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患者比认识疾病更重要

当我们还是医学生的时候，最开始学习的技能之一就是去了解某个病人的“病史”。老师教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框架：首先问清楚病人是什么时候发现疾病的症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有什么改变，他们又做过些什么事情让症状有所减轻或者有所加重了；然后再询问病人的病史，接受过哪些治疗，他家人——包括他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的健康状况；最后，还要了解病人现在和之前的生活习惯，比如他是否抽烟、酗酒，还要问一些有关生活方式的问题，比方说是否运动，饮食情况、婚姻状况如何，或者有没有什么别的伴侣关系，从事什么工作。所有这些信息都能够让医生对病人现在的身体状况和罹患疾病的原因有更深的理解，以便从病人的生活方面找出其患病的原因。

我们觉得探究病人对于各种不同治疗方式的偏好，也可以采用了解病史的方法。想要了解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他对生命的态度，其家庭往往是突破口，这在医学领域也不例外。当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的时候，夏天一起外出旅行的时候，共同庆祝节日的时候，还有其他各种合家团聚的时候，一家人就会讨论起健康和疾病的话题，了解亲人们面对疾病时做了怎样的决定，而这将会塑造每个家庭成员各自的疾病观。因此，我们决定先考虑患者的“家族史”；然后我们像之前提问病人那样，让患者讨论自己的“过往医疗史”；最后我们会把重点放在患者身边的人，即那些患有同样或者类似疾病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朋友、从电视或杂志上看来的故事、网站上别人讲述的故事对他们都会有影响。我们把这些称作“社会历史因素”。考虑到这三种因素，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框架，从而更好地了解病人对于各种医疗手段的偏好，以及病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偏好。

我们决定首先从自身开始，看看我们能不能从自己的经验里学到什么，也算是测试一下这种方法吧。

现代医学的笃信者

“胆固醇。”

我在11岁之前从未听说过“胆固醇”这个词。当时是1963年，忽然之间这个词就变得流行起来：大街小巷都能够听到人们议论它，我的父母在餐桌上也不停地提到这个词，电视和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胆固醇的报道。许多医生开始检查胆固醇，住在我们小区的很多男士也开始相互比较自己的胆固醇水平。我父亲的胆固醇非常高——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到底有多高了，总之是高到了全家人都开始担心的地步。一夜之间，我们家的饮食结构都改变了。蛋黄酱再也看不到了，甜味黄油也消失了，熏牛肉三明治出现的次数明显减少，只有在特别的场合才能吃到，而且就算吃到，里面也只是精瘦肉，香甜的肥肉从菜谱里永久地被移除了。

含有胆固醇的食物从我家的餐桌上完全消失了。一年之后，美国卫生部长又公布了吸烟会导致癌症的报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父亲加入了美国陆军，被派往法国作战。跟很多战士一样，他在那里染上了烟瘾。我的母亲年轻时相当漂亮，在父亲赴欧作战期间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和老练，她也开始抽烟。但是在吸烟致癌报告出来之后，一夜之间我的父母都戒烟了。随后，我父亲又被诊断出了高血压。于是，我们之前每餐必备的调味盐罐从餐桌上消失了，美味的盐腌鲱鱼也消失了。家庭医生给父亲开了一种利尿口服液，但是这些药对控制父亲的血压并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

虽然发生了各种剧烈的变化，但是我们家还是充满欢乐，并没有变得死气沉沉的。我的父母都是很有幽默感的人，父亲喜欢说一些双关语的笑话，母亲每次听到这些笑话都乐不可支。父亲很多搞笑的话都必须用原始的意第绪语才能意会，很难完全翻译成英语。他最喜欢说的笑话是：“Es tieten bahnkis。” 其中最后那个词听起来很像bahn-kis。大概意思就是：“那就像拔火罐一样有效”，也就是说，“这东西完全没有用”。在东欧，拔火罐是一种民间偏方，即把一些酒精放在玻璃杯里，在玻璃杯底部放上一个灯芯，点燃它，之后再把滚烫的玻璃杯扣在病人的背上。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酒精蒸发，用真空和热量把对人体有害的湿气吸走，因为他们认为病就是这些湿气导致的。这种疗法反映了一种过时的医疗观念：人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各种体液（包括痰液、淤血和胆汁）失衡了。像这种朴素的医疗观念还有很多，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疗法也有很多，拔火罐只是其中之一。

在我家，自然主义的疗法多被认为是这种过时医疗观念的残余，是乡村巫师和思想陈旧之人的做法。在传统社会，人们相信自然和身体的自愈能力，但如今，这些看来是非常无知和幼稚的，现代社会的人们相信科学。所以很自然，在我家最受崇拜的人是医学研究人员。我们认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明者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和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Sabin）是英雄，他们跟罗斯福和丘吉尔一样伟大——丘吉尔领导盟军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我父亲正是盟军的一员。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对人体生物学非常感兴趣，喜欢研究细胞、组织和器官是怎样通过脱氧核糖核酸、核糖核酸和蛋白质来正常工作的。我当时很想用一生来研究这些最重要的生命组件是怎么出了岔子并且导致疾病的。有的时候，我设想自己就是一个调查疾病的侦探，像真正的侦探那样在追踪威胁病人生命的隐形杀手。但之后，我遇上了疾病，不是在课堂上，也不是在教科书上，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疾病袭击了我的家人。

1974年，那是一个温暖的春夜，我目睹了父亲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全过程。当时，我在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内外科念二年级。我的家人住在皇后区，那片社区基本上都是小房子和公寓楼，附近有一家社区医院。那天夜里我睡得正熟，忽然母亲打电话过来，焦急地告诉我父亲心脏病发作了，她刚刚把他送到了那家社区医院。

我迅速赶往医院，前后不超过一个小时。这家社区医院是一幢砖结构的4层小楼，外面刷了白灰。父亲正在急诊室进行抢救。急诊室共有6张床位，中间用薄得不能再薄的帘子隔开。当时值班的是一位中年医生，我和母亲都不认识他。我们两人看着父亲危在旦夕，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攥紧拳头。父亲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乱糟糟的头发被汗水黏在了额头上。原来他温热红润的脸色忽然开始变得苍白，眼珠子不停上翻。他的胳膊上插着一根静脉注射管，锁骨上方也连着导管，医生正在为他抽出大量鲜红色的血。

医生对我们说：“你们现在应该出去待着。”

于是母亲和我退出急诊室，在一片小小的等待区候着。我盯着钟，只见时针指向了两点。又过了不到30分钟，医生走出了急诊室，他面无表情地告诉我们，西摩尔·格罗普曼已经走了。我的父亲，我生命的重心从此消失了。那年他仅55岁。

父亲的死给我和我的家人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不管在我实习期间，还是在我担任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住院医生期间，那阴影从未从我的脑海中消失。在那家医院里，我看到很多其他50多岁的男人被送进急诊室。他们抽烟极凶，体重超标，血压高得不行，用医院里的行话说就是“撞车了”。之后护理人员要为他们做心肺复苏术。彼时彼刻，我意识到父亲在皇后区社区医院里接受的治疗是多么的糟糕。我并不了解那个医生对我父亲治疗的所有细节，但是我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时候学到，一个病人心脏衰竭，医生反而抽出几品脱的血，想要“减轻心脏的负担”，这是一种现在已经没有人用的过时治疗方法。那个时候，我父亲肺里的液体越来越多，他挣扎着想要呼吸，从而导致肺水肿。但是医生没有给他插管治疗，也没有给他使用呼吸机。而这些方法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氧气供应到父亲的心脏和其他重要器官。

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一旦有新的医学技术，很快就会应用于临床，从而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医生通过气管插管来给病人供给氧气后，还会用一种强效的增压药物来避免患者呼吸系统衰竭。如果这些措施还没有效果，那么医生会在患者主动脉上放置一个反博气囊泵，暂时替代心脏的作用，来维持血液循环，维持患者的生命。如果这些依然没有效果，那么心外科医生就会把患者送进手术室，打开病人的冠状血管。每一次看到这些心外科医生和心脏病学专家与急诊室的医护人员一起，又成功地挽救了一个心脏病发作患者的生命，我都由衷地感到高兴。

但是快乐很快被悲伤代替。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脑子里不停地在想皇后区社区医院的那个医生，他在医学知识和救死扶伤能力上真是有着巨大的欠缺。如果我父亲当时得到了正确的治疗，他很有可能就不会死。但这也说不好。不过若用了这些方法后就算当时抢救无效，至少我不会像现在这样悔恨。

所以我是一个现代医学的笃信者，我成长的环境和我父亲辞世带给我的创伤都让我相信现代医学的力量和治疗效果。当我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住院医生任期结束之后，我开始寻找那些想法跟我一样的医生，我希望向他们学习，与他们合作。我曾经考虑是否要主修心脏科，不过最后还是放弃了。相反，我选择了当时相对落后的一门学科：肿瘤学。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于肿瘤的认知还比较肤浅。但是，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医疗行业也掀起了一阵DNA的革命。基因图谱的绘制能够为我们定位出健康的细胞转变成癌细胞的突变位点。癌细胞肆无忌惮地生长扩散，从最初生长的组织扩散开来，四处转移，最终摧毁整个机体。我由此决定要把自己奉献给实验室和临床试验，我要证明就算是最严重的恶性肿瘤，医学还是能够解答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中心在肿瘤方面的训练是最完善的，于是我就去了加州。

塑造生命奇迹的新疗法

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导师强调，在治疗的时候下药要狠，无时无刻都要把事情做到极致。很多时候，面对生死攸关的疾病，这种决断方式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全美第一个骨髓移植中心就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我实习期间，我有幸加入了一个特别的骨髓移植治疗小组，这个小组的病人都患有致命性的血液疾病，例如白血病。骨髓移植治疗是医疗复活的一种尝试；病人先被拉到死亡边缘，然后再给他们移植造血干细胞，试图救活他们。试验骨髓移植的第一年，情况并不乐观：所有的病人术后都曾产生严重的中毒症状，基本上没有人能够存活下来。好在西雅图的E．唐纳尔·托马斯博士（E. Donnall Thomas）以及团队里的其他医生都是笃信者——正如索尔克和萨宾博士相信有可能治愈脊髓灰质炎那样。面对这种致命的、让人失去生活能力的疾病，我们要想获得进展，没有信念是万万不行的。托马斯博士下定决心要继续采用骨髓移植的治疗方法，这种坚持看起来甚至到了固执的地步。整个治疗过程不断地改进，虽然病人还是会有并发症，但是最后证明，这种治疗方法确实能够治愈相当多的白血病患者。1990年，托马斯博士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所开创的移植手术治疗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这类医学上的成功坚定了我对于癌症治疗的态度。哈佛大学的一位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 Gould）吸引了我的注意。他患上了间皮瘤，这是一种少见而致命的恶性肿瘤，但是他在确诊20年之后仍然顽强地活着，真的可以算得上是医学“长尾理论” 的典型。他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作“为什么不要总相信中位数”。在这篇文章中，他从进化论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理解。他认为，疾病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也有类似的多样性，不同的治疗方式其效果也是因人而异。他通过毕生的研究，感到自己有可能是那一小撮幸存者。古尔德提出，如果他活得时间足够长，有可能会见到新的治疗方法面世，来提高这种不治之症的疗效。当我在做血液学和肿瘤学的研究时，我真的在临床试验中看到了古尔德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有一个30多岁的高中老师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想要尝试当时还处在试验阶段的睾丸癌新疗法。这位老师是墨西哥移民的后裔，有一个恩爱的太太和两个年幼的女儿。他之前接受了常规疗法，但癌细胞已经扩散，肺里的转移性肿瘤有高尔夫球那么大。他来的时候，研究人员正在试验一种新的抗癌药物，顺铂，这种药的主要成分是铂。这位老师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所以虽然新药可能会给他带来各种风险，例如导致肾衰竭、神经病变、听力减退，等等，但是他还是欣然签下了患者知情同意书。

三个月后，这位老师的癌细胞全部消失了。这一次，我亲眼见证了人们常说的“医学奇迹”，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在这一刻，愿望还是变成了现实。现在顺铂可以治疗癌症的故事已经为人所熟知，特别是在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治好自己的睾丸癌之后。当时，阿姆斯特朗的癌细胞不仅扩散到了肺里，甚至扩散到了脑里，但他还是被治好了，之后他还获得了7次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所以，确实有这样的瞬间，那些人们寄予厚望、能够塑造生命奇迹的新疗法果然在现实中奏效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我刚刚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内科医生的时候，我看到艾滋病患者不到几个月时间就痛苦地死去；十年之后，随着新药蛋白酶抑制剂的问世，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直线下降，许多生命得以挽救。如今，像单克隆抗体一样的突破性疗法不断问世，这让许多患有神经母细胞瘤的儿童和患有淋巴瘤的成年人的症状得到缓解。这些疗法在我当初执业的时候还根本不存在。可以肯定的是，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难以预测。可能会有很多失败，但是总会有成功的案例。我认为，既然有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那些患有严重疾病的病人就应该持续采用积极的治疗方式，来将生命延续足够长的时间，直到新的更好的疗法问世。

反思极致治疗的必要性

每天下班之后，一群血液科医生和肿瘤科医生们都会聚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中心附近。这时候，我们会脱去白大褂，穿着尼龙短裤和短袖。我们都是长跑爱好者，所以平均每天会跑大约11.3千米，周末则要跑大约19.3千米。我们不断跑，不断加大强度，直到跑得两腿抽筋，上气不接下气。我们都在为跑马拉松而训练。就算在工作之外，我们做事情还是想做到极致。

但是就是这种凡事追求极致的思维方式让我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医疗错误。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是在洛杉矶，我坐在一把椅子上，当时自我感觉身体状态良好。但当我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突然因为无法忍受的腰痛而摔倒了。疼痛持续了数周，我咨询的医生都给不出什么合理的解释。但是我相信从医学上一定能够找到这种疼痛的原因。医生那么多，治疗手段那么多，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治疗我的病。

在我之前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我曾经写过我的腰部手术。当时我做了一种非常激进的手术，叫作脊柱融合术，而结果也是灾难性的：腰痛加剧了，人也更加虚弱了。那么，我作为一个病人，那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即另外一位作者帕米拉一起讨论写作思路，跟许多病人讨论他们做出医疗决定的过程，也阅读了大量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方面的书。直到我做了这么多工作之后，才终于认识到作为一个病人，当时我是怎样思考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有一派临床医生认为，多数的腰痛其实没有确切的病因，想要恢复健康，不用做别的，只要慢慢运动，等待疼痛消失。

但是当时我没有耐心等待。我比较固执，不相信自己的腰痛没有一个科学上的解释。我也不相信自己的身体有自愈的能力。我不相信自然主义，因为这与我从小坚持的信念相悖，与我导师的成功相悖。

这次激进的手术失败了，对我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也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思维模式。虽然事后看来非常明显，但错误毕竟能够帮助人们吃一堑长一智。我开始学着考虑风险，花时间去考虑各种副作用。我发现，在做临床决定的时候，损失厌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帕米拉从一开始就是用这种谨慎的方式来对待医学的，我开始理解她的想法。

当我快到40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总胆固醇高达242mg/dL。这时候，我必须决定到底要不要服用他汀类药物。由于基因遗传，我的家人大都患有高血脂。父亲悲剧性的死亡让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除了我父亲英年早逝之外，他的两个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叔们，也都患有冠状动脉疾病。

但是那次失败的脊柱融合术让我开始厌恶风险，特别是在经历了这么多年腰痛的折磨之后，我尤其厌恶那些可能对我的肌肉造成伤害的风险。跟苏珊·鲍威尔一样，我也有熟人曾因服用他汀类药物引起严重的肌肉发炎症状，这个熟人就是我们医院的医生。有一天在停车场里，我看到他一瘸一拐地从车里走出来，我还以为他可能得了退行性神经紊乱，但是他告诉我，他因为胆固醇高所以服用了他汀类药物。虽然他停止服药好几个月了，但是肌肉疼痛还是没有缓解。我知道这只是一个例外，一种很少见的情况，但是对我来说确实印象深刻。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无论是好是坏，总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医生还是病人。

所以当我的内科医生准备给我开他汀类药物的时候，我一开始非常不情愿。我当初那种事事都要追求极致的思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我想要顺其自然。当然，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全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我内心里其实还是一个追求极致的人——我严格地遵守饮食标准，减掉了大约5.4千克，也更加努力地锻炼身体。6个月之后，我的总胆固醇下降了4个点，也就是238。

现在，我比父亲去世的时候年轻10岁，但是我感到自己已经到了心脏病快要来临的那个人生阶段，就像我的其他亲人一样。我必须为自己再多做些什么。

医生建议我开始服用标准计量的他汀类药物，但是我还是想讨价还价。“让我们从标准计量的一半开始吧！”我说。我知道决定副作用的往往是剂量。虽然我现在推崇自然主义的治疗方法，很严格地控制饮食，加强锻炼，但是我也不得不妥协。我跟自己说，你想要提高剂量，随时都可以。不过这次，我准备从一半的剂量开始。

在服药后的六周里，我的总胆固醇降到了160，我的“好”胆固醇，即HDL现在超过了60。在接下来的几年，我的肌肉也没有受到副作用的影响。

我非常感恩，不仅仅是因为我的胆固醇水平改善了，还因为我开始理解了自己的偏好，并开始用一种审慎的方式来思考和做事，对于自己的决定，我也更加有把握了。

现代医学的怀疑者

我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他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很热衷于秉持科学精神。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小孩，当我刚刚出生的时候，父亲研究过特鲁比·金爵士（Truby King）的育儿理念，决定要每隔4个小时按时给我喂奶。每天上班之前，父亲都会给母亲一张表格，上面清楚地罗列了喂我的时间计划。但是这么以来，我经常饿得哭个不停。好在我的母亲是一位艺术家，喜欢独立思考。两天以后，她决定还是按照她的方式来处置：每当她觉得我饿了，就会喂我。后来我父亲质问她，为什么没有按照专家的建议来喂我，母亲回答得非常理直气壮：“医生又不是什么都知道。”

在那个年代，我母亲对于健康饮食的理解是非常超前的。当我的朋友们在吃棉花糖麦片、Wonder牌三明治，还有Twinkies牌夹馅面包的时候，我们家并不是。我们吃的是花生酱和蜂蜜配全麦面包还有胡萝卜条。20世纪50年代，全麦面包还不像现在这样为人们所重视，我们的全麦面包吃上去就像纸板和锯末一样。我们家的甜点不是小饼干而是水果，配餐饮料不是苏打汽水而是牛奶。

我父亲有早起的习惯，非常喜欢运动。1961年，当加拿大皇家空军的运动项目手册出版时，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他鼓励我和姐姐跟他一块儿参加，并且悉心记录我们的进展。虽然我们当时没有什么钱，他还是决定让我们开始学习滑雪。所以基本上每个周末，我们就会把东西装进那辆旧的旅行车里，从新泽西州一直开到佛蒙特州。在那里，我们跟其他几家人一起合租了一个很大但是破旧的房子。所有的小孩子都睡在阁楼上一个冷风嗖嗖的多人间里。我们不怕寒冷，不畏风雪，坐上滑雪缆车，一滑就是一整天。

医生有时也会犯错

在我最小的妹妹五岁大的时候，有一天她忽然肚子痛，发高烧。母亲把她带到儿科医生那里。医生检查后对母亲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病毒感染。”

看起来医生说的没有错，因为接下来一两天症状确实有所改善。但是一周之后，一天夜里，妹妹的尖叫声把全家都吵醒了。她又开始感到腹痛，但这次更加严重，体温发烧到了很高的温度。我妈妈把她放到冰水里，然后给儿科医生打电话。医生说：“现在赶快把她送到急诊室去！”

我妹妹的阑尾破裂，细菌扩散到了她的整个腹部——这引发了腹膜炎。现在回过头看，她前一周的高烧便是阑尾炎的早期症状。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去医院探望她的情形。我躲在角落里，看到护士捧着一个金属盘子走进病房，盘子里有两个注射器，上面是巨大的针头。我吓得赶快逃离了病房，我不愿意看到妹妹接受那么痛的抗生素注射，那么大的针头要打进她的屁股，而且每隔两个小时就要打一次。我清楚地认识到：医生有时也会犯错。

我父亲对科学和医学非常感兴趣，总说自己要是一个医生该多好。在我年轻的时候，他鼓励我当一名护士。随着女性从事医疗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我决定将来要做一名医生。后来我在哈佛大学的拉德克里夫学院（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的前身）念书，全身心扑在科学上。我遗传了爸爸对于数字的敏感，第一次学到了定量科学：高等数学、物理、生物物理化学。我非常喜欢研究公式，因为用它总能够获得清楚精确的答案。但是我也对生物学很感兴趣，这门学问有那么多的可能性，你很难完全猜对答案，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最多只能得到一个连续的范围。

我自己第一次生大病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天早上醒来，我感到尿急，甚至都有点痛。我回头看了看马桶，水已经被染成了血红色。我很害怕，立刻跑去学生医疗服务中心，接待我的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护理医生，她安慰我说，不会有生命危险。她说：“没什么大问题，你的膀胱感染了，用抗生素很快就能治好。”然后，她帮我开了磺胺类药物的处方，还让我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找她。

我从附近的药房抓了药。在药瓶里面有一张说明书，上面清楚地介绍了这种抗生素的详细信息，包括一长串可能会产生的副作用清单。我很仔细地阅读了这些信息：重度全身皮疹，肝衰竭，甚至可能导致死亡。我吓坏了。我应该吃这么危险的药么？那个护理医生开这个药给我，那么她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而，由于我病痛难忍，还是取出了一片药放进嘴里，战战兢兢地吞下肚子，忐忑地等着副作用开始发作。好在一切风平浪静，我没有出现任何副作用，而我自己的病症也在一天之后消失了。虽然这次治疗成功了，但我还是像我妈妈一样，是一个怀疑者。但是就算是怀疑者，最后我还是成了一名医生。

治疗越少越好还是多多益善

在哈佛医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发现基本上所有鼓舞人心的老师都是内分泌学家。他们似乎对于医学的任何知识都了解，能够高度敏感地发现病人生活中和身体检查时的细节，这些细微之处很容易被人忽略。比如打鼾、多汗、鞋码突然变大，这说明脑下垂体分泌了过多的生长激素；手发抖、眼睛不适，预示了甲状腺肿大。一种荷尔蒙控制着另一种荷尔蒙的分泌水平，两者之间有精确的反馈机制，从而保障身体达到平衡状态。

我在实习期间主修的是内分泌和新陈代谢学科，在那之后，我对于绝经女性的荷尔蒙补充问题产生了兴趣。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遍的治疗方式是采用雌激素治疗与孕酮相结合的方式，不但能够减轻绝经期女性潮热的症状，防止骨质疏松，而且还能够预防心脏病、中风和痴呆等病症。但是作为一个怀疑者，我对于这些荷尔蒙的功效产生了怀疑，它们到底能不能避免那么多因为人类衰老而产生的问题？我对风险非常厌恶，我对于雌激素的副作用非常担心，特别是这种激素有诱发乳腺癌的风险。

我经常要为医生和普通人就荷尔蒙问题做讲座，有一天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了弗莱明汉的心脏调查研究，这是所有对流行病的长期研究中规模最大、研究质量最高的一次调查。调查显示，雌激素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并没有明显的疗效，我对于这个结论感到非常不安。我开始不太情愿给我的病人们开雌激素的处方，我觉得雌激素的使用应该因人而异。2002年，美国“妇女健康倡议”项目WHI通过一次对比实验发现，给绝经后妇女补充荷尔蒙并不能预防心脏病的发作。相反，这种治疗方法甚至导致了心脏病发作概率的上升。同样，补充荷尔蒙也不能够预防老年痴呆症和其他类型的痴呆症。最后，这种荷尔蒙治疗法会导致病人患乳腺癌风险的增加。对于绝经后的妇女是否应该补充荷尔蒙，现在还是一个存在广泛争议的话题。

但是对于我自己的健康来说，我的理念是治疗应该越少越好。不到万不得已，我不喜欢吃药或者其他什么补品。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我的病人，我都担心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担心各种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副作用。

大概10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发现自己的体重突然减轻了。一开始我还是挺高兴的，觉得是我在网球和滑雪上花的时间比较多，运动起到了效果。但是接下来几个月，哪怕我有意识地吃很多，减少运动量，体重还是在不断减轻。我开始发现自己的耐力不如从前了。我试着不去理会这些症状，也没有想去找原因。然而，终于有一天，我在网球场上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得不停下来，坐在球场上休息时，这才意识到我的身体肯定出了问题。医生诊断我是患上了格雷夫斯病（Graves' disease），这是一种甲亢。这不能算是意外，因为我家族里很多女性都有甲状腺方面的疾病。确诊以后，我并没有一下子明白状况，我的丈夫杰尔姆也是一个内科医生，他也没有立刻进入状态。但是诊断结果下来了，我肯定要开始治疗了，这是个没有办法回避的事情。在我做内分泌科医生期间，我治疗过许多患有格雷夫斯病的病人，我对于每一种治疗的益处和风险都非常清楚。此外，我对于许多病人的经历非常熟悉，理论上而言，这对于我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是有帮助的。

几年之后，我在一次滑雪意外中受伤。当时我正在滑雪的山脚下等我的孩子，一个年轻的女人从树上“扑通”一声掉了下来，砸在我身上，把我撞翻了。好在我的骨头没有断，但是我的踝关节扭伤了，肿了起来，非常痛。接下来的好几个月，我都没有办法再玩网球了，有时候走路都感到不舒服。由于缺乏运动，我感到烦躁不安。于是，在一个星期日，我准备去医院整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为了整理一摞书，我跪得很低，忽然听到膝盖里面发出很大一声“咯噔”的响声。我的膝关节马上肿了起来，肿到一个葡萄柚那么大，非常痛。我试着用冰来敷，还试了膝盖支架，但是疼痛和肿胀都没有消退。最终，在一瘸一拐地走了一周之后，我预约了一个矫形外科医生。他给我做了检查，告诉我我有扁平足，所以膝盖受伤的概率很高。他建议我去做一个核磁共振成像。随后我就预约了一个一周以后的核磁共振检查。但是做核磁共振那天，我看到自己的一个病人，她也是一个很深的医学怀疑者。她看到了我一瘸一拐的样子，当她听说我是要去做核磁共振的时候，看着我说：“我的医生啊，你原来不是告诉我，膝盖受伤一般几周以后自己就好了吗。为什么你那么快就要去做核磁共振了？”我因此决定先不要做核磁共振了。当然，又过了十天，我的膝盖自己好了，我又能够完全自由活动了。所以我也就根本没有去做核磁共振。

这些年来，我的主要临床治疗都是甲状腺疾病和甲状腺癌方面的。现在，我是我们医院负责治疗甲状腺结节的科主任，如果病人有甲状腺肿大的症状，需要诊断或者是做活体组织检查，那么他们就来找我。甲状腺癌一般都是在体检时偶然发现的，要不然就是在为其他健康问题拍X光片的时候发现的。绝大多数甲状腺肿瘤都很小，发展得很慢，很容易治好。尽量少地接受治疗的思维方式对于这种肿瘤来说非常合适，我会采取比较温和的治疗方式。但是有一些甲状腺肿瘤非常厉害，这个时候就需要激进的治疗方式了。在治疗比较严重的病人时，我会有意识地改变思路，把治疗做到极致。

我的父母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们现在都还很活跃，总的来说身体都很好。我父亲喜欢跟我讨论科学界和医学界的新进展。我母亲依然喜欢教我应该吃什么，例如三文鱼和蓝莓对身体有益处，我应该在饮食中保证摄取足够的钙。每当我提醒她，我自己就是一个医生的时候，她的回答是：“好吧，医生又不是什么都知道。”当然了，她说得有道理。

尽管我们都已经做了30多年的医生，但我们意识到自己对各自思维方式的认识非常模糊，想到这里就觉得很吃惊。回顾我们各自家族的历史，我们自己治病的经历，以及我们的社交圈，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在健康医疗方面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偏好。我们惊讶地发现，其实我们跟病人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比方说杰尔姆就像米歇尔·伯德，笃信科学，相信治病就应该无所不用其极；而帕米拉则像苏珊·鲍威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者，对于风险十分厌恶，希望能够采取最少的治疗。

但是作为医生，我们的目的其实还是帮助病人理解自己，明白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比较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和目标。尤其，我们意识到了不能够将自己的偏好强加在患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