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亵渎神圣——对两次王朔现象的一点思考

一

20世纪最后的10年间，中国文学界先后出现了两次王朔现象，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为什么短短10年王朔其人会两次成为媒体、大众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一现象出现到底有什么深刻的原因？

王朔在90年代初的文坛上红极一时，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特定时代才产生的特定现象，在文学史上这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泡沫，甚至不具有文学史意义。王朔的幽默则由于缺乏人文的底蕴，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语言游戏而已。但他以市井语言有力地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实际上也是对话语霸权一种解构（他本人或许是无意的），当然这种解构根本上没有完成。

90年代末的第二次王朔现象则是文人演戏，向大众献媚，这是一个文人可悲的堕落。他也许不知道能够证明作品价值的永远不是市场，不是自卖自夸，所谓判他20年“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之类要不就是梦话，要不就是睁眼说瞎话。在他的笔下我们看不到真实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与挣扎，人的命运浮沉。“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一点儿正经没有”“千万别把我当人”……这些书名遮蔽了整个时代的痛苦，在这些语言背后我们看不到真正的人间有血有肉的生活。

如果是喜剧当然也是好的，但喜剧要能够让人们在笑声中看到庄严。王朔作品显然并不是什么喜剧。

90年代两次出现的王朔现象，如果说第一次还能算是正剧，那么第二次只能算是闹剧了。

二

王朔的写作生涯开始于70年代末，他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78年，自那一年至1992年共写了31部小说，160万字。他的创作过程基本上和新时期文学同步（他自述：“从八四年初到91年底整整八年我处于职业写作状态中。”），但在整个80年代他的作品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正如他自己所承担的，和同时代作品比较，“在刘索拉写出她《你别无选择》，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马原写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的时候，他在写什么呢？在写《空中小姐》。这是什么东西？通俗言情故事而已。”（王朔《无知者无畏》47页）他名声大噪是在90年代初（那时侯的中国文坛上几乎是王朔一花独放，最多加上一个陪衬——汪国真），完全是时代的特定产物，是一个畸形时代、畸形社会的畸形产儿。

有人说他小说中的“笑话、调侃话、幽默话，就像北京城里卖的冰糖葫芦那样，一串又一串”，他因此被称为“京城铁嘴”“利嘴”，耍的就是嘴皮子功夫，他最大的本事就是“造句”，“他有一股北京小伙子的聪明伶俐劲，造句的时候加上了几分‘京油子’的滑稽和可爱”，他的故事则大多没有新意，无非是一些老掉牙的套子，往往显得很粗糙，“所以他的故事管不住句子。他的小说，好像一只又破又烂的竹筐，里面装着一大堆活蹦乱跳的鲤鱼（句子）。那些聪明极了可爱极了的句子往往从筐子里闯了出来，所以给人以一种‘野’的感觉。”（《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这一分析不无独到之处，但还没有揭示出王朔作品的本质。事实上，如果离开了整个故事，离开了一个作家对人的命运的思考。最“活蹦乱跳的鲤鱼（句子）”又有多大的价值呢？文学难道仅仅是造句吗？

他的作品往往就是这样，故事管不住句子，信笔所至，信口开河，大耍嘴皮子功夫，大肆造句，用他自己小说的题目来说就是，一点儿正经也没有。有人说那些精彩的造句比赛是他“才气、灵感大爆发”，并说这是王朔小说成功的秘诀，说他“把庄严伟大的东西和不三不四的货色搭配到一起，制造一种读者从未品尝过的‘怪味豆’。”（同上）然而除了文字游戏以外，这些所谓“妙不可言”的句子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非得把文学降低到单纯的造句艺术吗？

胡河清对王朔造句的极力推崇使他忽略了王朔小说的真正内涵。以我看，王朔小说表面上是通过耍嘴皮，造成喜剧性的效果，再加上一大串夸张的情节，“至于笑话妙语插科打诨更是层出不穷”，把庄严的伟大与不三不四搭配在一起，起到了在特定时代特定的作用，那就是对所谓的“神圣”的亵渎，对一切道貌岸然的蔑视，从而构成对主流霸权话语的解构。

他的作品避开社会意识形态，成为漏网之鱼。他以市井语言自我嘲弄，以嘲弄全社会、嘲弄人的近似荒诞的故事，表达的是一种压抑人性的环境下的逃避，而不是积极寻求人性的自我解放。他以市井语言解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即解构话语霸权（当然这种解构还远未完成），他的小说就是从对霸权话语的解构这个角度上获得了其存在的现实意义的，同时呈现出90年代初人性扭曲的各个侧面，这是王朔小说值得肯定的一面。

说王朔把中国看得很透，所以才嬉笑怒骂、嘲讽一切，这未免言过其实，他那些活蹦乱跳的鲤鱼般的句子不过是把北京街头小伙子神聊的口语形成了文字而已。怎么也看不出他是大彻大悟才变得玩世不恭的。妙语说一两句也许是妙语，妙语连篇累牍也就成了废话连篇。连王朔本人都不无真诚地说：“王朔浪得虚名主要是靠他那批以调侃语言为主的‘顽主’系列……当代北京话，城市流行语，这种种所谓以‘调侃’冠之的语言风格和态度，是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街头瞎混的小痞子，打麻将打扑克的赌棍，饭馆里喝酒聊天的侃爷们集体创造的。王朔仅仅是因为身在其中，听到了，记住了，学会了，并因为没有书面语表达能力，不得已用在自己的小说中。”（《我看王朔》，《无知者无谓》52-53页）

一个作家只知道赶潮流、赚大钱，只知道迎合大众文化的口味，是永远不可能写出什么有深度、有分量的作品的。连充分肯定王朔的文学评论家胡河清也说他“利欲熏心，宝石色红”，恐怕不是冤枉他吧。

王朔小说的根本缺陷是他缺乏人性的内涵，在妙语连珠的造句之外，他画出了一群群麻木不仁、玩世不恭、愚昧无知，甚至以卑鄙无耻为荣的灵魂，他们一脸潇洒轻松，以不屑一顾的神情睨着这个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一副看透一切、傲视一切的模样。虽然说这些画像的确画出了我们这个民族面貌的一个侧面，从而也是有价值的。但是王朔对他笔下的这些人物不是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而是赞美和肯定，他正是通过这一类人来亵渎一切、藐视一切的，他自己就坦率地承认他的作品是“哗众取宠”“开开社会的玩笑”。对麻木和愚昧的赞美丧失了一个人起码的良知，这样的文学当然不会有多大的价值。没有沉重感、严肃感，没有担当，对人世的痛苦和肮脏视而不见，或麻木不仁，美其名是潇洒、洒脱、超脱等等，总之是以看透世上一切的态度冷嘲热讽，这是典型的犬儒主义。

王朔文学之所以在90年代初火爆无疑是特定时代的必然，是国民心理普遍犬儒化前提下的不自觉选择。那些热爱王朔、成全了王朔的“王迷”、追星族无疑都是犬儒主义的信奉者，这是王朔得以大红大紫的文化原因。一个犬儒主义盛行的民族，王朔注定了要成为万众仰视的英雄、明星。这是一个人们什么也不信的时代，王朔的登场正好以他那些别开生面的胡侃神聊掩盖人们内心的恐惧、怯懦和无聊，他的连珠妙语不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还可以使人们获得空虚心灵的平衡，所以它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

三

随着时代的变迁，王朔终于渐渐被社会所遗忘，被人们所冷落，“现象”终究只不过是现象，不甘寂寞的王朔要再次成为热点，从推出大肆炒作的《看上去很美》到挑战一系列文化名人，以“无知者”自居，酿成第二次“王朔现象”，这一次则已沦为骂街，没有多少意义，媒体的关注只是一种泡沫而已。

如果说90年代初王朔通过玩世不恭的调侃方式，以北京小伙子街头巷尾耍贫嘴的彻底通俗化、口语化的小说语言，以他所特有的这一风格亵渎神圣，解构占有霸权地位的主流话语，把一切貌似神圣之物踩在脚底，以十足的天子脚下独一无二的市井文化冲淡了意识形态的苦涩和咸味。从这一意义上，他对于神圣的主流话语无疑起到了一定的解构作用。那么到了90年代末，他以“无知者”自居、自嘲，同时嘲弄一切知识、知识分子，亵渎一切神圣之物，所表现出来的“无畏”姿态只不过是颤巍巍骂街一般吸引观众（读者）的表演而已。王朔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已经走到了他的尽头。

王朔在90年代初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成为热门人物，借助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被传媒炒得轰轰烈烈，用他自己的话说“大众媒体这一光明大道九二年铺在了他的脚下”。7年后他再度出山渴望的是同样的轰动效应，想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所以无论卖书（以销书送光盘等商场炒作手段争夺市场，据说创下了20万册热销的记录）还是骂街都是明星作秀、男子卖俏式的表演，他的小照印得满书都是，总是令人恶心，这样一本王朔的书能够畅销也显示了我们这个民族犬儒心理的作用。他也许真的不明白文学就是文学，是任何商业手段代替不了的，文学只属于人类的心灵，是人的文学，决定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的不是市场，不是自卖自夸，这一切不过是泡沫。

他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全盘否定是建立在他并没有读过金庸原作的基础上的，他对老舍的《骆驼祥子》的批评仅仅是小时候翻过，“并没有好好读过”，对《四世同堂》也不过读了“不到一半”（《我看老舍》，《无知者无畏》67页）对鲁迅，他虽然还不敢破口大骂，但很显然他并不把鲁迅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小说放在眼里，知识勉强地肯定鲁迅的《故事新编》和杂文。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多得是，但如王朔这样反文化、反知识，从而对人类文明传统丝毫没有敬畏之意的却没有第二个。沈从文不过是小学文化，而他的作品众所周知是有着深厚的人文内涵的，他笔下的边城世界，通过一个个鲜货的人物形象和凄美之极的故事，把一个真实的、非常富有文化特色的湘西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那片养育了沈从文的古老土地，那里的山水和人民都给了少年沈从文深深的教益，所以他写到那片土地时才那样充满深情。也就是沈从文对故土的深情眷恋，他对这种独特文化的虔诚，才造就了一个光照文学史的作家。

王朔自称写的是新中国（1949年后）的“新北京”，以及“这一路人”的生活，但他缺乏的是这种真情，所以他没有一丝谦卑，没有对“新中国”“新北京”人民的血肉感情，有的只是嘲弄，无情的嗤笑。他没有对人类文明的敬畏之心，有的只是李逵式的“无畏”，批评精神当然是人类的可贵精神，但这种莽撞的无知批评到底能叫批评吗？

他以无知为荣，以反知识的面目出现，极端仇视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中奴奴颜婢膝、妄自尊大的大有其人，但是人类的哪一进步又离得开知识分子的努力与奉献呢？能够想象没有布鲁诺、没有爱因斯坦、没有鲁迅，我们的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他们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为人类盗火的普鲁米修斯。我们在90年代的王朔作品中看到的只是他笔下的人物对文化的蔑视，对知识分子的嘲弄，对一切知识的不屑一顾。这一次却是他本人粉墨登场，扮演同样的角色。和他小说中的“顽主”们一样，他也把这一切表演得淋漓尽致，他们共同的法宝就是——侃，天南海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侃。也可以说7年后王朔终于从书中走了出来，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四

王朔在他的自选集自序中解释自己“爱往知识分子身上泼脏水”的原因时说：“首先出于念中学时我的老师给我留下的恶劣印象。他们那么不同人情、妄自尊大，全在于他们自以为知识在手，在他们那里知识变成了恃强凌弱的资本。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任何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的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我也认识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他们使我意识到自己的狭隘和偏见，但每当一个知识分子刚刚令我摆脱了偏见，立刻会有另一个知识分子出现，用他的言行将我推回原处。”（《无知者无畏》，107—108页）他不知道这些人性的弱点不是知识分子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弱点，因此而仇视知识分子，走向完全反知识、反知识分子、反文明的极端，这是王朔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

王朔唯一的可爱之处是他有时候会讲几句老实话，他曾说：“我是个没受过完整教育的穷小子，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拿小说当敲门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对知识分子的嘲弄批判使我大有快感同时也失去最后的道义立场。”（《无知者无畏》，142页）这就难怪了，他的小说是有“功利目的”的，是“敲门砖”，而反知识分子恰好能迎合我们这个时代某种最迫切的需要，是一块最有力的敲门砖。王朔于是便不能不成功了。

所以他说：“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无知者无畏》，141页）“中国有很多神话，最大的神话就是知识分子受迫害。”“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说难听点这就像两只狗为争一只骨头，对另一只旁观羊拉说，那是狗们的私仇。”（《无知者无畏》，142页）

把中国社会最可恶的根源归结为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受迫害称为“最大的神话”，完全无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无视连执政党都已作出结论的曾让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受尽迫害的“反右”“文革”。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史，“文字狱”史不绝书，把被侮辱的灵魂统统叫做“狗”，把杀人者和被杀害者同样叫做“狗”，以“旁观羊”自居，将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一律归之为狗咬狗，一笔抹杀了人类为捍卫人的尊严所付出的全部血的代价，这是对整个历史的亵渎，对神圣的人的基本原则的亵渎。谭嗣同、秋瑾、黄花岗、“三·一八”的英烈，还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先烈……他们抛洒热血、慷慨赴难，竟然都被王朔认定是狗争“骨头”。到这一步，王朔一边以乖宝宝（“旁观羊”）自居的献媚，一边恶狠狠地大骂知识分子，把一切罪恶都推到他们身上，其丑恶嘴脸已暴露无遗。这是王朔90年代初大红大紫、成为时代骄子的真正原因，他正是踩着知识分子登上了明星的宝座，这个世纪末斑驳陆离的大舞台。

五

类似王朔这样的作家，苏联就有阿克肖诺夫，但王朔并没有达到他那样的高度、深度。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王朔现象也只是一堆泡沫。

和苏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解冻文学相比，我们的文学缺乏的正是对人的关注，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缺少超越于实际功利之上的人性关怀、人道主义和深厚的人文精神。王朔恰好相反，他不仅毫无遮掩地说自己写小说有很大的功利目的，而且以自己丧失道义立场为荣。

我们的文学没有真诚的忏悔，没有深入灵魂的反省，有的只是趋时、炒作和街头叫骂，王朔现象在90年代两次出现，他的小说和“骂街”能够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名噪一时绝非偶然。当然，王朔作为文学明星第二次粉墨登场已不可能像第一次那样一花独放、独领风骚，时代毕竟也有所不同了。

连王朔这样反文化的人也知道：“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艺术的发达仅有规模庞大的经济是不能受到世人的尊敬的……我们谈到汉唐时期的伟大灿烂，总是先说文化的灿烂，国富民足，经济良好那是其次的。”“文化的核子是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是一个民族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象征，一个能够产生伟大文学的民族注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曾经产生过唐诗宋词、《红楼梦》和鲁迅的民族当然不会被王朔的唾沫所淹没。

王朔现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民族的缺陷与不足，照出了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丑陋与卑怯，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反省，与王朔现象告别，与形形色色的犬儒主义个别，与一切泡沫文学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