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经典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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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译序(2)

一般文学史家认为此书写于1345至1351年,有的则认为于1353年完成。1471年,《十日谈》在威尼斯出版,是这部巨著的最早版本。这些故事一部分取材于中古游吟诗人的传说和东方民间故事,如《一千零一夜》和《七哲人书》等;有的取材于历史事件、宫廷轶闻和佛罗伦萨等地的真人真事;有的则取材于古罗马作家阿普利尤斯的《金驴记》。但一百篇故事主要反映的,则是当时意大利,特别是佛罗伦萨的社会现实。他对当时社会动态及其众生相所以能如此熟悉,是和他父亲一度叫他弃文从商分不开的。这些优美动人的故事,体现了作者对尘世欢乐的追求和对生活的无比热爱,既鞭挞了禁欲主义,又揭露了教会上层人士的奸诈和虚伪,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彩。

《十日谈》故事曲折离奇,扣人心弦,文笔又十分优雅生动,即使有的句法盘根错节,读来也颇有韵味,而其主题则是歌颂男女之间的爱情和尘世的欢娱,因而问世以后,备受市民阶层和广大群众的欢迎。而天主教会却视之如洪水猛兽,对它百般加以诋毁。1497年,天主教会把不少珍贵的《十日谈》版本付之一炬;1573年,罗马教皇钦定了一种删节的《十日谈》版本,把书里干尽坏事的教士均改为俗人。薄迦丘死后,连他的坟墓也给天主教会挖掘掉了。

现在,让我们把《十日谈》这部巨著的是非功过科学地总结一下。它的功绩大致可以分成下列三方面:

第一,此书肯定了人性,宣扬了人文主义,反对禁欲主义,无情地批判了当时天主教会的阴暗面。欧洲在反动派和天主教会黑暗势力的统治下,多少年来“人性”遭受摧残与扼杀,青年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和正常的情欲,也被视为亵渎神明而加以否定。在“天主高于一切”的幌子下,多少小伙子和姑娘们的青春被埋没、葬送。翻开《十日谈》这本奇书,你到处可以看到有多少青年男女为了神圣的爱情,挣脱了重重桎梏,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获得了自由和幸福。而对于天主教会的讽刺和批判,则在许多故事中历历可见。例如第一天中开头几则故事,就都是投向教会的一把把利刃。在第六天第三则故事中,一位聪明的女人对佛罗伦萨高贵的主教作了辛辣的讥刺,使那个主教无地自容。在第七天第三则故事以及第八天第二则和第四则故事中,对教士的荒淫无耻都刻画得淋漓尽致。至于第六天第十则故事,作者更大胆地剥开了教士的画皮,把神职人员一套骗人的鬼把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尽管薄迦丘无情而深刻地揭露了罗马教会神父、教士们的贪婪、自私、虚伪和荒淫,但他本人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之所以这样写,只是怀着一颗正直的心,如实地反映事物的真相,并不一定是出于仇恨教会,也并不一定是有意识地和教会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二,薄迦丘尊重女性,维护女权,提倡男女平等,这在《十日谈》中充分体现出来。在男人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薄迦丘就有这样民主和进步的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在本书的“序”中,作者就开宗明义地说:“有谁能够否认,把这样一本书献给美丽的女郎们,比献给男人们更合适呢?女人们因为胆怯、害羞,只好把爱情的火焰埋藏在自己柔弱的心房里,这一股力量比公开的爱情还要猛烈得多,凡有切身体验的人,对此都一清二楚。此外,她们又得听从父母、兄长、丈夫的意志,顺他们的心,受他们的管教。她们大部分时间总是呆在闺房的小天地里,闲坐着,百无聊赖,情思撩乱,老是怏怏不乐。”又说:“对于像柔弱的妇女那样更加迫切需要安慰的人,命运女神却偏偏显得特别吝啬;为了部分地弥补这一缺陷,我打算写这一部书,给怀着相思的女人们一点儿安慰、帮助和消遣。”由此可见,作者对妇女们满怀同情,《十日谈》这部书,主要是为了妇女而写作的。此外在第六天第七则故事里,作者借聪明机智的菲莉帕夫人之口,宣扬“法律对男女应当是一视同仁的”,她在法官面前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而且驳得法官哑口无言,最后迫使当地政府修改了法律,而自己则获得了“无罪释放”。

第三,绝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十日谈》是欧洲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展。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学中可以说并无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薄迦丘在《十日谈》中第一次运用了现实主义手法,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一幅庞大而壮丽的社会生活图景。应当说,这是薄迦丘对人类文学宝库不可磨灭的功绩。

意大利著名评论家、杰出的文学史家德·桑克蒂斯对《十日谈》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曾把《十日谈》与但丁的《神曲》并列,称它是“人曲”(直译是“人间喜剧”)。文学史家帕扎里亚认为,“爱情”和“智慧”是《十日谈》的两个基本中心思想,它们像两条红线贯穿整个作品。《十日谈》研究专家安托尼奥·安佐·夸里奥对这部巨著作了这样的评价:“《十日谈》确实像一面镜子,极其忠实地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及商品社会全盛时期的情况,不过当时商品社会已出现了危机的初期征兆。”这些评语,应当说都是十分中肯的。

《十日谈》写于离今数百年前的意大利,作者既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又是一个天主教徒,青年时代又放荡不羁,一度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因此他的作品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描写男女的爱情时,过分渲染了肉欲之乐,把它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为达到此一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而有些细节则过分琐碎,近乎猥亵。有些故事比较庸俗,显得是非不明,善恶不分。这是因为薄迦丘毕竟生活在中世纪,不可能和那个时代的旧思想、旧观念完全决裂,相反,它们难免带上时代的烙印,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评论一部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我们不能站在今人的立场上来看待古人,也不能以今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古人。正如我们不会因《红楼梦》、《金瓶梅》中有一些色情描写而贬低这些巨著的文学价值,对《十日谈》,我们也应当抱这样的态度。

《十日谈》用较古的意大利语写成,有不少佛罗伦萨方言,某些句型冗长复杂,某些词义晦涩难解,要忠实而流畅地译出此书,决非易事。译林出版社要我肩负起这项浩大的工程,我起初很犹豫,也有很多顾虑,但想到这尚是国内文学界的一个“空白”项目,有助于我国翻译事业的繁荣和中、意文化的交流,是意义十分深远的一个创举,我终于接受了这一任务。由于《世界诗库》的编译工作以及其他种种杂务,我无法独力在短期内完成这部巨著,因此约请北京新华社泰和庠同志、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田青同志合作,蒙他们同意,此书得以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译完,对此,我衷心表示感谢。

我们的分工是:钱鸿嘉撰写译者前言,译序及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天;泰和庠译第一、第二、第九、第十天及结束语;田青译第三天及第四天,由钱鸿嘉审读校订全稿。

去年10月,意大利东方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安娜·玛丽亚·白莱慕女士来我家做客时,曾对这项工作表示赞赏,后来又来信热情加以鼓励和支持,在此我谨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忱。

最后,我还得感谢数十年来与我患难相共的妻子严荷英,她始终鼓励我从事这项繁重的工作,又为我通读了译文,指出其中一些错别字和语病;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这项工作肯定是难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