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久前，一位苏联同仁评论拙著《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时，朝我晃动着警告的手指，对关于“斯大林对德战争”的一切说法表示谴责和蔑视。他说，“伟大卫国战争”从1941年6月22日至1945年5月9日，持续了1418天，不能也不应该被如此个人化。相反，这是苏联人民的一段传奇，是苏联适应力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也是付出牺牲和获得成就的一份记录，其中当然也包括共产党付出的努力，凭借这一切，这场有史以来最为艰巨的战争最终赢得了胜利。数据说明了一切。1320天有效军事行动期间（约占整个战争时期的93%），红军在东线歼灭或打垮了506.5个德军师，倒霉的德国仆从国也在这场对苏战争中损失了100多个师。德国共计1360万人阵亡、负伤、失踪或被俘，苏联军事统计学家们估计，在东线丧生者不下1000万。

可怕的杀戮也伴随着战争机器的剧烈冲撞，苏联红军声称，他们在战场上摧毁了敌人48000辆坦克、167000门大炮和77000架飞机，而苏联的军事工业被迫完成了历史上最庞大的迁移，并为前线提供了78000辆坦克、16000辆自行火炮、108028架作战飞机、1200万支步枪和卡宾枪、600万支冲锋枪、近98000门大炮和110000辆卡车。无论以何种标准判断，这些数据都足以说明苏联在击败“法西斯集团”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最终获得对敌优势靠的并不仅仅是这些数字，真正的优势依靠的是苏联的经济表现、苏联的政治体制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为“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苏联共产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苏联的观点。

谁都不能否认苏联付出的巨大努力，谁也无法掩盖强加给这个国家的严重创伤，这种创伤令兽行、破坏、困苦和无数个人不幸相形见绌。不过，在这场最为血腥的冲突中，这些看似冷酷的数据，就算提及斯大林的名字，使用得也相当谨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一种个人化形式的压制，“斯大林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被操纵、被利用，以迎合其他虚荣者或吹捧另一些自负者，从而产生了“赫鲁晓夫的战争”，随后又是“勃列日涅夫的战争”，此后，各种回忆录的出版如火如荼，对历史叙述的可疑调整轰轰烈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我们也许会等来更多的版本，尽管“安德罗波夫的战争”似乎不大可能出现。

虽然历史遭到篡改，但在对伟大卫国战争，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评价中，斯大林作为一位军事统帅的重要性无法轻易抹杀。无论是党自我夸耀为全民团结的中心（斯大林本人几乎在一开始就承认，俄国人民不是“为我们”而战，而是为了俄罗斯祖国），还是军方将功劳据为己有，在各种回顾荣誉的盛会中，他的贡献都被迫像鬼魂般游荡，然后，其荣誉和一切个人作用遭到篡夺。对作为军事统帅的斯大林的一切评价，要么是为之赞颂，要么是为之辩解，这一点似乎不可避免，但艾夫里尔·哈里曼最近出版的著作《斯大林主义》成功突破了这个瓶颈；书中只有历史事实，既回避了戏剧性事件，也没有依赖于伪心理学解释。

我不认为正式承认斯大林作为军事统帅的重要作用会降低集体成果或否定个人牺牲。相反，斯大林独特的指挥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在他自己的要求下形成的）往往在许多方面扩展了苏联在前线和后方的表现。尤为重要的是，整个战争机器的“指挥与控制”以及战略问题的决策，经常因为斯大林令人心寒的冷淡、特有的粗暴干预而被削弱或扭曲，这源于伦纳德·夏皮罗教授所说的“过度的疑心”，无论是对人、计划还是建议。但当斯大林发出“我需要更多，这是我最后的警告”这种可怕的威胁后，战场上或生产车间里就会展开行动，哪怕这种行动几乎没有获得成功的希望。“更多”通常会得到实现。

人的特性和体制的表现（二者都在最大应力下运行）这个问题，是我试图在本书中研究的对象。当然，必须优先考虑对作战行动的描述，但我认为这种优先并未彻底掩盖战时事件的其他特点，这些特点也许可以被称为“社会维度”（目前已引起苏联历史学家们更多的关注——人们可以推测，这与“战后复苏”有关，这种语言被现代战略研究所使用）。这其中肯定存在着大量悖论，最复杂的一个问题是，战场上和工厂里集权控制（实际上是超级集权）与即兴发挥之间的关系。作战指挥系统在许多方面是即兴的，经历了一个绝望磨炼和严重错误的阶段后，今天的苏联军事规划者不会忘记这个教训，他们对战略方向集中与战场管理分散相结合的问题保持着关注。另外，苏联的作战风格，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无法排除于这些极为紧迫的探索和讨论之外，这种独特的风格也以其自身方式开启了人（或人们）与体制之间的关系。

过去与现在的这种联系，再加上各个时代特定版本的多样性，促使我实际上编撰了两部著作，前半部叙述的是军事政治，后半部（被纳入“资料及出处”）则是对资料进行评述。在后半部的评论汇编中，我试图跨越过去和现在，使用了苏联出版物、非苏联出版物、缴获的德国军事文件（并由已出版的战时日记加以补充）以及相应的东欧文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苏联方面的资料来源，令我焦虑的不仅仅是鉴定某一页内容，而是完整的背景描述，也就是说，是一整章，是一篇文章的结构，或是对一个主题或话题的广泛探讨。但在另一方面，尽管对我来说并不太重要，但我想告诉那些因为语言或资料来源问题而对苏联出版物不太熟悉的读者，本书的许多章节会令你们感到困惑。不过，苏联的出版物多得令人望而生畏，描述“伟大卫国战争”的书籍超过15000本，还不包括那些综合性著作。我所能做的只是采用那些明确、公认的正式参考书目。

冒着解释过于烦琐的风险，我应该提一提与度量衡、时间以及正确的人名有关的一些问题。英里和公里、码和米的混用显得混乱而又不便，但这一点似乎无法避免；这并非出于我的随意或疏忽，完全是因为我不愿破坏原始文件。翻译时，我保留了原始文件使用的公制度量，反之亦然。在任何情况下，统一采用任何一种度量方式都意味着将对盟军内部交流记录做出更改，在这些记录中，各方都喜欢使用自己的度量单位，因此，我保留了他们各自的说法（或记录）。至于时间，苏联军事文件、报告和叙述采用的是24小时制（例如0630这种），这一点我也予以保留，在其他方面则恢复为常规、会话模式。人名也有困难之处，这使我违反了自己使用原始文件的迂腐规则，给语言纯正癖者增添了更多的烦恼。例如，翻译苏联文件时，我的规则是将SubaSic或Benes写为“Shubashich”和“Benesh”，Winston Churchill写为“Uinston-Cherchill”（配以软音符）；的确，音标符点的规则并未总是被遵守，因此，我将人名的完整拼写列入人名索引中（译注：此章没有翻译），以此为妥协。与所有妥协一样，这是个不完美的解决方案。

本书的初稿和必然的修改导致写作时间大幅度延长，也使我受惠于个人和相关机构的程度相应增加。显而易见的是，我从过去出版的一系列描绘东线战事的著作中得到了指导意见和洞察力，首先是厄尔·F．齐姆科教授的出色著作，尤其是他那本《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德国在东线的败亡》，还有阿尔伯特·西顿上校在《苏德战争1941-1945》中的综合分析以及他对斯大林作为一名军事统帅的研究，还有约翰·A．阿姆斯特朗教授主编的《二战中的苏联游击队》（由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还有A．达林教授《德国在俄国的统治》这一宝贵著作的修订版。从达林教授那里我第一次学到了该如何找到并利用缴获的德国纪录，这种补习得到了对待德国资料时必要的严谨态度的补充，这一点也体现在戴维·欧文的《希特勒的战争》一书中。不能不提的是，我还从卢埃林·伍德沃德爵士出色的五卷本《英国外交政策史》中获得了关于战时外交方面的有益指导，该书由H.M．文书局出版。涉及最令人痛心的波兰问题时，多亏了爱德华·J．罗泽克教授及其著作《盟国战时外交：波兰模式》的帮助，以及他对关键性文件的个人阐述。

能与已故的亚历山大·沃思和已故的科尼利厄斯·瑞恩一同工作，我觉得自己无比幸运，这不仅让我接触到了优秀的作家，还让我接触到了他们的大量资料。帮助亚历山大·沃思编辑他的著作《战争中的俄国》是一次独特的经历，这位极具天赋的观察者所见到的战时俄国对我大有裨益，一位无私、慷慨的女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补充，她将一套完整收集的苏联战时新闻提供给我使用。至于对出版物和正式文件的进一步阐述，我只能记录下苏军高级指挥员、苏联军事历史学家和苏军士兵们提供的广泛而又充足的帮助，他们毫不吝惜地腾出时间，耐心评价那些差异巨大的回忆录或对书面记录做出评估。我认为，没有谁会拒绝对苏联科学院院士A.M．萨姆索诺夫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敬意，作为一名作者和编辑，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苏联或非苏联）会忽视他的著作。

慷慨的帮助也来自其他许多方面。例如，戴维·费舍尔和安东尼·里德提供了他们探寻的“露西”的本质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印第安纳大学的迈克尔·帕里什是正在对苏联军事书籍进行一项庞大编目工作的作者，通过交流，我了解到了许多重要出版物，获得这些资料多亏了基拉·A．卡亚法夫人，对她的建议和专业知识，我深表感谢。获得书籍资料不过是撰写一本书的一个方面，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还得到了苏珊·洛登、罗伯特·鲍多克博士以及韦登费尔德&尼克尔森出版社的本杰明·巴肯的大力帮助。但最艰苦的工作落在爱丁堡大学防务研究中心的K.U．布朗小姐身上，她以娴熟的技巧处理了每一阶段的手稿，从而使她的文秘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成为完成本书不可或缺的因素。

过去几年里，我在很大程度上穿越了两条道路，一条通向斯大林格勒，另一条通往柏林。这既是一场学术的也是一场个人的跋涉，我的妻子柳比卡首先为我指明了这一方向，并在这场旅程中与我一同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路线选择的错误、对路标的误读，甚至是不经意间对上级或下级（他们绘制或踏过了那些可怕的道路）的行动和目的产生的误判，一切责任全在于我。

约翰·埃里克森

爱丁堡大学

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