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2)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贯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子里造起了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干罗格等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免费诊病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庄、四家工厂和一所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日写给批评家基根-杰德洛夫的信中，契诃夫说在雅尔塔养病的他感到苦闷和寂寞，他诉苦说：“我觉得，生活在我身旁流过，而我看不到作为一个文学家应当看到的东西。”一九〇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奥尔迦·克尼碧尔，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举世公认的。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认为，“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的。”海明威同样高度评价了小说家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之后看她的作品，就好像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而被誉为“英国的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却敬佩得五体投地，她在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而在一九二一年写的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我国的一代文学宗师茅盾生前也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在短篇小说中表现的“敏锐的观察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炼”。时间是公正的评判员，契诃夫的小说经受了近百年的时间检验，它们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

描写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的着眼点总是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作自然主义的描绘，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诗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老车夫姚纳丧子，银行职员古罗夫的邂逅，新娘娜佳出门求学，年轻的检察官鲁仁去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出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际，既不离奇，又无曲折，然而契诃夫却通过对这一切的描绘成功地从各种角度展示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症候。契诃夫面对反动、邪恶和庸俗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表露对污浊现实的不满、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实属难能可贵。

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这种独树一帜的心理刻画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例如，契诃夫在《新娘》中让读者看到，娜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转折，转折的结果是她在道义上的觉醒，是她认识到庸俗无聊、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可耻性而与之决裂。为了体现娜佳思想上产生的转折，契诃夫精心安排了参观未来新房的场景。契诃夫详加描绘的新房是未婚夫安德烈的兴趣、好恶和生活情操的集中反映，也可以说是他的心灵写照。娜佳原先对这个小市民的内心世界不甚了了，现在新房的布置以及安德烈对新房所作的兴致勃勃的介绍使她对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理想一目了然。正是在这时原先萨沙的劝说在娜佳心中起了作用，萨沙的劝说变成了她本人的决心，同那一辈子没有变化的“不干净、不道德”的寄生生活决裂。契诃夫有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不允许他细致地、多面地直接描写和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他“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契诃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这个心理描写原则，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能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具体和深刻的印象。这是契诃夫对世界文学宝库作出的贡献。在契诃夫的小说中，艺术细节在心理刻画上也有很大作用。如，酸涩的醋栗以及地主尼古拉·伊凡内奇对它们的啧啧称道，这种艺术细节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地主的空虚和卑微的精神世界。又如，姚内奇每晚清点钞票这一细节鲜明地暴露了守财奴的空虚内心和低级情趣。

真挚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和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列夫·托尔斯泰感到了契诃夫小说中的抒情意味，他称“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亨利·特罗亚说契诃夫是“第一个低声向读者倾诉的作家”。契诃夫本人很重视作者的个性在作品中的体现，他说过“要在剧本中能使人感觉到它的作者。在现在能读到的许多剧本中，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好像它们全是在一家工厂里由一部机器制造出来的”。但契诃夫不赞成在文艺作品中赤裸裸地表露作者本人的意图，作者尽可为自己的主人公哭泣、呻吟，同主人公一块儿痛苦，但是“这应该做得让读者看不出来”。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本领是十分高超的，他在作品中真诚地抒发自己的情思，但又做得异常巧妙，让读者自己细细琢磨。他总把抒情流露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即安插在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性格已经替抒情流露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醋栗》和《带狗的女人》中都有十分适时和恰当的抒情流露，而且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在《新娘》中作家的抒情既暴露可耻和肮脏的剥削生活，又反映他对美好未来的虔诚向往。借景抒情也是小说家契诃夫经常使用的手法，如《套中人》结尾部分的月夜景色，又如《在峡谷里》的充满抒情意味的宁静、美丽、蓝天里星斗满布的夜晚。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我们不该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契诃夫天赋有很强的幽默感。这种天赋的幽默感只有在同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时才能够产生具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在创作早期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如《外科手术》等都是一些有趣的小品，都显示了当时尚年轻的作家的诙谐才华。随着时日的推移，作家对人生的认识深化起来，他的笑声中已隐含着一层苦意。《预谋犯》中的丹尼斯令人既好笑又难受；《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着轻微的蔑视；《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作品则表明，作家在以笑为武器，辛辣地嘲讽那压迫普通百姓的势力；而在《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描写劳动者厄运的作品则表明，这里的笑会引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和爱怜。而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越来越深，在他锐利的目光下，任何装饰有漂亮外衣的琐碎、卑微、庸俗、渺小、肮脏或反动的东西都无法隐遁，他总能揭示它们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暴露其丑恶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讽刺。《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里辛辣的讽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织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据说，他在读这个作品时，“笑得很厉害，并且赞美说：‘多么细腻的幽默！’”。《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和《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细腻的，它的表现手段是极为普通的：抓准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语言手段加以叙述和描绘。但在塑造“套中人”这个形象时，契诃夫却使用了夸张手法。一系列的细节：从雨伞、雨鞋、麂皮手套、黑眼镜、帐子直到棺材都夸张地强调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不过，这种夸张还是有别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所具有的那种怪诞和离奇。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的笑再次证明了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他对劳动大众的笑总是善意的同情的笑，而他一向讥嘲和讽刺的则是形形色色的丑恶势力。

契诃夫的小说还有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特色：紧凑、简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求作品能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谈论契诃夫作品的简练时，我们不可忽视艺术家契诃夫的另一巨大贡献，那就是他在短篇小说中勾勒生活背景的本领。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有了一个生活背景，作品就扩大了容量，可以更加深广地反映社会生活。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经验是丰富的。他的结论是：在作品中，“除了人物以外”，要使读者“还可以感到引出人物的那个人群、气氛和背景”。以短篇小说《出差》为例，它的主人公鲁仁在农村看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和两种生活，这种农村见闻促进了鲁仁的觉醒，同时，作家巧妙勾勒的农村生活画面也使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厚、结构更加紧凑，使读者深感“内容比文字多得多”。自然，限于短篇小说体裁的特点，作家不可能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详细描绘生活背景，他只能作画龙点睛式的勾勒，而这又使作品显得更加简练和紧凑。在有些作品中，契诃夫不围绕中心人物勾勒生活背景，而是只插叙一两个与小说情节和中心人物并无直接关联的故事。例如，在《醋栗》中他插叙了两个故事，故事之一讲一个商人在临终前将自己的全部彩票和钱钞用蜜糖拌和，一古脑儿地吃下肚去；故事之二讲一个牲口贩子急于找回一条断腿，因为在一只穿在断腿上的皮靴里藏着二十个卢布。这两则故事虽然与作品的中心人物没有直接关联，但它们也构成了一种背景，使《醋栗》得以更深更广地反映生活，更简洁和鲜明地揭示一个道理：铜臭已经侵蚀了许多人的灵魂，地主奇木沙·喜玛拉雅斯基绝非个别现象。我们再看《姚内奇》，庸俗的图尔金一家的无聊生活以及许多常在他们家凑热闹、“酒醉饭饱、心满意足”的客人也构成一种生活背景，它生动和具体地陪衬着姚内奇的精神堕落。在短篇小说中契诃夫勾勒这类生活背景堪称匠心独用。

契诃夫的全部创作表明，他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家。他离开人世将近百年，他的中短篇小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库中的无尚瑰宝和珍贵遗产。

契诃夫在《札记》中写下了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而他的优秀艺术作品是人民的事业。那渗透在他全部创作中的道德激情（对庸俗、寄生和剥削的憎恶，对劳动者的痛苦生活的同情，对光明生活的向往），那些他塑造的针砭时弊的生动形象（如“变色龙”、“套中人”，姚内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艺术魅力，而且仍是我们同小市民的庸俗人生观以及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人类决不会无休止地朝金钱顶礼膜拜，进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光终将照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的优秀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而他的民主主义精神面貌是任何投机文人都歪曲不了的。

契诃夫将永远和进步人类在一起。

朱逸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