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1)

阿·康·科托夫[1]

一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努力创作的一生在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他们的记录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同时也极具艺术价值，他们揭示了契诃夫的内心世界，记载了他对时代重大事件的看法，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最真实的契诃夫。苏联文艺学把契诃夫从资产阶级批评家的诋毁和曲解中解救出来，确立了对其创作真正科学的认识，这种认识正是建立在作家同时代人真实见证的基础上。

契诃夫一生都与俄罗斯文学和艺术领域中众多杰出人物有着紧密联系。无论是作为艺术家，还是作为一个人，契诃夫都引起了同时代人的极大兴趣。实际上，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的几乎所有著名作家和艺术活动家都关注过契诃夫。

在他刚踏入文坛，以发表在幽默刊物的笑话和小短篇而闻名时，契诃夫就结识了老一代的作家列斯科夫和格里戈罗维奇。1880年代下半期，契诃夫与同龄的文学人柯罗连科关系密切，再往后与托尔斯泰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契诃夫很快成为托尔斯泰喜爱的作家和精神密友。和契诃夫关系最紧密、最友好的当属高尔基，他卓越的才华和革命意识在契诃夫在世时就鲜明地表露出来。

俄罗斯最伟大的艺术家——柴可夫斯基、列宾、列维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契诃夫关系都十分密切。虽然契诃夫无法长时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生活，但他巨大的才华和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吸引着各行各业的人们，其中不乏和文学根本不沾边儿的人。一些进步科学的杰出代表对契诃夫也给予很高评价，特别是季米里亚泽夫（К.А.Тимирязев）和齐奥尔科夫斯基（К.Э.Циолковский）。

契诃夫处在俄罗斯文学和艺术中心有二十年时间。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感情方面，契诃夫和许多著名的作家、画家、音乐家和演员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这一点使得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录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些记录不仅为我们了解契诃夫的一生提供了资料，而且使俄罗斯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托尔斯泰、高尔基、柴可夫斯基、列宾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建立都与这个阶段紧密相连。

当然，远不是所有了解契诃夫的人都留下了关于他的回忆。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契诃夫去世早。契诃夫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从他们之间的往来信件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回忆中了解到的。尽管如此，同时代人留下的有关契诃夫的回忆在俄罗斯回忆录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同时代的很多知名艺术家像柯罗连科、列宾、库普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卡恰洛夫、魏列萨耶夫、捷列绍夫等都公开发表过回忆契诃夫的文章。契诃夫的童年时期和他文学创作的早期则由他的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米哈伊尔详尽地作了记录。高尔基关于他的回忆在契诃夫回忆录中占有特殊位置。他以最详尽的描写为我们展现了契诃夫的精神面貌，勾画出一个鲜活真实的契诃夫。高尔基关于契诃夫短篇小说《在峡谷中》的评论文章，以及稍后写的回忆随笔都为人们重新解读契诃夫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当然，仅从回忆录文集中找寻作家详实无遗的生平是不行的。绝大多数记录的都是契诃夫生前蜚声文坛或已经崭露头角的那个时期的事。他与众多文学家和戏剧活动家的相识始于1880年代下半期，他们都曾撰写关于他的回忆录，这自然为他们的回忆录划定出一个时间界限。文献中对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特别是雅尔塔的生活阶段给予了非常详实的记录。这个时期，契诃夫和大批的青年作家、艺术活动家出于对文学和社会的共同关注而相互交往。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契诃夫一生中所有的阶段在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都得到了体现。

契诃夫于1860年出生在塔甘罗格。在那里他完成了高中学业，在前往莫斯科和1879年考入莫斯科大学之前他一直住在那里。关于自己的童年乃至自己的一生，契诃夫自己很少提及，只是在他的一些小说中可以见到他记忆中塔甘罗格的生活场景。从契诃夫的信中，我们能够准确无误地断定契诃夫对自己成长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态度。在给作家谢格洛夫的信中，契诃夫写道：“我小时候就接受过宗教教育以及这一类的培养——例如在教堂唱圣歌，朗诵使徒福音和《旧约》中的赞美诗，参加晨祷，负责在圣坛上帮忙，在钟楼上敲钟。结果怎么样呢？现在每逢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它给我的感觉总是非常阴郁。现在我不信教。您知道，当初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在教堂里唱三重唱《弃恶从善》或《天使长的声音》的时候，大家都感动地看着我们，羡慕我的父母，与此同时我们却感到自己是小小的苦役犯。”[2]

从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可以了解契诃夫一家在塔甘罗格的日常生活。我们了解到，从小契诃夫就必须在父亲的杂货店中干活，十六岁当家庭教师，与“套中人”一样的中学老师打交道——他们只会用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用惩罚粗暴地对待孩子。“塔甘罗格中学，”作家唐·博戈拉兹回忆道，“就像一个特别的劳教队。学校有一个感化班，用翻译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课堂练习来代替棍棒责罚。”在回忆录中，同时代人用生动的描写为我们勾画出这样一个少年契诃夫：在死气沉沉的中学读书，被教堂夜间唱诗班折腾得筋疲力尽，在父亲濒于破产的小杂货店里忙碌，又卖东西又收钱；他幽默，爱讲笑话，那种幽默感是他特有的，安托沙·契洪捷未来的特点在此正在渐渐形成。[3]

契诃夫从小生活在充斥暴力和谎言的市侩环境中。“专制和欺骗毁掉了我们的童年，”有一次契诃夫这样说。关于这一点，作家的哥哥亚历山大·契诃夫在回忆录中的描述也印证了这一点。“安东·巴甫洛维奇，”他写道，“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幸福的孩子。可他自己却从没有体验过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他多么希望在回忆起自己童年的时候会有一丝甜蜜的感觉。”但是，他能回想起来的只是个受尽折磨、事事服从的中学生。这一点从他的另一个哥哥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出。契诃夫很早就有了要对荒唐的生活和可笑又可悲的人嘲讽的想法。在米哈伊尔和其他熟悉安东·巴甫洛维奇塔甘罗格生活的同代人的回忆录中，你会读到他们记录下的契诃夫的讽刺幽默小说和他改编的笑话。“他经常组织演讲和演出，”米哈伊尔·契诃夫写道，“他把自己想象成某个人或模仿某个人。”契诃夫生活的环境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他很早就对生活中发生的荒诞不经的事有感悟——在杂货铺帮忙的时候，在商业法庭和学校都看到过那样的事。他的幽默讽刺作品的典型特点就是始终不渝地对周遭的市侩习气进行嘲讽。例如，他的一篇即兴之作写人愚不可及地妄自尊大同时又巴结献媚，其中描写了两个官员：一个“官居高位”，另一个是小官吏，在其面前奴颜婢膝。契诃夫也不无讽刺地改写一些宗教故事，比如，他写一个现代人，“在他那里创世的神话发生了极其有趣的变异：小黑葡萄干和葡萄干混合得无法将它们区分出来了，而月亮应该由女工来清洗清洗”。所有这些都显著地表现出未来契诃夫的特点。

每个作家的创作都会有一个内在准备期，虽然那时确保他获得创作成功的力量还没有形成，但是未来创作的取向和特点都已基本确立。对契诃夫来说，这个内在创作准备期就是在塔甘罗格中学度过的岁月。契诃夫二十岁初涉文坛，在创作中他很轻松地就把自己擅长的即兴创作、讽刺小品和幽默小说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他童年时代的朋友证实，他在塔甘罗格最早发表在杂志上的小说就是这样的结合物。印象中，他当时的一部分小说是由滑稽短剧和笑话演变而来，那些短剧和笑话都来源于他的童年生活，是对周围滑稽的人和事的模仿和嘲弄。后来，契诃夫养成了即兴讲幽默笑话的习惯，这个习惯对他的小说也有影响——他的小说很容易进行改编搬上舞台。但是，在杂志社工作的最初几年，契诃夫创作所涉及的领域要比他在塔甘罗格宽泛得多。众所周知，契诃夫的创作才能提升得非常快，创作范围也非常广，他的作品内容几乎触及了当时所有的新领域和新现象。

1879年契诃夫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从进入大学的第二年起，他就成为莫斯科和彼得堡一些幽默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他写幽默小说和令人发笑的评论，为图画作幽默文字点评。他的同时代人证实，契诃夫后来甚至连自己都记不清在创作高峰时究竟在幽默杂志上发表了多少篇小说——他写得实在太多了。比如，1883年他就发表了一百多篇小说和随笔。早期，契诃夫曾在一些小杂志社工作，那里的人都是和写作没太大关系的记者。自然，他少不了和那些记者以及当时新闻界的“同仁”打交道。顺便提一句，后来出现的一个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作家去世后一下子冒出了许多契诃夫的“朋友”。一些好像是“很早和他一起共过事”，一些曾和他有过“推心置腹的谈话”，还有的说是“友情深厚”等等。而实际上，大家知道，在1880年代的记者中和契诃夫关系称得上亲近的只有非常少的几个。

契诃夫在从事文学活动之初就给自己提出了艺术目标。因此，他的小说在当时的同类作品中显得非常突出。契诃夫非常善于透过滑稽可笑的事件和细节来揭示深层次的东西。在他的小说中，感觉敏锐的同时代人能够领悟到一些更加意味深长的东西，了解作家是多么巧妙而又有力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欺骗的本性。同样在1883年，契诃夫在幽默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中出现了真正的经典作品，它们是《小公务员之死》、《英格兰女子》和《胖子和瘦子》。

当然契诃夫不可能感觉不到，在报社和一些小杂志社里，他和那些不得不打交道的办报人和无良记者是多么得格格不入。在谈到吉利亚罗夫斯基时，契诃夫认为他是1880年代的记者中比较特别的一个。在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契诃夫谈到了自己对那些“办报先生们”的看法：“我和他（指吉利亚罗夫斯基）认识将近二十年了，在莫斯科我们一同起步。我对他做过非常仔细的研究……他脸皮很厚，身上有种令人不安的东西，爱吹牛……但是人还是很淳朴的，心地也善良，他根本没有那些办报人骨子里的背信弃义的恶习。”（摘自1899年8月24日）契诃夫希望把他划归自己的同类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以列维坦、瓦斯涅佐夫和科罗温为首的现实主义画派的画家都是那种样子。

吉利亚罗夫斯基证实，早在1880年代初“一些画家就经常在契诃夫家聚会。列维坦就是从那时起一直到去世始终和契诃夫的家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作家的妹妹玛利娅·巴甫洛夫娜·契诃娃称列维坦是“我们家最好的朋友”。

维·安·西莫夫——苏联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舞台美术家，他在自己的随笔中曾讲述过契诃夫和这个画家群体的友谊。“列维坦和契诃夫的关系是建立在真挚的友谊和相同的艺术目标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从他们的来往信件和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可以了解到。”

契诃夫创作的第一阶段包括莫斯科大学求学时期、在奇金地方医院和兹韦尼哥罗德县立医院实习期，是紧张的创作期。在这个阶段，他的写作水平已经十分接近当时最著名的作家——这一点在很多的回忆文章中都能得到印证。作家的哥哥米哈伊尔在回忆录中详述了这个时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兴趣。最重要的资料当属柯罗连科随笔中记述的内容。在讲述1887年和契诃夫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时，柯罗连科证实，契诃夫具有积极的社会情绪。能够确认契诃夫对柯罗连科具有好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柯罗连科刚刚结束多年的流放，并且仍处于监视居住中。契诃夫当面对柯罗连科本人表示出强烈的好感，而且对他的作品也非常欣赏。“他是一位我喜爱的当代作家，”他在1888年2月这样写道。契诃夫提议柯罗连科和自己一起从事戏剧创作，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创办的新杂志出主意，提档次。1887年10月17日在写给柯罗连科的信中，契诃夫表达了自己对对方的态度。“我对您说，”契诃夫写道，“能和您相识我感到万分地高兴，这是肺腑之言。第一，对您的才华我非常仰慕和喜爱，很多原因使我非常看重。其二，我想，如果我和您能再活一二十年，我们在将来的日子里也不会因为观点分歧而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在当今俄国所有从事写作比较成功的人中我是最肤浅和最不认真的一个……而您是一位认真、坚强和诚实的人。我们之间的差距，正像您看到的那样，非常之大。可是即便如此，我在拜读您的作品和与您相识时没有感到一丝生疏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