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论：巴黎之误(3)

衡量像这样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道德标准自然是可用的。当人们自称“西方文明的保卫者”“反法西斯主义者”“抵抗者”“进步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等等诸如此类称呼的时候，都在对世界和为世界所负的责任做出一个道德判断，哪怕他们加盟的具体的政治集团更愿意用历史、经济或美学语言给自己的主张镀上合法性的光泽，哪怕它以官方姿态排斥“道德化”行为。但是，一旦做出某种抉择，你就必须抛弃，或者至少暂时抛弃道德自主权。只要介入政治，不管投入哪个阵营，你都要付出一种代价：不管是面对敌人，还是与你同路但不受欢迎的人，抑或是你自己的阵营做出了什么难堪的举动，你都必须恪守自己的抉择，向着本方说话。

这是1936年后去西班牙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们对共产党人或佛朗哥主义者联盟的一举一动看得太清楚了；这是民族复兴的理想主义者的处境，他们近距离目睹了赖伐尔（Laval）[8]和贝当搞的那场“民族革命”；这是抵抗者的处境，他们观摩了随法国解放而来的秋后算账，既不完全又掺了私利，且往往有失公正；这是共产党同路人的处境，他们使劲忍气吞声，帮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审判和古拉格说话；这是反殖民主义作家的处境，他们费尽唇舌，为推翻了一个帝国的另一个独裁而窳败的帝国开脱；同时，这也是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主义者”[9]的处境，他们强迫自己去理解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的意义，证明它们的行动实属正义。

当然，我们可以重编一份系谱，记录那些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勇气和道德主动性的人物，给上述背叛行为做一反证：例如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10]，或者玛格丽特·布贝-纽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11]、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12]和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他们名垂欧洲一代正直知识分子之青史。或许这一点让人更难接受：许多较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从来不在其列，更不用说那些不知名的了。

我以知识分子为题，是因为他们对法国深有影响，也是因为政治参与兴起之后，道德义务最容易与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而他们本人也强调选择——以及那些被称为“选择”的决定——的伦理维度。不过，以政治责任感的名义效忠于一个团体或政治对象，久而久之伤害乃至完全破坏了每一种特殊的道德责任感，放弃个人判断和主观能动性，并非知识分子独有的弊病。同样的危险也横陈于其他人面前：政治家、公务员、士兵、教师、学生，在那段岁月里都难幸免。

然而，我所考察的这整个时期盛行一种特别知识分子化的不负责任，它在战后的数十年间达到了顶峰。它与知识分子的公共抉择或由此陷入的道德混乱无关，却与“知识分子”这一行本身，与学者、作家、小说家、新闻记者等等选择思考并尽力去理解的东西有关。这就要回到我之前谈到的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习性：他们习惯用最传统的方式反思并回应身边的政治文化纷争，而不是尽力把全民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向，引向更有希望的轨道上。

因为各种原因，始终少有人关注法国在头三分之二个世纪里遇到的问题，我已经试图指出一些缘由。但是，这些问题并非先天就难以分辨；任何一份普通的法国晚近史记录都能显示，它的这些病症是明摆着的。国际政策、军事政策、经济政策动辄悬而难决或不堪所用，并屡屡遭到攻击和损毁。先天而来的困境扭曲了公共生活。教义上的分歧对立完全控制了人们的分析性观察，意识形态战争取代了对国内现实问题的关心，使得一方面一切都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又鲜有人严肃地关心政治问题。最致命的舛误是，人们企图研究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而不再持久关注经济、社会停滞所付出的代价，不再关心应如何给政治行为设限；作家和辩士们神魂颠倒地陷于这一谬误之中，一直持续到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的前夜。

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要到这么晚才注意起这些问题来？当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的前50年里，公共知识分子主要都是文人——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哲学家，他们热衷于公共论争，却往往不太知道自己在讨论什么。但到了5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逐渐被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所取代，而公共讨论的质量却没有任何明显的上升。随着各学术领域的专家们地位日渐突出，他们本可以提供各种专业知识，人们却依然怀有这样的期许，即知识分子应能就任何话题发言。更有甚者，他们继续投身于一种被政治化、阵营化的文化，支持一方或另一方，这意味着，不管他们所倾力分析的客观现实多么无涉感情色彩，他们的公共言论也一定是辩斗性的，在其中，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第一，专业知识技能则屈居其下。

不管怎么说，学术界本身远非世外桃源，免不了要卷入论战、教义结盟与斗争，因此，最突出的从而也最有影响的学术界代表人物，并不一定是本学科功力最深湛的从业者，最好的证明便是1968年前后的畸形状况：当时，某些参与关于教育、媒体以及国家现状的论战的名人，是借助“大众化”来夺人眼球、产生影响的，他们迎合了已政治化的大学内部的流行风尚。

反面的例子，即那些关心法国当下问题，把正规科班知识用来分析别人根本不察的国家困局或进程，并以其作品唤起公众重视的学者——实在是少之又少，他们最有影响的作品在这个民族的知识界里显得另类而怪异，仿佛布列塔尼的山巅上风吹日晒的巨柱[13]：J·F·格拉维耶（J.F.Gravier）的《巴黎和法国荒漠》（1947）、H·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的《农民的终结》（1967）、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的《被封锁的社会》（1970）。[14]即便如此，更知名的那些政党知识分子也不大可能大量阅读过这类作品。

情况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改变。一度刺激并掌控了知识界注意力的话题似乎不再分量十足，或者已在改变了的政治气候中削弱——在这种气候中，随着60年代末激进分子幻梦的破灭，人们对暴力和恐怖的容忍度明显降低了。当然，此后有好一阵子，知识分子们通过电视和电台广播大量探讨人们的各种罪错，反省他们曾顶礼膜拜的观念；不过，在此前20年间，法国更有关怀的思想者们已经带着艰难的选择，严肃地介入到他们当下所处的国家和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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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写的是三个法国人，他们的生活和著述都与这三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要是知道自己被与另两人归成一组，他们会大吃一惊的。不过，他们在某些特点上是共通的。这三人毕生都在法国扮演重要角色，但与同时代人有点儿格格不入。他们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手和时人的厌恶、怀疑、蔑视或嫉恨之下；只是到了漫长生命的落幕时分，莱昂·布鲁姆和雷蒙·阿隆才因截然不同的缘由，得以在几乎遍布全世界的崇拜、尊敬和（在某些地方的）奉承之中获得慰藉。而在35岁时就领教过以上所有三种不负责任的加缪，12年之后在备受怀疑和毁谤之中撒手人寰；他的名誉要再过30年才能恢复。

三个人都是文化上的“局内人”，但是他们的观点和论调经常跟他们所处的时间地点不甚契合。他们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也是“局外人”。布鲁姆和阿隆是犹太人。两人都不觉得有什么理由否定这一点，也都没把这看得有多重；只是随着个人生涯的发展，阿隆对他的犹太人身份有了更多的自觉并受其所困；但是，犹太人身份对他们的很多敌人而言可不是无足轻重的，尤其在布鲁姆这里，由于他主动挑起抵抗现代法国反犹主义的重担，若想要理解这种被严重忽视的民族政治情绪，不能不聚焦他的个人事业历程。加缪于战争初期来到法国，在巴黎左翼知识分子圈子里找到了自我，然而他的阿尔及尔出身又使得他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成为局外人。他还缺少一张官方开具的教育文凭——这是法国知识界领袖级人物的标志，尽管他也曾短暂地担任过知识界的英雄和代言人。

尽管彼此不同、各有个性——我在下文中也会进一步讨论——但这三个人都在现代法国公共生活的腹地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布鲁姆不仅仅是19世纪末巴黎文学秀场的一员，一个年仅26岁的生气勃勃的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他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社会民主党当仁不让的领袖，1936年、1938年两届人民阵线政府的总理，是维希政府最重要的政敌，曾被送上法庭、被判入狱和流放，他在战后当过总理，直到1950年去世，他都是法国最德高望重的政治家。

雷蒙·阿隆20年代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时候就它让同龄知识分子们相形见绌（萨特是其中之一），成为他那一代最有前途的年轻法国哲学家，直至与“自由法国”避居伦敦共度战乱时才中断了专业研究。战后，他重新开始了学术生涯，终获选进入法兰西学院，同时广泛著书立说，给《费加罗报》和《快报》写下不计其数的每日和每周评论。他于1983年以78岁高龄去世时——其时他的思想回忆录刚刚出版——可能是全法国最著名的作家、随笔家、社会学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理论家。

尽管出身于不起眼的殖民地，外省的教育背景也毫不吃香，阿尔贝·加缪却靠着两部小说（《局外人》和《鼠疫》）、一部哲学随笔（《西绪弗斯神话》）以及在战后新兴媒体《战斗报》上写的社论从穷乡僻壤脱颖而出，一跃成为战后巴黎几乎无可匹敌的政坛名人。他被普遍认为是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同僚、战友和齐名者——他尽力用个人魅力和道德威望去弥补智能上的不足——在抵抗运动中，他并非仅担虚职，而是实实在在地战斗过。尽管和萨特主义者分道扬镳，并因共产主义和阿尔及利亚问题而从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中日益孤立出去，加缪的国际地位却扶摇直上，直至荣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的一起车祸，给他相对短暂的人生（他生于1913年）注入了偶像意味，即使法国人过了很久才重新发现了他，他今天仍被法国上下普遍尊崇为一大民族精英——和他生前在别处长期受到的追捧一致。

不过，在以下的篇幅中，我论述的重心落在布鲁姆、阿隆和加缪与彼时法国之间矛盾重重、麻烦不断的关系上。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这三人的道德（有时还有身体）勇气有一共同点，即他们都甘愿与自己人较劲，却不与政敌或思想之敌战争。所有人都与敌人为敌，这才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孤立无援，他们的影响（至少在平生大多数时间里）减弱了，他们在国内的声望很少能与在国外友人和拥趸中的声望相比。他们毕其一生，经常感受到这个国家所要求的政治与思想相一致的压力，却甘愿在政界、公众、左翼同僚或知识分子同侪中充当不受欢迎的人，这是一种稀罕而耐人寻味的个性。仅此，他们的事迹就值得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