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

在华盛顿会议列强已筹划逐步改革，在将来某一时间废除条约体系的时候，苏维埃革命更加积极地接近中国的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列宁很早就陈述了落后国家可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观念。1913年5月18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短文。列宁的主要观点可做如下概括：（1）垂死的欧洲资产阶级仍然通过它的政府控制着一切。而且，欧洲资产阶级是唯一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死敌。（2）这些资产阶级政府联合亚洲中世纪反革命的控制力量统治亚洲殖民地。其结果是殖民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反殖民运动推进了这些亚洲殖民地的民主运动。因此，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是进步的，而控制欧洲的资产阶级则是落后的。

因此，列宁相信欧洲的无产阶级与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可能结成同盟。同样的观念鼓舞约瑟夫·斯大林在1918年写下了《不要忘记东方》。这一思想在1920年莫斯科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被具体采纳。落后的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于是就有了革命者的身份。这就是说，他们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旗手。但在某一阶段，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会走向反面，成为无产阶级的压迫者。大会同意只有在资产阶级是真正的革命者时，落后的殖民地无产阶级运动才能支持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裁定，土耳其基马尔帕夏的民族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并积极支持它。下一个是中国。大约在辛亥革命时，列宁就认为孙逸仙卷入的政治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莫斯科的主要中国政策就这样形成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共同奋斗，莫斯科援助这项事业。由共产国际负责执行计划。

莫斯科的第二个计划是直接做北京政府和各个军阀政权的工作。革命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把敌人减少到最小限度，把同盟者和朋友增加到最大限度。列宁在1920年的文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解释了他的思想，即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分歧和利益冲突，寻求与群众联盟的一切可能。（斯大林在1924年的著作《列宁主义基础》里作了类似的论述。）因此，在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尽管他们的权力基础还不稳固，并受到内部反革命势力和外部干涉的扰乱，但他们有责任以某种方式与邻国结盟，或者撇开这点，至少同那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使它们与莫斯科的敌人，即反对革命的俄国军队和日、英及其他干涉国断绝关系。此外，甚至北京政府和军阀也能在受民族主义感情驱使他们与日英帝国主义对抗的范围内，扮演配角。按最大限度减少敌人的说法，与北京政府改善关系的主意看来确有希望。苏联政府本身对此承担了责任。

简言之，莫斯科试图以双重接触的政策来支持和扩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势力：通过第三国际帮助中国的革命力量，同时通过苏联政府促进与中国革命力量的国内敌人（如北京政府和军阀们）的友好关系。

十月革命后，苏俄立即主动接近北京政府，并呼吁恢复外交关系。然后在1919年7月，苏俄通过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加拉罕果敢地宣布终止对庚子赔款的权利，并准备放弃旧沙俄在中国的一切其他权益；接着在1920年9月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两个声明放在一起称为加拉罕宣言。加拉罕宣言在紧接着“五四运动”来临，当时收回权利运动在中国正接近高潮，这项宣言在中国朝野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但它留下了主要的中东铁路问题没有解决，苏联干脆地拒绝放弃它。1922年，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越飞开始在北京讨论恢复外交关系。（当时他在北京从后藤新平那里接到访问日本的邀请，他在日本恢复苏日外交关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后来他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于1937年自杀。）接着在1923—1924年间，加拉罕在北京主要与中国外交部总长顾维钧进行了漫长的谈判，于1924年最后完成了以下列三条准则为基础的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废除不平等条约；（二）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三）中苏共管中东铁路。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先后努力接近国民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考虑组织中国的革命力量。1920年春，格利高里·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部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并会见了李大钊。由于李的热情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按照共产国际的形势分析，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它是革命的，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必须与它合作。问题是应采取怎样的合作方式。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杭州对此进行了讨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马林（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主张合作应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内部跨党”战略）。陈独秀表示反对，他主张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党外进行。经过激烈的争论，马林宣布党应当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他的观点占了上风。

然后，越飞拜访了当时从军阀陈炯明那里逃亡上海的不幸的孙逸仙；结果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布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条件的条目表现了越飞的一个主要让步。孙于2月再次被邀请到广州领导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与莫斯科的交往变得出乎意外地主动。8月，蒋介石和张太雷被派往苏联几个月，学习苏维埃的军事组织及政治代表制度。政治顾问鲍罗廷大约于11月启程来到广州，军事顾问瓦西里·勃鲁彻将军（在中国称为加伦）随后于1924年抵达。与他们同来的是援助和军火。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在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按照国民党新的“联俄容共”基本政策的规定，李大钊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被选为由24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17名候补委员的名单上。

随后的共产国际—国民党联盟的变迁，深深地留在了1923年到1927年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戏剧之中。这次中苏合作进行革命的社会政治内容，已在本书上卷中详细论述。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它似乎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开始，这种影响以不同方式延续了整整一代。它也建立了另一种国际秩序结构；这种结构的基础，是保证莫斯科牌的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席卷世界。由于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北伐，华盛顿会议列强处于守势并进行各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