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三人之死

在三位改革领袖中，有两位死于非命。

第一位是被一颗0.41英寸口径的子弹射穿了头骨，而后便溘然长逝。子弹穿透了大脑的软组织，在靠近一侧眼眶的地方爆开。这位美国总统被人们送到附近的一栋屋子里，第二天早晨7点刚过，他便停止了呼吸。随即，他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第二位目睹了自己肚腹被炸开，肠子横淌过大街。大块的血肉掩映在白雪中。俄国沙皇被哥萨克骑兵放在雪橇上拖回宫中后，便撒手人寰。

在这三位改革领袖中，寿终正寝的只有德意志首相，他享年八十三岁。

根据皇室和东正教的礼制，俄国沙皇的遗体被送往祖辈们长眠的墓地。然而，在圣彼得堡，却几乎看不到任何悲恸的迹象。亚历山大二世在世人的厌弃中与世长辞。他那革命性的政治才能，换来的却只是忘恩负义，而他的葬礼也是纰漏百出。敛尸官对着这位沙皇的遗体——或者说遗体的残余部分——绞尽脑汁，最后他决定，将支离破碎的下肢切除。殡葬人员为如何处理遗体大伤脑筋，与此同时，令大臣们烦恼不已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大批外国政要乘坐专列，从华沙和柏林来到圣彼得堡吊唁，这些人该如何安置才好？德意志王储竟然只能屈就住在一间画廊里。

一个更微妙而棘手的问题是来自王妃的。通常来说，沙皇的遗孀是最主要的送葬人，但这一次，情况却有些复杂，因为亚历山大在原配玛丽皇后去世后没多久，就跟这位情妇结婚了。第二次婚姻是秘密缔结的，加之是贵族和庶人之间的通婚，所以新娘无法得到丈夫的公开承认。在这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当中，这位年轻的女士，叶卡捷琳娜·米哈伊诺芙娜，成了声誉扫地的一方，毫无疑问，这对她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因为她不是个交际花，甚至也不是一名女演员。人称“卡佳”的她，其实是俄国古代贵族的后裔。然而，尽管血统高贵，她却没有王室或皇家的血统。而在俄国，皇家成员必须与王室结婚，连沙皇的侄子亚历山大大公都说，这是“一条冷酷的法令”。相传，亚历山大曾经下定决心，打破这条陈规旧俗的桎梏：他想将他的婚姻公告于天下，让卡佳登上后座，将皇后的冠冕戴到她栗色的发间。但是，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发生，他便在圣彼得堡的街头横死。

卡佳被赶到了一边，她爱人的遗体被护送着穿过人群，穿过面无表情的俄国民众，送到彼得保罗要塞，俄国沙皇的地下墓室里。卫兵和牧师，主教和神父，手持刀剑和权杖穿过整座城市。正午的阳光在圣以撒大教堂的金色穹顶上闪耀。然而，在历史的转盘上，黑暗已经降临。随着亚历山大的辞世，罗曼诺夫王朝开始黯然衰落。

葬礼当日，卡佳蒙着厚厚的面纱，跟宫廷中的其他人一起，在冬宫宏伟的楼梯脚下等待着。她带着她的三个孩子，他们都是已故沙皇的后代。那个八岁的男孩乔治，人们叫他“戈高”。旁边是他的两个妹妹，奥尔佳和卡佳。他们注视着新任沙皇——他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一阵风般狂奔下楼梯。亚历山大三世跟他的父亲一点都不像。已故的沙皇长相英俊，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微凸。马克·吐温曾在克里米亚半岛见过他，觉得他“身材十分高挑……他是个长相坚毅，却也和蔼可亲的男子”。而亚历山大三世却恰恰相反：身形臃肿，头脑简单。他的身边站着妻子，新任皇后，丹麦的达格玛公主[1]，一个娇小的黑发女子。光彩照人的年轻皇后从大理石地板上翩然而过。此时她全然不知自己的命运将比卡佳更加悲惨——晚年的她啜泣着坐在一节火车车厢里，眼看着她的大儿子——最后一任沙皇尼基，被人带走，后来他被幽禁至死。

当皇帝夫妇走过来的时候，卡佳掀起了面纱。就在那一瞥之间，新任皇后看到了她满是泪水的脸庞。尽管依然年轻貌美——卡佳跟达格玛一样，时年三十四岁——这张面孔的主人现在却已经是个继母了。侍臣们都屏住了呼吸。亚历山大在世的时候，他坚持要达格玛和其他大公夫人像传统上对待皇后一样，对卡佳行礼。可现在，角色却对调过来。达格玛成了皇后。如果她硬要正式地伸出手，应该顺从谦卑地行礼的人就变成了卡佳。但此时，新皇后并没有坚持维护自己的皇后威严。她并不像一位皇后，而是像个普通女人一样拥抱了卡佳。有些旁观者便贸然得出结论，认为新任沙皇和皇后心地柔和，自此之后，卡佳将被视为皇室的一员。然而，新任皇后突如其来的同情，其实只是出于好心的一时冲动，而不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这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认同了公公的情妇的身份。皇室成员们走出冬宫，登上皇家马车。卡佳并未受邀与他们同行。

马车一路驶往彼得保罗要塞，大雪纷纷扬扬。沿途列队站岗的士兵们穿着厚厚的大衣，可还是冻得直打哆嗦。纷飞的大雪中，马儿们拉着镀金的皇家马车挣扎前行。最后，队伍终于抵达了要塞。在一座小讲堂里，皇室成员们目睹了庄严华丽的一幕。身披黑袍的修士们手持点燃的蜡烛，吟唱着《圣经》的章节。烛光在罗曼诺夫皇室的大理石陵寝上闪闪烁烁。然而，此情此景却并无已逝者的意味。亚历山大自己的人生篇章都被精心隐藏了，生亦如是，死亦如是。

只有新任沙皇似乎还想细细端详已故沙皇的遗体。人们看到，亚历山大三世一再俯身，上前亲吻父亲了无生气的双手。然后，人们将棺木封敛，放进了墓穴中。哀悼的人群依照古老的习俗将沙土和树叶抛撒进墓穴。

故去沙皇的葬礼只有冷冰冰的仪式礼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遭遇谋杀的总统被运往坟墓的仪式却是临时草草举行。当时群情激奋，民众的狂热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许多美国人渴望亲近他的遗体，适当程度的接触是允许的，或者有可能是已故总统所在党派的成员所鼓励的，因为他们知道，牺牲就是一种强大的宣传。在纽约，林肯的遗体一度被放置在市政大厅，连棺盖都是打开的，有些前来哀悼的民众会试图碰触或者亲吻这位死去的总统的面庞。由于太多哀悼者带来的尘垢，遗体已经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暗沉颜色，变得有些发黑。一位入殓师数次被传唤来，擦拭掉总统面上覆盖的油脂，将严重下垂的，几乎包不住牙齿的下巴合上去。遗体已经变得不像样子了。

然而，单纯朴素的乡下人挽救了这种局面。火车载着总统的遗体，飞驰着穿过乡村，春天的花朵正在盛开，在远远的交叉路口，在孤独的小村庄里，在荒芜的农场边缘，美国民众站在铁轨边，向被害的总统致敬。许多人用手帕抹着眼泪。妇人们的怀里抱着婴儿。小学生们手里握着镶黑边的美国国旗。在煤气灯照亮的火车站站台上，成群的少女围在一起唱赞美诗；她们穿着圣洁的白色衣袍，胸前垂下黑色的肩带。有些哀悼者拿着手写的标语牌：“向值得致敬者致敬”“英雄烈士”“华盛顿，国父；林肯，国之救主”“人虽死，言犹在”。

联邦政府专门征用了一节火车车厢来运送林肯总统的遗体。林肯生前就常常乘坐这节车厢；它装饰得相当舒适，有一间会客室和一间卧室。为了安放他的遗体，车厢已经罩上了黑纱，所有窗子都挂上了黑色的窗帘。护送总统遗体的，有总统的家人、朋友、高官，还有来自美联社、《纽约时报》、《费城问询报》、《波士顿每日广告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深夜，列车穿过纽约州中部，车上的人都被等着一睹总统灵柩的群众的数量震惊了。在孟菲斯和沃伦斯的小镇上，哀悼者们手持火把站在路旁。凌晨3点钟，火车到达了罗切斯特，遇到了市长和大批民众。

不久，已逝的总统就来到了伊利诺伊州。一个标牌上写着“回家”，另一个写着“安息”。在芝加哥停留之后，列车穿过大草原，来到了斯普林菲尔德——这里是伊利诺伊州首府，林肯总统的故乡。人们把他的遗体带到议会大厦，在那里供公众彻夜瞻仰吊唁。第二天中午，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灵柩被抬下台阶，放入灵车。众多哀悼者开始吟唱——

天主的孩子们，前行路上温柔歌唱：

赞颂救主的丰功伟业、万丈荣光。

我们正沿着父辈们走过的路途，回到主的身旁：

我们即将目睹，他们如今何等喜悦欢畅。

灵柩被运到橡树岭公墓，放置在石灰岩的墓室中。

在这三位改革领袖中，只有德意志首相免于死于非命。这未必是一种福气，因为奥托·冯·俾斯麦同样饱尝了死亡的痛苦。林肯和亚历山大都是在权力巅峰骤然殒命的；只有俾斯麦活到了功成身退，了解到被历史抛弃是一种什么滋味。新德意志皇帝的登基，为他的高官盛誉画上了句号。俾斯麦一手打造了这个帝国，威廉二世刚刚戴上皇冠，就急于除掉国中的这个老臣。这位年轻而独裁的皇帝神经质的兴奋、变化无常的想法、轻率不得体的演说——半是路德教会的布道，半是专横凶暴的长篇大论——给一名观察者留下了“癔症患者的印象”。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谋杀的亚历山大皇帝的孙子，也是个蠢货，人称“威廉的表弟”。“他简直是疯了！”尼古拉大叫。

俾斯麦从权力巅峰跌落，无法再认真对待这位疯狂的皇帝。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对一位君主屈膝是件危险的事，特别是像威廉这样易怒的君主。年轻的君主顽固不化，他的军事演习和计谋都一无是处，这一点俾斯麦明白得太迟了。新皇帝刚愎自用，骄傲自负。他佩戴黑鹰和骷髅标志，自诩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象征。他还有一个同样令人不安的习惯：他竟然喜欢抚弄卫兵的小胡子，卷起卫兵的胡子梢。但是，军旅精神只是形成威廉的古怪脾气的部分原因，在这位耀武扬威的军人脑袋里的某个地方，骄傲退却了，他变成了一个小心翼翼的艺术爱好者。在波茨坦洛可可风格的宫殿里，阅兵场上的死板严苛消散无踪，来访者们惊奇地发现，他变成了一个细腻敏感、酷爱艺术的年轻人。

俾斯麦一生克服过许许多多困难，但是要搞定一个穿着长筒军靴的审美家，哪怕他再足智多谋，恐也力所不及。某天早晨，年轻的皇帝出现在位于柏林的首相府邸门口。他要求知晓俾斯麦的行动。首相从床上爬起，满心郁闷地走下来。“俾斯麦大概只得如此，”威廉说，“他得克制自己，忍着不把墨水瓶砸到我脑袋上。”俾斯麦并没有朝他扔墨水瓶；他将自己的恶意用一种喜欢的小花招表达了出来。他丢下一只公文包，然后假装不想让皇帝看到其中一份文件。这下子不知所措的变成了威廉。他的好奇心战胜了矜持，一把从首相手中抓过那份文件。从那份文件中，威廉得知，俄国沙皇长篇大论地谈他，称他为“一个不讲信义的蠢货”。

俾斯麦表达了他的观点——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不久之后，他就被从办公室赶了出去，他怀着苦涩的心情登上列车，离开了柏林。“荣光无限的国葬。”他注视着窗外士兵们身上的羽饰、头戴的鸵鸟羽毛说道。一开始他还确信，政府一定会气急败坏地请他回去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召令却始终未出现。这位老人一直梦想着能够重回威廉大街——柏林的权力中枢。他筹谋规划，但是他的野心却失去了效力。俾斯麦的晚年是在徒劳无益的愤愤不平中度过的。他虽然被困在轮椅上，可身体的虚弱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头脑。他的思路依然无比清晰，直到最后都沉浸在仅剩的一点欢愉当中，那就是仇恨。最后回光返照时，他用力挥舞一只手。“那，”他宣称，“绝无可能，基于国家理念。”这位政治领袖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经制定和打破过太多规则，或许他期望可以通过这种宣言来逃避死亡的命运。

若他真的这样想，那他的确未能成功。六个小时之后，他溘然长逝。

三人之死迥然不同，但三位领袖的一生被一条共同的线索联系在了一起。在短短十年之间，他们解放了千百万灵魂，重建了自己广袤的祖国，并永久地改变了国家的政体。

林肯解放了一个被奴役的人种，改造了美利坚合众国。

亚历山大斩断了禁锢农奴的锁链，给俄国带来了法制。

俾斯麦推翻了狭隘的日耳曼众亲王，打败了奥地利皇室，终结了拿破仑的帝国，令德意志实现了统一。

三人铸就了20世纪争夺世界霸权的三个超级大国。他们也为人类的自由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三人中影响力最小的一位，俾斯麦理清了征战不休的国家的一团陈旧腐朽的乱麻——当时整个国家到处是公国和独立领地——并令这片凋敝已久的土地繁荣昌盛。林肯和亚历山大解放劳工的行为正像史册记载的一般伟大。1861年初，俄国境内有2200万农奴。同一时期，美国有超过400万男女及儿童奴隶。十年之后，他们都被解放了。

自由的国度是如何铸就的？自由的国度又是如何瓦解的？林肯称他的改革是“自由的新生”。俾斯麦曾提及改革是通过“铁与血”来实现的。亚历山大实施了一场他称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的改革都是以自由之名进行的，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人、物和思想更自由地流动。他们的改革在不同程度上都基于18世纪英国改革的基本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得英国在当时成为有史以来最为自由、最为繁荣的国家。就连对英国的自由理论嗤之以鼻的俾斯麦，也深谙贸易自由的好处，虽然他本人绝非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在他当政时期，工业蓬勃发展，鲁尔区的矿山和烟囱为他治下的社会提供了煤炭和钢铁，成就了德意志的繁荣昌盛，这比“铁与血”更加重要。

自由的新机制，尽管肇始于英国，却通行于全世界。它的核心理念是，上帝赋予所有人基本的尊严，虽然这一理念在现实中尚未完全实现。对这一真理，亚伯拉罕·林肯笃信不移，他认为它“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时期”。在19世纪初的几十年，这一自由机制有望像蒸汽机——该时代另一项开创性的发明——一样出口海外。所有人都拥有生存、自由和享受工业成果的权利，这一信念在德意志的莱茵河、俄国的涅瓦河、美国的波托马克河和英国的泰晤士河两岸被迅速唤醒。[2]

接下来，一些事情便水到渠成地发生了。

在三位改革伟人对自由国度开疆拓土的十年间，其中的一位成了自由国度的敌人，还有一位变得心灰意冷。正是在此时，诗人马修·阿诺德声称，热爱自由国度的人们“迷失了未来”。林肯曾说，自由的“萌芽”将会“成长和扩大为全世界人类的自由”。然而，这萌芽却在世界性的灾难中几近夭折。在这场全球危机中，自由国度受到了强权政治的新思想的挑战。林肯称，这种思想的道德词汇出自“豺狼词典”。在这十年间，人们见证了自由的胜利，也见证了反革命运动的兴起，时至今日，这场运动依然影响着这个世界。

这就是那十年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