命，但原来是作为北京方面和革命党人之间谈判议和的内容之一。此时唐绍仪也参加了同盟会。但同盟会在参议院中仍是少数党，尽管与其他团体联合在一起能成为多数党。1912年8月，在宋教仁领导下，以同盟会为核心，合并了其他四个小党，建立了一个新党，采用了国民党的名称。

同盟会的这次改组不仅是形式，是国民党妥协的结果；从其政策上来看，明显不如同盟会激进。孙逸仙关于地租和地权的政策，在国民党的政纲中不提了。这些政策尽管是温和的，但对于出身上层社会的人，仍为之感到不安。国民党党纲又删除了“男女平权”主张；对于同盟会“力谋国际平等”的提法，因中国受有不平等条约的制约，而软化为“维持国际和平”。同盟会纲领中“行政统一”号召，被含糊地鼓励“政治统一”所代替，却保留支持“地方自治”的提法。这些改动是保守的，但其独特的社会政治倾向，与袁世凯是截然不同的。与一些老革命党人的愿望相反，宋教仁把立足点放在拉拢保守的士绅阶层选民上面，而这部分选民早把赌注押在地方自治和政治参与上了。革命党人调整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以适应虽在政治上激进，但在社会方面保守的性质。国民党经过这样一番改造之后，在1912—1913年冬的国会选举中，终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在革命领导人眼中看来，民国元年可以被认为是一连串的退却。在革命过程中，革命的力量并没有完全调动起来，全力以赴地去夺取全面的胜利（大部分革命力量并非听从革命领袖）。当权力机构重新改组时，权力越来越多地从革命党人手中滑掉了，直到1912—1913年冬季选举时，这个趋势才得到改变。有些革命党人甚至怀疑，通过选举能否获得政权，竞选是否会冲淡人们的革命信念。但是，若用另一观点来看1912年时，同盟会却显得更加强大了。

在民国建立的数月内，一些非同盟会的主要党派纷纷试图合并，但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党派之一的民社，是以湖北都督、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该政团于1912年1月组成，说明其已脱离湖北省同盟会。民社之所以重要，因为黎元洪是第一个革命政府有威信的首脑，也是一支规模相当大军队的有力统帅。

另一个重要的政治集团是统一党，其主要领导人为学者章炳麟。章氏成为共和主义者已有10年，曾一度为同盟会的领导人之一；但在1910年与同盟会决裂，并与在上海光复会的几个同志联合。辛亥革命后，章氏与在江苏、浙江两省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士联合；这些人士曾是官僚和拥护过君主立宪政体，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也都转而支持革命。这些人士中有改良主义学者张謇，曾任孙逸仙的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总长；有前清的江苏巡抚，当时任江苏都督的程德全。在章炳麟的帮助下，统一党成了前清官员和士绅要求向新秩序过渡的桥梁。统一党的纲领，正如其名称一样，强调国家的统一，提出对全国的行政区划实行改组，以达到国家领土统一的目的。统一党正与同盟会和国民党相反，不强调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此外，有些人建立一个听从梁启超领导的党；这些人在君主政体下，通过全国的资政院和省谘议局组织代议制政府，曾起过重要作用。1912年秋，这个党的名称改为民主党。这个政治集团，在革命前曾经建立一些类似政党的组织，在许多事件中，特别是组织1909年和1910年为召开国会的请愿活动中起过很大作用。革命以后，该政治集团不久即主张实际取消省的行政建制，作为统一全国行政，建立单一强大政府的必要步骤。

在有实力的同盟会面前，这些小党派感到其势单力弱。1912年5月，这些小党派合并组成共和党，其目的正如章炳麟给梁启超的信中所称，在于“以排一党专制之势”。这个新党不能长期容纳不同的派别，章炳麟一派和梁启超一派遂与该党就分道扬镳了。但分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对同盟会势力的估计；相反，却是由于对同盟会势力的过分恐惧所致。梁启超是革命党人主要攻击的对象。民国初年，一些党派的组织者生怕招致同盟会的攻击，力图避免吸收梁启超参加其党。

同盟会对梁启超的敌视，可以追溯到10年以前。那时，同盟会与梁启超之间，曾为争取海外华侨与中国海外留学生有过争夺。梁启超与同盟会的代言人，曾就革命是否必须以及其他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论战。梁启超反对革命的态度可能仍未改变，甚至在1911年末和1912年初清帝退位势在必行之际，仍坚持其延续清帝的立场。梁氏当时鼓吹“虚君共和”，并从日本委托在国内的密使，把这个主张转达给章炳麟和袁世凯等人。这是梁氏组织和鼓吹10多年君主立宪运动最后发出的哀鸣。梁氏最后“虚君共和”的提法，可能是其对这场政治大变动所采取的最激进的步骤，有意把君主降低到只有象征性的做法，像1946年后的日本天皇一样。但是，梁氏为此所作出的努力，像其在革命中阻挠真正共和主义者所设计的各种方案一样，都丝毫无助于同盟会对其取得和解。

梁氏的好友张君劢，在清帝退位的当天，写信给在日本的梁启超说，虽然革命党人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梁氏所期望的，但再变来变去，国家也经受不起折腾了。此时梁氏集团已处于瓦解的边缘，看来梁启超是接受这个意见的。但对梁启超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在其最终放弃君主制的主张之后并未停止，广东就曾发生主张剥夺梁启超从事社会活动公民权的运动。1912年7月，一些革命派的编辑对一篇有侮辱性文章的反应，要解除天津一家改良派报纸工作人员的职务，并企图逮捕其经理人，而这几位经理人都是梁启超的密友。梁党的集会也遭到同盟会代理人的破坏；梁启超得到了通知，吓得其他的人不敢去开会。与此同时，袁世凯在革命时期曾求助于梁启超的支持，但遭到梁氏拒绝。1912年早春，在结束了同革命党人的谈判之后，袁世凯也明显失去对梁启超的兴趣，甚至发现梁氏正逐步卷入由同盟会政治基调所左右的气氛之中。梁氏在国内的代表劝告梁启超，在其从日本回国之前，应先取得北京政府的正式邀请。袁世凯在首都北京接待了孙逸仙和黄兴之后，于1912年9月底——可能是被说服了，才向梁启超发出邀请返国函。10月，梁氏在北京备受款待，并立即恢复其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但梁氏仍然重新向其发起攻击的革命党人和解。

非同盟会的观点表明，在1912年，虽然在行政职位上的革命党人不多，但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潜力。这在国民党成立后三个月的国会选举中，是一次唯一的机会。中国各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广大选区内，免受官僚操纵，或在被迫下竞争选票。

有关选举的规定如下：凡年满21岁的男性，具有小学同等学历，或拥有财产，并按规定数量交纳税金（数量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男子排除在外），并在选区（县）内居住两年以上者，除少数例外，均有选举权。登记的选民，约占全人口4%—6%。选民的总数大大超过清末的选举人数，那时有选民资格的人数远低于1%。选民投票选举的，是国会两院议员和省议会与县议会的议员。选举是间接的，投票人先选出代表，由代表在晚些时候开会选出县议会议员；再由县议会议员中选举省议会议员，再由省议会议员中选举产生国会议员。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以后。新的县议会和省议会在冬季的几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于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

国会的许多席位的分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比如分配给西藏、蒙古、华侨的席位，不可能由选举来产生议员，实际都是由袁世凯指定。来自上海的曹汝霖，在北京当过律师，后去外交部任高级职务，就成了代表蒙古的参议院议员。如果不考虑这些特殊情况（274席中的64席），只计算内地和满洲21省选出的议员，国民党在参议院中取得明显的多数（210席中的123席）。在众议院中也是同样情况。许多议员并没有参加任何一党，有的热衷于具有几个党的党籍；国民党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为169席，超过了其他三个主要党加在一起总数的154席。梁启超感到十分沮丧。国民党处于极其有利地位，可以要求在国会占优势的党内选出总理和内阁成员。

对国民党获胜的解释，公正地说，是其政治力量来源于党同革命保持密切的一致。国民党既然在国内分权的行政机构中不占优势，就必须直接向选民（限制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中）发出号召，来调动这股力量。很明显，国民党既依靠其所掌握的行政当局，也依靠在对立或中立的都督统治区内，开展强有力的宣传活动。与其他政党相反，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在当时条件下，要承认许多省的自治，这是受到地方士绅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欢迎的。接着，国民党凭借其革命威信与组织效率，制定了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与战略。

收买选票，特别在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影响选团而收买选票，规模虽不得其详，但已被广泛揭露。同其他国家的代议制发展中出现的情况一样，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在其选举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或官方金钱的影响。但无论从报道看，还是从选举结果看，贿赂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的。

国民党的胜利，是由主谋人宋教仁运筹策划得来的。宋氏时年30岁，受到胜利的鼓舞，终于取得1912年革命党人不曾得到的全国政权。1912年夏，袁世凯独断独行之事，导致参加同盟会的唐绍仪内阁因之倒台，遂破坏了袁世凯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协议。但这个被破坏的协议，又于当年8月底和9月初为孙逸仙和黄兴所修复。孙、黄二人此时来到北京，与袁世凯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及目标一致的相互尊重的庆祝会。结果于1912年秋，国民党与北京政府进行合作。国民党虽没有实际参加政府，但在此后数月的选举运动中，没有公开提出反对袁世凯。由于国民党在1913年1月和3月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宋教仁开始在演说中攻击袁政府及其政策。宋氏更加坚持其主张，只有国会才能产生总理和内阁；国会负责起草新的更为持久的宪法。宋教仁直截了当鼓吹需要削减总统的权力。尽管孙逸仙向袁世凯保证，新国会仍继续选其为总统；宋氏也的确认真考虑过驱袁世凯下台的问题。

宋教仁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实现，于1913年3月20日遭到袁世凯政府派遣的密探所暗杀。宋氏所设想的选举、政党、国会及其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都一一付诸东流，并且当年没有实现，以后也没有实现。此后，其他一些政党建立了，又改组了；除了手中掌握有军队的人以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掌握政权。

议会与政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民国最初两年，也表现出非凡的活力。议会和政党毕竟是建立在民国前10年的政治组织，是有政府以外运动经验的基础，并引起了深入研究和多年的讨论。退一步说，政党的组建和竞争，是自由主义热情的政治表现，也是社会日趋解放时代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官僚的崇敬显然减少了。一场规模不大，但十分积极、自信的妇女运动，开始鼓吹妇女选举权，向妇女普及教育，主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数量的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里，男人普遍剪去了辫子，新款式的服装也流行起来。保守主义者带着疑惑的心态，来关注中国发生的社会和政治的剧烈变化。

袁世凯面临的问题

在晚清的官吏中，没有第二个人能像袁世凯那样，在短暂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为实现改革的方案，得到众多招聘幕僚的帮助，袁世凯参与了清末制度改造与革新的各个方面。袁世凯是个实践者，而不是理论家，并没构想出改革方案，也没有为这个改革方案制定出原则；而只是贯彻执行，从实践中证明其可行性。但是，即使考虑到强调袁氏的实践，人们也很难理解，袁世凯在任总统时却转向保守主义。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的袁世凯，当革命势力已掌握国家之时，应当承认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袁氏为避免与革命领导人发生冲突，表现出委曲求全；在其受到威胁时，则采取策略上的退却。但是，袁氏对革命后政治和社会开明景象的不满，不久就变得明显了；认为学生变得无法无天，感到鼓吹妇女平等将破坏家庭，也破坏了社会的伦理纲常。在袁世凯看来，民国初年废除小学生读经，是离经叛道的措施；抱怨在革命后，官场的规矩已荡然无存；各种税收被地方上的权势人物挥霍一空，农村一片混乱。总之，袁世凯深感中国的落后，也经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操之过急，要求过多，与其主张的收缩整顿是相矛盾的。

在袁世凯任总统的最初两年，最使其感受困扰的是国内问题，即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及省与中央关系的问题。

袁世凯在就任总统时，宣誓遵守《约法》、议会的地位；这是1912年革命党人起草《临时约法》中所载明的，也是十多年来政治运动和政治论战所得到的成就。袁氏不去评论《约法》是否必要，也不问代议制是否在中国适合，却讨厌1912年创制的政治体制，并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其不满和抱怨的焦点，集中在政党上面。早在1912年7月，袁氏就警告说：“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激成意气，习非胜是，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揆诸经营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1912年12月，开始进行国会议员选举时，袁世凯表示，担心获胜者会更关心其一党之影响，而不是公众之福祉。

国民党在选举获胜后，被袁氏视为其主要的敌对者，但对其他政党亦不表尊重。当致力于组织国家政权机构时，袁氏感到“临时约法……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袁世凯的这个看法，只是在其摧毁国民党，国会已经破产之后，需要制定更符合袁政府要求的宪法时，才得到公开表露出来。1913年3月袁氏之暗杀宋教仁，并不简单是为了清除政敌，而是表明袁世凯与宋教仁之间，在组成全国政府的观点上有着根本的分歧。

袁世凯所关注的第二个是造成国内分裂的问题，认为只有实行中央集权才是适合于中国的政体。1911年11月，当梁启超公开拒绝由袁世凯提出的清政府授予的官职时，袁氏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二：其一是国体应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其二是政体的组织应当是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前一问题已经为革命解决了，而后一问题尚有待作出回答。民国的第一年，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日益倾向于中央集权的总统，统辖的却是个联邦制政府事实。

与代议制政府和政党作用的问题一样，中央集权制问题也早在十年前就明确提出了。清末，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改革，即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国家的控制。在很大的程度上，辛亥革命即是各省对中央扩大权力的反抗。革命以后，那些固守在中央集权下统一的人，对把联邦制度推向极端感到极大的震惊。官员的任免、财政、立法，甚至军事上实行自治，大多数省份都已普遍采用。争论使人们相信，联邦制会削弱民国政府的力量；而中国正处在具有掠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之中，只应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调政党和议会的人，不一定就赞成联邦制。强调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论者，如宋教仁，认为同省自治的捍卫者结盟，支持其某些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就任总统的前数月内，袁世凯不得不默认省的自治，但对此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厌烦情绪。1912年7月，袁世凯承认各省都督的合法地位，当然这些人不是靠袁氏才当上都督的。袁氏认真地请都督们能与政府合作。同年秋，袁氏试图行使任命各省文职官员的权力，但此举显然是徒劳无功。袁氏的此种作为，被认为是对各省内部事务的干预，并频频受到激烈的抵制。当年11月底，袁世凯要求各省当局任命县知事时，须呈报中央政府批准，称此为《临时约法》赋予总统任免官吏的权力，但对此未得到各省的反应。袁氏关于在各省设置特派员机构的立法建议，亦未获临时参议院的批准。1913年1月，参、众两院正忙于选举，实际处于休会状态，袁世凯利用此时机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于是抗议总统专横跋扈的呼声随之发生。在袁氏出任总统的第一年里，虽敛气以行，经此次抗议后，其重树中央权威亦大为受挫。时政府的国库，亦因各省对税收的截留而大感拮据。

清朝的这位重要的改良主义官员，作为总统不能够，或者是不愿意适应民国的分权和自由主义环境。民国时的社会松弛，对袁世凯中央集权在实践中所施加的限制，使其深感恼怒。国民党1913年在选举取得了胜利，使袁氏面临权力将被进一步限制的前景。宪政、选举和地方自治三者，正在一步步将袁世凯逼向政治绝路；但袁氏并不作退却，而是准备应战。

二次革命

从数量上来看，袁世凯在1913年春，并未掌握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其军事优势，在于所控制部队具有持久的聚合性与机动性，总数约8万人。虽然中国的其他部队数倍于袁氏的部队，但在地理上处于分散状态，在政治上号令又不统一。袁氏之所以能发挥其军事优势，实有赖于成功地运用政治手腕，争取了同盟者，制止敌对方面的结盟。其在1913年所以能克敌制胜的关键，是在很大程度上孤立进步党，又获得了外国的援助，使多数省份的实权派人物保持友善的中立。

国内的武装冲突，爆发于1913年7月，持续了两个月时间。冲突的起因有二，一个是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这个问题因国民党1913年初选举的胜利而陷入危机），另一个是北京政府对各省拥有多大的权力。宋教仁遭受暗杀事件，促使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迅速转向进行武装抵抗。宋氏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杀，两天后即逝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暗杀是由袁世凯政府指使的。

1912年夏天，孙逸仙在北京明确表示对袁世凯的支持；在1913年的前数周内，又重申对袁氏的支持。然而，宋教仁遇刺的事使孙氏明白，袁世凯必须下台；并进而意识到，仅有宋氏的选举和议会是不足恃了。1913年3月末，国民党的首要人物孙逸仙和黄兴，试图集结足够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打败袁世凯。本来袁世凯想除掉宋教仁以削弱国会中的反对力量，结果却因此引发了一场军事冲突。

怎样发动一场讨伐袁世凯的战争？各省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1913年春，大批部队集中在三个中心地区：华北的北京周围（最大的），华中的武昌周围，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周围。军队分别占据中国最发达的交通三角形的一角。北京有铁路同武汉和南京相连，长江又把武汉和南京连接在一起。军队有可能在这个三角形的任何一边，来回作大规模的迅速运动。鉴于渗透北京核心的部队没有希望，国民党领导人努力在湖北和江苏争取同盟者，力图从上层和下层两方面开展工作，既谋求都督的支持，又直接号召下层军官参加讨袁事业。

湖北省的实权人物是前清官员，也是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尽管黎氏同老资格的革命党早就疏远了，其所以被提名为袁世凯的副总统，是宋教仁为了确保国民党选举成功的权宜之计；此时却有革命党人提议由黎元洪替换袁世凯为总统。宋教仁遇刺后，黎氏曾被劝说参加反袁起义，但黎氏毕竟是从民国一开始就同袁世凯结盟共事。也有情况表明，确有革命党人正在活动黎氏部队中的激进军官，参加反袁的密谋。黎元洪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并把在军中活动的异端组织视为对其本人的威胁。4月，黎元洪秘密邀请北京派少量部队进驻湖北。5月，秘密不复存在，开进湖北的北京部队已增至1万人以上。早在交火之前，中国三个重要的军事中心，袁世凯已据有其二。

在江苏的都督——黄兴同该省权势人物有密切联系，与黎元洪在湖北不同，是在省内并不占有支配地位的人物。直到二次革命爆发前，江苏依旧在袁氏和其对手之间徘徊不定。但是，早在湖北的密谋失败时，人们已感到士绅和商人中普遍存在着厌战情绪，该省参加起义的前景显然已很暗淡。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与驻南京精锐部队有密切联系的黄兴，在这段时间里又恢复已故宋教仁的方式，主张合法反袁。但是，在江苏省仍存在两种反袁力量：其一是地方主义者对袁世凯中央集权的不满；另一是国民党实力人物在该省的组织工作。

不少省份因为税收和官员任用与北京发生冲突。当这些省份决定对袁氏反抗时，而袁氏退却了。但是，袁氏同国民党的江西省都督李烈钧，已经处于接近公开的敌对状态。李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清军军官，曾参加辛亥革命，热心家乡江西省的自治。当时袁世凯为了分江西省的权力，任命一文职人员为江西民政长。当这位民政长于12月到达江西后不久，即被赶出江西。1913年1月，袁世凯下令扣押合法运往江西的一船军火。不顾李烈钧的反对，江西省的长江港口要塞司令执行了袁氏的命令。这样，事情变成了江西都督与境内军事官员的权限问题，因为袁世凯的退避，所以战争在3月间得以避免。在宋教仁遇刺时，还没有一个国民党领导人对袁世凯敢如此公开的敌意。李烈钧对宋教仁强调的国会和宪法程序并不赞同，但其对武力讨袁运动甚为热衷。

在广东和湖南，即可以看到既有国民党的政治倾向，又有地方主义者对北京的反抗两者结合起来的情况。不过，其形势比江西更加变化无常。安徽的都督是国民党员柏文蔚，参与了反袁的密谋。反袁的密谋者还寄希望于福建、四川等省的响应。

在1913年春，革命党人还是具有潜在的优势；但参加反袁斗争者，并不是出于对结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这场反袁的斗争，是被总统逼出来的。在国民党取得选举胜利以前，袁世凯已决定不再退却，要转入进攻。

在暗杀了宋教仁（3月20日），并在军事上包围了湖北（始自4月初）以后，袁世凯下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大借外债。辛亥革命结束以来，外国银行团在其各国（英、法、德、美，不久又有日、俄参加）政府指导下，给予北京政府一笔巨额贷款的谈判一直在进行。北京政府对外公开宣称，贷款主要是用于偿付拖欠和即将到期由清政府继承下来的债务，包括偿付外国在辛亥革命中受到损失的要求赔款，还用于急需的政府开支。以英国为首的银行团所属各国政府提出，要在中国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国人为条件。最引人注目的，外国雇员首次进驻并“改组”的盐务署，以盐税作为贷款的抵押。同时，银行团的各国政府，有效地阻止中国从银行团以外取得大量贷款。北京政府当局面临在半殖民地条件下令人难堪的局面，即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组成一道坚固的阵线，力图用巨额贷款换取其在中国政府中更高的地位。甚至伍德·威尔逊1913年3月宣布美国退出银行团之后，美国人仍然遵从银行团的协议，在该项贷款签约之前，抵制其他方面向中国作大笔贷款。

北京政府贷款一事的危险性，并因此受到谴责；不必是国民党人，就是任何人都能看得出的。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孙逸仙的宿敌康有为，在1913年把贷款比作“食毒脯以止饥”。康氏争辩说，总可以找到某种办法，以避免银行团置人于死地的施舍。用盐务管理权换取2500万镑的贷款，在扣除拖欠的债款及筹措借款的费用外，中国政府实际只能拿1000万镑多点的贷款。做了这笔交易，政府下一步又将如何呢？康有为问道：外国人再注入一笔钱，是否就不会献上另外的政府机构，或者土地税呢？“诚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康氏写道，此时向正欲鲸吞蒙古与西藏的俄国和英国借款，是何等荒唐！“政府是谁委托，而敢以五千年之中国，万里之土地，分赠于他人乎？”康有为深知，清末的外国贷款协议致犯众怒，终导致清室之亡；亦即暗示，尽管当下民众对外国贷款之事默然无声，但新燃起的怒火，有可能在民国重复上演。

然而，袁世凯于1913年4月27日凌晨，悍然签订了所谓“善后大借款”；因其预料终将与革命党人摊牌，需要资金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补救办法，建立统一的国家财政体系，袁氏亦表示同意；但各省都督和国民党人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这样，要实行全国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动用武力是需要用钱，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向外国贷款。袁世凯行动进程的逻辑，也正是如此。

在签订借贷协议之前，袁世凯就决不将此案提交国会批准。袁世凯曾同意按照《临时约法》来治理国家，而《临时约法》明确规定，此类协议须经国会同意。暗杀宋教仁引起国人的愤怒，借款条件的不得人心再次表明，贷款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是困难的。同时，缔约国事先就接受了这个不合法的程序；签订贷款协议的意图一暴露，国会就大吵大闹起来。

袁世凯向英国驻北京的公使透露，按照国会程序办事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自称：“如果他们再这样闹下去的话，有办法对付他们。”5月，这个贷款计划部分被泄露出来。原来自1912年秋天以来，袁世凯支持把国民党以外的所有党派联合在一起，也为此作了不少的努力，终于建成了进步党，梁启超成为这个党的领袖，花了许多钱去收买国会议员。结果拟议中的弹劾政府流产，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势力也随之削弱了下来。从此，袁世凯便开始直接对国会议员进行恫吓和人身威胁。

到了6月，袁世凯一切准备工作已大致就绪，遂首先下令免去对其计划最怀敌意的都督职务。李烈钧在江西的部队已于3月即处于临战状态，也是第一个被免职的都督。然后，袁世凯接着下令撤换国民党在广东和安徽两省的都督。7月6日，袁氏下令调遣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队，进驻江西省的长江沿岸地带。李烈钧与其他被解职的都督从策略上采取同一步骤，表面上接受解职；同时即遄返江西集结部队，于1913年7月12日正式宣布江西脱离北京政府，实行独立；省议会推选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

此时，革命领导人在春季的密议已得到实施。革命党人为了军事需要占领了南京，江苏都督程德全不愿参加反袁，由南京出走。黄兴由上海赶来南京，坐镇指挥反袁战争。为时不久，讨袁的北伐军沿津浦线攻入山东境内，把战争引入袁世凯统治区。在上海，讨袁军五次猛烈攻击大军火库，几乎击溃了北洋军的守备部队。若不是在上海的海军站在北京一边，讨袁军很可能攻占这个战略据点。

少数几个省，特别广东和湖南，对讨袁作出不同程度的反应。但反袁阵线的分散，正显出了袁世凯军事力量集中的优势。反袁斗争的焦点，取决于江西、南京和上海，其他各地对反袁的军事并没有重大贡献。反袁运动在数周后即归于失败，其领导人大都逃往日本。

三年以后，袁世凯似乎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而却无力镇压对其反抗的运动。但在1913年，袁氏从其有限几省的地盘出发，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者。在二次革命中，袁世凯曾拥有两个优势，即在国内获得对其政治立场的支持，在国际上得到外国的帮助；而袁氏的这两个优势，后来就丧失了。

在1913年，袁世凯在国内有几个方面胜于其反对者。虽然袁氏的权力还达不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但自民国元年起，即牢固地掌握了文武两个方面的北京官僚机构。这个官僚集团的成员，也不像日后军阀混战年月中的那伙蝇营狗苟混官过日子的人。在民国初年，官员们还有使命感，想为国家创造一个高效率的行政统一体；这个目标看来是可以达到的，也是值得追求的。

袁世凯之为人，不论在公共事务上，还是在其个人品格上，都是强有力的。在1913年7月二次革命开战后不久，袁氏公开宣称，凡因辛亥革命而执政各省军政大权自封的都督，“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令朝颂，拒电夕告”。袁氏认为当务之急，是“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在6月初与总统进行长时间谈话后报告称，“袁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在中央政府领导下之各省统一……”对这一目标的实现，固然符合袁世凯及其政权的利益；而袁氏确有实据令人信服地争辩说，松散的联邦制将使国家软弱可欺，毫无防御能力。

这种中央集权的观点，除了袁氏的亲信外，还吸引了其他不少的人，都帮助了袁氏孤立激进分子。而此时除国民党人以外，其他主要的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制政策。少数非本地人的省都督们及其同盟者，对于袁世凯反对各种省自治形式，颇引以为同调，而对与袁政府合作更感兴趣。湖南人的蔡锷之任云南省都督，即为一实例。蔡氏于1913年拥护中央集权的北京政府，与袁世凯合作反对革命党人。但不到三年，蔡锷成功地领导了反对袁政府的护国战争。有些都督不是国民党员，却统治亲国民党情绪浓厚的省份，起初也欢迎袁世凯的措施。湖北的黎元洪和四川的胡景伊就是两个例子。

这些都督们只是到后来才明白，袁世凯既然厌恶省的自治，对于各省都督岂能不赶下台，但为时已晚了。

当时，反袁运动不善于结成广泛的联盟，国民党本身在地方自治问题上也意见不一。1913年的革命党人，虽然利用了各省自治积聚起来的力量，但宋教仁在去冬的选举运动中却与之相反，没有明确表示其为各省权力和地方自治的捍卫者。对于只注重省内和地方事务的许多人来说，宋教仁的遇刺和袁世凯在国会的做法，都是远方发生的事情。当时观察家的印象是，起兵反袁，没有把士绅名流和商界的头面人物争取进来，也没有试图去广泛发动群众。

在二次革命中，袁世凯除了获得国内相当大的势力支持其政治立场外，其第二个优势就是外国人的支持。对于辛亥革命，列强以为是灾祸中之幸事，以为可以由此获得许多附加条件。列强普遍对袁世凯抱有信心，相信袁氏能很好地维持其在中国的利益；而列强的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世凯当前的需要。列强确信，袁世凯能够不顾《约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从贷款所得到收入。袁世凯在与革命党人的斗争中居上风，并可以收买叛变国民党的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收买一些拥兵自重的军事首领，如山东的张勋——革命党人也曾争取张勋，但未获结果。有了贷款的资金，袁世凯北洋军的军饷就有了保证；当然，这会大大鼓舞了士气。这次贷款，中国在财政上和政治上付出了高昂代价；但在开战的前夕，对袁世凯来说，能获如此大量的现款，自然是利大于弊的。公正地说，在二次革命中，是外国银行团为袁世凯提供了资金，才战胜国民党人的。

英国人很久以来就具有一个信念，认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可以使英国人在贸易上充分发挥其优势，并能最好地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利益；英国人的这个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中国的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世凯，他们是非常了解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英国屡屡破坏中立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英国银行直接向驻沪的中国海军舰只拨给“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使海军拥护北京。银行的汇款果然是及时的，第二天革命党人进攻江南制造局时，驻上海的中国兵舰即发炮挫败了革命党人。

革命党人在1913年也有外国朋友。这年春天，孙逸仙和参与密谋的人，曾求助于日本官员。但因日本政府不愿公开破坏其与英国在华合作的关系，所以没有向革命党人提供重大的援助，可能也援助革命党人少量的金钱。少数日本的军事顾问，曾巡视过革命党人的营地。对革命党人最有力的帮助，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日本在中国的海军舰只，护送革命党领导人到达安全地带，最后到达日本避难。但日本对革命党人蜻蜓点水的援助，根本不能与袁世凯得到的外国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袁世凯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本是参加“善后大借款的”。

袁世凯战胜了二次革命，解决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推翻清朝作出的革命贡献，已不再是跻身高位的凭证；虽然这不是合格的凭证。在组织国家的问题上，在民国头一年实行的联邦制，此时也让位给中央集权的政府了。增加了政治参与，又和社会等级制的结合是辛亥革命后初期的特点，也促成了国民党1913年选举的胜利。辛亥革命就要为社会和政治意义的保守主义的政体所取代了。

对于上述意义的这个转折，有两点更深层的论点应予指出。首先，民国前两年的自由主义时尚和自由主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宪政以及代议制、选举制的政治体制，不符合中国人的喜好与政治习惯，也许这最终会自行破产。但是，1913年发生的事变并不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政治是被武装力量摧毁的。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没有认识到武装力量的危险性，去组织必要的防御与之相对抗。虽然1912年和1913年的条件难以再现，但恢复自由主义体制的观念是可以理解的，并没有灭绝。这种社会的和政治的试验，尚未到最后的结尾（不论结尾是什么样子），只是被过早地强迫中止罢了。

其次，就一般而论，此后数年的保守主义，也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或者是儒家政治的老观点上。民族主义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得到系统的阐述，并在最后十年中得到进一步完善；现在，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仍为人们所信服。虽然袁世凯已成了新的独裁者，但仍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人。袁氏及其支持者所反对的，是政治参与、地方自治及自由主义的极端行为；其对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拒绝。袁氏自己认为，关于如何在中国进行必要的变革，有其高明的见解。这样一来，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试验过程。

独裁政体

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个背信弃义的人，背叛了1898年的维新派；在辛亥革命中又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又背叛了民国。按照这种“三叛”观点看来，袁世凯手握北洋军强大的军事力量，腹藏阴谋操纵人民的权术，为其提供再三叛变的机会；撒谎、欺骗、玩弄阴谋、暗杀，翻云覆雨，为其取得一条通至高位的道路。在追求个人权力时，袁氏是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迎合外国帝国主义的要求。简而言之，袁世凯成了20世纪中国所能找的，一切道德卑鄙、政治堕落的化身。在以后的年代里，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方便方法，便是说其人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20世纪40年代对蒋介石，70年代对林彪，都是这样做的。

在考察袁世凯权势的鼎盛时期，应当把其性格作为其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袁世凯与孙逸仙不同。但袁氏与其同时代的杰出人物相似，即努力使中国适应其心目中20世纪的要求时，其个人生活作风牢牢扎根于古老中国的思想与习俗之中；袁氏有十多房妻妾和众多子女。袁氏除于正式场合身着西式军服外，平时均着中式服装；又不懂任何外语，除朝鲜外，从未去过其他国家。袁氏虽在科场中失利，但也饱读儒家经典，并且相信其道德上的作用。

另一方面，袁世凯是沿着西方和日本的道路进行官方的改革，在清朝赢得赫赫声名；曾招聘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在外国经历的人为幕僚，也认真训诫对其派上用场的外国人，更送自己的几个儿子到国外去受教育。看来，袁氏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并相信这种新旧融合的混合体，是最适合于中国的国情。

下面的词语，很可能被当成美化袁世凯的生涯。袁氏经历了1898年的维新运动和义和团事件的动乱，在辛亥革命中也没有倒台，并且地位越来越高，这表明袁氏有抓住机遇的才能。这种才能，也可以被认为是机会主义和野心的标志。袁氏对变革持谨慎态度，主张融合新旧为一体；这虽然适合于其任直隶总督时期，但面对辛亥革命后生气勃勃的局面，就显得缺乏目的和明确方向了。袁世凯在任总统时期，始终坚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人们的看法认为，袁氏热衷于贪求不受道义制约的个人权力。

虽然袁世凯是野心勃勃，也热望按其意念组织中国的政体；其为人亦非狭隘自负和习惯于接受阿谀谄媚。袁氏确是十分残酷无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草菅人命，但与其共事却是亲切随和的。袁氏极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其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其个人的过分奉承。作为总统，袁氏的种种过分行为，并非由于袁氏的自我夸大引起的，而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造成的。袁氏推崇严格的管理手段和行政法规，强调官场纪律，并视行政管理经验为其个人长于他人之处。袁氏不信任自发性行为和不受约束的政治活动；袁氏以规整统治机构，任用“可靠”的官员，为治理中国弊政的秘方。袁氏严酷无情地拘泥于形式化的秩序观念，更是显得特别危险。袁氏本可以等待时机再作动作，但其不顾一切地要消除不可预料和不正规事物的强烈欲望，确实使人闻之生畏。

袁世凯建立的独裁统治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军事上占领全国广大地区；这些地区，在二次革命之前，是在袁氏北洋军的控制之外。在打败革命党人之后，得胜的北洋军不仅留驻在新占领的地盘，而且还伸展到许多并未积极参与起事的省份。最后，除六个省外，所有内地省份都为北洋军占领了。剩下的这六个省——大都在边远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国的1/4，也受到胁迫，这几个省的首脑只得遵照袁世凯的方案办事。北洋军的军事占领，只不过是袁氏庞大改组计划的最初部分。袁世凯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删除辛亥革命以来在行政上盛行的省自治，各省官员的任命权又为北京收回。清朝官吏不得在本省任职的规矩——1912年实际已被废除，现在又恢复了。甚至在浙江，尽管是北洋军没有进驻的六个省之一，以前的浙江籍首脑虽仍然在位，但在袁氏独裁政体下，浙江籍的县知事比例也大幅度下降了。中国在1914年和1915年间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官僚体制——从未被超越，一直到1949年。

在1913年末的一段时间里，内阁（梁启超在这一届内阁里起领导作用）宣布完全撤销省级行政单位的公开政策。袁世凯最后表明不愿走得太远。在1914年春的官员职能重大修正案中，在削弱各省都督权力情况下，袁氏颁布的条例中规定，加强各省巡按使的权力。民政长的头衔换成了巡按使，确立了有利于文官地位的先后次序；由巡按使主管省内税收和县知事的任免，都督不再参与民政事务。颁布这些条例，并不等于就达到袁氏的根本目的——恢复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文官地位被降低的情况。而辛亥革命以来，文官在政治上的优势已基本丧失。例如南京的冯国璋是主要的北洋将领，很难限制其只在军营之内。冯国璋对袁氏如此削弱都督权力，心怀不满。袁世凯在全国范围内的势力网，开始是用军事行动建立的，不可能很快就改变为纯粹的文官政府；但袁氏确将此视为其建立独裁政体发展方向。

选拔称职的文职官员，是受到各方极为关注的事。北京政府为此建立了考试制度，特别是对县知事人选一定要经过考试；考试的科目，不是对儒家经典的掌握，而是有关行政能力和一般的知识。1914年和1915年，有数千人在北京参加了考试；考试的成绩虽不是唯一的，但也是重要的任职标准。注袁氏公开强调，要惩治贪官污吏和官员的腐败行为。在袁世凯的革新运动中，恢复了监察制度，成立了审判官吏罪行的特别法院（平政院）；在挥舞惩罚大棒的同时，也准备了提高官员的薪俸和高额养老金的胡萝卜。

注：吴应:《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务，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载《现代亚洲研究》,8.2（1974年4月），第219—224页。

在这场整肃官场的运动中，地方上取得的成果，看法是毁誉不一。地方对北京的指示都普遍地做到了，官府的威严及其与普通民众的疏远都恢复了。在提高效率的同时，达官贵人摆架子、摆威风的恶习又出现了。这些官僚的保守主义作风，和1912年的自由主义风尚，是大相径庭的。对此，1914年夏，一位中国的评论家说：“窃恐本意在重经验，而所保者仅其习气；本意在注意制度，而所恢复者仅其流弊……”

文职的巡按使之所以既没有完全压着军人的都督，也没有在办事的效率上受到赞扬，其原因之一为巡按使诞生在恐怖气氛之中。北洋军对革命地区的占领，开始往往是残酷的。不仅如此，袁世凯还通过军事机关和警察机关，大肆捕杀全国各地参与1913年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不管其与革命党人的何种关系，甚至很疏远关系的人，都会受到株连。袁氏的流血镇压政策持续了一年多，其规模在各省亦各有不同，牺牲的革命志士总以万人计。卓越的和激进的国民党领导人，都已逃亡到日本，或其他地方。二次革命过后，反袁的力量和袁世凯的镇压力量之间，不管在数量上和团结一致上都不成比例。

前一年在国会投票支持国民党的大部分地区，对袁世凯的恐怖统治十分厌恶。甚至可以说，正是袁氏的恐怖政策，更为助长了社会的动乱，使之社会的动乱也因之难以遏制。最显著的例子是白朗——或称白朗率领的“匪徒势力”。

白朗其人，通常被称为白狼，是在河南南部取得胜利的“匪徒”领袖，出现在辛亥革命后，1912年夏大约拥有1000徒众。拥护白朗的人群，似乎同许多“匪徒”一样，都是贫苦无地的农民和被遣散的士兵。1912年，这一伙人的政见，是反共和、亲清廷的；其口号，“为大清朝廷辛亥蒙冤受难的人报仇”。辛亥革命后社会保守主义和新秩序下士绅势力的增长，使最受压迫者提出“保清反革”的政治见解，是可以理解的。1913年，当国民党反袁战争即将爆发之际，革命党人开始与白朗发生联系。后来，袁世凯取得胜利后，反对革命党人的恐怖统治遍及各地，许多人加入了白朗集团；这支白朗的队伍，便被引导服从于革命的战略行动。

从袁世凯恐怖统治下逃出的难民，被遣散的散兵游勇，大量涌入白朗的队伍，使白朗帮伙变得强大起来。如果白朗仍旧是一伙纯粹的“匪徒”，对政府当局只是一个麻烦的事，与其他这类久已为患，但仍可控制的事相比，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但白朗一旦与革命党人有了联系，并提出反袁的政治倾向，使情况在两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样，剿灭这个日渐扩大的军事集团，遂成为北京政府的当务之急。这个军事集团在河南南部建立了根据地，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但其一旦离开根据地，就会陷于孤立的境地，而被各个击破。1913年4月和1914年1月，这个军事集团攻入安徽，引起了数省的围剿。1914年3月，其主要分遣部队转而西进，明显是响应孙逸仙提出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号召。这支拥有三千至一万人的主力部队，所到之处，一伙一伙的人参加了进来，使之人数增至数倍之众，胜利跨越陕南地区。但其进入四川的通道已堵塞，不得已转趋甘肃；因该地的民族与宗教均与白朗集团不同，又有强烈的地方主义，使白朗集团颇受居民的敌视。白朗率残部返回陕西、河南，途中被官兵追逐。白朗本人于1914年8月身亡，不是由于在战斗中负伤，或是由于有人向政府告密。政府军数十万人费了很长时间，才把余下被围困的小股力量剿除。

从白朗的故事中，可见辛亥革命既未能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也未能免除不少民众的绝望心；而革命几乎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据此便可推知，在白朗家乡以外的地区，一些农村社会中的边缘分子，既能参加到当地的土匪团伙，又能在政府的散兵中取得同道，在此充分得到了证明。流亡在日本的孙逸仙追随者中，人数虽大为减少了，但还力图使反袁的火种在国内燃烧不息；对白朗集团建立联系，构成革命党人的政治策略之一。而白朗集团的不满主要是在社会方面。

如果袁世凯把敌人只限在革命党人和社会上投匪谋生者的范围之内，其政权或许可以在其余的中国广大阶层中扎下根来；但袁氏把其官僚体制的运转想像得过于美妙，以致不容许只制止上述的两种力量。正如袁氏不加区别恐怖行动所表明的，其设想中国的弊端，远不止地区的匪患和革命党人的密谋。在袁氏看来。政治参与的全部现象已脱离常规，士绅阶层和其他社会精英，包括商人，必须放弃近十年来代议制机构兴起以来的政治特权。

限制参与政治的运动，是起自袁氏对国民党反击开始的，其范围不久就越扩越大了。在二次革命后，国会仍然存在。此时的国民党议员已与参与二次革命者划清了界限。国民党在国会中已不复存在，但袁氏还需要国会再走一次形式。按照1912年《临时约法》和以后制定的法规程序，选举其为正式总统（不同于其已得到的临时总统职位）。袁氏任意逮捕甚至处决国会议员，造成极度紧张的气氛。在金钱的贿赂收买和气势汹汹的暴徒恫吓下，1913年10月6日，国会投票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但即便如此，国会在最后投票通过前，一再延长投票时间，起草一份会议制宪法，代替1912年的《临时约法》。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列举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的政治罪状，下令彻底解散国民党，取消剩余在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资格，定国民党为叛乱组织。这样，袁世凯的恐怖行动已在全国达到顶点，国会已失去了活动能力。

但是，袁世凯并不到此止步，在1914年前数月，很快下令解散所有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国会中剩下的议员被通知回家。在清朝末年搭起的议会框架，在民国初年积极活跃的县及县以下的议会，现在无一例外的全部解散了。在清朝最后两年曾喧嚷一时，在辛亥革命中起过政治重要作用的省议会，全都被取消了。对于曾参与建构代议制，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说，这真是莫大的侮辱！英国驻北京公使，在评论解散地方自治团体时，断言这项命令，“在经济上以及从议员们在当地的声誉观点来看，影响全国各地一大批小士绅和资产阶级，使之都站到袁氏的敌对者一边”。中国人赞同这一判断的声音，虽被袁世凯的统治所压制，但还是能听得见的。

袁世凯的行政管理模式，是加紧限制社会自治的范围。前两年，报刊出版曾完全摆脱了中央的控制（虽然地方政府也压制当地报刊的批评）;1914年，对报刊的检查制度袁氏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中国商会被置于新的法规之下，一切听命于政府当局；中国邮局也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检查。成千的便衣情报人员到处搜捕持不同政见者。警察随时以搜查可疑人员及密件为由，对旅客进行盘查，对其行李则拆开仔细检查。在人员和效率所能达到的严格技术范围内，袁世凯政权正在逐步成为专事镇压的警察国家。

袁世凯的这些措施，使推进政治上自由主义（以社会的精英分子为基础）的普遍运动受到沉重打击，而且永远没有完全恢复过来。1913年10月，袁世凯陈述其专制独裁哲学准则时说：

今日人人皆侈言平等；而平等者，实于法律面前之人人平等之谓也，非指社会等级之取消也。如是，则人各皆得否认，自立准绳……自由为另一华丽之现今词语；但自由之度，应限于法律范围之内。在此范围之内，人人皆得而自由之；逾乎此，不受限制之自由，非社会之所存在者。盖倡言平等自由之辈，置法律于不顾，以肆言无忌为能事，亦不应受制于国法。世间果否有此事乎？彼辈倡言者自了然于心中矣。彼辈皇皇倡言平等自由者，实助桀为虐之乱言耳。夫共和之所以为众人所共誉者，西人释其义，以其国人皆享有发言权之谓，非为国人皆得干预于政府之行为也。若国人对政府横加指责，道途传言，混淆视听，其后果将何以堪！至民权之说，乃选举总统之最高特权，与夫代议权、选举权耳，切不可理解为对行政之处理也。

其实，真正熟悉这种语气精神的，倒不是19世纪的儒家保守主义，而是现代西方经验。袁世凯所竭力抵制的，正是新的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其所得结果，怕是曾国藩对之也是闻所未闻。与此同时，袁氏却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某些前提和目标；此人是个民族主义的保守派。

独裁政体的纲领，正是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复杂内涵的反应。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被废除了，而民众代表制的重要性却得到了承认。袁世凯命令设计地方和全国的新规划，但其在两年半后去世时，这个规划根本没有付诸实施。但是，从许多筹备中的规定可以看到，重点是从属于官方的指导。选区的选民人数，也较1912年和1913年为少。宪法程序、法律程序、公民权利，代议制会议，都被认为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具有决定的意义。不过，在袁世凯看来，这些法制都应加强，而不应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应付诸实施。

为了使税收从地方流入北京的渠道重新畅通，北京政府作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北京政府勉强实现财政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向外国贷款（在大战时，贷款无论如何是少有的）。1913年，袁世凯的冒险战略，是在屈辱的条件下接受外国资金，以此完成了国家行政的统一，从而奠定了财政独立的基础。这是一个荒谬的诡计，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乐观了，以为所有这些暴行不需付出国内的政治代价。当账单一提出来，1914年和1915年表面上的财政成就，都化为乌有了，剩下的只有袁世凯在1913年签了字的屈辱的条件。

独裁统治取得财政上的成就，不仅得益于中央对于国家的行政控制，而且还由于严格压缩各项支出的改革。清末官方民族主义所倡议的，民国头两年自由主义所推行的各项方案，不是被砍掉，就是被削减。这些方案中有各种自治团体，已如前所述。法院和法官从政府执行部门中独立出来；新的司法系统虽大为削减，但并未被取消；现代警察也没有了专款。晚清时的现代化新军，在辛亥革命后急剧膨胀；而在全国许多地区部队的规模和预算，却被大大压缩。袁世凯的北洋军虽依然受宠，但在压缩预算上也未能幸免。削减各方面的预算，袁世凯的目标，都是为了国家最终摆脱外国债主的纠缠，但却违背了民族主义者对改革的期望。

在袁世凯实行紧缩政策中，教育算是例外。袁氏不断宣说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称“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以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根据这一思想的计划，特别重视推广全国免费的国民教育，即四年制的初级小学。尽管普及教育还只是遥远的目标，但在独裁统治时期，这类由地方筹措资金办起的学校一时兴起不少。

从整体上来看，袁世凯的教育政策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由湖北省原谘议局老练的局长汤化龙领导下的教育部，要求在小学教授经典著作，仅限于精选的章节，目的是在学生语言文学方面的训练，而不是在道德方面的培养。袁世凯坚持要把全部《孟子》编入初级小学的课程之中，还批准了一个试验计划，用拉丁文字母拼写汉字，以此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在独裁时期，基础一级的学校得到扩充，而紧缩了上一级学校的经费。袁世凯增设规模不大的高等教育机构的“预科”，以适应上层社会的需要。袁政府对教育是采取保守主义态度，但却是改良主义的；同1912年和1913年自由主义的民国时期相比，当然不能满足士绅阶层的愿望（他们关注的是学制中较高级别的学校）。

因为往往强调这个时期袁世凯的人品恶劣与政见反动，而对其所实行政策的探讨就难以找到了。或许有人会提议，把过去的批判颠倒过来，但这样做并不能证明是有道理的。对袁世凯以敌视的观点来论述，是有确凿事实根据的。对袁世凯独裁统治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鼓励发展经济，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内工业体系所得到的好处。但无论如何，注意力最终必然转移向袁政权的残酷性及其根本性的失误上。袁世凯的愚蠢做法是强迫他人服从于他；其所以是愚蠢，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还因为这会激起对其支持的社会阶层，甚至是其副手和合作者的反对。

袁世凯意识到高压统治是有其极限的，也坦白承认宪政和代议制的必要性；但却不去迅速恢复自由主义共和政体的民众参与局面，而试图从帝国政治中找出其他的办法来补救。对袁氏及其政策来说，其结果都是毁灭性的。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

在总统任上，袁世凯通盘考虑独裁政体的成果时，想着国家行政既然已经统一，为什么他举手投足而老百姓不三呼万岁？为什么他号令既出而老百姓不乐于赴死？当初设想随中央集权而来的国家强盛，今又在何处？为什么中国面对外国列强仍如此软弱？袁世凯任总统时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让而告终。外蒙和西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处于欧洲人的势力笼罩之下。无论袁世凯在1913年和1915年同俄就外蒙问题签订了协定，也无论袁世凯在1914年关于西藏问题的西姆拉会议后，拒不与英国签订协定，但都未能改变这两个地区的状况。同时，外国人已插手盐务管理；列强在中国的铁路修筑权也扩大了；外国列强拒不与中国重开关税谈判。最屈辱的后果是1915年1月开始的中日谈判。袁世凯在日本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条”最后修订文本面前投降；竟把这些机能不全症状的疾病，盲目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认为是皇朝瘫圮，帝王失位，中国是缺少了皇帝。

人们有理由感到惊讶，清朝皇帝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推翻之后，怎么能有人这么快得出这个结论呢？对辛亥革命的不同解释，是理解这种思路的一个线索。人们可以把这场革命看成是含义为排满的斗争，而不是当成反对帝制的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民国只不过是因为缺少汉族皇帝来名正言顺地代替被推翻的满族皇帝所偶然出现的结果。在袁世凯的心腹人员中，有些人一开始就指望，民国只不过是袁世凯登基时机成熟之前的临时过渡形式而已。

恢复帝制最有说服力的道理，是明显的民国不得人心的事实，已在前文中指出，所以白朗匪徒1912年提出拥清口号。在有的省内，因为有为数众多的民众参与，革命的新秩序得以实现；但在数月之后，这些民众（诸如秘密会社）即被清除出权力机关，若进行反抗，就遭到残酷镇压。

鲁迅在10年后表明辛亥革命特点，在小说《阿Q正传》中的描绘，也许更具有典型性。起先，阿Q由于其在村里的最下层的社会地位，受了可能发生动乱的幻想所吸引。但是，阿Q所看到的，却都是旧的、受过古典教育的高贵人物，和新的、受过外国教育的高贵人物，都加入革命而携手合作。这里，阿Q感到深深的失望，当其想去参加时，而人家却要他滚出去。阿Q生气地指责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们造反？”阿Q因抢劫罪——他只是动了这个念头，但并未付诸行动，而被革命的代表所处决，更加强了这种分析的准确性。

鲁迅的这篇短篇小说，生动地描述了民众被排斥在革命之外，民众也因此疏远了民国。在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阶段上，一切充满活力的民主参与机构，都始终与广大群众无缘；且不说还有交通问题，对共和政体的机制不够熟悉的问题，都是难以解决的。即使那些确曾见到新秩序的民众，也没什么理由来欢喜它。主张君主制理论的基础，对民众来说，民国对其是生疏的，或者不受欢迎的；这种看法在有限范围内，可能是合乎事实的。

但是，若提出要用君主制来对此加以补救，作为政府与民众相联系的工具加以恢复，这种论点就破绽百出，不堪一击了。在二次革命前，偶尔出现如白朗拥清的口号，说是对皇帝的怀念，倒不如理解为对民国社会现状的不满和抱怨。无论如何，恢复帝制的事是极端机密进行的，怎么会传到民众中去呢？省和地方上的上层人物，理应是恢复帝制必不可缺少的同盟者；而在这些人中，有不少已享受到共和的特权，为什么还会与帝制合作？

特别在1915年，帝制问题即将作出决定时，主张帝制必然要涉及外交问题；对此，当时还未公之于世。袁世凯的心腹曾提到这一点，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将此看作是密谋恢复帝制的因素。帝制密谋者辩护说，帝制可以对付日本人。1915年5月，《中日二十一条》签订后，北京担心日本会向中国提出进一步要求。日本并没有得其全部要求，而欧战使列强无暇东顾，中国也因之失去列强在华的均势。人们明显地相信，袁世凯也相信，日本人本身具有亲帝制的心态；中国转而实行帝制，至少在欧战结束前，可以牵制住日本。

在诋毁袁世凯的人看来，其子嗣的个人野心，是袁氏这场复辟帝制的关键；袁氏子嗣的个人野心确实存在。而中国历史长时期的帝制传统，才使袁世凯决定利用这个传统；其间到底有多少个人因素，有多少政治因素，这已是无法估量的了。同时，袁世凯迟迟不能认识称帝是件无益的事，既可能是受野心的蒙蔽，也可能是顽固坚持中国国情的看法；两者看来都是有道理的。

袁世凯对恢复传统政治礼仪的偏好，在其独裁统治一开始就明显表现出来；似乎不只是要退回到过去，确切地说，是坚决要把旧的和新的结合在一起。熔共和与君主于一炉，以适应或欺骗现代知识界人士与传统无知之辈的选民混合体。1914年，袁世凯主持祭孔大典，又庆祝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既称赞科学净化迷信的作用，又仿照古代帝王，身体力行，号召全国祭祀上天。1915年8月，在总统的默许下，一场拥戴袁世凯位继大统的闹剧开场了。然而，皇帝却要经过选举（实际上是走形式），帝制也写进了宪法。

袁世凯意念中恢复万世一系的皇统，注定是要倒霉的。全国上层社会对帝制作出冷淡和敌视的反应，看来几乎没有人被袁世凯的新旧政治混合体所蒙骗。1915年，独裁政体的中央官僚机构运作相当顺利，各地的当权者也都俯首听命，各省文武首脑的巡按使和将军也都恭顺上书，拥护袁氏登基称帝。但是，普遍接受帝制的，不过是骗人的假象；就是在表面上看，持异者也是比比皆是。

革命派人士早就警告说，袁世凯虽当了总统，但其人有称帝野心。孙逸仙等二次革命领导人大都流亡在海外，在政见上也不一致；但其对于反袁，即反对继续君主专制，是共同一致的。

政治领袖们对帝制的不满，是多少有些出乎袁世凯的预料之外；这些人虽是袁氏在清朝为官时的心腹，也帮助其击败国民党，建立起独裁政体，其中就有梁启超其人。此公曾在辛亥革命前和革命中，支持清廷进行改良，又在袁氏的独裁政体的前数月中出任内阁成员。在袁世凯宣布帝制后，此公竟愤然撰文，公诸报端，给予袁氏以毁灭性的打击。

即使在袁世凯的长期追随者中，有的一开始有明显表现出故意退缩不前的拖延，也有少数人最终发展到公开反对的实例，冯国璋就是惹人注意的代表。甲午战争后，冯氏就在袁世凯建立的现代化北洋军中任职，1915年正在南京任主管江苏省军事的将军。另一位段祺瑞，19世纪90年代以来，是袁世凯部属中最杰出的军事人才；民国建立后，出任陆军总长，因与袁氏在政策上发生分歧，于1915年5月退隐。段氏拒绝请其出山的各种恳求，直到袁氏不再坚持帝制为止。大多数省的军事长官和民政长官，都在全神贯注于保住自己的位子，怕惹出麻烦。在袁氏的政治机器中，帝制的积极支持者，为数甚至少于心怀怨恨的人。

为什么曾经为独裁政体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竟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抵制袁世凯的帝制呢？或许有人感到，一旦世袭王朝建立，其向往通向最高权力的道路就会受阻；当然作这种考虑的人是极少数。人们普遍感到不满的来源，是儒家关于道德上忠臣不事二主的教导。曾经任职清朝的官员们，或许可以接受袁世凯为总统，但绝对不能接受其当皇帝。另有一些人，感到帝制已经过时，对其反动内涵曾大感不快。梁启超评论说，帝制是不必要的——这丝毫也不会增加总统的现有权力；帝制无论如何是已经死亡的旧制度，无法引起人们的敬畏与服从。

透过这些反对帝制的感想和论述，人们深深感到对袁世凯统治的幻灭感。对于那些曾经支持过独裁政体的人来说，要承认这些政策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是不容易的。但那些脱离了袁氏阵营，抗拒其帝制的人发现，现在所支持的政治体制，正是独裁统治曾经谴责过的政治体制。

例如梁启超后来证实，在帝制运动之前，就对袁世凯的统治感到失望。梁氏曾积极为独裁政体卖力，发起省服从中央的运动。但在1916年，梁氏却成了明确号召实行联邦制运动的领袖，在3月提出“诸省乃中国政治之基本单位”，其个人亦表示愿各省能充分发挥作用。冯国璋和蔡锷（其人是独裁政体的合作者，后来成为武装讨袁的领袖），作了与梁氏类似的政治上180度大转变。

袁世凯的中央集权政策已经失败，社会上名流的情绪已经转变为反对独裁政体了。袁氏对1912年和1913年选民所支持的政党，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政策，并解散了为广大社会名流进行政治论坛的各级议会。在帝制运动初期，这种情绪普遍影响了行政人员，使其普遍产生不满原因之一。这也可帮助理解，为什么独裁政体的背叛者来领导反袁运动，又回返到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立场上，把立宪政体、代议制和联邦制，看作是恰当的奋斗纲领。

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继而迫使袁氏退位的武装斗争，在几个地区同时进行，但从未联合成为一体。孙逸仙的同事中，著名的陈其美和居正、蒋介石，从国外基地组织了沿海各地的袭击。1915年11月，袁世凯派在上海的镇守使遭到暗杀,12月初，停泊在上海的一艘军舰被起义者暂时占领。起义者试图争取整个海军参加起义，但未获成功。孙逸仙的最大计划，是在山东建立一支规模不大的军队，争取与当地的同盟者一起，在1916年春占领该省省会济南；这支部队曾一度占领山东境内日本管理的铁路沿线。很明显，这个行动是靠日本人的钱和取得日本人的保护的；这就大大降低了这支部队在铁路沿线占领据点的意义。

云南是北洋军未驻防的省份。以云南为基地的武装起义，对于讨袁运动起了直接作用，云南也因之成为讨袁运动的中心。孙逸仙的新党没有在云南起义中起直接作用，但其不少成员参与滇军的组建工作。云南的滇军建立于清朝末年，是当时国家新军的一部。因为云南的建军工作成绩优良，中国许多训练有素的年轻军官前往参加，湖南人的蔡锷即为其中之一。辛亥革命后，蔡锷被推为云南都督，1913年底接受中央政府的职务，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拥护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并与1914年解散各级议会的事有很大牵连。蔡锷对袁世凯的幻想最后破灭。帝制运动发起后，蔡氏即与梁启超等人策划，密谋反袁；两人秘密离开北方，去接受反袁的新任务。

梁启超于1915年12月中旬到达上海，以其个人的威望和文学天才，邀集了更多的支持者，共襄反袁大业。大约与此同时，蔡锷和其他的军官一起返回云南。与蔡锷同返云南的军官，有江西的李烈钧，与当地的将领共举反袁义旗。李烈钧是滇军的老军官，也是1913年二次革命的主将之一。云南的军事首脑唐继尧，同蔡锷和孙逸仙等人的政治观点虽不同，但因其在晚清时与蔡氏有共同的学历，又在滇军中有过共事的经历，也参加了起义。

梁启超的著作和以后纪念蔡锷的文章，以近乎崇拜的论述颂扬蔡氏，已为世人所熟知。在反袁的护国运动中，梁启超与蔡锷俩人的重要作用是无可争辩的；但在1915年秋，梁氏在天津寓所描绘云南为唯一的反袁运动发源地，却是不合事实的。自9月以来，云南的军官就秘密讨论抵制帝制的问题。蔡锷12月返回云南，倾向革命的军事领导人信心为之大振，以蔡氏之威仪，足以折服动摇不定之人，并加速作出向北洋军发起进攻的决定。即使蔡锷不回云南，云南也会爆发别种形式的反袁运动。

反袁运动因在云南省会昆明护国寺举行会议而得名，称为护国运动，军队也因此称护国军。1915年12月24日，护国军领袖给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袁氏拒绝接受。25日，护国军正式发起讨袁运动，通知贵州、广西两省及早给予支持，组织进攻四川、湖南、广东数路讨袁军。其中最重要的是进攻四川的一路，由蔡锷亲自指挥。蔡将军部下的军官中，有后来同毛泽东一起组建红军的朱德。这支被称为护国第一路军的队伍，最初大约只有3000人，面对着川军各师及驻川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后来被称为军阀的冯玉祥即为其司令官之一）。当袁世凯看到事态的严重时，命令从华中调遣大量增援部队沿长江西上；尽管蔡锷也获得增援部队的援助，但形势依然不利。

蔡锷率领的讨袁军，具有晚清滇军训练出来的集体精神，顽强坚持战斗，向全国显示出袁世凯的虚弱。蔡锷领兵，指挥十分协调和熟练。日本军事情报称，蔡锷的战术特点，是长于夜袭，常于夜间发起攻击，又善于利用地形；对川军进行有效的政治攻势，使川军有一个整师投到护国军这边。北洋军遭受未曾预料到的重大伤亡。此外，四川省内的“土匪”武装，在川籍护国军人士的鼓舞与协助下，加上向北京要求自治的影响，又得到川中政治人物的鼓励，使这些“土匪”武装，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游击运动，活动在北洋军占领区内。这些游击队的发展，大有助于蔡锷的胜利。

袁世凯在四川的心腹——北洋军将领也没把握能战胜云南的护国军。不久，蔡锷与四川将军陈宦，同出色的北洋将领冯玉祥，都取得了联系。1916年3日，在四川的护国军与北洋军达成了和解。紧张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护国军终于在四川压倒了袁世凯的北洋军势力。

3月以后，在国内外的联合压力下，袁世凯的势力迅速瓦解了。从外部条件来说，日本在对帝制运动作了两个月的观望之后，对袁氏的称帝意图，愈来愈表示出敌视态度。日本之所以形成公开反对袁氏帝制政策，因为已经看到帝制在中国上层社会十分不得人心。至于说帝制有可能用来阻挠日本在中国的长远利益，此时连日本人也不是这样认为的了。1915年10月，日本说服了英国和其他列强，就称帝的危险性向袁世凯提出警告。而12月护国战争爆发，证明当时和以后列强的警告是有道理的，也因之更加强了日本反对帝制的态度。接着，1916年3月，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一项政策，谋求彻底使袁世凯离开权力中心，即以大量金钱投入到反袁的阵营。

指望其早日依附革命的广西将军陆荣廷，于1916年3月中旬采取了行动，宣布广西独立。1915年夏季，不赞成恢复帝制的冯国璋，此时在南京同其他省的都督，一起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总统制，重新回复到总统的位置。但在4月，更多的省份宣布独立；5月，又有省份宣布独立。6月初，对袁世凯来说，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去职的方式问题时，而袁氏却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终年56岁。

此时，国家已陷入于极度混乱状态之中。当袁世凯显然正在病危之际，反对派也无共同的组织，对袁氏去世后的制度也无共同意见；当时有几个权力集团存在。未被北洋军占领的南方四省——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暂时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集团；由于军事行动已告结束，这个集团的势力遂扩展四川、湖南。滇军的凝聚力遂转化成为共同的政治路线，取得了一些成就，至少在坚持推翻袁世凯，恢复1912年的《约法》是成功的。1912年的《约法》，被袁世凯的独裁政体所代替（见本书有关章节）。第二个集团，是以冯国璋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的联盟；冯氏在1916年春召集一些省来讨论战略的发展问题，其本人成了中间人的地位，既反对袁世凯独裁政体的中央集权，也拒绝同南方革命党势力结合在一起。

在北京，段祺瑞于1916年4月重新出来任职，担任内阁总理，事实上取代了袁世凯，成为北洋领袖和独裁政体统一大业的继承人。但段氏的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只是第三个权力集团的代表而已。当段氏在1917年试图把湖南置于北京行政当局管辖之下时，这一点就明显表现出来。段氏发现，其所遭到的反对力量不仅来自湖南的领袖人物，还来自南方各省的联盟，以及冯国璋在长江沿线的同盟者。

在袁世凯逝世时，另一股重要的势力在张作霖统率下，开始在满洲各省形成；但张氏并未把这个广大地区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在上述几股势力中，并没有一支是真正团结一致的。每一股势力，都是由军事长官和地方官员组成的星座集团，在极度混乱的环境里，首先追求自己生存；这个为生存而设置的舞台，就是连绵不断的内战。军阀混战的时期开始了。

当袁世凯的好运过去时，另一种政治趋势出现了。这种趋势，就是复活民国自由主义阶段时的体制；即使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其权力不曾达到的地方，省和地方的议会又重新集结起来。袁世凯一死，1912年的约法和1913年的国会都复活了。在20世纪的前10年和20年代初，这种趋势的重要性也许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省自治和联省自治运动仍在继续活动，并影响到早期的军阀政治；但在辛亥革命后具有活力的代议制政治，却永远没有恢复。

回顾起来，民国早期两场失败的政治试验——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政体，似乎彼此是在其互相斗争中消灭的。袁世凯认为，议会和省自治是削弱了民族国家，相信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国家，应该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因此他要废除议会和地方自治及其辅助的制度，如互相竞争的政党和不受检查的新闻自由等。但是袁世凯的统治体制并未激发民众普遍的欢迎；虽然开始得到一些重要党派人士，如梁启超等的支持。甚至早期的支持者，对袁氏的独裁作风也感到失望。袁世凯走错了称帝这着棋，为失望感的蔓延提供了机会。独裁政体和君主制度一起垮台了，但自由主义的舆论虽得重又出现，在其取得优势之前，分散的军事霸权主义却又插了进来。民国早期的两种试验形式，终于在政治上作为主要的反面教材成为历史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