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坠落(4)

让·瓦让生来喜欢沉思，但并不忧郁，这大概是感情丰富的人特有的性格。然而，让·瓦让多少有点无精打采、无所作为的样子，至少表面如此。他从小父母双亡。母亲因患产褥热，没得到治疗而撒手人世。父亲也是修树工人，是从树上掉下来摔死的。让·瓦让只剩下一个姐姐，是个寡妇，带着七个孩子，有男孩也有女孩。让·瓦让是姐姐养大的，姐夫活着时，他吃住都在姐姐家。后来姐夫去世了。七个孩子中，老大八岁，最小的一岁。那时，让·瓦让刚满二十五岁。他代行父职，扶持姐姐，以报抚育之恩。这是很自然的事，就像是一种义务，但让·瓦让多少有点抱怨的情绪。就这样，他在艰苦而报酬微薄的劳动中消磨着自己的青春。他家乡的人从没见过他有“女朋友”。他没时间谈情说爱。

晚上，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闷头吃饭，一声不吭。他吃饭时，他的姐姐让娜大婶常常把他汤里最好的东西，如瘦肉、肥肉、菜心，都捞出来给她的一个孩子吃。他任其这样做，只当什么也没看见，头也不抬地吃着，脑袋几乎埋在汤里，长长的头发遮住了他的眼睛，散落在汤盆周围。在法弗罗勒，街对面离瓦让家的茅屋不远的地方，有个叫玛丽克洛德的农妇，瓦让家的孩子常常挨饿，有时他们会以母亲的名义，去向玛丽克洛德借一升牛奶，躲到某个篱笆后面或路角上，你争我夺地喝起来，喝得匆匆忙忙，弄得小女孩们的围裙和脖子上都是奶。母亲若知道了这种欺骗行为，总要狠狠惩罚他们。让·瓦让尽管性情粗暴，喜欢咕哝，但他还是瞒着姐姐，将奶钱付给玛丽克洛德，孩子们也就免挨一顿惩罚。

在修树的季节里，他一天可挣二十四苏，在其他时候，他就给人收割，做小工，放牛，干苦力活。他尽自己所能。他姐姐也干话，带着七个孩子，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悲惨的一家，被贫困包围，越包越紧。有年冬天非常难熬。让·瓦让找不到活干。家里断了粮。没有面包。一点也没有。可有七个孩子哪！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在法弗罗勒的教堂广场，面包铺老板莫贝·伊扎博正要睡觉，忽听得装了铁栅的玻璃橱窗发出一声巨响。他及时赶到，只见玻璃橱窗被拳头敲出一个窟窿，一只手从窟窿里伸进来。那只手抓起一块面包就跑。伊扎博连忙追出去，小偷拼命逃跑，伊扎博紧追不放，终于逮住了他。小偷已扔掉面包，但他的胳膊还在流血。这就是让·瓦让。

这事发生在一七九五年。让·瓦让因“夜间破门盗窃民居”罪，被送上当时的法庭。他有一支枪，枪法赛过世上任何枪手，多少也是个偷猎者，这些都对他很不利。人们对偷猎者抱有成见，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偷猎者和走私者一样，同强盗相差无几。不过，顺便说一句，这些人和城里凶恶的杀人犯相比，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偷猎者生活在森林里，走私者生活在山里或海上。城市造就腐败的人，也就产生了凶恶的人。高山、大海、森林造就野蛮的人。它们助长人的野性，但常常不毁灭人性。

让·瓦让被宣判有罪。法律的条文是很明确的。在我们的文明中，有一些极其可怕的时刻；那是刑法宣告罪犯毁灭的时刻。一个有思想的生灵，遭到社会无可弥补的彻底抛弃，这是多么悲伤的时刻啊！让·瓦让被判五年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全城欢呼意大利方面军总指挥在蒙特诺特[84]大获胜利，共和四年花月二日，督政府在致五百人院的咨文中，把那位总指挥的名字写成了布奥拿巴[85]。就在同一天，在比塞特监狱，一批犯人被铐上了一条长铁链。让·瓦让就在这条铁链上。当时的一位狱卒，现已年近九旬，仍清楚地记得这个不幸的人，他被铐在大院北角第四条链子的末端。他和其他囚犯一样坐在地上。他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只知道非常可怕。在这对一切懵然无知的可怜人的思想上，可能也朦胧感到有过火的东西。当有人给他套上枷锁，用锤子在他脑后梆梆地敲钉子时，他哭了，哭得透不过气，说不出话，只是不时地重复：“我是法弗罗勒的修树工人。”然后，他一面呜呜咽咽，一面伸出右手，逐次降低地按七次，仿佛在触摸七个高矮不一的脑袋。这个动作似乎告诉人们，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养活那七个孩子。

他被押往土伦。他脖子上套着铁链，坐着一辆大车，行走了二十七天。在土伦，他穿上了红囚衣。他生命里有过的一切都消失了，甚至连姓名也没有了。他不再是让·瓦让，而成了24601。他姐姐怎样了呢？七个孩子怎样了呢？谁会管这些事呢？幼树齐根锯掉，它那撮嫩叶会变成什么呢？

千篇一律的故事。这些可怜的生灵，上帝的创造物，从此无依无靠，无人引导，无处栖身，听凭命运的摆布。谁知道呢？也许各自随处漂泊，渐渐陷入寒冷的迷雾中，孤独的命运被迷雾吞噬，在人类悲惨的道路上，像所有不幸的人那样，渐渐消失在凄凉的黑暗中。他们离乡背井。家乡的钟楼已把他们遗忘。地边的界石已把他们遗忘。在苦役牢里呆了几年后，让·瓦让自己也把他们忘了。这颗心里曾有过伤口，现在有一个伤疤。如此而已。他在土伦服刑的过程中，只有一次听人提起过他的姐姐。我想，那是在他囚禁第四年的年底。我已记不清他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消息的。他家有个熟人见到过他姐姐。她在巴黎，住在圣苏皮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上，叫然德尔街。她身边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最小的。其他六个在哪里？她自己也未必知道。每天清晨，她去木鞋街三号的一个印刷厂，她在那里当折页工和装订工。早晨六点就得到达厂里，冬天时，天还没有亮。印刷厂里有所学校，她把七岁的小男孩先送到学校。只是她六点要到厂里，学校七点才开门，那孩子要在院子里等一个小时；要是冬天，黑咕隆咚的，在外面，呆一个小时！孩子不让带进厂里，说是会碍手碍脚。工人们早晨经过，看见一个可怜的孩子坐在石板地上，困得东倒西歪，常常在黑暗中趴在书篮上睡着了。遇到下雨天，门房老太太可怜他，就把他叫进她的陋室，里面只有一张破床、一个纺车和两张木椅，孩子便在一个角落里睡觉，怀里搂着猫，这样可以暖和一些。七点钟，学校开门，他就进去。这便是让·瓦让听到的关于他姐姐的事。一天，有人同他谈了这些事，这不啻一道亮光，就像一扇窗子突然打开，他看到了他爱过的亲人的命运，但随即又合上了；从此再没听人谈起过，那一次就成了永远。他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们，再也没有遇见过他们。在这令人肝肠寸断的故事里，我们也不会再看见他们了。

在这第四个年头快结束时，轮到让·瓦让越狱了。他的牢友们帮助他逃走，在这悲惨的地方这是常有的事。他逃了出去，在田野里自由地游荡了两天。可那是怎样的自由啊！后面有人追捕，一步一回头，稍有动静便浑身颤抖，整日提心吊胆，怕看到冒烟的屋顶、过路的行人，怕听见狗吠声、马蹄声、钟鸣声；怕天亮，因为看得见，怕黑夜，因为看不见；怕大路、小道、树丛、睡眠。第二天晚上，他又被抓获。他已三十六个小时没吃没睡了。港口法庭因越狱罪加判他三年徒刑，前后加起来就成了八年。到了第六年，又轮到他越狱了。他仍利用了，但没成功。晚点名时他不在。人们鸣炮示警，夜巡队在一条正在建造的大船的龙骨里找到了他。他奋力抵抗，但最终还是被苦役牢的看守们抓住了。越狱加拒捕。根据特别法的规定，他又被加刑五年，其中两年要戴双重铁链。十三年。第十年，又轮到他越狱，他又一次利用。又没有成功。这一回又加刑三年。十六年。最后，我想是他入狱后的第十三年，他试了最后一次，四小时后就又被逮住了。这四个小时，使他又加刑三年。十九年。一八一五年十月，他刑满释放。他是一七九六年因敲碎一块玻璃拿走一块面包而锒铛入狱的。

这里插一段题外话。本书作者研究过刑法以及法律如何将人罚入地狱的问题，在研究中，曾两次碰到过因偷一块面包而造成终身悲剧的案情。克洛德·格[86]偷了一块面包；让·瓦让偷了一块面包。据英国的一份统计，在伦敦，五次偷窃中，有四次是因饥饿直接引起的。

让·瓦让入狱时哭泣颤抖，出狱时无动于衷。进去时悲痛绝望，出狱时忧郁阴沉。

在这个人的心灵中有什么变化呢？

七 绝望背后

我们试图作一剖析。

社会既然造成了这些问题，就应该加以正视。

我们前面说过，让·瓦让没有知识，但并不愚笨。他的思想天生也被智慧的光辉照亮。厄运也会放出光芒，使他思想的微光变得更亮。在棍棒下，在铁链下，在黑牢里，在疲劳时，在苦役场的烈日晒烤下，躺在囚犯的木板床上，他沉思默想，反省自己。

他自己组成了法庭。

他首先审判的是自己。

他承认，他并非无罪，并没受到不公正的惩罚。他承认自己做得太过分，应该受到谴责；假如他向人家要一块面包，人家不一定会拒绝；无论如何，他应该等待，或求得怜悯，或找一份工作；以“肚子饿了能等吗？”为理由，是站不往脚的；首先，真正饿死的人是很少的；其次，不幸也罢，快乐也罢，人生来就有顽强的忍受力，可以长期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却不会死亡；因此他应该耐心等待，哪怕是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孩子；像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可怜人，去和整个社会搏斗，以为去抢去偷便可摆脱贫困，无疑是一种失去理智的行为；无论如何，通往罪恶的大门，是摆脱贫困的危险之门；总而言之，他错了。

接着他又想：

在他不幸的遭遇中，有错的难道就他自己？首先，他很勤劳，却没有工作，他很勤快，却没有面包，这难道还不严重？其次，自己虽然做错了事，且供认不讳，但惩罚是不是太残忍，太过分了？法律判刑的过分，比起罪犯犯罪的过分来，是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天平的秤盘上，刑罚这一端的砝码是不是太重了？判刑过重，不就等于抵销了罪行，使情况转了个向，惩罚者的错误取代了犯罪者的错误，犯罪的人成了受害的人，债务人成了债权人，侵犯权利的人反而有了权利？因为一次次越狱，刑罚就一次次加重，最终会不会成为一种最强者对最弱者的谋杀，一种社会对个人的罪行，一种每天周而复始的罪行，一种延续十九年的罪行？

他思量，人类社会难道有权使它的成员一方面要忍受它的毫无远见，另一方面又要忍受它的太有远见，让一个穷人永远处于缺乏和过分之中，要么缺乏工作，要么过分惩罚？财富的分配全凭偶然，社会如此对待得到的最少，因而也最应该照顾的成员，是不是有失偏颇？

当他提出并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便对社会进行了判决。

他判决社会应该承受他的仇恨。

他把自己遭受的命运归罪于社会。他暗暗思忖，有朝一日，他会毫不犹豫地找它算账。他对自己说，他造成的损失，同他遭受的损失相比，两者之间是不平衡的。他得出结论，他受的惩罚事实上不是不公平，而是极不公正。

人可以毫无道理地发怒；人可以毫无情由地生气；但是，人若无理由，是不会愤慨的。让·瓦让感到愤慨。

况且，人类社会从来只会伤害他。它从来只让他看到发怒的面孔，即所谓的正义，它总向打击的对象出示这副面孔。人们同他接触，只是为了伤害他。他同人的每次接触，对他都是打击。从他孩提时代起，从他的母亲和姐姐开始，他从没听到过一句友好的话，也没遇到过一道仁慈的目光。经过一次次痛苦，他渐渐确信生活是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惨遭失败。他只剩下仇恨这个武器了。他决定在苦役牢里把这武器磨得又尖又快，出狱时一起带走。

无知兄弟会[87]在土伦为苦役犯办了一所学校，向那些有志学习的不幸人教授最必须的课程。让·瓦让是那些有志者中的一个。他上学时四十岁，他学习读、写、算。他感到，智慧增加了，仇恨也增加了。在某些情况下，教育和智慧可为恶推波助澜。

还有一件令人悲伤的事：他审判了给他造成不幸的社会之后，又开始审判上帝，因为是上帝创造了社会。

他也对上帝进行了判决。

就这样，在十九年的折磨和奴役中，他的灵魂在升华的同时，也堕落了。一边进入的是光明，另一边进入的是黑暗。

我们已看到了，让·瓦让并非生来就是恶人。初进苦役牢时，他还是善良的。他在判决社会时，感到自己变凶恶了；在判决上帝时，感到自己已不再相信宗教了。

这里，我们很难不好好思考一下。

人的本性能像这样彻头彻尾地改变吗？上帝创造的性本善良的人，能被人变成恶人吗？人的灵魂可能被命运彻底改变，命运不好灵魂也会变坏吗？人的心灵可能被巨大的不幸压得蜷曲萎缩而变得丑陋无比，正如在低矮的拱门下脊椎会变畸形一样吗？在人的心灵中，尤其是在让·瓦让的心灵中，有没有一点基本的火星，一种神圣的成分，在人间不怕腐蚀，在另一个世界永生不灭，善可以使它发育成长，把它点燃，使它熊熊燃烧，发出灿烂的光辉，但恶决不能把它完全扑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