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状评述

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管理学科建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其呈现出的持续成长态势也令人欣慰。中国管理研究者正由独立研究逐渐转向合作研究，管理研究更加科学化、专业化，研究领域与研究成果也从单一的研究领域和主题转向多元化。但是，在取得这一系列进展的同时，中国本土管理学发展进程中涌现出的各类问题与矛盾依旧发人深省。

研究对象界定

中国实践所面临的问题，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与其说是资金和技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管理问题。然而，管理的范围非常广，不管是作为工作还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都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刘源张，2012）。是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判别“学科”合法性的首要内在标准，即判别学科场域是否存在。因此，中国本土管理学的构建首先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研究对象的问题，必须了解其研究对象是什么，研究边界在哪里。但现在，无论是从中国管理学“基础研究的渠道”还是现有各类学术期刊刊出的文章，或者从管理研究动向看，都反映出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已经大大突破了管理学的边界，从而导致管理学学科泛化和空洞化，管理学的场域被无限扩大化的现象（周祖城，2007；王其藩，2007）。科学理论本身应具备一定的边界，超越了理论本身的边界，理论的内容、形态、作用等就有可能发生变化，管理学亦是如此。边界不清无疑将严重制约该领域知识的传承、传播及创造，厘清学科边界无论是对于管理学的发展还是其作用的发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作为中国管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本土管理学的构建需要重点关注研究边界的确定。导致管理研究边界泛化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今天的管理实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和综合，一些原本被定义为非管理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管理者干预与决策的成分。中国数千年积累形成的传统文化使得中国管理实践问题更具复杂性和独特性，这无疑给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边界的确定增加了难度。另一种可能的原因则是当前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各个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已成为常态，对处于发展中的管理学而言，这种趋势更为明显。管理学的发展本身就是建立在综合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多种学科的基础之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组织行为学与心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有部分学校专门开设了管理心理学的课程。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来说，中国本土企业管理理论的建立一定将会与中国传统哲学紧紧相联系。现有的道本管理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从老子道学文化出发，尝试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视角来解析中国本土管理实践。

那么，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对象应当是什么？从本土研究的定义来看，高水平的本土研究是使用本土语言和具有本土意义的构念对本土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旨在检验或建立能够解释并预测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特定现象的理论（徐淑英等，2005）。显然，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本土研究的研究对象即本土现象。而从本土管理研究的特征来说，以某个独特本土管理现象或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管理元素作为研究对象是其特点之一（梁觉等，2010）。从外延视角看，本土管理研究要研究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战略管理、组织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从内涵视角看，本土管理研究要研究管理的各个层面，包括管理哲学、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等（李飞等，2010）。顾名思义，中国本土管理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首先，其研究的是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其次，研究“中国本土管理”，既要研究当前中国企业的管理，同时又要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历史渊源，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以及不同国家企业管理的发展道路和轨迹。研究“中国本土管理”，重点是总结归纳出区别于其他国家企业管理的中国企业管理的特殊性，以及形成这些特殊性的思想、制度、历史等因素（黄津孚，2006）。也就是说，在研究过程中，除了关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本身，还应该考虑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历史渊源，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重要影响以及中国企业管理的发展轨迹和趋势。在关注中国管理实践研究本身的同时，必须要综合考虑可能对其造成影响的文化、制度、历史等因素，并据此总结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具有特殊性的管理理论。

此外，借鉴刘人怀关于“管理学是研究管理现象与管理实践的全部知识的综合，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知识体系（刘人怀，2009）”这一说法，中国本土管理学是研究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现象与管理实践的全部知识的综合，其研究对象是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现象与管理实践。诚然上述的种种说法并不能为中国本土管理学提供确切的、清晰的学科边界，但我们应懂得，中国本土管理学本身就不是单一的、纯粹的领域，恰恰相反，它是包罗万象的、百花齐放的领域。虽然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过程中，需要考虑可能对管理实践造成影响的各类因素，但可以确信的一点就是，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一定是从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中提炼而来的，致力于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殊性的（不管是本土现象、本土元素或是本土视角），能够指导管理实践并为管理领域贡献价值的管理理论与思想。

理论研究成果简析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学术界已经诞生了一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研究著作，也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构建中国本土管理学的特色理论，他们都为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本土管理学的特点可以引用孙东川对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所具有的特点的总结（孙东川，2006）。首先，它是中国的，包含中国从古至今的管理科学成果，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并且，它应该是中国人自己创建的。其次，它是现代的，能够反映世界上最新的管理科学成果，适用于现代社会以及未来的发展。再次，它是创新的、先进的，是博采众长、综合集成、推陈出新，能够走在世界管理科学前列的。最后，它还是世界的，具有充分的包容性与普适性，不排斥一般管理理论，反映了中国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能够为世界管理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

纵观现有的各种学说观点，我们可以大致将这些学说观点分为以下几大流派（罗纪宁，2005），这几大学派虽然各具特点，但都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与贡献，如表1-2所示。

此外，按照研究视角的不同，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取得的现有成果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建立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管理理论。例如，成中英的C理论，苏东水的东方管理学，席酉民的和谐管理，齐善鸿的道本管理，曾仕强的M理论等。这些理论融合中西视角并结合中国国情，尝试提炼和发展相关管理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管理问题（曹振杰等，2010）。另一种则基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展开深入的剖析，例如，陈春花等人撰写的《领先之道》，王育琨撰写的《强者：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苏小和撰写的《局限：发现中国本土企业的命运》，曾鸣等人撰写的《龙行天下》，曹建伟的《长大》以及郑必坚等人撰写的《领先者的密码》等都是管理学者跟踪中国本土企业管理实践取得的研究成果。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本文中无法一一列举。在下文中，将根据上文划分的不同学派，从中选取几项研究成果加以简略介绍，具体包括C理论、东方管理学、和谐管理、道本管理、M理论。

1．C理论

成中英从1979年开始，以周易理论为基础，融合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管理思想，将中国传统哲学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并于1987年发表《C理论走出中国管理自己的天空》，建立了以易经哲学为主的C理论。C理论是以中国的文化历史经验为背景，以中国哲学思想为基础，对现代管理问题所进行的思考和回答（周兴中，2004）。C含义不仅包含China，还包含了creativity, C理论就是中国的创造力理论或中国创造之道（成中英，2012）。C理论涵盖了5个方面的内容，即决策与计划（centrality）、组织与领导（control）、通变与变通（contingency）、生产与创造（creativity）、沟通与协调（communication/coordination）。其管理思想的要点在于：①整体决策；②共同学习；③相互平衡；④良性循环。因此，C理论也可用中国传统的“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做实用性诠释（叶鹰，1997）。C理论尝试回答中国管理哲学的精神是什么。美国的A理论表现为科学精神，诠释了一种科学管理知识的发展；日本的Z理论代表着一种群策群力的能力，突出的是组织能力、群体能力而非个人能力；而代表中国管理哲学的C理论则突出的是一种宇宙创造力，人代表宇宙的一部分内在创造力，建造一种天人相通、知行合一、主客互动的发展方式。它体现了人性管理与理性管理的结合，整体性与时中性在管理决策中的运用（徐希燕，1999）。C理论兼容了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易经和禅宗之所长，经过整合、融合、归纳、创新，探索提炼中国管理的价值，阐述了中国管理深层的管理哲学思想。C理论不仅仅重新审视了中国古代哲学充满智慧的思维，还拓宽了管理的视野，把管理领域从关注具体的人、财、物提升到对整个社会环境、战略目标、对立双方的层面上（顾文兴，1994）。但现有C理论的研究过分关注于其本身，而对其管理哲学的理论基础、体系构建缺乏足够的分析。

2．东方管理学

东方管理学由苏东水主创，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就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管理的相关著作，从古代典籍中提炼管理思想并运用到现代管理中，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古代经营管理思想〈孙子〉的经营和领导思想方法》《现代管理学中的古为今用》《中国古代行为学说研究》《试论管理科学的对象与性质》等均是其代表作（彭贺等，2006）。在《东方管理学》中，苏东水将东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为：学、为、治、行、和。学是指“三学”（东方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华商管理学），在此基础上，提炼出“道、变、人、威、实、和、器、法、信、筹、谋、术、效、勤、圆”这15个哲学要素，萃取出东方管理学“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精髓，形成了“四治”（治国、治生、治家、治身）体系，构建了以人本、人德、人为为核心，包括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人才的五行管理理论，并提出东方管理学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贵、中和与和合。其中，“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是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贯穿东方管理学的主线。不容否认，东方管理学扎根于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优势与博大精深的内涵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做出了贡献，但东方管理研究仍然存在着问题。首先，文化路径依赖于具体问题，相对于东方文化而言，目前的东方管理研究仍然只是管中窥豹，还未深入中华文化的内核，亦未形成对人的行为方式及目标的基本概括和总结性研究。其次，研究方法和手段仍然比较落后，规范型分析方法和内容分析方法所占比重较大。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除了理论研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案例研究。最后，研究缺乏问题意识，单从概念出发，阐述不同理念间的关系，缺乏清晰的问题设计和理论基础（苏勇，2009）。

3．和谐管理

和谐管理理论由席酉民于1987年提出以来，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构建起以和谐主题、和则、谐则等为核心概念的现代管理理论体系。“和谐主题”（hexie theme, HT）是为了有效执行战略而提出的概念，是指组织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和情境下，为实现组织长期目标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或要完成的核心任务。“和则”（he principles, HP）是指导环境诱导下自主演化的原则，是用来调节人际间、群体间甚至组织间、组织与社会间共处的基本原则。它包括了3个层次：和则1提供人在组织中的基本意义和角色定位，主要包括“诚信”和“责任”；和则2提供群体在组织中的基本意义和角色定位，主要包括“对分工互补的认同”和“倾向于合作”；和则3提供组织在社会、自然中的基本意义和角色，主要包括“对可持续的遵从”和“积极地回馈”。“谐则”（xie principles, XP）是指导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和目标下去追求优化的基本原则，主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它包含3个基本原则：谐则1是指要素间组合过程中最基本的要求，即匹配或一致性；谐则2是指要素间确定性联系的可变动性或调适性；谐则3是指既定投入的最大产出，即优化性。和谐管理理论研究如何分析“问题”（即如何根据组织环境分析、识别和谐主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根据不同主题的不确定性特征，寻求相应的解决问题的规律）（席酉民等，2005）。首先，环境、组织和领导（EOL）这三方面要素共同决定组织的战略，根据战略意图以及EOL可以分析其和谐主题，和谐主题随着EOL的变化而变化，形成和谐主题的漂移。其次，和谐主题一旦确定下来，总能根据和谐管理理论的假设，找到相应的和则与谐则解决方法的组合。最后，围绕和谐主题的和则与谐则的互动耦合（hexie coupling, HC）就形成了和谐机制及相应的运行状态（he xie, HX），同时，组织能达到良好的组织绩效。虽然，历经20年的研究探索，和谐管理已经发展出一系列关键的概念，提出了一系列的框架模型，但依然没有形成完整且牢固的根基。

4．道本管理

道本管理是由齐善鸿所带领的团队基于老子的道学文化，将管理技术与管理文化相结合，并提取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因子（“道”，即规律、规则）从而提出的管理理论。道本管理是将人、文化、技术等置身于客观规律之下进行思考，并主张以老子的“道”文化为基础，倡导尊道爱人，破除管理强势枷锁的控制，激活人性神圣力量，从而使管理从外部制约转化为以内律为核心的服务式成长支持的管理。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人健康发展，完成管理者自身解放，真正用管理文明来推动社会文明进步（齐善鸿等，2010）。道本管理的主要特征表现在：①提取中西文化及管理文明的核心因子“道”，并围绕人类对“道”的认识构建管理理论，使管理活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②将人、文化、技术等置身于“道”之下来思考管理，避免夸大它们的地位，导致人与人、文化与技术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③改变传统管理的强势控制，激发人的神圣性，极大地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能力；④追求管理者以及被管理者的健康发展，并通过管理文明的进步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李维安，2008）。其核心理论主要包括了主体管理理论、精神管理理论、契约管理理论、激励天梯理论以及心性管理理论。此外，道本管理还提出了诸如情感管理理论、自我激励理论、管理服务论、新资本管理理论等。这些理论均是建立在“以道为本”的管理思想之上，不仅为“道本管理”在实际中的应用提供了基本框架，而且还实现了管理技术与管理文化的有机统一（齐善鸿等，2010）。与以往的管理理论相比，无论是在研究思路、研究框架还是研究方法上，道本管理都体现了其独创性，然而，道本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既往管理理论中的一些相通之处，在提出及应用方面也没有更多地考虑文化差异等因素（李维安，2008）。

5．M理论

中国台湾学者曾仕强认为，管理可以分为管理哲学和管理科学两部分。从管理科学的层面看，科学无国界，管理科学也无地域之分，因此，也无所谓中国式管理，当然也没有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之分。但从管理哲学的层面看，管理必须和当地的风土人情结合在一起，由于地域差异的存在，各地区的管理哲学也有所不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M理论，其目的是在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及行为特性的基础上，从中国管理哲学角度出发，妥善运用西方管理科学，从而达到更好的管理效果。M的含义包括“人”（man）、“中庸”（medium）与“管理”（management）。以人为中心，实施人性化管理，一切追求合乎中庸之道。曾仕强指出“以人为主，强调人伦关系；引导结合，强调制度化不如理念与共识的结合；依理而变，强调变动的合理性，而不是合法性”是中国式管理的三大主轴。基于这三大主轴，可以从计划、执行、考核、沟通、领导、激励这六方面来说明中国式管理：标本兼治，随时调整计划；无为而无不为，无形控制执行过程；力求圆满，兼顾各方的考核方式；以不明言为基础，寻求妥当的沟通方式；以情、理、法为领导，追求圆通的领导风格；衡情论理，兼顾各方的激励方式。尽管M理论对理论体系进行了尝试性概括，但其实用性导向原则也决定了它离成为管理普遍规律的系统理论还存在距离。其研究方法主要依靠观察，缺乏定量的实证分析，将管理分为管理哲学和管理科学也不免有割裂两者之间结合的有机性之嫌。

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

目前来看，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中国管理学研究起步很晚，研究基础相对西方而言显得薄弱，缺乏深厚的学术沉淀，从而导致中国管理研究在学术研究的经验、研究的原创性、研究方法和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

1．存在的问题

从中国实践管理研究现状看，徐淑英指出，中国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开发性研究多于探索性研究；②情境化研究方面进步不足；③理论发展方面没有进步；④独特的中国管理实践仍然不够清晰；⑤应用现有的西方理论去解释或假设中国的管理现象与行为；⑥对中国企业组织和管理有创造性意义的理论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⑦管理研究重点大多选取西方期刊中的流行问题；⑧对论文发表的关注超越了对管理学真理的追求，重视论文的数量多于重视研究本身的质量（邓中华，2011）。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如果想要获得国际管理学界的公认，对管理学理论做出创新性贡献，必须要克服在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杜荣，2008）。首先，在管理理念和思想推向世界的过程中，由于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缺乏深厚的科学积累，难以被世界范围内的管理研究者认可。其次，在把管理理论和方法推向世界的过程中，由于管理科学研究与管理实践存在脱节现象，不能提供有力的实证分析，难以使世界范围内的管理研究者信服。最后，在将管理研究成果推向世界的过程中，由于研究的科学规范性不够强，研究方法没有与国际接轨，难以被世界范围内的管理研究者理解和接受。

中国管理研究存在如上诸多问题，既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也有内部制度的制约，同时，还涉及管理研究者等多个方面的因素（Tsui，2009）。从发展整体看，由于管理学研究的历史较短，学科理论框架体系还不是很完善（杨乃定，2011）。从研究者角度看，本土的大多数研究者对于研究方法学习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缺乏高水平的技术训练，很难为自己的研究问题确定最为合适的研究技术；没有经过反复的实践，无法娴熟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郭毅，2010）。中国本土研究者既缺乏当代西方学者所具备的人文关怀、尊重事实及中立立场，又缺乏对当代西方学术传统演化而来的概念的有效把握和运用（郭毅，2010）。从研究方法角度看，一些管理研究者对于方法论及研究规范性要求的忽视、对于科学研究方法的错误认知及泛化导致了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在管理学中“普遍应用”的现象，造成了方法论障碍。此外，部分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的研究仍然单纯采用“思辨”的方法，没有采用更多的综合实证、实验、演绎等科学方法，从而导致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研究结论经不起推敲以及缺乏科学性的局面（谭劲松，2007）。当下多数中国管理学著作的内容过分偏重于哲学探讨，流于简单的经验式概括，或者是一些命题加案例式的拼凑（苏东水，2006）。从研究成果角度看，一方面，学者们和企业界都呼吁建立中国管理学；另一方面，运用一些中国管理学内容对管理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剖析时却又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其研究成果也往往存在着重大缺陷。研究者对中国管理学的理论价值和说服力，即管理理论的效用，一直不够重视，这关系到具有地方性和整体性的本土知识能否建构成具有价值的世界性管理知识。从管理研究评价角度看，截至目前，并没有一系列明确的公认的评价标准。目前功利主义道德观和研究的短视性使得管理研究评价一方面过分关注研究的直接可用性，另一方面过度依赖于量化的指标，例如发表文章的期刊级别及数量，但这些都不足以全面而科学地评价管理研究（陈劲，2012）。

此外，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内外环境障碍还包括庸俗化障碍、学科类障碍、实践性障碍和成长性障碍（杨乃定，2011）。首先，由于许多人将管理学科与管理实践混淆，导致管理学出现了庸俗化现象，管理学边界泛化与模糊化。其次，学科分类是学科管理部门及学科所在部门进行管理的重要标准。管理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交叉但互有差异的现象，使得正确的学科类别差异在实际中被混淆，导致学科发展的混乱局面。再次，由于对管理实践性特点的误解，忽视基础性研究，导致管理研究缺少科学性。最后，相较于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而言，管理学的研究历史还较短，严格来说，管理学科还处于成长阶段，在此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成长性障碍因素。因此，在中国管理研究发展进程中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正常的，正确认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存在的现有问题并尝试去逐一解决，需要国家正确的引导以及管理学者的努力，也唯有此，才可能建立具有科学性并被普遍认可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

2．未来在哪里

本土研究从来就不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游戏，它也不是一个由民族情绪所激发的激情和熟读各种思想和方法论而引起深思的结果（陈春花，2009）。发展一个用于研究中国管理的中国式的独特路径是非常艰难且具挑战性的，但是，只有当用中式套路来理解（尤其是那些不能用发迹于西方经验的管理理论来解释的）中国现象时，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才可能最具生命力，也才可能产生出最为丰硕的成果（Jay等，2009）。中国管理研究需要从单纯的应用式学习向探索式学习转变，从移植研究阶段、比较研究阶段逐步发展到本土化阶段、多元互动研究的发展阶段。虽然有部分管理学者已开始致力于本土化研究，但中国管理研究多数仍停留在前两个阶段，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在未来大致存在以下三种可能的发展道路。

（1）移植基础上的创新。移植研究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应用现有的西方管理理论，或者验证西方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土管理研究；比较研究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寻找本土管理的独特性，对西方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比较和修正，或者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这是中国本土管理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阶段，原因在于西方管理学经历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规范的研究体系与研发方法，西方管理理论对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应当学会从模仿中学习，从模仿中创新，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贡献。

（2）立足传统文化与管理实践的融合。本土化的主要特征是构建新颖的本土理论，旨在完善（补充）或者超越（取代）原有西方理论。在进行本土化研究的过程中，可以从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实践这两个角度出发进行探索和分析。

首先，基于文化认同来发展本土管理理论是中国学者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彭贺等，2009）。从中国独特传统文化出发，融合中国本土特色的语言，并恰当地反映中国独特情境中的概念。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有效结合，必须要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刘人怀，2013）。在研究中，管理学者要以中国本土化思想、观点和认知行为方式来思考，进而将中国管理思想体现在理论构建中（梁觉，李福荔，2010）。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注重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在结合东西方交流所带来的文化演变与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现在普遍采用的西方管理理论也是起源于其文化特殊性，基于中国本土情境所提出的文化特殊性理论也是中国本土管理学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其次，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和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了有效地开展本土管理学研究，研究中所采用的概念、理论、方法、结果都要能够充分代表、反映或者揭示那些根植于中国本土情境的管理元素、管理机制与过程（梁觉，李福荔，2010），要着眼于研究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只有“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创新研究”，才能使中国管理学者得到全球学术界的认可（谢佩洪等，2012）。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应该选择那些能够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的管理现象和行为，并据此发展出适用于中国本土情境的一套管理知识体系，从而解决现实问题，指导中国管理实践。相比西方管理实践而言，中国管理实践问题更具复杂性和独特性，这就要求管理研究者更加注重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中独特的管理现象、行为、过程和机制等。

（3）本土与国际的多元互动。多元互动研究主要以全球普适性为主要核心。在这一阶段，应当着眼于具有创新性、影响力及普适性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梁觉，2009）。中国管理学的本质在于，可以在自己特定的生存空间中以特定的方式进行创新，只有通过这种自主创新，中国管理学才能成为真正的、有特色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管理学。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在那些能够被西方现有管理理论解释的部分，而那些即使对西方管理理论进行修正也无法解释的独特部分才是真正贡献所在。我们应该尝试创造新颖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本土的独特部分（李平，2010）。目前看来，尽管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在中国之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还略显不足，但开拓性的想法总是具有普遍吸引力的（Barney，2009）。中国本土管理学也有可能在未来成为美国管理理论那样的文化普遍性理论（梁觉，2009）。

诚如齐善鸿等38位致力于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学者所展望，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本土管理学发展将成为能够引领21世纪管理发展的风向标；未来管理研究的重大成果，一定会是在管理的根本性问题上的突破，而不是对原有理论的细枝末节所做的阐述；未来管理研究的重大成果，一定是能够转化为实践中的生产力的成果，而不是某个学者拍脑瓜想出来的，是能够为企业界管理者所认同的、能够引起共鸣的研究成果；未来管理研究的重大成果一定不是简单局限于某个单一企业的经营，而是基于经验但又跨越经验，具有理论高度的、对现有理论有突破性进展的管理新理论；未来管理研究的重大成果，一定会在企业和企业间的互动中重新定位，重塑一个有机系统的思想体系；未来管理研究的核心依旧是人，对人性的认知的改变也将为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提供生长的沃土；未来管理研究的方向一定会循着管理思想逻辑的方向演进，并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突破原有的禁锢。尽管本土研究面临着合法性和方法论方面的挑战，但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管理实践的日益丰富以及海内外致力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从中产生的中国本土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必将被世界范围内的管理学者们所认同和接受，产生于中国特殊文化情境中的中国本土管理学也将为世界管理知识宝库添砖加瓦。我们期待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发展，期待它在解决本土化问题和创新全球化知识上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