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综述

（一）绿色体育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环保为主旨的“绿色奥运”“生态体育”“绿道体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绿色体育作为一种新型的体育形态，是在以上诸多体育形态或体育理念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其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1．绿色奥运相关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奥运会都在追踪“绿色的光影”，绿色与奥运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体育与环境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关于绿色奥运的研究首先是绿色奥运与环境保护（或环保教育）。如美国学者Robyn Briese（2001）认为, “绿色奥运”可以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包括发展新的环境基准，业务态度的改变和提高消费者的意识，以及非政府组织参与，以及提高一个分散的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尤其是国际奥委会）的潜力。Chepesiuk、Ron（2002）指出，奥运会引发环保意识可作为环境改善的催化剂，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德国学者Heinz Lutter（1991）认为，环境对体育运动产生影响，同时体育运动对环境也存在作用。改善体育运动与环境之间紧张关系的长期和连续的方式是建立在意识培养领域内的环保教育。吕亚萍（2003）认为, “绿色奥运”理念是一个进程，不是“快速结果”，借助“绿色奥运”之势不但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而且可以唤醒人们的生态论理良知，使人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消费观、发展观、体育观，从而真正实现把北京奥运会办成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的目标。任海（2005）指出，由于场馆设施建设、赛事举办、行为不当及拓展运动的升温等原因，作为奥运手段的体育活动，已经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要利用奥运在环保方面的特殊优势，唤起社会的环保意识，推广环保经验、传递环保信息、协调环保行动，培养环保行为。孙高峰（2005）提出, “绿色奥运”推进了环保政策和措施的有效实施，提高了全社会生态文明素养，并且创造出无限商机，促进了环保产业和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张国栋（2007）认为，绿色奥运是人们对奥林匹克运动与环保关系的反思中形成的。这种绿色理念要体现在行动上、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上、体育设施及其他相关建设上、经费使用和管理上、运动员的营养补剂上等。刘波（2010）通过对德国一些联邦州如拜仁州（Bayern,1992）和巴登·符腾堡州（Baden-Wurttemberg,1994）体育环境教育开展情况的分析，以及举办绿色奥运和户外运动快速发展的势头下，认为应加强我国环境教育的开展，以保证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绿色奥运与城市发展问题。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兰．布鲁纳（2006）通过对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模式和巴塞罗那奥运会经济分析指出，经济干预模式是巴塞罗那模式的主要部分，经济的影响取决于投资，其必须扩大投资，缩小组织的成本，扩大建设，并为下一代人创造长期的工作机会。翁飚（2001）提出，承办奥运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为促进城市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促进城市的市政建设和体育设施建设；促进城市旅游、环保、体育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对城市社会发展的影响表现在为举办城市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激发起市民强烈的爱国热情，市民的凝聚力大大增强；使市民真正领会奥林匹克精神；在各行各业中树立争创一流的良好风气和社会发展。陈峰（2001）认为, “绿色奥运”“绿色体育”理念是现代奥林匹克推广与城市进步的新趋势，“绿色奥运”的环保理念对城市现代化产生影响，依托奥林匹克环保理念来协调人与健康、人与环境的关系是切实而且可行的。绿色体育是推广奥林匹克与推进城市进步的需要，将持续为体育的产业化、社会化的快速发展，提供政策引导与发展动力。史捍民（2009）指出, “绿色奥运”推动了环境质量的改善，有力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使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

第三，绿色奥运与绿色体育相关性关系。徐岩，彭小澍（2003）认为, “绿色奥运”的理念核心在于绿色体育，即体育、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相互关怀、共生共容、共同发展所构建的关系或联系的活动。张小林，李培雄，龙佩林（2006）把“绿色奥运”理念运用于大型体育赛事之中，通过大型体育赛事的绿色规划与管理、大型体育赛事绿色供应链与绿色物流的组织、市场经营开发中突出“绿色”形象，塑造“绿色”品牌、引入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运用“绿色奥运”理念进行赛事绿色成本与效益控制体系构建。崔艳琦，张春艳，蔡立彬（2007）认为, “绿色体育”作为一种新的体育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绿色奥运”建设的实践，为研究和探索“绿色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经典的参考案例。张宇峰（2008）指出，奥林匹克精神的深层内涵是实现人的和谐发展。这也正是绿色体育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绿色体育的发展将充分展示奥林匹克的价值与功能。此外，学者比较关注与“绿色奥运”相关的“绿色”，如绿色经济、绿色旅游、绿色消费、绿色生活等研究。

2．生态体育相关研究

西方体育较发达国家在其较强的生态、环保意识支配之下，生态体育的理念早已融入到日常体育实践之中，而相关研究则主要围绕“绿色奥运”展开。

在国内，随着生态体育意识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主要关注生态体育概念和内涵不同程度的理解。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浅层生态”体育，将生态局限于自然生态，重视体育与自然环境的有机联系，强调在自然环境中进行体育活动。谢香道（1994）指出，在竞技体育主流之外，“潜藏着生态化体育浪潮的涌动”; “所谓生态化体育是指合理利用各种自然因素，适量、不拘形式地进行体育锻炼的体育活动。从事这些体育运动的人们在不破坏自然和生态的前提下，追求一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锻炼自己的胆略、品格，陶冶情操，寻找生命的意蕴和人生的价值。”许传宝（2001）认为，生态体育是指人们借助各种自然环境，不拘形式地进行休闲锻炼的体育活动，如攀岩、溜冰、登山、滑雪、漂流、野营、定向运动等。陈雪燕，赵莹，工希柳（2002）认为，生态体育是人类追求自由、率直的同时，缺少了体育的对抗性和竞争性。生态体育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它的主要特点是自然、率直和娱乐……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自发体育”。胡小明（2005）指出，生态体育就是以自然的活动方式，在自然环境下，按照生物发育的规律来开展的一些身体活动。生态体育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自然，亲近自然、贴近自然，它是人文体育、绿色体育、环保体育和天然体育，更重视阳光、空气、水对人体健康的重要价值。二是“深层生态”体育，它涵盖了社会人文生态、身体生态，最后上升到一种生态思维方式，以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将体育、自然生态和人整合成相互依存的整体。如许传宝（2002）指出，生态体育是指体育、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相互关怀、共生共融、共同发展所构建的关系或联系的体育活动，即通过在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中开展体育运动，来展示人类的健康体格和人格，体现人类在体育运动中对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倡导健康、文明、和谐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维护世界的和谐与发展。郑晓祥（2005）认为，生态体育，就是指人类、体育、环境的相互协调、共生共融、共同发展所构建的关系或联系的活动，即通过在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中开展的体育运动。翟寅飞，熊炎，郭敏刚（2007）认为，生态体育即用生态学的理念和手段研究体育领域中的问题，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对体育的共同作用及相互影响。生态体育则反映的是人、体育、生态三者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龚建林（2008）认为，生态体育是指在体育现象中，体育主体倾注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以对生态环境破坏最小和资源的永续利用为导向，使体育与文化、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相互关怀、共生共融的体育理念。李宏斌（2011）指出，生态体育是以生态的思维方式和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把体育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为其核心价值理念，以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为旨归，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

此外，部分学者如宋狄雷、刘凤云、刘景黎、周君华，孙涵、付玉，段宝斌，舒长兴、晏瑞琴，敬龙军等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生态体育资源开发、战略选择，以及生态体育旅游发展策略等问题，丰富了生态体育内涵，拓展了生态体育的研究视角。

3．绿道体育相关研究

现代绿道发源于美国和欧洲，从注重景观功能的林荫大道到注重绿地生态网络功能的生态廊道，现代绿道的发展已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演变。有学者认为绿道发展经历了5个阶段：第1个阶段（1867-1900年）早期的绿道规划。大多数文献认为，绿道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Frederick, Law Olmsted和他1867年所完成著名的波士顿公园系统规划（Boston Park System）。第2阶段（1900-1945年）景观设计师的绿道规划。这一阶段主要有Olmsted Brothers、EliotⅡ和Henry Wright从事的一些绿道的规划。第3阶段（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环保运动影响下的绿道规划。第4阶段（20世纪90年代）绿道运动的命名。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户外游憩总统委员会的报告强调了绿道给居民带来的接近自然的机会。在1990年，Charles Little在其专著《美国的绿道》一书中首次定义了绿道。第5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绿道成为一个国际运动。在此阶段无论是绿道项目建设，还是其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绿道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第1阶段为绿道的萌芽阶段（约公元前1700年-1960年），主要有连接开放空间的各种轴线、林荫大道、公园道、河流廊道等形式，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景观轴；第2阶段为以休闲为主要功能的绿道（约1960年-1985年），以休闲为主要目的各种小径提供了人们通往河流、山脉等自然廊道的非机动车交通方式；第3阶段为多目标的绿道（约1985年以后），其功能通常包括野生动物保护、防洪、水源保护、教育、城市美化、休闲和其他功能。从绿道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国外学者主要关注的是绿道的休闲之用、经济效用、生态价值等功能由单一转向多元化的变化过程。绿道本身有着很强的休闲健身功能。Shafer在2000年的实际野外调查中就证实了绿道的休闲游憩功能，约3/4的使用者属于休闲功能，20%的使用者兼有游憩和通勤的功能，而仅有少于7%的使用者属于通勤。这种具有休闲健身功能的健康绿道是绿道的一种。它是指一种连接公园、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入的绿色空间通道，集合了生态、文化、休闲、景观、通行于一体的综合功能的绿道。健康绿道有维护社会成员健康的核心功能，同时它也担负着保持地域生态平衡、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的其他复合功能。因此，国外对于绿道、健康绿道的发展，以及其内涵的研究为我们探讨绿道体育、绿色体育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国内学者关于绿道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我国最早涉及“绿道”研究的文章为1985年第2期《世界建筑》刊登的伊藤造园事务所设计的冈山市西川绿道公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美国绿道是在1992年《国外城市规划》刊登的《美国绿道（American Greenways）简介》，文中直接使用“绿道”作为“greenway”的翻译，分别从绿道的概念、益处、工程实践、经济效益和管理机构进行介绍，但并未深入解释绿道的本质。国内学者对绿道的研究文章主要集中于3类，包括国外理论介绍、国外实践案例介绍和国内绿道理论与实践。

直至最近几年，中国各地火热进行的绿道建设备受关注，这为我国绿道体育的开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如截至2010年初，珠三角地区已经建设各种类型的绿道1690公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专门为优化城市居民身体健康而建设的健康绿道。成都也开辟有健康绿道，集合了生态、文化、休闲、旅游、通行等功能于一体，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发建设城乡一体的“健康绿道”体育休闲旅游体系。2012年，武汉市政府常务会正式确定《武汉市绿道系统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计划10年在全市修建2200公里绿道。就在今年，武汉将启动东湖至沙湖全长68公里绿道，建设成为武汉市绿道的示范段，并且还计划动建汉口江滩——张公堤绿道，建设月湖——知音湖绿道。南昌市也将于2013年底在市政府所在的红谷滩地区完成101公里的健身绿道工程，力图通过集交通、环保、运动、休闲、旅游功能于一体的健身绿道来提高城市口味、打造动感都市。健康绿道的兴建给人们创造了一个绿色运动的场所。陈丹丹（2011）指出，珠三角绿道体育运动成为当下全民健身的时尚潮流，珠三角在努力构筑区域生态安全网络的同时，为广大居民提供了更多的体育娱乐、体育休闲和体育旅游等体育运动空间，绿道体育运动已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亮丽的文化元素。李国岳，杨小玲，宋文利（2011）认为，珠三角绿道体育在消解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同时，直接倡导了低碳文化价值体系。珠三角绿道体育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文化增殖和价值放大。

4．绿色体育概念和内涵的研究

国外目前尚未形成明晰的专门绿色体育研究体系，其绿色体育之义多见于生态体育、体育环保、绿道体育等相关研究之中。在我国，绿色体育作为一种新的体育理念或体育发展方式尚处于探讨之中。

国内学者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绿色体育的概念与内涵。其对“绿色体育”的理解不外乎三种观点：

一是环境说。如应力（1998）认为，绿色体育就是以奥运精神为宗旨，以增强人类体质为目的，不带有任何污染的体育运动。其特点是自然、和谐、公平。陈济川，许芳（2003）提出，绿色体育是指不带任何污染的、纯净的体育运动。绿色体育的内涵可理解为：为体育的无公害、公正、纯洁、科学、进步和发展，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谐、和平、发展而设想、创造并使之产生积极成果而进行的体育。

二是可持续说。马岳良（2004）认为，绿色体育是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特征，是协调、平衡和共生嵌入了现代体育，让绿色思维、绿色理念渗透到体育运动的每一个细胞，从而展现一种充满绿色活力的体育精神。布特（2009）认为，绿色体育是绿色时代的产物，是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更是一种新的价值理念。

三是协和说。张洁（2004）认为，绿色体育的价值内涵体现在以全面协调的思想和手段，促进人格健全发展，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自身的三大整体动态和谐。曾建平，曾平（2006）从生态理念角度阐明了绿色体育概念以及绿色体育的三大价值支点，其是指体育、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相互关怀、共生共融、共同发展所构建的关系或联系的体育活动。靳厚忠，布特，花勇民（2009）提出，绿色是一种绿色身体活动形式，是一种绿色社会活动方式，也是一种绿色思维模式。此外，黄国强（2011）从城区、郊外体育活动、体育设施管理、体育所涉交通管理、体育用品企业管理五个方面提出绿色体育实施的建议。

（二）政府角色相关研究

1．国外政府角色研究

国外对政府角色研究由来已久，根据对政府作用方式的不同认识，理论界形成了不同的政府角色论流派。

（1）自由主义的政府角色论。它是18世纪后期对重商主义政府角色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重商主义主张政府管制，并大规模干预直至参与社会的经济活动。它是主动性强的政府、大政府。洛克就在其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提出, “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政府是人们为了避免自然状态的种种不便，自愿缔结契约而产生的；政府的权力是人们为了保证自己和他人的权利不受非法伤害而自愿让渡的。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标志着自由放任的时代和国家权力退却时代的到来。他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并把政府的角色限定为:“第一，保护社会，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每个人，使之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犯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行政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政府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可以看出，自由主义政府论强调，“小政府，大市场”，政府越小越好，政府应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政府的作用在于保障公民人身财产的安全，尽量少干预市场和社会的运行，与此同时，强调政府的权力也应约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2）干预主义的政府角色论。20世纪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引发人们对市场机制的思考。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既然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那么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就是必要的和全面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仅体现在市场失灵的一方面，而且对市场成功方面也同样进行保护，以避免市场失灵。

1985年，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指出, “克服市场失灵政府要承担其效率、平等和稳定的责任：一是承担克服因市场失灵而导致生产消费无效率的职能，如防止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的出现，防止外部效果，提供公共物品。二是有责任减少收入不平等。三是增加经济稳定的宏观职能。”约翰·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指出, “政府应通过各种手段来保证具有类似天赋和动机的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受培训的机会；在经济活动和职业的自由选择中，政府应当通过对公司和私人团体活动的管理，来防止对较好地位的垄断性限制；最后，政府还应当确保一种社会最低受惠值。”可以看出，罗尔斯从政治哲学的层面高度概括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总之，政府干预主义认为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承担了以下职能：一是提供公共物品；二是克服外部性；三是克服市场不完全性；四是承担经济预测功能，给私人经济活动提供准确、可靠的经济信息；五是制定产业政策，发展规模经济；六是解决分配不平等问题。

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出现“滞涨”，政府干预受到反思，市场自由主义开始复兴。发展经济学家们转而主张有限的政府作用和有限的干预。1997年，世界银行在《变革中的政府》中指出，政府的五项职能：一是建立法律基础；二是保护非扭曲的政策环境；三是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四是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五是保护环境。

（3）新公共管理的政府角色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西方各国进行入了政府管理改革的新时代。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的经济（Economy）、效率（Effectiveness）和效益（Efficiency）。它主张以市场为取向，重塑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政府不是发号施令的权威机构，而是注重人民需求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公共行政不再是“管制行政”，而是“服务行政”。

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中指出，政府是起催化作用的，其角色是“掌舵而非划桨”。“当政府逐渐把自己提供一切服务的功能转向更多的催化作用时，常常十分依赖第三类部门。重要的事情政府干，填空补缺的事由第三类部门干。”“划桨”的任务交由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等第三类部门了。政府则通过市场化手段，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施加各种有效影响。此外，新公共管理加快了政府从“官僚政府”向“经济政府”“责任政府”的转变；从“投入政府”向“产出政府”的转变；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这种政府角色的转变为世界各国政府改革提供了参考。

（4）治理、善治的政府角色论。虽然新公共管理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提供了新的视野，但其在理论和实践上也受到学者的批判和质疑，试图真正超越当前政府在致力于“掌舵而不是划桨”的同时，能意识到政府的作用和本质不在于单纯追求效率而在于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由于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西方学者才提出治理概念，希望借助市场和政府的良性互动机制来配置资源。好的治理称为“善治”，是指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实质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其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格里·斯托克认为，“政府不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通过政府和公民以及公共权力组织和民间组织等的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5）新公共服务的政府角色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B·登哈特认为，新公共服务是关于新公共行政在将公共服务、民主治理和公民参与置于中心地位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系列思想的理论。政府的首要作用不仅仅是通过管制和命令来指挥公众的行动，也不是简单地建立一套惩戒规则和激励措施，而是将人们引导到“合适的”方向上来。此外，政府还肩负着道义责任，政府的作用将是确保公共利益居于主导地位，确保解决方案本身和提出解决方案的过程符合公正、公平和平等等民主价值准则。作为公共资源的管家、公共组织的管理人、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公共行政官员已经接受了服务于公民的职责。可见，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重新概括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非企业家。

为此，西方国家政府的角色实现了从自由主义时期的“守夜人”，到福利国家时期的“积极干预”，到新公共管理时期的“掌舵者”，再到新公共服务时期的“服务者”这一系列角色的转变。

2．国内的政府角色研究

国内关于政府角色的研究也是由来已久，本研究主要从政府角色的内容及应发挥的作用、我国政府角色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角色转变方向和路径等方面进行简要综述。

（1）关于政府角色内容与作用的研究

王志威（2006）认为，政府在体育休闲娱乐中应具备三种角色：一是管制角色，即通过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条例进行管制；二是财政的角色，即通过财政手段调节市场；三是建设者角色，即公共设施的建设。

黄海燕、张林、李南筑（2007）认为，上海市政府在大型单项体育赛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积极支持申办大型单项体育赛事；二是加强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建设；三是积极培育市场运营主体；四是参与赛事市场推广活动；五是参与赛事的组织协调；六是为赛事承办企业无偿提供政府公共资源等。

曲新艺、樊炳有（2007）认为，民营企业农民工体育开展是薄弱环节，政府应发挥其作用：一是要为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服务、规范管理；二是要结合实际开展适当干预、必要的参与，制定具备一定规模企业的体育设施配备目录；三是实施差异化政策，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类型、不同发展环境等政府作用不同，加大农村公共服务资源投入的力度。

徐泽（2009）认为，在体育休闲产业中，政府应扮演以下三种角色：一是体育休闲产业的治理者，即通过制定各执行各种各样的法律、条例、标准对体育休闲产业加以管理。二是体育休闲产业的协调者，即扶持和引导非营利性体育社会组织和商业性体育休闲组织的发展，促成各种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三是体育休闲服务的提供者，即政府直接介入体育休闲服务，提供免费的或成本的公共体育休闲产品，以满足大众的休闲权益和需求。在以上三种角色中，政府应以治理者角色为主，协调者角色为辅，服务提供者角色为适当补充，从而科学、高效地推进体育休闲产业的发展。

张蓓（2009）认为，上海市体育行政部门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角色是：体育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政策规划的制定者；体育行业的监管者。其主要监管体育场地的侵占问题、体育服务安全问题、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监管、体育服务认证等。

王艳、戴健、程华（2010）认为，政府在上海群众性体育赛事中承担了三种角色：一是提供者角色。即政府需要提供一定的项目投资导向、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优惠的税收政策、优惠提供体育硬件设施支持。二是政策规划的制定者角色。即制定公共体育政策，并及时修改规范各种类型群众性体育赛事的政策、法规，并尽可能研制适应新形势的体育政策。三是行业的监督者角色。即监管体育赛事的申办准入问题、体育赛事的安全问题，以及对危险性的体育项目的监管。

辜德宏（2012）从多视角分析了政府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角色：从全球化发展态势来看，政府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角色主要表现为国家体育利益的“维护者”，不同主体利益的“协调者”，公共体育“服务者”。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环境来看，政府又是体育市场化“监督者”“规范者”，体育社会化“管理者”“服务者”，体育发展“调控者”。从体育发展现状来看，政府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应该使体育行政部门从体育事业单位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角色中分化出来，切实落实体育发展“规划者”“管理者”“协调者”“服务者”的角色。从体育强国建设目标来看，政府又表现出体育综合实力“建设者”、体育发展结构“协调者”、体育发展方式“改革者”、体育生活方式“倡导者”、国际体育话语权“缔造者”等多种角色。而在这众多政府角色中，政府的公共体育“服务者”、体育综合实力“建设者”、体育发展结构“协调者”、体育发展方式“改革者”、国际体育话语权“缔结者”是其主要角色所在。

（2）关于政府角色存在问题的研究

于永慧、卢元镇（2010）指出，中国体育行政体制改革中，出现政府角色失衡问题：一是“管办不分、政事不分、政资不分”的政府角色错位。二是体育公共服务目标的“职能缺位”。三是“重竞技，轻社会”的政府角色移位。四是“机构重叠，政出多门，效率低下”的政府越位。五是不能适应国家全方位改革的形势，影响体育社会化、产业化进程。认为产生政府角色失衡的原因是体育行政管理机制仅停留在机构撤并层面；政府重视审批、轻视服务；缺乏有效有公共决策制度；政府权力过分集中、执政风险加大；决策与执行合一。

赵灵峰（2010）认为，在我国职业体育发展中政府角色定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错位。在我国职业体育的运行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其体育行政部门或行政部门直属的事业单位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二是越位。政府在对职业体育管理过程中超越自己职能范围，直接干预了其市场运行。三是缺位。政府在职业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宏观管理、法规制度建设和引导领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导致规范管理不到位，法规体系和管理制度执行力度不强。

宋琦、张春合（2011）认为，政府体育部门对体育公共事务的管理应主要负责定制规划、定标准、定规则、定政策和加强监管、搞好服务。但是政府体育部门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一是政府角色的错位与偏差。体育资源配置不到位，重竞技体育发展、轻群众体育发展；重目标规划、轻过程管理；重微观运行、轻经济调节；重审批、轻监管。二是监督机制缺位。政府体育部门信息不够公开、透明，公众掌握的信息与政府体育部门拥有的信息不对称。公民、立法者和舆论媒体缺少足够的信息来有效监督政府体育部门的管理越界和错位的行为。

黄文仁、赵克（2012）认为，政府在城市居民小区体育设施配套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会对城市居民小区体育设施配套建设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城市居民小区体育设施配套建设属公共产品，但政府角色缺位和责任缺失使其难以落实或大打折扣。

从上述可见，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政府角色存在的问题，对政府角色存在问题的考察集中在解决“市场失灵”中的职能缺位，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缺位，以及对微观管理中的“越位”。

（3）关于政府角色转变方向与路径研究

马志和、戴健（2003）认为，我国政府体育管理职能仍具有过多的行政色彩，滞后于体育改革的要求，应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政府制度创新，实现政府角色转变：即从权力无限政府转变为权力有限政府；从行政治体转向依法治体；从无所不为转向有所为、有所不为，提高政府体育管理效能。

白晋湘（2006）认为，政府职能转变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政府体育职能及角色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社会公共体育事务的管理职能的转变，即成为公共体育服务与产品的提供者、管理者，推动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化。公共体育服务社会化是使政府不再管理公共体育事务的唯一机构，其非政府组织也加入到其提供队伍中来，政府主要致力于制定体育政策、法规和监督执行。

陈明（2009）认为，在体育场馆公共服务市场环境不成熟的条件下，应发挥市场力量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部门由体育场馆所有者、管理者和供给者三位一体的模糊角色转变为公共服务提供的监督者和管理者，使其摆脱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控制，并防止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形成新的垄断力量，促使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赵灵峰（2010）认为，在竞技体育领域，政府角色定位取向经历了“主办者”——“管办结合”——“管理者”三种角色阶段。而在我国职业体育发展中，政府角色定位取向也经历了“中介者—干预者”并逐步向“服务者与引导者”的角色转变。

张兵（2011）指出，以市场缺失论为逻辑起点分析，我国职业体育的市场机制不完善，存在市场运行机制缺陷和制度体系缺失，这需要政府发挥其主导作用，政府职能需遵循先立后破、先退后进、适时机动等规范要求，在健全法规体系的作用下实现。

（三）相关研究评述

由以上国内外文献回顾可知，已有研究成果为本选题至少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帮助：一是对绿色体育的概念进行了辨析、绿色体育的内涵进行了总结、绿色体育与绿色奥运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二是探讨了体育不同的“绿色”层面，包括绿色奥运、生态体育、绿道体育等；三是对政府角色存在的问题、角色应该是什么及角色如何转换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但是，其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对绿色体育的研究侧重于与奥运相关的环保建设上，主要停留在生态学层面，缺乏理论体系研究及支撑这一理论实现的政策机制分析。

第二，侧重绿色体育概念与内涵的研究，且概念有些混乱，鲜有共识，这表明我国对绿色体育的认识史较短，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尚需起步，且绿色体育本质内涵有待深入。

第三，有关城市绿色体育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见，更缺乏城市绿色体育中政府角色的相关研究。基于此，尚待研究的具体问题如下：

①什么是绿色体育，其具有怎样的绿色品性？

②城市绿色体育发展现实状况如何？其发展困境如何绿色突破？

③如何系统考察城市绿色体育发展，其包含怎样的政策机制？

④政府在城市绿色体育发展中如何作为？

探讨这些问题是本选题的起点。研究主要围绕“什么是绿色体育？政府怎样促进城市绿色体育的发展”这一中心议题展开，并分析回答以上问题。总结勾勒出城市绿色体育发展理论基础、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分析广州市绿色体育开展的现实情况，探讨其绿色体育发展的协调策略与路径，以及政府在城市绿色体育发展中的现实举措，我国城市绿色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