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乔纳森·斯威夫特一六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父亲在他出世前约八个月就去世了，留下的两个孩子连同他们的母亲都由父亲的哥哥戈德温照料。斯威夫特一岁时就被带他的保姆拐到了英国，大约三年后才回到爱尔兰。六岁上学，在基尔肯尼学校读了八年。一六八二年进都柏林著名的三一学院继续学习。伯父戈德温在侄儿的教育上相当吝啬，而斯威夫特自己除了对历史和诗歌有兴趣外，别的一概不喜欢，还常常违反校纪，最后是学校“特别通融”，才使他拿到了学位。之后，斯威夫特倒还是继续留在三一学院读他的硕士，一直到一六八六年。那时已爆发了政变，即所谓的一六八八年革命，爱尔兰面临着英国军队的入侵。斯威夫特愤懑不安，郁郁地离开故乡，前往英国寻找出路。

接下来的十年在斯威夫特的一生中是一个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时期。斯威夫特通过亲戚的关系，做到了穆尔庄园主人威廉·邓波尔爵士的私人秘书。邓波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也是位哲学家，修养极好；退休在家，莳花弄草，著书立说，过着优雅闲适的生活。做这样一位有身份、有教养的绅士的秘书，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应该是个美差。但这时的斯威夫特热衷的却是仕途和宗教方面的发展；优雅闲适的生活适合于退休的邓波尔，却并不适合风华正茂的斯威夫特。本来，斯威夫特到穆尔庄园也只是把它看做一个临时的避难所，眼看在这里没有什么发展，他呆了大约六个月时间就离开了。他带着邓波尔为他写的一封推荐信前去求见爱尔兰的一位大臣罗伯特·索斯威尔，不幸什么结果也没有。无奈之下，斯威夫特只好再回穆尔庄园做绅士主人的秘书。他依然盼望着邓波尔爵士能在他的仕途上助他一臂之力，可是邓波尔似乎不很出力。斯威夫特渐渐变得不耐烦了，并且对这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活也越来越感到厌倦。一六九四年，他第二次离开穆尔庄园回到爱尔兰，靠家乡一些亲戚的帮忙，谋到了贝尔法斯特附近一个不知名的教区的牧师职位。这自然不是斯威夫特的理想。一六九六年，他再次回到穆尔庄园邓波尔的身边。三年之后，邓波尔去世，斯威夫特在政治和宗教方面发展的希望至此几乎完全破灭，他不得不在三十二岁的年龄上面临着决定前途的重大选择。

但是，就“作家”这一角度来看，这十年的时间对于斯威夫特并不只是接二连三的不如意；恰恰相反，这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提高、锻炼才能、气质风格逐渐形成的时期。邓波尔虽是一位政治家，但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很好的文人；《论古今学术》的论文，且不说它观点的保守趋向，实在清楚地反映了邓波尔渊博的学识和很好的文化素养。这么一位主人，对后来成为伟大作家的斯威夫特来说，无疑是具有积极的甚至是导师性质的作用的。这一点斯威夫特本人未必会承认。事实上，不只是邓波尔一人是“文化人”，他的全家都有很不错的修养，穆尔庄园因此对斯威夫特构成一种氛围，一种环境，一个写作的试练场，斯威夫特也许是不自知地在其中沐浴了近十个年头。所以，从政治或者其他较实际的角度看，穆尔庄园对斯威夫特可能是一种失望，但就一个讽刺作家来说，近十年的时间却使他得到了充分的学习和潜移默化。讽刺家斯威夫特的羽毛差不多已经长丰满了。作为一个讽刺的天才，斯威夫特是在穆尔庄园“定位”的。他早期的两部讽刺杰作《一只澡盆的故事》和《世纪战争》正是在这里写成。《格列佛游记》虽然在二十八年后的一七二六年写成，但那里面的辉煌的讽刺已经在此“崭露头角”。

这里还必须提到一件事，那就是斯威夫特的恋爱。恋爱几乎对每一位艺术家都是重要的，有些艺术家甚至为了恋爱可以放弃艺术。所以，不难想象斯威夫特被一个他追求的女子拒绝之后，心情有多么痛苦。一六九六年，斯威夫特在贝尔法斯特附近那个不知名的教区碰到了简·韦利恩，斯威夫特叫她瓦丽娜。年轻的牧师向瓦丽娜求爱，但遭到回绝。接下来的四年，两人之间只有书信来往。最后瓦丽娜成了追求者，可斯威夫特在一封信中以几乎是残酷的傲气反过来拒绝了那位他曾经想与之结婚的姑娘。有评论家认为，是瓦丽娜最初的拒绝深深地伤害了斯威夫特的心，这种心灵的创伤使他后来总是设法避开女人。他永远也没有从这一创伤中真正摆脱出来。

但是，斯威夫特受伤的心在穆尔庄园得到了抚慰，不是邓波尔，不是邓波尔太太，而是邓波尔妹妹的一个用人的女儿埃丝特·约翰逊，这就是和斯威夫特保持了一辈子亲密关系的他的“斯特拉”。斯威夫特进穆尔庄园时，斯特拉只有八岁，十年后他离开庄园，斯特拉已长成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求爱就从那时正式开始。然而他们的关系很有些不同寻常。他们确实彼此相亲相爱，斯特拉成为斯威夫特不少诗歌、书信的灵感的源泉。实际上其中的许多就是写给斯特拉本人的，最有名的莫过于《致斯特拉日记》，斯威夫特用一种秘密的儿童的语言，详尽生动地叙述了一七一〇至一七一三年间他在伦敦的日常生活；那时他正处于政治活动的颠峰，与托利党的大臣们过往甚密。一七〇〇年，斯特拉甚至搬到爱尔兰，在离斯威夫特很近的地方住下。他们之间可能有过某种“形式上的婚姻”，但这也只是传说。到底有没有结婚？如果没有，又是为什么？这些问题到今天仍是谜。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斯特拉是斯威夫特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们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一直保持到一七二八年斯特拉告别人世时为止。

一七〇八年，另一个年龄只有斯威夫特一半大的女子瓦尼莎也曾闯进讽刺作家的生活，可那是以悲剧而告终的。瓦尼莎深深地爱着斯威夫特，但她受不了自己所爱的人还有另一个女人，她抑制不住对斯特拉的嫉妒。斯威夫特也常常困于两个女人的爱。他想忠于爱情，可爱情是自私的，两个女人的爱对他来说成了一种不幸。斯威夫特因为瓦尼莎对斯特拉的妒嫉，终于在一七二三年彻底中断了与她的关系，瓦尼莎休克而死。

离开穆尔庄园后，斯威夫特回到爱尔兰继续做他的牧师。可是为了教会事务他得常常往伦敦跑，这就使他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到政治活动中去。斯威夫特在后半生写了无数的政治小册子，并因此获得了相当的声誉。一时间，他早期的那些诗歌、散文以及讽刺杰作，在人们的眼中倒仿佛成了他的副产品。事实上，斯威夫特自己从头起就没有打算做一名讽刺作家，那不是他的追求。他虽然以讽刺作家名垂青史，可终其一生，他主要还是一名牧师，一位政治撰稿人，一个才子。他一生都在为他人服务。首先是为辉格党出力；尽管他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护过辉格党，可他还是为这个党写了十二年的政治宣传小册子。后来哈里内阁上台，他又做了托利党的撰稿人，不过他的努力没有得到相应的报答。作为牧师，他所得到的地位未免太微不足道了，来得也太迟了些。他最后被授予圣帕特里克教堂教长一职，似乎与他所付出的一切劳动相称，可圣帕特里克教堂在远离政治及宗教活动中心的爱尔兰，斯威夫特自己领了这一职，倒感觉像遭了流放一样。所以，在以罗伯特·哈里为首的托利党倒台之后，斯威夫特干脆全心全意地坚决站到自己的家乡爱尔兰的一边，为它的早日独立和自由摇旗呐喊了。他猛烈地攻击英国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毫不留情地痛骂爱尔兰政府对英国的屈从。他成了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伟大的战士，他是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可是，不论是爱还是憎，这时的斯威夫特都是以前所未有的狂暴形式来表现的。他虽然一时间名闻遐迩，可只有他自己内心最清楚，一个个美好希望的破灭带给他的是什么样的痛苦。他很失望，虽然他还在呐喊。他的内心是孤独的。他甚至一步步走到了绝望的边缘。他经历了一切，也看透了一切，于是，他写了《格列佛游记》。

晚年的斯威夫特只和当时的几个文人通通信，平时交往的也只是少数几个朋友。他将自己积蓄的三分之一用于各种慈善事业，另用三分之一的收入为弱智者盖了一所圣派特立克医院。然而，这时的斯威夫特自己已经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了。他早年就患有脑病，最后几年日益加剧，听觉视觉等能力几乎完全丧失，许多人认为斯威夫特已经成了一个精神失常的疯子。一七四五年十月十九日，斯威夫特在黑暗和孤苦中告别了人世，终年七十八岁。死后葬于圣帕特里克，斯特拉的墓紧挨着他。墓碑上是他用拉丁文自撰的墓志铭：“他去了，狂野的怒火再不会烧伤他的心。”

斯威夫特一生写了大量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无名出版的。只有他的代表作《格列佛游记》是例外，他得到了两百英镑的稿酬。

杨昊成

一九九五年清明于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