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派暴政

在选举民主中，投票权转变成了政治权力。最常见的对于民主的批评或许是选民多数派将使用其权力压迫少数派。在柏拉图看来，“多数”统治意味着头脑简单的公民很容易被蛊惑人心的煽动家（或诡辩家）动情的论述所左右，造成不公平的后果，比如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死亡判决。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柏拉图为少数道德专家统治的观点进行了辩护。正如一艘大船应该由训练有素的能干水手掌舵一样，政治共同体的领导人也应该是在哲学上受过训练的人，他知道如何以公正的方式管理国家，他曾在基层工作过，随后被逐步提拔到负责全局的领导岗位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认为，因为大部分人追求的是功利而非善良，公民应该是指那些有美德和能力的人；因此，公民身份应该仅限于那些拥有足够自由时间来寻求良好生活的精英。“多数派暴政”这个术语因为19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使用而广为人知，他担忧非理性的、自私的多数派依靠民主程序使用权力压迫少数派，并推行恶政。

但是，在20世纪，自由民主巩固了对多数派统治的宪法限制，自由民主国家通常都会保护少数群体和不受欢迎的个人，使其权利免受多数人的侵犯。群体间相互尊重的开明观点并不总会（甚至通常不会）促进进步，迈克尔·曼（Micheal Mann）认为人民统治的观点常常将“人民”定义为占支配地位的群体，他们会形成国家和民族的有机体概念，鼓励对少数派的杀害和清洗以便产生单一民族公民群体，而这个过程从北半球传播过来，现在已经蔓延到南半球的部分地区——但是仍然很难反对这样的说法，即如果与其他政权形式相比，富有的、历史悠久的自由民主国家现在能更好地保护个人和少数派群体免遭多数派的权利侵犯。但是，问题在于选举民主制下的大多数选民，包括富有的自由民主国家的选民在内，在经济和科学等领域选择有动力和能力推行良策的政治领袖方面的表现并不好。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这些“发达”民主国家的选民“素质也不高”；缺乏政治素养的并非仅仅是中国农民。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这种批评的若干论据，随后与政治尚贤制进行对比并提出改善现状的建议。

最初的民主——古代雅典将公民视为平等者，但奴隶和妇女（多数派）没有公民权。据说妇女和奴隶天生地位低下，因而必须被毫不留情地统治。亚里士多德基于此种原因将他们排除在外的论证是令人怀疑的。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确保留了奴隶获得解放的可能性，暗示奴隶制不一定是永久性的。即使“天生低劣者”也可以受教育，但是除了那些心智发展不完全的人——类似于现代世界中的智力障碍者。如今，人们广泛承认智力差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爱因斯坦；教授和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常常会比较他人的智力水平，认定即使在家庭背景和教育水平相似的人之间仍然存在智力差异。虽然如此，在实现公民身份面前，这些差别都不重要；大部分人能够而且也应该接受教育，成为理性的选民，连续12年甚至13年的学校义务教育足以培养出合格的公民。

简而言之，当今时代的民主政治建立在人们通常都能理性行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他们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偏好。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将以满足自身需求的方式投票。批评这种观点的一个常见意见是，选民不应该过于自私。投票不像去看一场电影那么简单：如果我看了一部糟糕的电影，我虽然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但却不会给他人造成损失。相反，如果我投票支持一个政治领袖，他不仅有权支配我，而且有权支配政治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因此，我在投票时有道德义务考虑其他人的合法利益：换句话说，我有义务为了公共利益投票。但是，普遍来讲，大部分人投票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事实上，实证性的证据显示，选民往往根据他们认为的国民共同利益而非自私利益进行投票。基本问题不是大多数选民寻求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大部分选民缺乏做出知情的政治判断所需要的知识。即使多数人渴望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也常常缺乏相关的知识。

首先，多数人缺乏时间了解政治动态，并根据了解的内容进行投票。与古代雅典相比，现在的情况更加糟糕，正如白彤东所说，让奴隶从事劳动：

使雅典公民从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有可能充分参与政治事务的讨论。但是即使有了奴隶，雅典公民政治能力的充分性仍然受到柏拉图和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挑战。生活在现代民主国家的普通人需要努力工作以维持其渴望的生活水平（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或许也是摆脱了因使用奴隶而获得闲暇的内疚感的所有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他们怎么才能获得理想的自由和协商民主所需要的政治能力呢？

问题不仅仅在于缺乏时间。与古希腊城市国家相比，现代的民主国家在规模上往往很大，个体选民的决定不大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任何统计学上的影响。因此，选民将时间花在其他的事情上符合理性的选择，正如詹森·伯南（Jason Brennan）所说：“公民无知是符合理性原则的。个体公民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支配政府，个体选民能期待的利益几乎是零。因此，政治知识对选民来说没有任何利益可言。而且获得知识非常困难，还需要付出代价。如果你知道你的选票可能会产生决定作用，那么你可能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学习政治知识。但是当你意识到你的选票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你很可能就懒得去找麻烦了。”简而言之，现代民主国家的选民缺乏时间和动力去提升其政治能力。

即使选民有时间和动力去了解政治，他们也会受到种种认知偏见的影响——潜意识推理错误会扭曲我们对世界的判断。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总结了几十年的学界研究，结论是人们对自己的判断往往过于自信。过分自信的例子之一是“无所不在的乐观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会导致一种我们控制一切的观念：“心理学家已经证实，在许多美好的品质面前大部分人都真诚地认为自己优于他人……‘90%的司机相信他们的驾驶水平比平均值高’，这是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心理学发现。”创业者同样拥有这样的幻觉。“美国小企业在创立5年后还能继续生存的概率在35%左右。但是开办这种企业的个人并不相信这个统计数字适用于自己。超过81%的创业者认定，自己成功的概率在70%或者更高，33%的人说他们失败的概率是零。”卡尼曼提出，改善我们的判断并纠正偏见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不付出相当的努力，很难实现”。而且，“与你本人即将进入雷区的时候相比，当你注意到别人走进去的时候”，你更容易辨认出认知上的雷区。“在避免错误方面，组织比个人做得更好，因为组织往往思考得更缓慢，有能力遵循严格的程序。”虽然卡尼曼并没有这么说，但是投票亭似乎就是被设计成将非理性决策最大化的地方——在这儿，个人表达政治偏好，没有任何义务提前进行学习（即无须做出努力），也没有来自他人或者组织的任何反馈意见，而这些反馈本来是有可能制衡认知偏见的。

考虑到多数选民缺乏时间、动力和认知技能来获得政治知识，大部分选民常常对关键议题非常无知也就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比如，79%的美国人不能认出本州参议员。在选举年，大部分公民认不出自己所在选区的国会候选人。就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70%的美国公民不知道国会已经增加了医疗保险的处方药福利，即使这是联邦预算在过去几十年增加幅度最大的新补贴项目。一般来说，其他民主国家的公民也并不比美国人更知情。”有些选民“持有明显的愚蠢想法。比如2009年对新泽西州选民的民意调查显示8%的人（包括5%的民主党人和14%的共和党人）相信巴拉克·奥巴马是反基督分子，19%的人（包括40%的自认为是左派自由主义者的人）相信乔治·布什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已经得知‘9·11’阴谋”。而2005年美国律师协会的一项调查发现，2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三大部门是“共和党、民主党和独立党”，在1987年——苏联解体之前——半数的美国人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就写在美国宪法中。

当然，当代政治不仅仅是有关政治人物和机构的知识。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是现代国家的主要活动，但是布莱恩·凯普兰（Bryan Caplan）已经指出，有关经济学的观念中充斥着严重的系统性错误：“人们不知道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我称这是反市场偏见；人们低估与外国人交往的好处，我称这是排外偏见；人们将繁荣富裕不是等同于生产而是等同于就业，我称这是制造就业偏见；最后，人们倾向于认为经济状况很糟糕而且会越来越糟，我称这是悲观主义者的偏见。”科学对政治学也很重要，选民有关科学的观念同样充斥着系统性错误。与科学家中几乎达成共识的观点相反，只有44%的美国人相信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相反，77%的美国人相信有迹象表明外星人访问过地球。科技界中的绝大多数人（97%）认为，人类和其他事物一样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演变，这是自然演化过程，但是只有21%的美国人相信进化论。

或许选民无知并非民主的真正挑战。投票不过是公平的程序，给予每个人平等影响政治结果的机会，我们不能期待民主决策遵循真理、审慎和正义的标准。但是，如果单独来看，公平的程序主义很难作为认可民主的强有力理由。正如戴维·伊斯特（David Estlund）解释的那样，“民主程序（至少其中部分）的确是公平的，但这在道德上很难成为支持权威和合法性的重要理由。单单程序公正并不能解释我们可能觉得必不可少的民主机构的大部分特征。让我用一句玩笑话来说明我的观点，如果我们想要的是对所有人都公平的程序，直接抛硬币打赌不是更好？也就是说为什么不随机地选择法律或政策？”换句话说，我们关心投票过程不仅仅因为它是公平的程序（抛硬币决定同样公平），而且因为我们认为它将带来公平的结果。

不用为选民的无知感到担忧的另外一个理由，是首先由亚里士多德本人提出的“集体智慧”。一大群人的智慧和美德比一小群人更多：无论个人的知识是多么不完善，许多人的观点集中起来就会构成某种形式的集体智慧。这种观点有一些证据支持：比如，仅仅是经济预测的平均值都要比单个预测准确得多。但是，这种有利的结果只能是在个体已经拥有了足够的信息储备时才会产生：比如，普通美国人认为，18%的联邦预算被用来对外援助（事实上，只有1%），因此，大部分美国人更愿意削减外援。政治中不存在可以整合错误观点，最终产生有益结果的“看不见的手”。正如伯南所说：“受到系统性偏见困扰的民众并不能做出很好的预测……想要做出准确预测，增加决策制定者的认知多样性与增强群体内个人的预测能力同样重要。”也就是说，有关“集体智慧”的论证只有在群体头脑清醒的情况下才奏效，但对多数选民来说，这并非真实情况。

而无须担心选民无知的最具说服力的理由是，他们选择的官员并不这么无知。选民或许缺乏对政治机构和政策的了解，但重要的是，民主社会中的公民有足够的智慧判定他们所选的领袖的品格，他们能够选出拥有足够的美德和专业技能的领袖指导政治走向清明。候选人在选举季节会迎合选民的非理性，但在当选后他们通常会违背选举时许下的诺言，因为他们原本就知道这些许下的诺言是不现实的或者不道德的。比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竞选人都通过指控在任总统“溺爱”中国而挑起选民的排外偏见，但是一旦他们登上权力宝座之后，往往会继续前任的温和做法。即使候选人与选择他的民众同样持有错误的观点，根据贤能原则选拔出来的专家组成的司法和行政部门也常常可以使政策制定过程更为合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有权推翻那些限制个人权利的法律，如果这些权利是得到美国宪法保护的话。

不幸的是，这些针对选民非理性的限制并不足以防止出现糟糕的政策（或将其危害最小化）。最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显示，政府官员通常试图给予民众他们要求的东西，结果是“公民在生活中必须容忍包含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法律，容忍不必要的战争，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且质量偏低，犯罪率更高，污染更严重，福利待遇更低”。在新兴民主国家，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在相互仇恨和越来越不相信他人的社会中，多数派群体往往用民主方式压迫少数群体，这或许也正是悲观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担心中国民主化的特殊原因吧。如上所述，在成熟的自由民主国家，民族冲突常常因为宪法确立的机制如联邦主义或少数派权利等而得到缓和。

但是，很少有其他措施能够制衡可能导致灾难性政治后果的其他形式的非理性。一项针对首席财务官的研究发现，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之后是大衰退），那些对标准普尔指数充满自信和乐观的人也对其公司的前景过分自信和乐观，因而比其他人更愿意冒险。正像卡尼曼所说，“乐观主义受到高度重视，具有社会性，而且有利可图；民众和公司倾向于奖励那些提供危险且误导人信息的人，而非说真话者”。不幸的是，政府官员和监管者同样抱有乐观主义偏见（或者至少没有感受到需要纠正企业界的乐观主义偏见）。在加利福尼亚州，普通选民一再要求降低税负和提高公共开支，这就是1979年加利福尼亚州宪法第13条修正案批准的非理性，它通过冻结财产税严重限制了加利福尼亚州各个区县的主要收入来源，导致公共债务飞涨以及花在监狱上的公共开支比高等教育开支还多。

选民群体不了解科学也会造成消极的政治后果。最明显的是，专家观点和选民无知之间的联系断裂，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更难应对气候变化，这或许应该是当今时代最大的政治议题。不那么明显的是，科学和民主政治两个领域拥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这使得人们很难从一个领域跨越到另外一个领域。科学家看重思想诚实，正如马克·亨德森（Mack Henderson）所说：“持有一个无法用证据支持的糟糕观点并不丢人，只要科学家不是不顾数据支持而一味地固执己见。科学家可以，甚至被鼓励改变其观点。”但是，成功的民选官员常常更愿意宣称其信念不可撼动的真理性，而且本来应该被视为在获得新信息后产生的新思维，却常常被选民看作官员不值得信任的证据，这些改变思路的官员会被选民看作是些不能坚持自己观点的无原则赌徒。因此，很少有科学家从政，科学家当选高官的人数就更少了，因为科学的价值很少会被“做出影响每个人生活的决策的部长、顾问和官员们理解”。

在美国，“太多的政策与经验主义原则完全不符。医药行业仍然更多地受到商业行为而非数据的驱动。我们仍然限制吸毒上瘾者的针头交换行为，即使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我们应该采取其他的行动。我们听任医药公司推出新的、更昂贵的药品，虽然疗效并不比现有的便宜药品更好”。甚至对华政策也受选民非理性的影响，尽管这可能有悖于选民自己的利益：2009年，奥巴马政府单方面对中国轮胎进口征收关税，这个举动受到多数经济学家的质疑。该关税保护了1200个美国人的工作，但仅仅在2011年一年，美国消费者就花费了110亿美元购买高价轮胎，或者说每个工作岗位价值90万美元。简单地说，选民缺乏政治、经济和科学知识常常导致当局制定出糟糕的政策。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约翰·穆勒为民主辩护的名言是，政治参与可以教育公民。正如陪审团的义务迫使参加者超越自我利益进行思考，并以理性的方式与人协商，考虑如何更好地对待他人。同样，行使权力对于那些必须使用权力的人来说是一种宝贵的训练。通过允许和鼓励民众站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要求一定程度的公共服务精神，民主参与将促进民众道德和思想的进步。我们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点，而我们的观点将会变得更加缜密，并能考虑他人的利益。换句话说，解决选民无知的办法是为民众提供更多政治参与的机会，从选举村委会到组建全球性的网络共同体。不幸的是，证据显示的情况正好相反：那些能够清楚表明己方和反方观点的，有丰富政治知识的人往往不太参与政治；而那些积极参与政治的人往往都不愿意进行民主协商。

或许更直接的解决选民无知的办法是教育选民。杰米·特伦斯·凯利（Jamie Terence Kelly）在其最近出版的书中讨论了认知偏见对政治行为造成的影响——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他的研究显示，同样的问题若表述方式不同就会产生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政治决策。为了纠正这个问题，凯利建议推出公民教育项目以克服框架效应的病态影响。他认识到，问题在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公共教育能消除所有（或大部分）的偏见。而且，这种项目“可能在经济上非常昂贵，而且要求人们敬重专业知识”。考虑到美国反对大政府和反对精英的政治文化，很难想象这样的项目能够大规模地付诸实施。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大部分需要接受教育以克服认知偏见的人正是那些最不大可能读书的人，很多文章和书籍本来可能会起到帮助作用。詹森·伯南在《投票伦理学》（The Ethics of Voting）的后记中提出了旨在帮助我们克服认知偏见的若干建议，如“在一年的时间里，不要阅读任何为你现有观点辩护的东西”。但是，这样的建议可能导致一段政治瘫痪期，极端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可能会趁机占据政治领地。伯南的确主张那些容易错误投票（即以不道德或不理性的方式投票）的人应该放弃投票权，但是，又有多少非理性的选民愿意考虑他的论证，听取他的建议呢？伯南写道：“一个因为自己觉得厌恶而投票禁止同性恋婚姻的人，除非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是应该对其有害的投票感到内疚的。”同性恋厌恶者（或真诚的基督徒）读了伯南的话可能得出结论说，啊，他是对的，我应该克制自己不去反对吗？有任何证据表明让无知的选民意识到自己错误的政治观念会促使他们放弃投票吗？经济学家基本上一致认为，让个别投资者根据股票市场指数做出正确决策是困难的，但是美国公众中只有55%的人这样认为；而且公众在得知经济学家认为其接近于不可能之后，反而对自己成功挑选股票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在泰国，“84.2%的人表达了他们对自己参与政治的能力的信心——更惊人的是，其中71.7%的人说，他们能够参与政治，虽然他们根本不理解政治”。然而令人感到不安的真相是，减少无知选民的政治影响的最好方法（或许是唯一的方法）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

在其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詹森·伯南放手一搏。他提出，公民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即针对他们的任何政治权力都应该是有能力的人以适当的方式行使的，而普选权破坏了这种可选择权利。因此他认为，普选权应该仅限于具有充分政治能力的公民。他认为，适当的投票人考试体制能够服务于这个原则。但是，伯南的论证是有问题的。他利用陪审团类比为选民能力原则辩护：陪审团对被告的命运拥有极大的决定权，因此，如果某个陪审员表现出某种偏见或不称职，他能够而且应该被取消陪审资格。同样道理，在行使可能影响到他人的权力时，选民也应该因为不道德或者能力不足而被取消资格。但是这里有个关键的区别：如果陪审员不称职，他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是清晰而且即时的（如被告可能被关进监狱）。但是，如果选民不称职，给政治结果带来的影响充其量也就是间接而不明显的。所以，不称职的选民并不会像不称职的陪审员那样产生很大威胁（或令人担忧）。无论如何，针对伯南的建议的主要批评意见仍然是政治性的。伯南建议“我们（美国人）或许可以首先在小范围内开始选民考试实验。比如，在美国的一个州首先开始这种实验最好。如果实验取得了成功，这些做法就可以推广开来”。但是，这种实验不大可能符合美国宪法的精神。

更严重的问题是，很难想象选民会赞同剥夺其投票权的这种“实验”，尤其是在美国这种强烈反对精英政治的文化中。事实上，我不认为现代民主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选民会同意修正一人一票的选举实践。政治压力一直倾向于减少对投票权的限制，如将投票年龄从18岁降低为16岁。一旦选举民主制到位，改变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就是使用军事力量（正如我们在埃及看到的那样）。有关“精英政治”的争论，在拥有根深蒂固的政治精英主义文化的东亚社会更容易被认真对待；而在民主社会，一人一票形式的选举民主已经获得了几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选举民主的替代选择：新加坡式的贤能政治

新加坡也有民主选举，但是这种选举受到严格的限制：选票是有编号的（因此，选民或许会担心在投票后被人辨认出来），媒体远非自由、开放和均衡的，结社自由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选民受到被报复的威胁（比如反对派街区的公屋改造升级可能被延缓），反对派候选人一直受到严厉的报复。过去几十年，（从民主的观点看）新加坡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选举离自由和公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样看来，同一个政党——人民行动党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就一直在新加坡执政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

西方人往往将政治世界分为“好”的民主国家和“坏”的专制国家，但是新加坡的领导人拒绝这种二分法。相反，他们认为，贤能政治的概念最恰当地概括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考虑到新加坡人口少、资源有限，国家应该由最聪明和最有品德的人来领导，新加坡开国领袖李光耀说：

新加坡是基于勤劳和功绩而不是依靠天生的财富和特权的社会。精英根据人民的利益把握国家前进的方向、制订规划、控制国家权力。我们就是在资源贫乏和有限的情况下，依靠这个群体创建社会组织，激发全民的热情和蓬勃发展的力量，创造出为国民提供亚洲第二高生活水平的奇迹。这种顽强奋斗的精神是新加坡应该保持的。实施现有计划的主要重担落在大概300个关键人物身上，他们来自贫穷的或中产阶级家庭，来自说不同语言的学校。新加坡实行贤能政治，这些人就是通过自己的品德、才干和辛苦工作脱颖而出的。

贤能政治的基本观点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并为社会和政治做贡献，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能力做出知情的道德和政治判断，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因此，政治的任务就是辨认出具有超常能力的人，让他们为公众服务。如果领导人表现良好，人们就会支持他。

这种机制在新加坡华人社区引起强烈反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解释说：“在儒家丰富的思想中，有许多观点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其中之一就是君子治国，治国者有责任为人民做好事，并获得人民的信任和尊重。这比西方的理念更符合我们的实际，西方认为应该尽可能限制政府的权力，总是用怀疑的目光看待政府，除非它能证明自己。”

过去几十年，新加坡已经逐渐形成了选拔政治领袖的严格和复杂的机制。搜罗优秀人才从学校开始，他们辨认出有前途的学生，为将他们培养成为未来的政府领导人做准备。学生在学校生活的一些关键阶段都要参加大型的全国性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再接受进一步的智力水平测验以及诚信、责任意识、领导技能和情商等方面的测评。成绩最好的学生会获得政府奖学金，并被送往国外名牌大学学习（他们要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返回新加坡）。毕业之后，少数政府奖学金获得者会被选拔进入门槛极高的公务服务部门。内阁部长的选拔程序更是系统性的而且非常严格，一旦被选中，他们将被期望在职位上历练至少3~5个任期，因为（按照李光耀的说法）一个部长需要经过两个任期的训练才能胜任这个工作。因此，新加坡训练有素的政治领袖中的很多人都拥有经济学、科学的专业知识，这些政治领袖能够参与长期的社会和经济规划。

让新加坡式贤能政治具有吸引力的是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惊人成功：正如李光耀所说，人民行动党带领国家“从第三世界迈进第一世界”。因此，人民行动党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就赢得了大部分选民的支持，甚至社会批评家也都承认大部分公民相对满意，而且他们有理由支持这种政治制度。那么，新加坡为什么没有变成拥有自由和公平选举的真正选举民主国家呢？主要原因是民主制与尚贤制的矛盾。新加坡式的贤能政治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政治领袖比普通民众能更好地把握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人民行动党通过塑造新加坡人新的身份认同，尝试抗击各种形式的民族狭隘主义的侵袭，这种身份认同的基础就是安全和繁荣。政府打破民族聚居，将民众迁移到民族混居的公屋，让喜欢聚居的华人群体处于边缘化地位。它还大力推广使用英语，而不顾包括华人在内的大多数族群的反对意见。李光耀直言不讳地说，新加坡的民族建构实践与多数派统治的观念格格不入：

假如我们选择了华人，或者试图支持华人，我们怎么谋生？我们如何适应这个地区和这个世界？我们不能生活下去。但是，华人想要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进行投票，我们就必须推行那样的政策。所以，当人们说，“啊，要咨询民众”，这完全是孩子气的话。我们是领袖，我们知道后果如何。有人说民众会考虑自己的利益。你真的相信那个小学六年级算术考试都不及格的家伙，会明白他在语言、文化和宗教问题上的选择产生的后果吗？但是，我们知道后果。我们可能要饿肚子，我们可能会面临种族骚乱，我们可能会陷入国家解体的风险。

今天，英语已经成为新加坡的通用语，而20世纪60年代更加民主时期的种族骚乱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

而且，培养领导人需要若干选举周期的事实意味着，尚贤制与多党制是矛盾的，因为多党制意味着政治权力可能会不断转换。考虑到新加坡的人才库比较小（那是一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如果新加坡的顶尖人才觉得最终未必会得到政治权力，那他们就不会接受长达几十年的培训，而且他们也不会愿意投入到可能无法产生真正胜利者的多党制竞争的政治漩涡中。即使能选出有才华的领袖，如果他们担忧每隔四五年就可能失去执政权的话，他们也会缺乏进行长远规划的动机。

话虽然这样说，为了让政府变得更愿意回应民众的诉求，对普通公民的需求保持敏感，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民主化。尚贤制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资源，用以维持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在国家确立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十年里。最近一些年，该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开始出现裂缝。拥有其他视角的新社会团体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它们借助新媒体技术发表的观点，开始说服很大一部分新加坡人。随着新加坡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承诺所带来的问题，不断侵入公民日常生活体验的方方面面，民众对尚贤制的信念开始减弱，反而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认为精英主义让获胜者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忽视那些限制弱势群体获得机会的因素和理由。正如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所说，尚贤制在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

随着尚贤制失去道德权威，在不断扩张和政治化的新社交媒体环境中，反意识形态霸权和替代性意识形态已经风起云涌。2011年的议会选举被证明是新加坡政治历史的分水岭：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仅仅”获得60%的选票，失去了6个议会席位。作为回应，人民行动党当局已经采取措施，努力适应新社交媒体环境，现在的新加坡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开放了。有观点认为，人民行动党需要将其狭隘的贤能观点扩大化，人才的标准不应仅限于技术和学术，还应考虑到交际技能和情商对于在竞争性选举中取得成功的重要性。而目前的问题在于它能否在充满活力、势不可当的反对派力量真的威胁到人民行动党的统治之前，做到这一点。如果在未来的选举中，人民行动党没能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会发生什么情况？人民行动党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政权或与他人分享政治权力吗？到那时，新加坡式尚贤制与民主制的矛盾才会真正凸显出来。在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继承下来的民主选举制的基础上建立单一政党的尚贤制，这本身或许就是一个错误。

当然，中国从未考虑过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国家领导人，虽然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一直在从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寻找灵感。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官员一直前往新加坡接受培训，学习新加坡的经验。当然，新加坡的政治价值观和机构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国这样的大国，但新加坡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或许值得借鉴。部分受到新加坡的启发，中国逐步形成了非常精细和系统的政治人才选拔体制（请参阅第二章）。因此，中国政府拥有很高比例的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在民主国家的背景下，大部分人是不可能当选的），他们反复试验、不断努力，因而在过去30年里使数亿中国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在中国，依据选贤任能原则而非家庭背景、财富和政治关系等挑选政府官员的尚贤制理想，距离安全实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如果中国继续推动尚贤制的发展，避免民主国家中因为选民无知而导致的糟糕政策（尤其是美国，因其实力强大、人口众多而经常与中国相比），它将树立一个供他人学习的榜样。目前来看，中国的状况仍不尽如人意（就治理水平而言），而美国也非病入膏肓，中国的贤能政治还不足以在海外产生影响。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未来，中国或许会在规范性治理方面成为选举民主国家不可忽视的挑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