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言(1)

虚拟的历史：有关过去的一种“混沌”理论

尼尔·弗格森

过去的历史……是一种“存在的混沌”，永远鲜活，永远在运动。从它那不计其数的结构要素中，浮现出一个个朦胧的形状。……历史学家所要描述并加以科学测量的……就是这样的“混沌”！

——托马斯·卡莱尔

没有哪段历史享有特权……历史有无数的可能性，它们都是有根有据的……每时每刻，不管你认为是多么短暂的一瞬，事件的进展都会像一棵生出两根树枝的树一样在分叉。

——安德烈·莫鲁瓦

历史研究的不朽成就在于一种历史感——敏锐地洞察出事情怎样才不会发生。

——刘易斯·内米尔

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地将自己置于过去的某个点——在这个点上，已知的各种因素似乎会导致多种不同的结果。如果他谈及萨拉米斯，就应该想到波斯人原本会赢得这场战役；如果他谈及雾月政变，波拿巴是否会遭受耻辱的失败对他来说就应该还是个未知数。

——约翰·赫伊津哈

假如没有爆发英国内战，假如没有发生美国独立革命，假如爱尔兰没有分裂，假如英国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假如希特勒没有进攻英国，假如希特勒战胜了苏联，假如苏联赢了冷战，假如肯尼迪没有遇刺，假如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反对这类假设（或者说“反事实”提问）的理由很简单：何必要问这种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关心那些压根儿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根本没有必要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懊恼，“事后诸葛”不过空谈而已（至于杞人忧天则更没有意义了）。

针对这种质问的回答之一就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总是会不停地这样提问。假如我注意限速或者没有醉驾会怎样？假如我没有邂逅现在的妻子（或丈夫）会怎样？假如我下注的不是这匹马而是获胜的“红朗姆”会怎样？我们似乎很难不去想象另外一种场景：要是这样做了或没这样做，会有怎样不同的结局……我们会去想象，假如自己没有犯这个错会怎样，或者假如自己未能避免某个险些出现的错误又会怎样。其实，不能简单地认为有这些想法是做白日梦。我们当然知道时间不可能倒退，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重新选择。但反事实地设想是相当重要的一种学习。因为在作出有关未来的决定时，想象不同行为的可能结果可以为我们提供思考的基础。所以，分析和比较已发生事件与可能发生的事件的确是有意义的。

好莱坞不厌其烦地用语法学家们所说的“虚拟条件”（没有X，就不可能有Y）来吸引观众。在弗兰克·卡普拉的《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中，吉米·斯图瓦特的守卫天使在他接近死亡的边缘时拉住他，让他看看如果自己没有出现，这个世界（至少他的家乡）会是多么糟糕。《时光倒流未嫁时》（Peggy Sue Got Married）以凯瑟琳·特纳步入中年后对婚姻对象选择的懊悔为中心展开故事的叙述；而在《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中，迈克尔·J·福克斯难以抵抗回到过去的诱惑，差点儿糊里糊涂地让未来会成为自己母亲的洛莲爱上自己而离开父亲乔治。克里斯托夫·里夫版的《超人》里，在地震中痛失女友的超人让时间逆转，将她从“未来”的灾难中解救出来，而就在前一秒他和观众才刚刚目睹了这场灾难的发生。科幻小说作家们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样的幻想。例如，在约翰·温德汉姆的《随机寻找》（Random Quest）一书中，物理学家科林·特拉福德被投入与现实世界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身处其中的特拉福德发现自己是一个小说家，娘娘腔，喜欢虐待妻子。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在雷·布莱佩利的笔下，一个时间旅行者返回史前时代不慎踩死一只蝴蝶，结果导致整个世界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当然，就学术研究来看，好莱坞和科幻小说难登大雅之堂。不过，这类主题也吸引了一些相当有名的作家。罗伯特·穆齐尔在其德文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中，对人类的反事实思考倾向有大段思考：

如果存在所谓的现实性（谁都不会怀疑这一点），那么就必然存在可能性。任何一个能够感知到可能性的人都不会说某事已发生、将要发生或必然发生。他会略作思索，然后说某件事可能会或应该会发生。如果有人告诉他某件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他会想：嗯，好吧，不过这事也大有其他可能。所以，对可能性的感知完全可以定义为思考事情发展的潜在可能、平等看待现实性和可能性的能力……（因为）可能性还包括……上帝未曾显露的意图。一种可能的经验或真理并不等同于现实的经验或真理减去其“真实值”……在推崇可能性的人看来，可能性是一种神性的体现，饱含激情与崇高的精神，是对乌托邦式理想的执著，从不在现实面前屈服，现实反而……更像是一种虚构。

不过，正如穆齐尔提到的，总还是有人质疑这种对可能性的推崇：

很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倾向的结果常常会让别人的喜好与禁忌都显得不合理，甚至连是非判断都显得不重要了。据说这些可能论者活在一个更精致的网络里，朦胧的幻想、想象、假设无处不在。一旦这种倾向在孩子身上有所表现，人们立刻就会想方设法地去消除它。当具有这种倾向的人出现时，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是疯子、胆小鬼、自大狂、吹毛求疵者或者幻想成癖。当需要对这些可怜的傻瓜表示赞赏时，人们有时候会管他们叫理想主义者。

这番话可以说恰到好处地概括了几代历史学家的态度，用E·H·卡尔（英国史学家）充满轻蔑口吻的话来说，“反事实”的历史不过是种无关痛痒的室内游戏、海阔天空的侃大山而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至于那些以“如果……”开头的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去思考“可能会发生什么”就等同于认可“坏国王约翰”或“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之类的历史理论，而且表现的是一种失败者的心态：

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地因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遭受了这样那样的痛苦……他们希望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对；当他们阅读历史时，这种情绪表现为恣意想象那些更合他们心意的事件的发生……这纯然只是情绪化与非历史的反应……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家如果正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低谷而非高峰，强调历史偶然性的理论就会盛行。这好比在成绩不好的学生看来，考试就是一场赌博，得分全凭运气……历史……是人类所作所为的记录，它并不会浪费笔墨在人类没有做或未做到的事情上……历史学家关心的是那些成就了某件事的人。

在职业历史学家那里，仍然相当普遍地弥漫着对“反事实”观点的敌意。E·P·汤普森甚至将“反事实虚构”看做是“非历史的废话”而不予理会。

可以肯定，即使像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与汤普森等人那样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决定论”，也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称自己为“决定论者”。持历史决定论的人认为一切事件都以某种方式被预先安排了，所以已经发生的事件原本就必然发生。这与相信狭义因果论有重要区别。因果论者认为因果关系呈链性或线性发展，任何事件都是其“命定”前因的唯一可能的后果。但不是所有的因果论者都像19世纪的许多决定论者那样，认为历史或者事件的发生都有一种目的或有特定意义的指向。宗教历史学家、唯物论者和观念论者之间存在深刻的不同。宗教历史学家将事件的最终原因（但不必然是唯一原因）归结到神身上；唯物论者通过类似或派生于自然科学的术语来理解历史（比如普遍法则）；而对观念论者来说，过去的“思想”通过历史学家的想象向一种可理解的（常常是目的论的）结构转化，这便是历史。尽管如此，他们超越了这些分歧达成一个共识，都从根本上拒绝以“假如……”开头的假设性问题。

贝奈戴托·克罗齐是卡尔和汤普森等唯物决定论者的老对手，但他同样也毫不含糊地攻击了反事实问题的“荒谬性”：

当我们对某个事实进行判断时，应该以既定事实为依据，不能有无端的想象……为了排除那些不合理的“假设性条件”，我们必须一再重申历史的必然性……而且要禁止……反历史和反逻辑的“假设”。这种“假设”武断地将历史进程划分为必然事实与偶然事实……它还将一个故事中的事件划为必然事件与偶然事件。人们必须在心里排除掉偶然事件，以便更清楚地了解若没有偶然事件的干扰，必然事件会怎样自行发展。这是一种游戏，我们闲来无事时总是乐此不疲，我们会思考自己的人生如果没有碰到某个人会是什么样子……在这类想象中，我们轻松愉快地把自己看成了某种具有必然性和稳定性的因素，而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我们的确已经碰到这个人，经历了、遗憾了、幻想了，才让此时的思考成为可能……如果我们要认真充分地去探究这个现实，游戏很快就玩不下去了……尝试在历史领域玩这类游戏很不合适，会得出荒谬的、完全站不住脚的结论。

对反事实主义抨击最为激烈的是英国观念论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在他看来，当历史学家“通过某种思想实验、像思考确定的史实一样来思考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就已经脱离了历史的思维轨道”。

如果圣保罗在朋友们把他从大马士革的城墙上放下来之前就被抓住并杀害，很有可能基督教就无法成为我们文明的中心。这么说基督教的传播就得归功于圣保罗的逃跑了……一旦以这种方式来思考，这些事件就立刻不再是历史事件，如此不仅让历史变得乱七八糟、处处疑点，而且完全是对历史的背弃……必然事件和偶然事件之间……有何区别根本不属于历史的思考范畴，这完全是科学对历史世界的野蛮介入。

奥克肖特继续说道：

历史的问题从来不去关心什么事情必然发生或什么事情原本可能会发生，而只是关心那些有事实证据证明的确发生了的事情。如果美洲殖民地问题发生时任英格兰国王的是乔治三世，或许战争压根儿就不会爆发；但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乔治三世有可能在这个关键时刻改变事件的“自然”进程，就是企图罔顾历史以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人们从未要求历史学家去思考在不同情境下会发生怎样不同的事情。

因此，用奥克肖特的话来说，想象事件可能会怎样发展是“一个纯粹的神话，一种肆意过度的想象”。这应该是他与卡尔、汤普森能达成共识的少数观点之一。

不同思想流派的人们都对反事实主义怀有强烈的敌意，这部分说明了为什么通常是小说家而非历史学家来回答我在开始列出的反事实问题。比如，罗伯特·哈里斯出版的侦探小说《祖国》就将故事背景设想为纳粹胜利20年以后的欧洲。随着这类书的流行，反事实问题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研究。但这本小说遵从的仍然是传统的惊险故事模式，无法摆脱虚构性，也就自然削弱了故事背景的历史可信度。在作者笔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的胜利并非一场险些成为现实的、多亏无数人牺牲才得以避免的灾难，而是作为一种华丽的背景刺激人们的神经，以便打发候车室里无聊的时光。还有很多小说都基于此类反事实的历史假设：金斯利·埃米斯的《变化》（Alteration）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小说中抹掉了英国的宗教改革。但此类书和那些“未来学”的著作一样和历史没有太大关系。伦敦图书馆在收录与未来学相关的书籍时，礼貌地将其归为“想象的历史”。未来学家们会猜想我们目前面对的诸多可能究竟有哪些在未来会实现，而他们的猜想与预测是基于对过去事件走向的推演。不过，就这些著作的准确性来说，真需要有所判断时，他们可能还会去参考占星术或塔罗牌。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严肃的历史学家敢于去解决（或者至少是提出）反事实问题。吉本总是会着迷于某段历史发展的细节处，偶尔也允许自己以明显的反事实方式来写作。例如，他曾假设公元733年查理·马特尔没有战胜萨拉森人会发生什么，并有这样一段简短的描述：

胜利的行军路线从直布罗陀巨岩延至卢瓦尔河岸，增加了1000多英里；同样的距离也能把萨拉森人带到波兰的边界和苏格兰高地；比起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莱茵河的航运条件也不差，阿拉伯人的舰队可能不经海战就能驶入泰晤士河口。果真如此的话，也许现在牛津大学的教学内容就是《古兰经》，也许还要在讲坛上向行过割礼的学生们讲解穆罕默德启示的神圣性与真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