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大脑的快思考与心脏的慢决策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精神病学教授、神经科学家史蒂芬·波吉斯（Stephen Porges）认为，人类的心理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大脑，还与身体其他部位的神经息息相关。神经就像双向车道，在大脑与身体其他器官之间来回快速地传递信息。波吉斯的研究重点是第十对脑神经，也称为迷走神经。它是一组条状纤维，发端于脑干中的延髓部分，并蜿蜒分布于身体的各个重要区域，包括头部、咽喉、肺部、心脏及消化系统。它就像一条微型高速公路，在最重要的生命器官之间穿梭盘旋。

20世纪60年代末，波吉斯将这条神经赛道定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此时正值心理学流派纷呈之时：不少研究者鼓吹精神药物，另一些人埋头研究死亡，波吉斯则加入了心理生理学学会（Society for Psychophysiological Research）。这是一个相对低调的学术团体，由一批具有实践精神的学者组成，他们希望将心理与生理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该组织的成员，包括波吉斯在内，都梦想着能够通过对身体的实时监测来提升我们对人类行为的认知。他们不满于过分依赖主观询问和自我报告的研究现状，对那种让病人每周三次躺在沙发上倾诉童年往事的治疗方式也兴趣寥寥。

这些学者并不相信病人的口头叙述，而是希望检测病人身体的内部变化。正如波吉斯告诉我的：“我们的目标是无须与病人交谈就可以了解其心理状态。”因此波吉斯决定研究心脏。他认为，大脑与心脏之间的高速神经连接是破解人类情绪的关键。波吉斯试图证明，通过简单测量毫秒之间的心率变化，就能够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做出判断。他设想未来的心理学家可以依靠检测心率来轻而易举地诊断，甚至预测病人的精神障碍。

婴儿的心率可预测未来的行为

波吉斯的观点如同许多天才的洞见一样，乍听之下似乎不可理喻。心率的微小变化对心理健康为何如此重要？的确，在感到焦虑时我们的心跳会加速，平静时心跳则会放缓，但几乎难以察觉，因为变化只是在转瞬之间。而且，虽然心率总是随着吸气、呼气而上下变化，但这个有趣的现象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心智健康或者情绪健康。心率虽然起伏不定，但这种变化不足以让我们突然丧失理智。不妨试着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再呼气、吸气。显然，你感觉不到心跳在吸气时加速，在呼气时放缓，尽管它确实如此。你也不会因此而觉得狂躁或沮丧，因为一切正常。那么，波吉斯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在波吉斯撰写关于心率变异性（heact rate variability）与反应时间的博士论文之前，有关此课题的研究还一直停留在达尔文的时代。一百多年前，达尔文根据法国生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的早期著作，推断人类的情绪状态可能是由一个急速的心脑反馈回路所掌控。达尔文在诸多学科领域都具有超前性的预见，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1872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迷走神经（当时被称为“气胃神经”），是一条在大脑与心脏之间来回传递信息的通道：

可以预料，当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时，它将立刻对心脏产生直接的影响。众所周知，当心脏受到影响后，它也会对大脑产生影响，随后大脑的状态会再次通过气胃神经影响心脏。因此在任何一种兴奋情绪下，人体中这两个最为重要的器官之间会产生频繁的互动。

在此后的一个世纪，科学家仍无法证实或者否定达尔文的理论。当1969年波吉斯第一次参加心理生理学学会组织的会议时，所谓心脑反馈回路的精确运作机制仍属于理论上的假设。这个领域是时候少一点理论，多一点实践了。

波吉斯为此设计了全新的心率测试方法。他记录下被试在专注某项工作时的心率变化。他还招募了一批学生，让他们连上贝克曼心率计，由此研究出了测量心率变异性的可靠方法。他以一系列心理因素为背景进行了测试，尤其是针对婴幼儿的实验。他还研究了从老鼠到婴儿等各种生物的心率模式。这种心率变异性的量化方法已经被世界各地100多所实验室采用。

这个实验体现了波吉斯的研究宗旨，即不依靠病人自身的想法来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当然，9个月大的婴儿才开始牙牙学语，所以根本无法倾听他们的想法。但波吉斯发现，即便是来自婴儿母亲的意见也没有帮助，而花上几秒钟或几分钟对婴儿的行为进行观察同样毫无裨益。其实，真正重要的事情发生在婴儿身体的内部，他们幼小的心脏进行着毫秒之间的换挡变速。

令许多心理学家感到惊讶的是，20多年间，波吉斯通过实验多次证明了心率变异性，即心率的大幅度提升与下降，是心理健康的标志。这就像低胆固醇是身体健康的标志一样。对婴幼儿来说尤其如此。婴幼儿的心率变化范围越大，那么他关注新的视觉刺激物的时间就越长，注意力也更不容易分散。

以静态心率为每分钟100次的幼儿为例，如果他受惊或恐惧时的心率能够在90～110这个较宽范围内上下变动，那么比起那些心率变化范围在95～105之间的儿童，他在以后的人生中将较少出现情绪困扰问题。静态心率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应激反应时心率的变化幅度。心脏瞬间反应幅度较大的儿童有着更为有效的心脑反馈系统。这种较高的效率能帮助他们调节情绪：当他们激动不已时，心率会得到更高的提升；当他们平静下来后，心跳则更为缓慢。

试着把心脏想象成一辆汽车的发动与制动系统。如果你正在一条蜿蜒崎岖的双向车道道路上行驶，驾驶的汽车又存在加速无力或刹车不灵的问题，那么这段旅程肯定会令你提心吊胆。如果是在夜晚或者碰上恶劣的气候，你很可能会惊慌失措，反应过度。但如果你确信自己可以轻松地加速行驶，遇到危险的弯道又可以轻而易举地减速慢行，那么在驾驶中你会感到更加安全。你不必一直加大油门或猛踩刹车，而是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进行变速，例如在几分钟平稳行驶之后的突然加速。在驾驶过程中，汽车的卓越表现会让你充满舒适感。

心脏反应与大脑思考

心脏在毫秒之间的反应会影响大脑的长期反应，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时，仍存有疑虑，因为这相当于解释了我们到底是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并进行决策的。波吉斯的实验并没有被研究决策问题的主要著作提及，我采访过的顶尖决策研究者甚至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然而，波吉斯以及其他人所做的大量研究，证实了较高的心率变异性会带来益处，尤其是对儿童而言。较低的心率变异性存在缺陷，因为它往往与强烈的愤怒、敌意、压力和焦虑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个结论听起来有悖于直觉，但一颗反应迅速的心脏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延迟满足、保持冷静，即使是面对巨大的诱惑或恐惧。总之，心脏的快速反应有助于大脑随后的冷静思考。

被誉为“婚姻教皇”的婚姻关系研究专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在他的著作《幸福的婚姻》中提到，他只需通过几分钟的观察就能准确评估一对夫妻的婚姻状况，这使他在一时之间声名鹊起。戈特曼也研习过波吉斯的理论，他希望了解在面对父母的反对时，孩子的心脏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不出所料，他和他的同事林恩·卡茨（Lynn Katz）发现，一个四五岁大的孩子在与父母发生摩擦时，如果能够下意识地迅速有效调节自己的心率，那么8岁之后的他就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戈特曼和卡茨并没有观察这些儿童的有意识的反应或行为，而是着眼于孩子身体内部所发生的变化。

另一组研究人员让68对同居的异性恋伴侣坐在沙发上畅谈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有点像电影《当哈利遇到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中的场景，只不过他们的身上连有电极，电极被接入一个四通道的生物信号放大器，以便持续监测他们的心率反应。当他们论及伴侣的性情举止，以及如果离开对方后自己将如何是好时，计算机记录下他们每一毫秒的心率变化。在随后的三个星期里，他们留下了关于互动沟通和对彼此感觉的详细记录。

虽然实验的结果比较复杂，而且存在性别差异，但总体情况是：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当伴侣的心脏反应更为强烈时，他们都会做出积极的回应，从而表现出良性互动。不知何故，人们能够感觉到发生在伴侣身体内部的变化。结果表明，心率变异性不仅会对自身的情绪反应产生影响，同时也影响着伴侣的回应方式。当坠入爱河时，我们的心脏真的会在那一刻停止跳动。

迷走神经的“龟兔赛跑”

史蒂芬·波吉斯的实验开启了一个将心率变异性运用于情绪健康研究的新时代。但在1992年9月，波吉斯收到了一封来自新生儿学专家的信件，迫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观点。专家写信的起因是波吉斯发表的一篇论文，波吉斯认为健康、足月的婴儿的心率更加多变，而早产儿的心率的变化则相对较少。专家在信中指出，虽然波吉斯的文章值得一读，但其中的结论似乎有悖于他的临床经验，因为中枢神经系统“快车道”的急速反应有可能非常危险。过于强烈的心率反应对婴儿的健康不利，甚至足以致命。

这位专家提到心动过缓症，这是一种心率大幅度骤然下降的病症，足以导致婴儿大脑缺氧。他将这种下降归咎于迷走神经。也就是说，波吉斯所研究的这条神经高速公路向婴儿的心脏传递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信号，两者产生的影响完全相反。这些信号有时对婴儿的健康有益，因为它们能促使心脏加速跳动并使其富有弹性；有时却会大幅降低婴儿的心率，使他们面临突然夭折的危险。

波吉斯言道：“由于我的诸多发现，我经历了一个学术上的开拓期，而且我认为自己已经得出了结论，破解了一个重大问题。研究数据告诉我，心率变异性有百利而无一害。但这封信半路杀出，让我面对严峻的挑战，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所有的问题。”

信在波吉斯的公文包里整整放了两年。

1994年，波吉斯作为主席代表受邀前往心理生理学学会发表演讲。在过去的25年里，学会与波吉斯共同成长，如今它将这份殊荣留给了波吉斯。在这一年的10月8日，他弄清楚了该如何回应那位专家所提出的挑战，并准备提出另一个全新的重要理论。这个新理论既涵盖了心率的强烈反应所带来的积极效果，也包括了它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

波吉斯在演讲中指出，发端于脑干并贯穿于全身的迷走神经实际上是由两束纤维缠绕在一起所构成的：一束是原始纤维，它遗传自我们与爬行动物的共同祖先；另一束则更为精密，它是随着哺乳动物的出现才发展起来的。两束纤维都在毫秒之间高速运转，但两者的功能截然不同。发源于爬行动物的纤维控制消化与生殖系统，而来自哺乳动物的纤维则控制头部与面部的肌肉，以及心血管系统。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原始纤维掌控着我们的肠道，而肠道以上的部位则由后来出现的纤维所掌控。这两个系统都与心脏相连。

迷走神经的“爬行”部分有着更长的进化历史，可以想象一下神经信号像无数只乌龟在这条纤维上来回穿行的样子；而“哺乳”部分的进化历史则相对更短，你同样可以想象信号像无数只兔子沿着这条纤维上下飞奔的情景。这两类信号沿着相互交织的两条赛道来回奔跑，而且速度极快。其中令人诧异的部分在于，在这场“龟兔赛跑”中，谁将获得胜利，以及如何获得胜利。

根据波吉斯的分析，当我们受到刺激时，例如面对可怕的或是令人兴奋的事情时，迷走神经中的这两束纤维都会对心脏产生影响，但方式却完全相反。其中“乌龟”瞬间发出的是退缩与抑制的信号，效果就像紧急刹车。波吉斯提到了在遭遇危险时心率直线下降的鬣蜥，此外还有猪鼻蛇，猪鼻蛇在受到刺激时心率会急速下降，看上去就像死了。在各类动物中，虽然爬行动物的行动最为缓慢，但神经退缩反应却极其迅速。许多科学家称之为“战斗—逃跑”反应，而波吉斯将其概括为“战斗—逃跑—僵死”反应。

与之相比，迷走神经的“哺乳”部分对刺激的反应就更加灵活，它会根据具体情况来加快身体的运转，或者相应地减缓速度。它也可以减轻“爬行”部分所产生的制动压力，否则一切生理活动都可能受到抑制。因此，当迷走神经中古老的“爬行”部分让身体停止运转时，后起的“哺乳”部分就会行动起来。可见，一种神经反应是陷入恐慌的僵死状态，而另一种神经反应则可以使我们提高警惕，以迎接新的挑战。两者都被我们继承下来，因此迷走神经的反应也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根据波吉斯的理论，“爬行”部分的单独作用要么会导致心率的大幅度降低，使我们昏厥在地，要么会过度刺激肠道，让我们频频出入厕所。显然，无论是对儿童还是成人来说，此类反应都算不上明智之举。

依据这套全新的理论，波吉斯足以回答新生儿学专家在信中提出的挑战。一般而言，心率变异性更大的婴儿更加健康，此时“哺乳”部分的信号更为活跃。但如果“爬行”部分的信号处于支配地位，婴儿的处境就变得十分危险。“爬行”部分的信号从来不懂慢条斯理，它们是一种极速的保护性反射，一旦察觉到危险存在，就会抑制心脏的跳动。正因为如此，我们几乎观测不到出现宫内窘迫症的胎儿的心率变化，他们的迷走神经中古老的“爬行”部分察觉到了危险的存在，因此关闭了心脏的阀门。

迷走神经的反应虽然只在毫秒之间，但它可以解释各类身体疾病与情绪问题的发生原因，特别是与应激反应有关的病症。以哮喘为例，爬行动物的脑干相对原始，在遭受攻击时，它必须急剧降低氧气的消耗，而同样的抑制作用却可能让“嗜氧”的哺乳动物一命呜呼。哮喘的发作有可能就是神经系统中的“爬行”部分所采取的防御性措施，一旦它察觉心血管系统在应对危险境遇时已经超负荷运转，便会立刻行动起来。

又比如自闭症。虽然目前还未成定论，但一些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的心率变化并不敏感，很容易遭受“爬行”部分抑制反应的伤害。显然，当迷走神经中的“爬行”部分占据支配地位时，它并不一定会让心脏彻底停工，但它可以抑制住“哺乳”部分的反应。根据波吉斯的理论，对神经系统中的“哺乳”部分予以刺激，增加心脏反应的敏感性，可以减少一些患者的自闭行为。自闭症的发作可以看成是“乌龟”赢得了比赛，它抑制了儿童本该表现出的情感反应与社会反应。

再如边缘型人格障碍。研究人员发现，心脏反应能力与边缘型人格障碍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在一项实验中，当对照组成员观看一些极具煽动性的电影片段时，他们的心率变异性有所增加。但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受试者观看同样的片段时，心率反应反而变得更不敏感。这是出于何因？迷走神经的“爬行”部分或许又是罪魁祸首。一般说来，在面对恐怖场景时，迷走神经的“哺乳”部分会加速心脏的跳动；在面对宁静的画面时，则会降低心跳的速度，但迷走神经的“爬行”部分很可能阻断了这种反应。按照波吉斯的说法，在以上这些病症中，迷走神经的“哺乳”部分在心脏的调控方面存在着缺陷。

成功更青睐愿意等待的孩子

现如今，测量心率变异性的过程非常简单，只需两三分钟，而且检测设备也很容易操作。如果心率变异性真像研究证明的那样至关重要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其运用于新生儿APGAR评分测试中。我们还可以测试幼儿的心脏反应能力，从而了解哪些孩子最有可能出现精神障碍。至于成年人，我们可以将心率变异性的测量加入常规定期体检中，就跟测量血压和胆固醇一样，检测在受到刺激时心率的变化幅度。心理学家和医生在临床诊断时可以将心率变异性作为考虑因素，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意去了解自己的心率在什么时候会上下波动，以及这种波动在什么时候会影响他人，尤其是我们的挚爱。

当然，因为这是一项全新的研究，所以我们的结论不应该太过绝对。即使孩子心率变化的幅度不大，家长也不必惊慌失措。我们也无须火急火燎地去测试伴侣的心率反应，至少目前还没有这个必要。

此项新兴研究的重要用途之一，是针对精神创伤者的治疗。那些自称幼年时期受过虐待的患者在成年之后表现出更低的心率变异性。一种观点认为，曾经的创伤性事件不仅在当时对他们的心率反应产生了抑制作用，而且一直存留于记忆中，继续减弱他们的心率反应。由此看来，我们平日常说的“破碎的心”一词从解剖学的意义上说还真是具有一定的道理。

如今，人们设计出不少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旨在向创伤受害者传授调控心率的技巧。例如一些瑜伽课程能够帮助受过精神创伤的女性调节自己的呼吸模式，还有一些传统戏曲学习项目，可以促进受过精神创伤的青少年学会有节奏的动作与发声。虽然放慢呼吸、冥想和锻炼都有助于提升心率变异性，但我们仍不清楚这些治疗方法对创伤性损害的修复程度。不过，即使这项有关心脏与精神健康的新兴研究没有别的用处，至少它又给了我们一个理由去参加那些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活动——假如你正需要一个新的理由去参加慢跑或者练习瑜伽。

我问波吉斯，他的研究对扶养儿童具有什么样的启发。不出所料，作为一位偏向于观测生理反应而非倾听语言表述的研究者，波吉斯更强调生理方面的因素。他谈到儿童尤其是幼儿所处的环境时说，这些孩子很难清晰地理解自己所面对的境遇，也无法理性地认识自己的经历，“应该避免喧闹的声音和创伤性的情境，注意生理上的细节表征。想一想自己的何种行为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抑制反应。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也包括你自己以及亲朋好友的身体状况。细心观察孩子的生理反应”。

我们习惯性地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安全，什么是危险，但成人所认为的危险与儿童切身体验到的危险可能并不相同。对孩子来说，仅仅是感觉上的危险就已经足够，它并不需要真实存在。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心理障碍都与早年的创伤性经历有关，比如性虐待或者家庭失和，但孩子们同样会因为一些不那么明显，甚至是无意间的举动而退缩，父母一次气愤的斥责或者一件可怕的万圣节服装就足以引发这种反应。当我们看见幼儿将手伸向滚烫的火炉或锋利的刀刃时，可能会理所当然地大声叫喊，让他不要去做。或许我们的叫喊完全是不由自主，但这种反应却会伤害孩子长期的心理健康。根据波吉斯的理论，我们应该给婴幼儿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能发展中枢神经系统的快速反应能力，而不会出现抑制问题。

波吉斯的发现可谓正逢其时。当时，人们对儿童的决策机制与自控能力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这种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一系列非常著名的实验，实验的地点是斯坦福大学附属幼儿园。

自此以后，研究人员不断发现：比起那些做出瞬时反应的玩伴，能够延迟反应的儿童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更加幸福，也更加成功。他们在培养社交技能、运用共情能力以及解决矛盾冲突等方面有出众的表现，并且具有更高的认知能力。善于延迟满足的学龄前儿童在以后的人生中拥有更强的自尊心，能够妥善地应对压力，很少沾染毒品，而且不会过度肥胖。总之，愿意等待的孩子往往胜人一筹。

这些研究结果已经为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所熟知，甚至是烂熟于心。许多学校将自控力设为一门课程。位于费城的由“知识就是力量”项目（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支持的KIPP学校发给学生的T恤上就印有“别吃棉花糖”的口号。过分焦虑的父母们也变得神经兮兮，因为他们急于知道自己的孩子到底是注定失败的“一颗棉花糖”还是前程远大的“两颗棉花糖”。诸如“让你的孩子成为首席执行官”“让你的孩子成为有钱人”之类的网站则竞相向家长们兜售锦囊妙计，让他们学会如何教育孩子懂得延迟满足所能带来的丰厚回报。对于孩子的良好表现，有些家长已经不再给予即时的表扬或奖励，而是送给孩子一些日后才能兑现的票券。

不过，虽然延迟满足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好处，但这个结论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选择等待。棉花糖实验已经为人熟知，但实验结果还没有被充分理解。虽然我们对此类实验所触发的大脑区域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尚未弄清的是，有些4岁大的孩子是否天生就愿意为了得到第二颗棉花糖而等待15分钟，并因此在以后的人生中有更好的表现。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训练他们推迟几分钟去获得满足，来挽救那些缺乏忍耐力的孩子。显然，这是“先天与后天孰轻孰重”这个古老辩题的现代版本。

儿童到底应该等待多长时间？我们对此也没有确切的认知。我们认为，如果一个4岁大的孩子在吃掉棉花糖之前只能等上一两秒钟的话，那么他将来的生活可能会比较糟糕，因为无法抑制冲动的儿童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那些为了得到第二颗棉花糖而愿意忍耐几分钟的孩子则会拥有美满的生活，因为这种相对较长的延迟反映出良好的意志力与自控力。这显然是容易理解的。然而，实验并没有告诉我们延迟的时间到底多长算长，多短算短，或者说到底有哪些因素会对理想的延迟时间产生影响。可以说，相比于因为缺乏耐性而立即抓取棉花糖的孩子，我们更应该担心那些几个小时一直盯着棉花糖不放，宁死也不愿做出让步的小孩。有理由认为，如此偏执倔强的孩子将来更可能走进监狱，而非名牌大学。

专家们认为，与儿童心理健康关系最为紧密的时间长度至少要有几秒钟。在对全身性发育迟缓和注意力缺陷障碍进行检测时，例如检测是否有自闭症、亚斯伯格综合征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等时，人们所评估的正是在此时间范围之外的儿童反应。实施诊断的心理学家观察孩子们玩耍、聊天、烦躁、局促不安以及无聊时的一举一动，所有这些举动都至少持续几秒钟的时间，而且常常会更久一些。

学界对大脑的研究集中于一个类似的时间长度。科学家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来映射大脑反应，以此展示大脑的不同区域随着我们的反应变化逐一“点亮”的画面。但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只能捕捉到神经元启动几秒钟之后的血液与氧气流量的变化。虽然多种技术可以帮助科学家更为迅速地追踪大脑变化，但直到目前为止，即使是最快的磁共振成像仪的拍摄速度也无法超过每秒一次。

研究表明，在思考关于延迟决策与儿童成长的问题时，我们习惯于关注至少几秒钟的时间长度，而忽视了波吉斯所强调的迷走神经在毫秒之间所传递的反应。但如果在毫秒之间实现瞬间延迟的能力如此重要，是儿童情绪发展和心理健康的关键，那么这将意味着什么？

无论是孩子自己还是家长和老师，他们对这种无意识的时间管理都一无所知。没有人会给自己的T恤来个DIY，印上“毫秒之内别做反应”的字样。毫秒之内的超速反应类似于一种动物本能，而非人类情绪。我们在半秒钟之内根本无法进行思考，这比我的宠物狗弗莱彻强不了多少。在经过一定的训练后，当我朝弗莱彻扔一块牛排时，它还能动动脑筋，想想自己该怎么去做。在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下，任何反应都可以说是出于本能和无意识，也即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谓的“被动非自愿”。

然而，这种比“棉花糖时间”更为迅速的本能反应，对于“是否立即吃掉棉花糖”的最终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或诱惑时，我们的身体会在毫秒内的前意识时间里做出本能的生理反应，如果忽视这一点的话，我们对决策机制的了解就是不完整的。在进行决策时，我们的心脏至少与大脑同等重要。

时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常常会对其产生误解。如果完全专注于大脑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内所做的反应，那些更快的反应就会逃过我们的眼睛。这是我们在探讨儿童与成人的决策机制时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在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是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了正确的地点。

针对迷走神经的研究揭示出一个存在于我们身体内部的高速世界，这个世界如此之快，以至于意识根本无法捕捉到它。然而，当我们要做出决定，比如是否要马上吃掉手头的棉花糖时，正是这些飞速反应帮助我们确认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心率变异性是帮助我们以极速反应实现延迟的工具。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当他需要耐心的时候，都可以运用这种无意识的技巧。不过，医学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该如何完善心率的瞬间变化——至少目前还是如此。我们无法通过药物或手术来提高一个4岁儿童的心率变异性，从而帮助他为了得到第二颗棉花糖而等待15分钟。我们缺乏有效的工具来管理超速反应的最佳时间。这种无能为力的局面让人心存不甘。然而，一些人却拥有出色的控制能力，即便在意识无法感知时，也能游刃有余地推迟自己的快速反应，正是这种能力让他们跻身于全球瞩目的伟大人物之列。