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几个时代(3)

在我看来，“《新青年》时代”的主要知识分子留给后人的影响，主要是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尺度，多元的价值尺度，一种不以单一标准衡量世界的价值尺度。假如说，只能用一种既定的价值尺度去衡量一切，答案事先已经设定了，那么就无法探察到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多元性。多元性只有用多元的尺度才能衡量出真相，而不可能用一元的尺度来衡量。

所以《新青年》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它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尺度。说陈独秀是“三千年来第一人”，我认为是客观的，陈独秀之前三千年来的价值尺度，看待世界的标准，都是已经设定好的，都是在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时代设定好的。到了陈独秀时代开始，才撇开了跟权力有关的东西；撇开了政治；撇开了种种表面的东西，抓到了文明的内核，自由的内核。

“五四”的本质就是自由，“五四”是建立在百花齐放的基础上的，《新青年》最大的功绩就是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后来的整个新文学，学术、思想界的活跃，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唯心，不同的流派，都滋生于“《新青年》时代”之后的分化。在分化之后，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思考，引入不同的新观念，来自西方的东西——叔本华的、尼采的、柏格森的、罗素的，都出现了，包括唯物辩证法，包括形形色色的新哲学、新思潮，都是在那个时代引入的。所以我觉得在“梁启超时代”之后，我们言论史上的“《新青年》时代”主要不是政治言论，而是文化言论，文明言论。但是，这个时代很快被陈独秀本人所抛弃了，他要往另一条路走，走到组党实践的路上去了，这与我们谈论的话题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百年言论史上的第三个时代就不是由陈独秀来扮演主角了。

百年言论史上的第三个时代我想用一家报纸来给它命名，叫作“《大公报》时代”，这是百年言论史上最成熟的一个时代，也是延续时间最长、最具有包容性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肇始于1926年9月1日，9月1日这个日子在百年言论史上特别重要。《观察》周刊创刊也是9月1日；我们过去的记者节也是9月1日。新记《大公报》的复刊就是在1926年9月1日，《大公报》是一张1902年创刊的老报纸，到了1925年已经关门大吉了，因为它跟政治上失势的安福系军阀有很深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办不下去了。

1926年，有三个人合作重新开办了这家报纸，他们接办之初就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标准，就是有名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四个“不”在言论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第一次这样鲜明地亮出了报纸的方针。这三个人，一个叫吴鼎昌，他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官以后，主动辞去了《大公报》董事长的职务，离开了《大公报》，他在言论史上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提他，因为是他出了5万元银元，《大公报》才办起来。第二个人是《大公报》长期的总经理胡政之先生，他是一个报业的全才，能书善言，而且善于经营，真正的报业全才，长袖善舞之辈。第三个人是以一支笔名动当世的张季鸾，我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鲁迅还是张季鸾？就是说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张季鸾的影响大还是鲁迅的影响大？我的答案是张季鸾的影响要比鲁迅大，我们现在来看肯定是鲁迅大，因为鲁迅的影响在身后，鲁迅的影响是一种文学的影响，是思想史上的影响。而在当时，20年代到30年代的中国，1926到1936的中国，鲁迅在上海的租界写他的《且介亭杂文》，写他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在那个时候，他的影响根本无法与《大公报》社评，与《大公报》动辄发行10万份的影响相比。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像张季鸾这样言论史上的代表人物就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了；而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他的言论，他的影响，在后面被逐渐放大。这就形成了今昔的一个反差。

我们再说这三个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个人联袂唱了一台大戏。1926年他们在天津，用5万块钱，其中1万块把这家已经倒闭的报纸接过来，然后就开张了，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如果失败也无非是把这4万块钱赔光了关门大吉。结果没有想到的是，一年下来不仅实现了收支平衡，而且声誉鹊起，整个中国言论史的格局也被改变了。

从那以后，我把这个时代叫作“《大公报》时代”。这个时代的核心尺度就是《大公报》的“四不”，就是坚持自己独立的标准来评判世间事务，到1931年，《大公报》已经成为举国舆论的重镇，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民间的一些政治力量，他们在判断时局的时候都得看《大公报》是怎么说的，《大公报》的新闻是怎么报道的，《大公报》的评论是怎么写的。

胡适说了一番话，《大公报》为什么成功，成为矮人国里的巨无霸，他认为中国的言论界还是在一个成长时期，还是一个矮人，矮人国里的巨无霸为什么成功？胡适有两句话：一是登载了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了负责任的评论。这两句话抓住了《大公报》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的两个奥秘。前一句登载确实的消息，很明白，报纸当然要报道确实的消息，第二句话，“发表了负责任的评论”就大有文章，什么是“负责任的评论”？“负责任的评论”就是不仅要对自己负责，对报馆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大众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这就是负责任的评论。

在负责任的背后，是《大公报》自己独立的评判。它不是依附于蒋介石政权的。不是蒋介石说一，马上跟着说二，顺着杆子往上爬的。尽管后来蒋介石与张季鸾有很好的私交，蒋介石把张季鸾看成是国士，张季鸾也有报恩的思想，但是一直到1941年张季鸾去世的那一年，张季鸾和《大公报》始终没有和国民党政府发生过一分钱的关系。就是说没有拿过蒋介石一分钱，至多只是吃过几顿饭（请客往往也不是单独请张季鸾，而是请了很多人）。据说有一次蒋介石请客，文臣武将济济一堂，结果人们发现，最主要的客人，竟然是一个穿着布衫，患着肺结核的老头，就是张季鸾，所以举国都对他刮目相看。他是少数几个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入蒋介石办公室的人。

但是并不会因此《大公报》就完全听命于蒋介石，私交是私交，公私分得很清楚。

在重大的问题上，比如“九一八”事变之后，《大公报》的社评马上指着国民党政府骂得狗血喷头，认为国家民族到了这一步，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们无论如何自责也无以谢天下，文字非常的严厉，不断地向国民政府呼吁，要开放舆论，要倾听民众的声音。甚至还发表了范长江非常同情红军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上午蒋介石在中央全会上侃侃而谈，到了下午，《大公报》从上海运到南京，那些参加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一看，跟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国民党并不是没有新闻检查，稿子是要事先看过的，但是胡政之说我们不送检查，宁可冒着风险先登出来。为了这件事，蒋介石与张季鸾几乎红了脸，但是事后张季鸾和胡政之并没有找范长江谈话，也没有认为范长江给他们捅了篓子。

再比如说，萧乾，《大公报》的名记者，当年他进《大公报》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进《大公报》是去办副刊的，胡政之说，你来办副刊，我全交给你了，你只要办得喜闻乐见、有读者就行了，他曾经发表当时的剧作家李健吾的一个独幕剧，剧本里有抗日的内容。报纸登出来之前，萧乾留了个心眼，他把所有的“日”字都改成“×”，当然读者一看就明白，日本人也明白，于是，日本领事馆马上在上海的租界法庭里起诉，最后，张季鸾、胡政之去法庭上应诉（萧乾只是打工的，当然是老板应诉），但是，他们俩从来没有责怪过萧乾，说你给我们惹了麻烦，你让我们当了被告了。结果，官司打赢了，因为剧本里没有出现“日”字，说“×”就是“日”字那是日本人自己的引申。赢了之后，两位老板来夸奖萧乾，说这个“×”打得好，没这个“×”，我们就输了。

我们从另外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大公报》的独立品格。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规定报纸凡是称共产党一定要称“匪”，但是《大公报》从来不买账，他们的版面上称共产党的军队为红军，这在当时是非常犯忌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对此心存感念。40年代，《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跟其他一些报纸的记者前去延安访问，毛泽东设宴招待他们，唯独把《大公报》的记者当作座上嘉宾，给予了最好的礼遇，他说了一句感人的话：“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当人。”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大公报》对于各方面的态度，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对于日本人的态度，都有自己独立的尺度，都坚持了自己的标准。这样的《大公报》，发行量自然是节节攀高，成为举国舆论的重镇。

在言论史上，《大公报》还有一个特点，是民间报纸和学院派知识分子、其他各界人士结合论政的最好类型。它在1934年开设“星期评论”这个栏目，每个周末由报馆之外的知识分子来执笔评论。从胡适开始，有200多位来自各方面的人物，包括像竺可桢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包括梁漱溟等，在15年间他们先后写了七八百篇星期评论，这大概是与知识界结合得最好的一家报纸。这个特征标志着一家报纸要评论时事，监督政府，介入社会，仅仅靠报馆本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要借助社会的力量，借助那些本身就有影响的知识精英的力量，把报纸和全国的知识精英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出声音，发挥影响力。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办《大公报》的这几个人，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都是留日学生，后来请来参与写“星期评论”的最早的作者，像胡适、傅斯年、翁文灏、丁文江等各个领域的知识精英们大多是留学欧美归来的知识分子。所以，这个结合也是一个最佳的结合，标志着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与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在言论上的一种结盟。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大公报》历经抗战，直到战后，在中国始终保持着最大的影响力。当然，“《大公报》时代”不仅仅只是《大公报》一家报纸，还有其他一些优秀报刊，比如《新民报》，鼎盛时期有五地八版，发行量10几万份，还有成舍我的“世界报系”，徐铸成主笔的《文汇报》等等这些报纸，当然还有胡适他们办的《新月》《独立评论》这些杂志在内，它们共同构成了“《大公报》时代”。

百年言论史的第四个时代严格地讲它还构不成一个时代，但它是百年言论史上的绝响，我称之为“百年绝响”，可以勉强叫它为“《观察》周刊时代”。《观察》周刊是储安平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办的，是一本完全民间性质的周刊。在那个时代，办周刊是一种时髦，比如说，左翼倾向的有《群众》《文萃》《周论》《民主》，还有民盟办的周刊，昆明，重庆，其他地方也有；第三条道路的有《新路》《世纪评论》《天下一家》《周论》等，一系列的周刊都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出现的。所以，《观察》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这是当时的一个风潮。在一个急剧变动的大时代里，他们考虑到如果用日报的形式来评论社会深度不够；月刊又太慢，所以就选择了周刊模式，能既深入又比较及时地报道、评论。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时代称为“周刊时代”，或者“《观察》时代”。

这个时代有一个特征，左、中、右各种倾向的知识分子纷纷登上论政舞台，包括朱自清先生——我们熟知的朱自清先生，是写《荷塘月色》的，一个温文尔雅的唯美主义散文作家，或是写《经典常谈》的古典文学家。但实际上，朱自清先生早在20年代就十分关心社会，“三·一八”事件他就在现场，后来写下了《三·一八屠杀记》，详细记录了那些青年学生是如何被杀害的；40年代，他在贫病交加中，不断地发表社会评论，参与了许多北京知识分子集体签名，为人权呼号，为反对内战呼号，为国家的政治前途呼号，包括西南联大十教授给蒋介石、毛泽东写公开信，包括晚年因为国民党查封中国民主同盟和48位教授联名发表抗议。他们始终不仅仅局限于学院，他们的目光始终看到了围墙之外的世界，看到了祖国的苦难，体会到了民族的痛苦的脉搏。

一句话，他们的笔是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经典常谈》之外，在那些优美的散文之外，朱自清还有执笔论政的一面。包括像钱钟书、宗白华这些在书斋里面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分子也曾经都是《观察》的特约撰稿人，像贺麟这样的哲学家，任鸿隽这样的自然科学家，陈衡哲这样的历史学家，朱光潜这样的美学家，他们在专业之余，关怀的就是国事民生，并经常把自己的这种关心写下来。周刊之所以能风行一时，和他们这些人当时的选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百年言论史，多少风雨坎坷，几代知识分子在这条道路上挥洒自己的汗水甚至鲜血，邵飘萍死了，林白水死了，史量才死了，他们的热血铸就了一部可以歌哭、可以回望、可以缅怀的百年言论史，铸就了永恒的文人论政传统。在朱自清、朱光潜这些几乎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他们关怀社会，与大众共命运、同呼吸的一面。在许多寒冷的长夜里，我常常为中国曾经拥有过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感到无比温暖，无比骄傲，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历史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