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漂浮的木板——重说百年言论史(3)
《新青年》从创刊到迁至北京出版，短短不到1年半，由最初发行千份猛增到1万多份。它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被叫做“五四”的新时代，以陈独秀他们为代表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举起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从思想言论入手，呼唤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他们不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站了出来，这是一连串影响了20世纪历史面貌的姓名，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李大钊……他们聚集在蔡元培领导的北大，聚集在《新青年》旗帜下，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蔡元培先生当时也不过40出头。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深刻地影响了更大的一群还要年轻的学生，就是办《新潮》《国民》的北大学生们，傅斯年、罗家伦他们这些生气勃勃、富有创造力的“五四”学生。以新潮社为例，他们不仅办刊，而且出书，如罗家伦译的《思想自由史》、陈达才的《政治原理》、陶孟和的《社会问题》、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及《蔡孑民言行录》等等，大力张扬“德先生”和“赛先生”。
《新青年》标志着知识分子独立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都是一些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编辑、出版家，他们努力的目的不是权力，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实现真正的自由，其中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无疑是第一位的。从长远来看，他们在“五四”以后虽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其主流部分还是始终坚持了“五四”的理想，比如胡适和鲁迅，他们走的路并不相同，但都称得上是言论报国的楷模。
“五四”的波澜
“五四”波涛汹涌，邵飘萍先生就是在1918年10月创办了《京报》。仅1919年，举国上下就有400多种新思潮报刊出现。“五四”余波激荡，知识分子的腰杆也还挺得笔直。1924年鲁迅、周作人等一批知识分子办了以思想自由为宗旨的《语丝》周刊，另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创办了《现代评论》，以“独立精神”“科学态度”“不尚空谈”期许。1925年2月，已经拥有《世界晚报》的成舍我创办《世界日报》。1926年初，《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与世长辞，“水流云在”，9月1日，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为办报方针的《大公报》在天津登场。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的《晨报》《京报》《益世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及时作了大幅报道，一致声援学生运动。《申报》还联合《新闻报》等7大报拒登日商广告，拒用日本通讯社的华文稿件。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接连五期对运动进行了连续的重点报道。虽然“五四”之后不过十几天内，《五七日刊》《平民周刊》等激烈的报刊接连遭到京师警察厅查禁。5月23日，《益世报》被查封（29日复刊），总编辑潘蕴巢被捕。6月11日，陈独秀被捕。6月17日，《申报》发表的评论《北京之文字狱》，指出“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在此期间和稍后，《每周评论》《京报》等曾被查封，《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也曾遭查禁。但是总体上说言论出版自由还没有彻底丧失。
在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中，尤其是1926年，面对“三·一八”的屠杀，他们也没有沉默，而是纷纷站出来抗议。《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等民办报纸，《语丝》《现代评论》等同人刊物都有相当出色的表现，连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都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但这一刻所拥有的言论自由也不是真正可靠的言论自由，只是军阀政府还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控制舆论罢了，枪杆子还不敢任意妄为。
“五四”前后还出现了名动一时的三大“副刊”，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我以为，它们和稍晚的《京报》副刊、《申报》“自由谈”副刊，达到了中国报纸副刊的最高境界，是培植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园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人，成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一片圣地。
这一时期，胡适、丁文江他们办了文人论政的《努力周报》，对当时发生的许多重大社会事件，胡适等执笔的《这一周》几乎都独立表达了自己的意见。1920年胡适、蒋梦麟等7个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1922年，胡适、蔡元培、丁文江、李大钊等16个知识分子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25年鲁迅、周作人等7位教授联名发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等，在当时都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
“萍水相逢”
“报人另有报人之天职，报人之天职为何？对于社会、国家、民族，负有指导、诱掖规谏——纠正之责。责任既重且大，故一言之出可挽狂澜，一字之谬能误苍生，所谓不冠而王者在此，反之社会之蟊贼亦在此。”如果不是因人废言，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中的这番话还是值得重视的。
在时代的兴替无常中，北京《晨报》在“五四”时代的影响首屈一指。《晨报》前身是《晨钟报》，与研究系有很深的关系，1916年8月由梁启超、汤化龙等创办，安福系当政，“一时都中报纸，十九为安福部所收买。有敢批其逆鳞者，无论有无党派，皆擅行封闭。”而《晨钟报》从1917年底开始，站在在野党地位批评当局的武力统一政策。1918年9月，《晨钟报》《国民公报》等11家报纸因为批评安福系，被勒令停版，内务总长朱琛下令逮捕编辑，各报编辑纷纷逃亡日本。12月1日，《晨钟报》改名《晨报》再出，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丁佛言等都是主干，因提倡白话文、白话文艺，李大钊、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风靡一时，大学生争相投稿，在学界有很大权威，是传播新思潮的重要园地，还出过“马克思纪念”“俄国革命纪念”等专号，开辟了《马克思研究》的专栏。报纸日出两大张，销路很广，成为北方影响最大的报纸，五四运动高潮时发行量由1万份猛增到2万份。“北京各报历史之悠久，亦以该报为最”。
1922年10月，北京72团体联合要求废止“治安警察条例”、保障人身安全和言论自由，公推蔡元培等11人为代表，在1922年10月15日《晨报》发表的请愿书中指出“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为立宪公民绝对应享受之民权”，但都被《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完全剥夺，以致比年以来，全国呻吟于专制虐政之下，钳口结舌，怒不敢言”，强烈要求北京政府“顺从民意，慨然废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新闻文化界争取新闻出版自由运动的发展。10月27日，北京新闻界成立“言论自由期成会”，12月31日《晨报》发表的会章第一条明确规定：“本会以向国会请愿，废止出版法，亦别定保护言论自由条例，实现言论自由为宗旨。”
1925年4月13日，上海日报公会、上海书报联合会、上海书业商会、上海书业公所联合上书要求司法部废止《出版法》。15日，北京新闻界强烈要求段祺瑞政府撤销刚刚出台的《管理新闻营业条例》，他们指出上述法令“内容严酷，为世界任何文明国家所不容”。据《民国日报》5月15日，上海日报公会等四团体、上海各公团联合会再次上书北京政府要求废止《出版法》等法令，袁世凯“擅自公布出版法，以压抑舆论，钳制民口。此种剥夺人民自由非法之法，事前既未经合法国会通过，事后又遭到全国国民反对，当然不能生存”，应“尊重人民自由，即日通令废止”。“北京新闻界争自由大同盟”大会也通过了请求废止《出版法》的呈文。各地新闻界团体、报刊纷纷发表宣言、通电、社论、文章，南北呼应，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1926年1月26日，国务会议上终于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定。
经过知识界、新闻界长期的呼吁、抗争（几达10年），袁世凯颁布的臭名昭著的《出版法》废除了。然而墨迹未干，连接着“三·一八”的枪声，邵飘萍、林白水又倒在了血泊之中，成为言论自由的殉道者，他们的死时那一刻成为20世纪言论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
“狗肉将军”张宗昌1925年就在青岛杀害了《公民报》记者胡信之，他在济南威胁各报社、通讯社记者：“那么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有那个说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不久，张作霖、张宗昌的铁蹄进京，1926年4月26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京报》社长邵飘萍先生第一个人头落地，为他的独立报人生涯打上了一个血淋淋的休止符。邵飘萍为言论自由献出了40岁的生命。1926年8月6日，另一位著名报人、《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坚持“报馆要替百姓说话，不去献媚军阀”“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终因发表《官僚之运气》的时评，触怒军阀而不愿“更正请罪”，被张宗昌枪杀。林白水办报30年，曾三陷囹圄，五被查封，52岁盛年以身殉报。两个职业报人被军阀枪杀于北京天桥，前后相隔不过100天，史称“萍水相逢”。报界同人目睹林白水被害惨状，“热泪夺眶而出”，他们异口同声发出了“军阀万恶”的感叹。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不无沉痛地指出：“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然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是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紧接着，《世界日报》主办人成舍我被捕，经亲朋力救才幸免于难。
到1927年，蒋介石作为袁世凯之后新的军事强人已在南部崛起，“四一二”事件以后到处杀人，周作人在《语丝》周刊发表了不少抗议文章，导致《语丝》在南方被禁，这一年11月胡匪张作霖封了北新书局和《语丝》，周作人和刘半农逃到一个日本朋友家躲了一星期。“四一二”屠杀发生后，郑振铎、胡愈之等7位知识分子（大部分来自商务等出版机构）联名写下了致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3位国民党元老的抗议信，并在《商报》公开发表，吴稚晖震怒，通知缉拿7人，郑振铎、胡愈之被迫亡命欧洲。郭沫若因为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湖南民报》等报刊连续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我离开蒋介石以后》等文，遭到通缉，亡命日本10年。茅盾（沈雁冰）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最后一篇社论之后转入地下。许多报纸被封，许多报纸被改组，言论自由遭到新的空前威胁。
“且介亭”的“匕首”“投枪”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当然是血泊中浮起来的，是以暴易暴的结果。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一党专政的政权，党天下直接承续了家天下的模式，言论自由受到了严重挑战，因为上海租界的存在以及蒋介石忙于应付各路军阀的内乱和共产党的暴力反抗等等因素，他没有完成以一个人的思想取代全国人思想的目标。客观上，言论自由没有被彻底封杀，有保持中立、客观的独立报纸《申报》《大公报》等（也曾允许共产党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有胡适他们书生论政的刊物，最后，在大厦将倾前还有《观察》《新路》这样的独立刊物。
“四·一二”之后的白色恐怖下，鲁迅先生只能在租界通过不同的化名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大量隐晦曲折的批评文字，从1927年到1936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九年里，他写的杂感起码就有60万字，比“五四”以来的9年多出2倍。他把自己的文字称为“生存的小品文”“匕首”“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鲁迅一生用过130多个笔名，其中41个就是在《申报》上用的，目的是躲过新闻检查。鲁迅的声音通过上海的报刊，通过不停出版的杂文集顽强地给黑暗捣乱。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几次将他列入黑名单，但一方面靠了租界的保护，一方面他本人在文坛上的声誉使他们迟迟不敢轻易下手。“且介亭”事实上也是鲁迅得以长期坚持本土社会批评的一个重要条件。他向来主张壕沟战、韧性战斗，一个刊物被查禁了，随即换一个名称继续出：《萌芽》出到第五期被禁，第六期改名《新地》；《前哨》从第二期起就改名《文学导报》。
但和早年一样，他对社会上发生的许多罪恶的杀戮曾公开表示了抗议，1931年2月，柔石等5个“左联”青年作家被杀害后，他写出了《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足以与《纪念刘和珍君》前后辉映的传世檄文。1933年6月，他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同事、民权保障同盟的同志杨杏佛先生被暗杀后，他悲愤地写下“何期泪洒江南雨，我为斯民哭健儿”这样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