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伦威尔时代的强悍外交

1648年12月1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忠于国会的“新模范军”在怀特岛登陆。流亡当地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此时竟还认为自己有谈判的筹码，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任由对方将自己带往不列颠本岛，囚禁在赫斯特城堡。与此同时，克伦威尔的部下已经控制了伦敦，普赖德上校率领全副武装的士兵控制了国会入口。根据克伦威尔所罗列的名单，45名不懂得趋炎附势的议员被直接逮捕，另有96人被挡在门外，史称“普赖德清洗”。

残存的议员和“新模范军”的主要将领都支持审判查理一世，但克伦威尔起初并没有坚持一定要判处国王死刑。在他看来，废黜或软禁国王同样足以将他推上英格兰主宰的位置。但克伦威尔的老领导——费尔法克斯积极地为国王求情，最终令克伦威尔不得不痛下杀手。费尔法克斯的理由是处决国王之后，其流落于荷兰的王子必然会成为国会新的对手，而且英国历史上也没有公然处决一位合法君王的先例。此举随即引来“新模范军”军官团的一片嘘声，显然在军人的思维里，“血债”必须“血偿”。克伦威尔同样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因此他便成了向查理一世复仇的最佳人选。

后世的英国史学家们总是不遗余力地将克伦威尔与查理一世描绘成天生的死敌，甚至杜撰说他们童年时便曾大打一架，克伦威尔抓破了查理一世的鼻子云云。但事实上，在荷兰律师艾萨克·多利斯劳斯按照古罗马审判暴君的先例，召集135人的委员会公开审判国王之前，克伦威尔始终要求部下给予查理一世一个国王的礼遇。甚至在查理一世走进法庭时，克伦威尔仍不免心虚地向部下询问：应该以何种名义对其进行审判？最终有人给出了“以国会和所有善良的英国人的名义”这一经典答案。

对查理一世的审判在国王轻蔑的态度下进行了7天，由于查理一世不承认该法庭的合理性，拒绝为自己辩护，因此如何量刑便取决于陪审团的国会议员们。日后许多在死刑书上签名的议员都宣称，自己是在“新模范军”的压力下才被迫妥协的，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说是克伦威尔抓着自己的手进行了画押。但事实上克伦威尔本人又何尝不承受着来自军队的压力呢？毕竟处决国王便意味着与苏格兰乃至整个欧洲的王室决裂，意味着他将从此站在英国传统忠君思想的对立面上，但克伦威尔已经无法回头了。

1649年1月30日，与自己年幼的子女告别之后，查理一世在这个寒冷、多雾的早晨走向了断头台。在受刑之前，他追忆了曾被自己抛弃的能臣温特沃斯，向围观群众宣称自己是“人民的殉难者”。这种颇具君王气质的落幕为他赢得了诸多加分，有人回忆行刑之后“新模范军”靠出动骑兵才驱散了悲怆的民众。对于国王之死，克伦威尔在“遗体告别”时说了一句同样值得流传千古的名言：“残酷的必需。”

纵观英国内战的进程，克伦威尔的个人能力的确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是一场新兴的资本力量战胜了传统的忠君观念，城市民兵和自耕农击败了贵族和佃农，清教徒派战胜英国国教的战争。因此克伦威尔虽然处决了国王，但他却不能取而代之。国会虽然不再“高朋满座”，但依旧主导着这个国家，而背负所有骂名的克伦威尔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在一个全新的共和国体制内，他依旧不能卸下戎装。既然内战结束了，那么“新模范军”就要接受裁员。为了保住这支忠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克伦威尔迫切需要一场新的战争。

好在处决查理一世所引发的一系列内外矛盾都急需用武力解决：爱尔兰出现了旨在复辟王室的“保王党—天主教”同盟；苏格兰人则拥戴查理一世之子威尔士亲王查理二世为新任国王，大有举兵南犯的架势；英国王室的传统盟友——荷兰、丹麦拒绝承认英格兰共和国的合法性；西班牙和法国更趁势在海上大肆劫掠英国商船；甚至连遥远的俄国沙皇也借机囚禁了英国商人，没收了他们的货物。当然，在一一出兵惩戒之前，克伦威尔首先要面对的是名为“掘地派”的公社运动。

所谓“掘地派”是指以伦敦破产商人温斯坦莱为首的一干无地农民，他们打着“平均地权”的旗号在各地圈占土地，集体耕种。尽管“掘地派”最初的目标只是无主的荒地，但是他们“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使用土地”的口号，以及“新模范军”的退伍老兵也加入其中，引起了克伦威尔的警觉。在大举镇压“掘地派”的同时，克伦威尔也开始整训出现厌战情绪的“新模范军”，不愿前往爱尔兰征战的士兵被开除军籍，拖欠的军饷也不再补发。

克伦威尔是一名虔诚的清教徒，因此他在征讨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时刻意煽动“圣战”情绪。在攻坚战中，克伦威尔不仅身先士卒，攻陷要塞之后还疯狂屠戮。在事后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克伦威尔称自己的行为是“上帝给予这些野蛮人应得的惩罚”。但无论从个人威信还是“新模范军”财政的角度来看，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行动都不那么单纯。伴随着“新模范军”的挺进，克伦威尔也鼓励英国自耕农向爱尔兰移民。他驱逐爱尔兰人向西北迁徙的口号——“不想进地狱就滚到康诺特去”，成为著名的“克伦威尔诅咒”，并在日后爱尔兰的民族争端中持续发酵着。

1650年5月，克伦威尔在爱尔兰战事仍未完全结束之际便将指挥权移交给自己的女婿亨利·艾尔顿，随后马不停蹄地赶回伦敦。因为此时来自丹麦和荷兰的大批雇佣军已经开始在苏格兰集结，国会迫切希望能先发制人。最初国会议员并不希望克伦威尔独领风骚，他们委任托马斯·费尔法克斯为帅，远征苏格兰。但自查理一世被处决之后，费尔法克斯便对政治和战争失去了热情，而克伦威尔从爱尔兰前线赶回来“规劝”他领命的举动，更坚定了费尔法克斯急流勇退的信念。6月26日，克伦威尔正式成为英格兰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对此，克伦威尔不无虚伪地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表示：“我并不想担任这些职务，这是上帝召唤我去做的！”

7月底，克伦威尔统率10500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进入苏格兰境内，但志得意满的他并没有想到这次远征竟险些令他上演“败走麦城”。由于英格兰和苏格兰边境地区早已因反复拉锯而变得荒芜，在苏格兰人的高沟深垒和后勤压力之下，克伦威尔的军队很快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8月，在疫病和饥饿的折磨之下，克伦威尔先是退守马塞尔堡，随后又撤往沿海的丘陵地带——邓巴尔。此时苏格兰统帅大卫·莱斯利坚壁清野的战略目的已接近成功，但是把持苏格兰政权的长老会却失去了耐心，他们认定克伦威尔已然穷途末路，勒令大卫·莱斯利“追杀穷寇”。

1650年9月3日，克伦威尔生命中最为艰险的一战正式打响。手握2.1万名苏格兰雄兵的大卫·莱斯利计划在清晨给予英国军队致命一击。但是仅有1.1万名部下的克伦威尔却决定先发制人。午夜时分，克伦威尔先在左翼发动佯攻，随后6个中队的骑兵突然杀入苏格兰人的右翼。猝不及防的苏格兰军队虽然用长矛顶住了对手的第一轮进攻，但是随着克伦威尔亲率3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的预备队投入战场，大卫·莱斯利的战线彻底崩溃了。

由于大批部队被克伦威尔的骑兵驱赶至战场西侧的深谷地带，苏格兰军队的兵力优势根本无从施展，结果陷入了合围。最终带着上万名俘虏，克伦威尔策马扬鞭冲入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尽管战争还在继续，但是在不列颠的土地上至此再无一支武装力量可以挑战克伦威尔的权威了。日后丘吉尔颇有诗意地写道：“英格兰垂手顺服，爱尔兰俯首慑服，苏格兰悚然屈服。这三个王国统一起来，处于伦敦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不可抗拒的力量填写了英国历史上最难忘的一页。”1651年9月，克伦威尔在伍斯特攻陷了查理二世据守的最后一座“王室堡垒”。为此，国会不仅慷慨地支付给他4000英镑的年薪，更将号称“英国凡尔赛”的汉普顿宫辟为他的私人府邸。一时间，关于克伦威尔即将自立为王的传言在英国甚嚣尘上。

军队之中自然不乏“劝进者”，而国会中一些识时务者也开始公开发表英国需要“君主制”的言论，克伦威尔身边稍有政治头脑的幕僚则建议克伦威尔可以先册立查理一世12岁的小儿子——格洛斯特公爵为国王作为过渡，但克伦威尔却深知时机尚未成熟，因为他要面对的敌人不仅存在于英国国内。当时庞大的军费开支令英国财政日益恶化，尽管在内战中没收的保王党土地还可以支撑一阵，但如果没有海外贸易的利润，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所绽放的资本之花最终只会慢慢枯萎。要打开贸易航路便需要一场海上战争，而这恰恰是克伦威尔仍需要国会的最佳理由。

在内战时期，英国海军的建设几乎停滞不前。因此克伦威尔出任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之后，随即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海军改革。一方面大批新型舰艇下水服役，另一方面一个由“新模范军”将领组成的海军委员会取代了昔日私掠船主和贵族把持的海军元帅制。尽管海军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对海战一窍不通，但是充足的物资供应、光鲜的军衔以及鼓励缴获或摧毁敌舰的“奖金”还是令英国海军士气如虹。1651年10月9日，英国颁布旨在排斥“海上马车夫”荷兰的《航海法案》。该法案宣布英国在海上进口的货物只能使用英格兰船只，或是卖方的船只运送，而不得使用除此以外的其他船只。与此同时，英国海军开赴地中海等地打击以鲁珀特亲王为首的保王党私掠船。

英国海军对保王党舰队的打击很快便蔓延到其依为巢穴的欧洲港口，以及英国的海外殖民地。1650年，英国海军封锁葡萄牙沿海。曾在英国的帮助下摆脱西班牙获得独立的里斯本方面，无奈地宣布放弃支持鲁珀特亲王。1651年1月，共和国军队收复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据点，3月保王党控制的美洲殖民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宣布向伦敦投降。1652年春，克伦威尔大张旗鼓地宣布要越过海峡远征敦刻尔克，正在与西班牙人作战的法国首相、枢机主教马萨林被迫与克伦威尔展开谈判。随着1652年9月英国海军重创法国舰队，被西班牙军队围困的敦刻尔克随即陷落。不过此时英国最主要的对手是控制着波罗的海的贸易和印度群岛的香料，并垄断鲱鱼捕捞的荷兰人，因此克伦威尔并没有前往法国一展其陆战才华的野心。随着路易十四的特使抵达伦敦，宣布无条件承认英国的共和国体制，英法之间结成了战略同盟。此时英荷两个海上强国已经在辽阔的北大西洋和地中海大打出手了。

第一次英荷战争的起因是一起无足轻重的外交纠纷。1652年5月19日，一支由荷兰海军名将马顿·特罗普指挥的荷兰舰队，保护着来自东印度群岛的货物通过英吉利海峡。他们恰巧与罗伯特·布莱克麾下的英国海军遭遇。眼见荷兰舰队没有向自己致以“升旗礼”，布莱克秉承着“藐视我就是与英国为敌”的宗旨要求对方停船进行检查。由于此时英国海军正与法国处于敌对状态，所以英国政府长期坚持有权没收荷兰商船所承载的法国货物。以“海上物流”为生的荷兰人自然不甘受辱，于是一场海上冲突由此展开。

克伦威尔虽然宣布自己不支持战争，但恰如荷兰人所说，“英国海军在攻击一座金山，而荷兰人则在攻击一座铁山”。荷兰海军虽然在地中海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其在波罗的海、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贸易航线却不堪英国人的滋扰。英国海军的损失不过是一些“铁屑”，而每一艘被击沉荷兰船只都是“金山”上掉落的财富。战争打了近两年时间，荷兰的经济便濒临崩溃了，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杂草丛生，乞丐遍地。1653年8月的斯赫维宁根海战中，马顿·特罗普的战死更令荷兰海军痛失支柱。荷兰政府迫切希望和英国讲和。

与荷兰相比，英国的财政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维持庞大的海军令英国政府一年需要支出100万英镑，其中还不包括建造新型舰艇的30万镑。巨大的财政赤字令英国国会不得不重新推行“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面对社会上不满的声浪，冷眼旁观的克伦威尔随即挺身而出，“代民请命”。1653年4月20日，克伦威尔以国会正在审议的基于财产分野的议员选举办法为突破点，带着军队的满腔愤怒出现在国会上。起初克伦威尔若无其事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但是当国会宣布对新的选举法进行表决之时，他却突然起立以不指名的方式呵斥国会议员们的腐败堕落。当情绪上升到顶点时，克伦威尔大声怒吼道：“我不让你们再胡说八道，你们根本不能代表国会。”随后大批士兵冲入国会大堂，将议员们赶到了街上，连带那个被克伦威尔斥责为“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议长小槌也被扔了出去。

面对空空如也的国会大楼，伦敦人俏皮地在门上贴上了“本宅出租——不附带家具”的字条。但是权力的宝座却没有被空置，英国的街头不仅出现了“12个议员只值1便士”的弹唱，也出现了头戴王冠的克伦威尔画像，下面还出现了这样的注脚：“登上三个王位的宝座，伟大而神圣的将军，这是上帝的旨意，狮子纹章应该属于你！”但是克伦威尔最终在王座面前停下了脚步，有人说他是良心未泯，心中已经有着共和的信念，也有人说他无法平息军队中的不平声浪，只能退而求其次。同样曾位极人臣的丘吉尔则说：“他是个土里土气的都铎王朝绅士。他只希望看到苏格兰和爱尔兰俯首归顺，看到英格兰成为西方世界所畏惧的强国，有顽强的自由民、正直的地方官、博学的牧师、蒸蒸日上的大学和无敌的舰队。”这些因素或许都存在，但都非决定性因素。因为克伦威尔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大不列颠可以闭关自守的时代，他无法像“无地王”约翰和亨利·都铎那样躲进一统山河的迷梦之中。没有英国各阶层的支持，他无法结束与荷兰的战争，更无法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欧洲。

1653年7月，克伦威尔重新组建了以军官团和清教徒为主的国会。与此同时，克伦威尔则获得堪称“无冕之王”的护国公头衔。可笑的是，这个新的国会成立伊始，便宣布将参选议员的门槛由40先令的地产提升为200英镑的不动产。克伦威尔对此颇为不满，最终他咆哮道：“你们似乎打算制造分裂，而不是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他再度宣布解散自己组建的小型国会。不过此时英国已经于1654年4月15日与荷兰签订了《威斯敏斯特和约》。根据和约，荷兰承认英国在东印度群岛拥有与自己同等的贸易权，同时支付27万英镑的战争赔款，并割让大西洋上的圣赫勒那岛。另外，在英国水域，所有荷兰水手都需要向英国船只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